錢穆先生相關文獻蒐輯彙編目錄底本－學位暨會議論文編

錢穆先生相關文獻蒐輯彙編目錄底本－學位論文編

最後版本更新時間：2024年07月31日

名稱	作者	學位授予單位	學位名稱	外文題名	導師姓名	引文	文摘	學位年度
錢穆歷史文化思想初探	姚中秋	中國人民大學	碩士		馬金科	[1]姚中秋. 錢穆歷史文化思想初探[D].中國人民大學.1991.		1,991
錢穆文化觀研究	陳勇	華東師範大學	碩士		桂遵義	[2]陳勇. 錢穆文化觀研究[D].華東師範大學.1992.		1,992
錢穆與甲骨文及考古學	傅傑	華東師範大學	博士		王元化	[3]傅傑. 錢穆與甲骨文及考古學[D].華東師範大學.1995.		1,995
三十年代北京大學史學系與中國現代史學--以傅斯年，錢穆為代表的研究	陳昕嘩	北京大學	碩士			[4]陳昕嘩. 三十年代北京大學史學系與中國現代史學--以傅斯年，錢穆為代表的研究[D].北京大學.1997.		1,997
二三十年代梁啟超、胡適、錢穆的戴震研究	劉巍	清華大學	碩士		錢遜	[5]劉巍. 二三十年代梁啟超、胡適、錢穆的戴震研究[D].清華大學.1998.	與以往就學術史而論學術史的研究取徑有所不同，該文試圖提供從思想史看學術史的獨特視角，以二三十年代梁啟超、胡適、錢舟對清學史中心人物戴震的研究為個案，在對基本文獻深入細緻的辨析梳理的基礎上，論證、凸顯了他們之間寓於學術見解中的思想交涉. 該文的旨趣，不在於品評其研究成果的得失高下，而在於闡明梁胡錢三家各自思路之所以然及其內在關聯，從而揭示春清學史整理的思想意義，為重建清學史做…	1,998
論錢穆的清代學術史研究——以《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為考察中心	楊華	華東師範大學	碩士		王東	[6]楊華. 論錢穆的清代學術史研究——以《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為考察中心[D].華東師範大學.1999.	錢穆（1895-1990），字賓四，江蘇無錫人，是中國現代著名的史學家和教育家。就其史學研究而言，他建立了以中國通史和中國學術思想史為主幹的史學體系，對當時及後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尤其是在中國學術思想史的研究領域，他不僅上下洽通，自成體系，而且還在先秦諸子學、兩漢經學、宋明理學和清代學術思想等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幾個重要關節點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績，許多成果都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值得我們認真地加以總結和繼承	1,999
錢穆史學思想研究	徐國利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博士		蔣大椿	[7]徐國利. 錢穆史學思想研究[D].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00.	錢穆（1895-1990）是中國近現代著名史學家，著述豐富，史學代表作有《劉向歆父子年譜》、《先秦諸子系年》、《國史大綱》、《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文化史導論》、《文化學大義》、《民族與文化》、《中國歷史精神》、《學鑰》、《中國歷史研究法》、《朱子新學案》、《中國史學發微》和《晚學盲言》等。他的論著包含著豐富而深刻的史學思想，形成了以儒家文化為本位的民族文化生命史學思想體系，在中國現代史學史和學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錢穆一生正處於中國在西方強力文化的衝擊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化最為劇烈和深刻的時期，這種歷史社會環境是造就錢穆民族文化生命史學思想體系的外在條件。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的存亡興哀這一時代問題直接激發和最終促成他走了以史學為本位的學術救國道路。二、三十年代，中西文化大論爭及其全盤西化思潮盛行，尤其是1937年日本侵華所引發的民族危機的空前加劇，促使他對中國歷史文化進行了全面和深入的思考研究，他明確提出了中國文化復興主張，從歷史事實和文化觀的高度對近代以來的歷史文化虛無主義進行了嚴厲批判，初步形成...	2,000
中英關係在新中國建立和「文化大革命」時期於香港地區的體現	關懷廣	暨南大學	碩士	Sino-British Relations as Reflected in Hong Kong Arou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China and During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周青	[8]關懷廣. 中英關係在新中國建立和「文化大革命」時期於香港地區的體現[D].暨南大學.2000.	新中國成立前後，前英國殖民地香港可說充分體現和反映出中英兩國關係中的種種矛盾、鬥爭和妥協，在“兩航事件”，“加強社會控制”、“三·一事件”、“大公報案”等事件上，中英之間的角力既有激烈的一面，也有協調的一面。本文以解放初期香港發生的種種重大社會事件為主線，分析中英如何處理彼此之間的分歧和鬥爭，除了探索中英的既定政策，本文也從種種社會事件的動態發展中闡述該等政策在事態中的變化發展。此外，解放前大批中國著名文化人停居香港，一俟解放便紛紛回國為新社會服務，從而對香港的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另一方面，國內也有不少著名知識份子在解放時南下香港，並在香港掀起了新的文化潮流，而新亞書院也是由錢穆、唐君毅等南下的知識份子在1949年底創立的。本文就新中國建立震蕩和影響下的香港文化變遷，進行深入探究和剖析，從中找出香港在中西（美元）文化交匯下的演進軌跡。 1967年「文化大革命」高潮時，香港也爆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英抗暴鬥爭」，其後在八月下旬更導致中英關係出現史無前例的危機——北京的英國駐華代辦處在「中...	2,000
錢穆教育思想與新亞書院	陳文斌	中國人民大學	碩士	Qianmu's ldea on education and New Asia college	牛潤珍	[9]陳文斌. 錢穆教育思想與新亞書院[D].中國人民大學.2002.		2,002
錢穆早期經學觀與文化觀：以《劉向歆父子年譜》為例	李桂花	華東師範大學	碩士		路新生	[10]李桂花. 錢穆早期經學觀與文化觀：以《劉向歆父子年譜》為例[D].華東師範大學.2002.		2,002
梁啟超、錢穆在清代學術史研究範式形成中的貢獻	向薇	清華大學	碩士		董士偉	[11]向薇. 梁啟超、錢穆在清代學術史研究範式形成中的貢獻[D].清華大學.2002.	梁啟超、錢穆作為二十世紀初清代學術史研究的代表人物，對清代學術史的研究影響了後世學人，他們的研究範式也奠定了清代學術史研究的基本格局. 該文從敘述中國學術史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入手，介紹20世紀初以前清代學術史的研究概況，重點在分析梁啟超、錢穆的清代學術史研究. 以梁啟超最重要的清代學術史研究著作《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為主要依據，具體論述梁啟超清代學術史研究中…	2,002
王夫之史學思想若干問題探析	李峰	河南師範大學	碩士		王記錄	[12]李峰. 王夫之史學思想若干問題探析[D].河南師範大學.2002.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因其思想博大精深，而備受學者矚目。二十世紀，在梁啟超、錢穆、嵇文甫、侯外廬、張岱年、肖筵父、蔡尚思等諸大家的推動下，學界對其學術思想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著重對其史學思想中的三個問題進行探討，	2,002
現代新儒家文化詩學研究	侯敏	蘇州大學	博士		朱棟霖	[13]侯敏. 現代新儒家文化詩學研究[D].蘇州大學.2002.	在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的一片呼聲中，中國學術界走出一群堅定守護中華文化傳統和儒學道德理性的文人學者，這就是現代學術史上的新儒家。梁漱溟和熊十力擔當了文化麥田守望者的角色。五十年代後，港臺新儒家錢穆、方東美、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等人承傳薪火，返本開新，貫通古今，融洽中西。港臺新儒家在富瞻哲學和思想史著述中表現出對美學和藝術的學術關注。他們是詩人哲學家，凸現出20世紀中國人文科學史上獨樹一幟的“美學主義”和文化詩學。 20世紀末，新儒家時來運轉，其哲學思想備受學界重視。但是新儒家的文化詩學迄今尚未得到應有的系統研究，從事哲學研究的人只管研究新儒家的哲學思想，而從事文學研究的人受學科限制忽略新儒家詩學的存在。其實，現代新儒家的文化哲學思想中包含了大量的詩學思想。筆者循著新儒家文化震蕩中的返本開新的主題，蒂萼相生地向縱深推進，揭示出新儒家文化詩學的特質，即文化觀照、生命透視、觀念綜攝和範疇轉換，並且重點指出新儒家在人生文學觀、仁道美學觀、藝術心靈觀，“生生”詩學觀方面饒有深致。因此，展開對新儒家文化詩學的研究，具有學術開拓性意義。這對深入探討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型，回應文化全球化和西方文化霸權的挑戰，創新和發展中國特色的文論體系具有重要作用。	2,002
現代新儒學與朱子學	陳代湘	南開大學	博士		方克立	[14]陳代湘. 現代新儒學與朱子學[D].南開大學.2002.	儒學在20世紀初遭遇到的困境，既是西方文化湧入而導致的外在衝擊使然，又與儒學自身的性質有關。現代新儒家以重建儒學為中心課題，它的產生有外在局勢困厄和內在理論呼喚兩方面的原因。現代新儒家既是朱子學的研究者，又是朱子學的傳承和改造者。他們對朱子學所涉及的核心問題，如理氣論、心性論、工夫（方法）論、政治論等等，都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並根據他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來衡斷朱子的歷史地位以及建構他們自己的新儒學理論。本文評述了現代新儒家的朱子學研究，探討了現代新儒家對朱子學的繼承和改造，而且，還用現代的眼光，對他們所共同關注的哲學問題進行了重新思考。現代新儒家中絕大部分人認為朱子是宋明理學的集大成者，錢穆更是認為朱子不僅集理學之大成，而且集宋學和漢唐儒之學之大成。牟宗三卻持完全相反的觀點，認為朱子不是宋明儒學的集大成者和“正宗”，而是“別子為宗”。牟氏此論僅有部分合理性。朱子宇宙人生兩面兼顧，而且，在所有理學家中，他的宇宙論最發達最完備，但在現代，朱子的宇宙論漸趨衰微，而陸王及朱子的人生論卻得到發揚。本文從傳統儒學本身和整個世界哲學思潮變化兩個方面探討了其原因。現代新儒家內聖開出新外王的理論，是循著朱子的致思方向而提出。無論是朱子還是現代新儒家，都沒有很好地解決內聖與外王的矛盾問題。朱子對經驗知識的重視以及他政治上的批判精神，有現代價值。現代新儒家強調知識與道德分離，可使二者都得到充極發展。朱子在注重經驗科學知識的同時，又以內聖成德為最終目標，雖然會妨礙知識的獨立充量發展，但換一個視角，則有以倫理導引和控制科學的思想，在當今世界是不可多得的睿識。探索儒學在未來社會中的作用，要分層次和分學派。本文把形上超越、政治倫理、日用習俗三個層次和“理學”、“心學”兩大派別結合起來，探討了儒學在未來社會中所可能起的作用。	2,002
錢穆教育思想初探	何方昱	新疆大學	碩士	Initial Research on Qian Mu s Educational Thought	莊鴻鑄	[15]何方昱. 錢穆教育思想初探[D].新疆大學.2003.	錢穆（1895—1990），字賓四，江蘇無錫人。現代著名國學大師。錢先生一生以教書為正業，讀書著書為副業，收穫皆豐，成就斐然。錢先生執教講堂達七十五年之久，對於教育事業鞠躬盡瘁，一生無悔。錢先生對於教育又多有論述，其見解多顯真知灼見，對於今日仍不乏啟迪與指導意義。本文即從此點出發，分上、中、下三篇，企圖勾勒出錢先生乃一偉大教育家之概貌。本論文題目雖為「錢穆教育思想初探」，但筆者認為，思想之形成有其源頭，發展有其實踐之軌跡，決非一蹴而就。因此，本文上篇即論述錢先生的家庭教育及其早期學校教育對錢先生以後思想之形成的重要影響，分別論述家族、錢先生的父親、母親、兄長對錢先生的教育，希望能從中窺探出錢先生教育思想之源頭。中篇專述錢先生為師從教的教育生涯，分中小學（含師範學校）、大學、及錢先生創辦新亞書院三個階段。從錢先生豐富的教育實踐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一位以「傳道授業解惑」立命並躬行踐履的師之形象，還能從那鏗鏘有力的實踐足跡中覓得錢先生教育思想的發展軌跡。論文的下篇專述錢先生的教育思想，也是這篇論文的核心部分。分為五章，分別是「再倡傳統教育之精神」、“師...	2,003
現代新儒家文化觀研究	柴文華	黑龍江大學	博士	A Study of Cultural Outlook on Modern Neo-Confucian	張錫勤	[16]柴文華. 現代新儒家文化觀研究[D].黑龍江大學.2003.	本文所謂「現代新儒學」特指中國20世紀「五. 四“時期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30年間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通過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學精粹，融合西方近代文化精神，以創建中國新文化為目標的一種學術思潮或學術群落，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梁漱溟、張君勱、馬一浮、熊十力、馮友蘭、賀麟、錢穆。現代新儒家文化觀的內容十分豐富，但討論最集中的問題主要有三個：一是文化形上學，二是中國文化觀，三是西方文化觀。 “文化形上學”主要指對文化本身的哲學思考，回答文化是什麼，文化的終極依據是什麼，文化的發展規則有哪些？這裡有對文化本質的探索，有對文化的發生學考察，等等。在現代新儒家的文化形上學中，主流的本體論形態是精神一元論。 “中國文化觀”指有關中國文化的思想和學說，它是現代新儒家文化觀中的主要部分。中國文化觀從橫向上大致可以分為經濟觀、社會觀、政治觀、學術觀等; 從縱向上又可分為中國傳統文化觀、中國現實文化觀、中國未來文化觀三種。學術觀包括科學觀、人生觀、道德觀、哲學觀等。中國傳統文化觀包含儒學觀、道家觀、佛學觀等等。中國文化觀可以說縱橫交錯，涵蓋極廣。 “西方文化觀”是有關西方文化的思想和學說，它與“中國文化觀”一樣，具有縱橫交錯，涵蓋廣博的特點。現代新儒家學者經常提到的包括古希臘文化、基督教文化、西方近現代的學術、科學、政治等等。本文圍繞上述問題，通過個案的深入研究，系統展示現代新儒家文化觀的文本內蘊，並立足當代的理論視域，探尋其歷史和現實的合法性及其限制，為21世紀中國文化的發展提供某種借鑒。全文共分九個部分導論是對現代新儒學及其文化觀的總體性研究。對「儒」、「儒家」、黑龍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面面面面困面面函面函畝面面畝函面面面萬面面面面畝口困面面困面困萬目畝困百目口. 口畝腳甲. “儒學”、“新儒學”、“現代新儒學”、“文化”等概念進行了必要的語義解析; 從兩種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危機和兩種主義（文化激進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的導引中探討了現代新儒學的產生; 把現代新儒學分為「典型的現代新儒學」和「非典型的現代新儒學」; 從立本於儒學、融合中西學術、構建本體論、推重直覺四個方面闡釋了現代新儒家的學術特徵; 把文化形上學、中國文化觀、西方文化觀規定為現代新儒家文化觀的主要問題。從第1章到第7章是對現代新儒家文化觀的個案研究，包括梁漱溟、張君肋、馬一浮、熊十力、馮友蘭、賀麟、錢穆的文化觀。這是本文的主體部分，通過對現代新儒家學者各自不同文化觀的探討，展示了現代新儒家文化觀的一些共相性特徵和豐富的個性特徵，並對其理論得失進行了公允的評判。結語是對現代新儒家文化觀的價值評判。作者通過對現代新儒家文化觀的理論得失、現代新儒家的文化觀與毛澤東文化觀的異同、現代新儒家文化觀在21世紀中國文化發展格局中的價值定位等問題的分析，試圖揭示出現代新儒學的總體性邊緣地位和現代新儒家文化觀的部分性可轉換資源。	2,003
乾嘉學術的知識譜系	劉墨	南京師範大學	博士		劉夢溪	[17]劉墨. 乾嘉學術的知識譜系[D].南京師範大學.2003.	"本文意在尋求17世紀至19世紀乃至20世紀初期中國學術的演變形態與線索。在學術史視界中，清學可粗略分成三段：早期的理學經學之爭、中期的經學內部之辨、晚期的史學、諸子學與西學引進，構成了清學史的複雜多端——研究乾嘉學術不能忽視人物、著作或論題所產生的歷史環境，跳脫環境或是錯置時空都無法窺見該學術的真正意義。因為一種曾經居於主流的學術話語被另外一種學術話語所取代，往往取決於學術因素與眾多社會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學術內部的主題變化固然可以導致新的學術意識與研究方法的誕生，而來自於社會環境的變化同樣是考察學術史的一條重要線索。從研究取向的角度來看，章太炎的“外因說”強調了社會學的一面；注重實證的樸學與傾向心性義理探究的宋明理學在風貌上固判然有別，但梁啟超的“反動說”似乎也割斷了朴學與宋明理學之間的延續性；錢穆的“不識宋學，則無以識近代”與余英時的“內在理路”說，提示了我們注意宋人以個人心性體驗來展開義理之爭，而清人則以經學考證展開義理之爭。但我們也必須考慮到晚明為解決義理之爭而崛起的經學考證與乾嘉時期以經典為對象所展開的音韻訓詁這一純粹的考據學在本質上的區別；美國的艾爾曼則力圖以“新文化史研究”的心態消解“現代化敘事”所帶來的種種弊病。本文通過對此一期間的官學、私學、藏書、出版、學術贊助人、學者型幕僚等多重因素的研究，力圖清晰地展現從17世紀以後的儒學何以由注重道德倫理的完善轉向經驗性實證知識的系統研究。18世紀，在宋明儒家學者那裡富有爭議的“尊德性”與“道問學”的問題再一次被重新考慮，新一代學者偏向了“道問學”一面，“博”本身就被認為是最有價值的，並且在讀書人中廣泛地流行開來，其結果是突出其知識性而削弱它的實踐性。本文也試圖對眾多的專門學科如文字、音韻、訓詁、目錄、版本、校勘、辨偽、輯夥、注釋、名物、典章、金石、職官、輿地、避諱、天文、曆算、樂律等學做出學術史的描述與評價，從中提煉出乾嘉學人的學術意識、方法以及人文成就。本文選取這一研究課題的意義還在於這樣一種努力：學術史的研究應該側重于考訂形成某一階段的學術史中的種種事實以區別于哲學史對於概念與術語的處理、區別于思想史對於意義與價值的處理。換言之，學術史的主要研究不應是哲學或思想的思辯，而是從學科發展的角度來衡量其是非價值，也即是從知識增長(“學”)和方法論(“術”)的角度來描述某一學科的發展與建設——它無疑與文化史、政治史、社會史或經濟史有這樣或那樣的聯繫，而我們也正好將要看到，17、18、19世紀的學者是如何在朝廷、書院、幕府與經濟贊助人所組成的歷史環境中穿梭的——這種變化真實地反映了學者的價值取向與知識系統的變化。我相信，當我們令人信服地在借鑒了文化史、政治史、社會史等成果後，學術史的研究是如何增添其豐富性與真實性的，而思想史或哲學史也有可能在學術史所開拓的基礎上 ”進行新的研究。"	2,003
朱子道心人心思想探	謝曉東	陝西師範大學	碩士	The Study about Master Chu s Idea of Moral Mind and Human Mind	劉學智	[18]謝曉東. 朱子道心人心思想探微[D].陝西師範大學.2003.	朱子道心人心思想是其心性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還與其道統論緊密相聯。對朱子道心人心思想給予系統深入地研究，有利於深化對朱子哲學的認識，加深對朱子學的理解。目前，人們對朱子道心人心思想的研究還不夠。本文便是在一些前輩學者如錢穆、唐君毅、陳來等人研究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力圖重現朱子道心人心思想的本來面目。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 本文除引言外，共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道心”、“人心”範疇的相關文獻問題。朱子道心人心思想的經典依據是《大禹謨》篇中被稱為“十六字心傳”的四句話，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但是，《大禹謨》篇屬於被證偽的《孔傳古文尚書》的經文部分。因而，人們可能會以此為理由而否認朱子道心人心思想的價值與意義。我們認為《大禹謨》篇有一定的儒學經典依據，並非全偽。朱子對“十六字心傳”的關注不是歷史的，而是哲學的。朱子雖然借用了“十六字”之形式，但闡發的卻是和自己哲學系統一致的、本身有相對獨立性、有自己獨特價值的道心人心思想。因而，我們應該對其進行哲學的分析，研究這一思想的來龍去脈以及其各個理論維度。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 本文第二部分研究的是朱子道心人心思想的歷史演變。朱子的道心人心思想經歷了長達三十餘年的發展。因而，真實地再現朱子這一思想的進程便成了朱子道心人心思想研究的一個重要視角。朱子先驅們的道心人心思想對其有較大影響，尤其是二程在道心人心論與天理人欲論之間劃等號的做法對朱子頗有影響。本文研究發現，朱子本人道心人心思想的歷史演變經歷了三個時期：即早年的功夫論籠罩下的探索期；中年心說之辯中的深化時期；晚年以《中庸章句序》及《尚書·大禹謨注》為代表的成熟時期。朱子早年更注重“十六字心傳”的後半部分，但此時他尚處於自發狀態，未能自覺地發展其道心人心思想。中年的心說之辯中，朱子一開始認為操存舍亡皆屬人心，後覺其不妥，遂把道心、人心分屬操存與舍亡。但是，由於受到操存舍亡這個外在框架的束縛，朱子此時認為人心乃惡者，道心人心之關係等值于天理人欲之關係。事實上，朱子中年時的道心人心思想仍處於欠自覺狀態，並未自覺地對“十六字心傳”給予系統的哲學分析與闡述。朱子道心人心思想獲得獨立發展的標誌是五十六歲時之《答陳同甫八》。該書確立了朱子道心人心思想的大綱，影響極為深遠。但此書內部尚存在一些思想衝突，因而其處於晚年定論前的探索與突破期。朱子道心人心思想的晚年定論以《中庸章句序》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 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 和《尚書·大禹漠注》為代表，尤其是前者。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 本文第三部分對與朱子洛U人心思想有密切關係的三個部分給予了比較全面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 的概述。酋先敘述了朱于的形上學，即理氣觀；再次敘述了朱子之心性論；最後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 界定了朱子之理欲觀，指出在朱於學中“人欲”的真實含義乃指“私欲”。這一界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 定對朱于道心人心思想研究的深入有重大的意義。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 本文第四部分是朱子道心人心思想的展開。在分析過程中，界定了人心、道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 心之內涵與外延，使得這一對範疇的意義清晰起來。指出人心是此身之有知覺有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 嗜欲者，即人的感覺及其需求；道心是性理之表現於心者。本文挖掘了許多資料，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 系統考察並證明了巳往所謂“性即道心”、道心人心體用論的看法不符合朱子哲學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 原義。本文還全面地、歷史地考察了朱子哲學中道心人心與天理人欲之關係，證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 明瞭朱子在《戊申封事》（五十兒歲）之前均持“人心乃人欲”之觀點。後修正之，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 明確指明“‘人心，人欲也’，此語有病”。朱子認為，道心人心乃可共存者，而天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 理人欲乃不可共存者。人心可為善可為不善，其可向上提升一層或異質地跳躍一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 層乃為道心或天理，也可下墜一層即為人欲。所以，天理、道心、人欲之分乃因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 就如何滿足人心而有的分化。人心是“孔道”，道心或天理與人欲之實現必須以人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 心為基礎。最後，本文提出“道心為主，人心聽命”這一義理模式，指出此模式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 之文獻依據、義理依據。並針對為什麼要、為什麼能、如何做到“道心為主，人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 心聽命”的疑問給予了回答。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_x000D_ 本文第五部分對全文進行了總結。	2,003
錢穆文學研究述略	芮宏明	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	博士		胡曉明	[19]芮宏明. 錢穆文學研究述略[D].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2004.	錢穆先生（1895—1990），字賓四，是20世紀中國著名史學家，一生治學遍涉文史哲藝，著述豐贍，造詣高深。錢穆雖非專門從事文學研究，但對文學研究亦深致關切，多有精要劅切見解，只是長期處於邊緣化境地而不為人們所認識。本文重在梳理和描繪錢穆文學研究的基本面貌，期以增進人們對錢穆先生全幅學思生命的認識與瞭解。檢視錢穆文學研究的基本思路，大體是要在傳統文化立場上，將其一貫堅持的文化生命本體論及人生思想體系建構，貫穿運用於中國文學研究領域，探究中國文學發展演進的內在真實性，以反思20世紀中國文學現代化的成敗得失，為實現中國文學的翻新復興提供有益的參考。本文主要循此思路為論述線索，並將整體論述結構安排為三部分：上編「文化生命本體論與心學文學觀」主要討論錢穆的「心學文學觀」及其文化生命本體論理論基礎。錢穆認為文化的本質是精神性的“生命綿延”，並通過高度個性化的“文化”界說，以“人生”為核心範疇確立了文化、民族與歷史的三位一體關係。錢穆通過中西文化比較，認定西方文化屬於“物本位”的外傾型商業文化，而中國文化則是“心本位”的內傾型農業文化，二者間存在著本質差異，不能以西方文化繩規中國文化。錢穆強調...	2,004
章太炎、梁啟超、錢穆清代學術史論的理路	雷平	湖北大學	碩士		周積明	[20]雷平. 章太炎、梁啟超、錢穆清代學術史論的理路[D].湖北大學.2004.	在既存的清代學術史研究中，梁啟超、錢穆的研究成果無疑具有典範意義，也最受重視. 但是，當我們將思考的視野向前推移時，章太炎就不可避免地會進入我們的考察範圍. 三位先生從不同的角度立論在清代學術史研究中，得出的結論也不一樣：章太炎堅持「反滿革命」，故對清廷政治高？	2,004
錢穆與抗戰時期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潮	顧春梅	上海大學	碩士		陳勇	[21]顧春梅. 錢穆與抗戰時期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潮[D].上海大學.2004.	抗戰時期，民族危機空前嚴重. 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不但意味著國家可能不保，就是中國的民族文化也可能遭到滅頂之災，中華民族真正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 在這「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的時刻，國內思想界的主流也由「五四」時期沉浸於科學和民主的亢奮之中轉變為？	2,004
老莊人生境界的審美生成	王建疆	復旦大學	博士		朱立元	[22]王建疆. 老莊人生境界的審美生成[D].復旦大學.2004.	《老莊人生境界的審美生成》一文運用現代生成論思想，從內審美的觀點出發，接著新儒家、新道家以及非儒非道家關於老莊人生境界的話題，著力探討老莊人生境界的審美生成問題。傳統人生境界論在對待人生境界與審美境界的關係時，基本上先假定人生境界的現成性存在，然後再去論述其中各種境界的高低。在這種思維方式制約下，產生了天地境界最高論（馮友蘭）; 審美境界最高論（李澤厚）; 宗教境界最高論（宗白華、方東美）; 儒教境界最高論（唐君毅）; 道德境界最高論（錢穆）; 藝術精神最高論（徐複觀）; “道的境界” （陳鼓應）最高論等。這些“最高論”貌似對立，但在將人生境界視為現成的等級排序上卻有著驚人的一致。而且有的著名的人生境界論（如馮友蘭的）中竟然沒有審美境界的位置。本論文力圖打破這種現成論範式，從對老莊人生境界的審美生成的探索入手，獲取對於人生境界的全新認識。本論文加《引言》共分四章。《引言》介紹歷來關於人生境界問題的不同看法，著重指出老莊“道德境界”與所謂“道的境界”的本質區別，在於生成論與現成論的對立。對人生境界的審美生成問題的探討需要全新的理論指導和全...	2,004
子思研究	李健勝	遼寧師範大學	碩士	Study of ZiSi	趙玉寶	[23]李健勝. 子思研究[D].遼寧師範大學.2004.	隨著郭店楚簡與上博簡（部分）的公佈，史學界提出“走出疑古時代”的學術口號。而先秦仁學中期譜系的核心人物子思及其思想，也因新史料的發現，有了新的研究契機。我們認為錢穆先生對子思生卒年代的考證有誤，《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載是可靠的。子思可能從學於曾子或子遊，但其學未必出於孔子學生，據《論語》和上博簡《孔子詩論》中的有關證據，我們認為子思思想出於孔子，且繼承了孔子的晚期思想。針對《子思子》應包括的篇章及內容等，學術界論爭較大，莫衷一是。我們根據王國維先生提出的“二重證據法”，認為在上博簡及其他楚簡材料未公佈或出土前，只能確定《中庸》、《緗衣》和郭店出土的《五行》和《魯穆公問子思》為子思及其學派的作品。我們探討的子思思想專題及其程度，亦主要依據以上四篇做出。孔子晚年「喜《易』」，提出“大同”理想，並主張“禪讓”之制，其中孕含著具有普世色彩的文化與社會批判思想。子思繼承了這一文化理念，並發展了孔子的人性論和政治觀，提出“情”“性”並重的人性論，普遍主義王權觀和相對主義君臣關係論，並極力張揚“士”的獨立人格和批判精神。孟子顯然繼承了子思的批判精神，並將其發揚光大，使之成為其“民本”思想的理論支撐。從孔子、子思到孟子，三四百年間，先秦仁學走過了否定之否定的思想歷程。由於他們所處的歷史語境各不相同，他們的思想主張也有鮮明的差異，但貫穿其中的文化和社會批判思想傳薪接火，延續了下來。從總體上看，子思的思想具有二元傾向，具有鮮明的過渡性，在先秦仁學譜系中起到承前啟後的作用。	2,004
錢穆美學思想研究	宋薇	中國人民大學	博士	A study on aesthetic thought of Ch'ien Mu	王旭曉	[24]宋薇. 錢穆美學思想研究[D].中國人民大學.2005.	本文旨在梳理並探究國學大師錢穆的美學思想，它呈現於錢穆的整個學術生命中，與他對人生的深切體味融為一體。錢穆始終嚮往一種藝術化的生存樣態，並尋求其歷史和現實意義。圍繞藝術化生存，錢穆以“心”作為文學藝術乃至生命的本體和內核，探討人生化的藝術和藝術化的人生存在的合理性及其美學... >> 詳細	2,005
經學與文學：錢穆《讀詩經》研究	葛鋼	北京師範大學	碩士		李春青	[25]葛鋼. 經學與文學：錢穆《讀詩經》研究[D].北京師範大學.2005.	錢穆是二十世紀一位重要的現代歷史學家。本文從《讀詩經》這個文本出發，探討了其中的經學成就和文藝思想，展現了錢穆的儒家文藝觀，並總結了他所運用的研究方法。除了「導論」外，論文還分為四個部分，分別涉及：錢穆《詩經》研究的總體思路及其地位，《讀詩經》解	2,005
“一生為故國招魂”：錢穆“文化文學觀”研究	白紅兵	北京師範大學	碩士		劉謙	[26]白紅兵.” 一生為故國招魂“：錢穆”文化文學觀“研究[D].北京師範大學.2005.	錢穆的學術貢獻和地位早已為人所知，但他的文學觀點卻長期以來未曾予以足夠的關注，甚至在香港中文大學為他百年誕辰舉行的學術研討會上所提交的論文也隻字不提他的文學思想。本文認為，在錢穆的話語系統中，文學是維護傳統文化以及“文化救國”的工具，承擔著兌現錢	2,005
唐代散文演變關鍵之研究	兵界勇	台灣大學	博士		何寄澎	[27]兵界勇. 唐代散文演變關鍵之研究[D].台灣大學.2005.	唐代散文上承先秦兩漢散文的傳統，融合六朝驁文的優點，而開啟宋明清正統散文的寫作形式，直至於現代散文都可以發現其蹤跡和影響，這一直是文學史的大題目，也是無數學者研究的焦點。然而，對於唐代散文的研究，向來皆集中於「古文運動」之探討，或是專注於抉發韓愈和柳宗元等幾位傑出大文豪的成就，缺少全面的宏觀式研究，本論文即欲彌補此不足，嘗試從唐人使用文字的方式，整體考察唐代散文的演變關鍵。本文採用的研究方法得自於王夢鷗先生〈漢魏六朝文體變遷之一考察〉一文的啟發，那就是「文體大變」的現象，不是一時之文或一人之文造成，而是須待某種寫法得到較多作者的採用而造成一時風尚，而推廣應用於其他諸科不同的文章上，那時才顯得「文體大變」。基於王先生的啟發，筆者又體認到所謂「某種寫法」之所以成為風尚，必然與其時的文字使用狀況有密切關係。筆者所感興趣的是：到底整代的唐人使用散文的確實狀況是如何？改變之所以發生，一定是因為散文使用的情況發生改變了，所以自然需要發明一種新寫法、產生新文體來適應，而且因為行之者眾，成為普遍的風氣後，再加上個別突出的作者或者大文豪的參與創作，推波助瀾，於是，整個演變便發生了，足可以使我們分明觀察得到。所以本論文中，筆者便擬出四方面探索唐代散文演變的關鍵，也就是探索造成唐代散文「新寫法」誕生的背後比較切近當時狀況的成因，分別是：諫諍傳統的影響、重史傳統的影響、應酬文字的盛行，以及士人「行卷」的風尚。這四方面涵蓋整個唐代散文使用狀況的政治方面，學術方面，社會方面，以及個人情志抒懷方面，如此便能比較完整把握住整個唐代散文的發展變化，也可以因此發現它不同於漢魏六朝，乃至於影響宋代以下散文發展的重要成就。這也是筆者認為，所以造成唐代散文表現最出色的文字──即諫諍文字、史傳文字、應酬文字和自作文字等四類文字──發達興盛的原因。論文提到，貞觀時期諍諃之風的形成，對於唐代散文的演變有無比重要的影響，一般論者卻格於文學史的成說，以為初唐的文章皆浸染六朝的驁儷之習，無多改變，不知此時的諫諃文字對於「脫騸入散」的走向已經頗具規模和成績，形成唐人最早具有特色的「載道」之文。而且，由諫諍傳統而產生的「直言」作風，更影響唐代士人能言敢言、關心現實、針砭時政的特性，直接反映於文章之上的就是議理論政之文的發達。這種作風在初唐以下，經由前驅古文家的有意提倡，也遍及到各種文章體式，早在韓柳的古文運動產生前，就已經沛然成形，韓柳以及其以下的諸作者，不過使得這種「直言」的作風更加強直敢言，以至於辛辣尖刻，形式也更加多變而已。而唐代重史傳統的形成，也始於貞觀年間，這不僅造成國家修史制度的完善，史官地位的提高，也使得唐代士人普遍懷有作史之志，以作史作為高尚其志與榮耀其身的表徵，史書文字的敘事手法、褒貶和實錄的精神，也因此深深浸潤到唐代散文之中，唐人不僅好作史傳，以補史之闕，更將史傳文字運用到碑誌、雜記等文體之中，促成史傳文字的多樣發展，進而造成虛構性的傳奇小說的誕生與獨立，而韓柳古文家又別創寓言式的史傳文字，或用以論世，或用以抒懷，乃至於成為批判現實而隱約其詞的晚唐諷刺雜文，都可以見到這種一線貫穿的脈絡。此外，關於應酬文字和自作文字的形成，則是因為社會生活的需要和科舉考試的影響，不同於前面所說的諫諍文字和史傳文字是為肆應國家政治和學術需要而被動產生，而真正是基於唐人自身需求而主動產生的。這開始時當然都有某種社會性的功利目的，如以應酬文字來鬻文，或是以行卷來求知，但其結果卻造成新體文字的誕生，使後繼者不斷以文學藝術的手法提升其文學價值。錢穆先生的〈雜論唐代古文運動〉一文？堹S別提到，韓柳以純文學風神氣韻的手法納入短篇散文如雜記、贈序等應酬文字，而在中國文學園地中，「增殖新苗，蔚成林藪」，形成後來所謂的「唐宋古文」是也。錢先生說法非常正確，啟發很多，本論文？堳K加以鋪展出這背後整個社會性演變累積的成因，而不光只是強調韓柳二人平地一聲雷的改變而已。另外，錢先生尚沒有注意到的而為唐人最特殊的文字是自作文字，也就是應行卷需要而產生的「雜文」，這也是「古文」最原始的創作原因。據筆者的觀察是，這種「古文」其原始基因正是自屈原〈離騷〉「感士不遇」的舒憤牢騷之文，這是一種呈現中國士人特殊心態的文字，在前朝除太史公《史記》之外，多以騷賦形式來表現，但在唐代，尤其從元結和韓愈開始，卻轉而以「古文」的形式表現，形成一種融合多種文學手法出入各種文體，甚至不避怪奇的「雜文」。這種「雜文」的寫法，在此後更植入到各種應酬文字或史傳文字中，成為一種富於文學陶寫與個人抒情色彩的文字。經由以上論述，可以對唐代散文演變與形成得到一個比較周全的觀察。	2,005
論我國行政法制監督制度的歷史發展與完善	李蕊	中國人民大學	博士	On the history and improvement of China's legal system for the supervision of administration	鄭定	[28]李蕊. 論我國行政法制監督制度的歷史發展與完善[D].中國人民大學.2005.	錢穆先生曾說過：「社會就是歷史進程的當前歸宿，社會是一部眼前的新歷史。歷史家把歷史分為上古、中古、近代和現代，但還有眼前史。此當前的社會，呈現於我們面前之一切，實為最真實最活躍的眼前史。 “本文將將從歷史的、發展的角度，按照現代意義上人們對行政法制監督制度的理解，對我國行政... >> 詳細	2,005
南高史地學派研究	吳忠良	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	博士	A Research on Historical & Geographical School	胡逢祥	[29]吳忠良. 南高史地學派研究[D].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2005.	在中國史學現代化的進程中，新派學者尤其是胡適等人所起的積極作用是人所共知的。但對於以柳詒徵為代表的南高（即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該校後改名東南大學）一派學人的評價，學術界卻充滿著爭議。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裡，有人甚至將他們直視為封建史家的遺緒，或者至少不能列入現代新史學的行列，如許冠三先生的《新史學九十年》未將柳詒徵和錢穆等人列入，無非也是認定他們的史學更多地屬於傳統一路，與西學影響下的“新史學”無所關聯之故。這種判斷，多半是由於過去人們把現代化的路徑看得過分單一，其腦子深處，不外是現代化即西化的觀念在隱隱作祟。現在看來，這顯然是不全面的。我國的現代史學，固然有相當部分淵源於西方近代史學，然從發展的結果看，無疑應視為是西方史學和本土民族史學結合的成果。儘管在這一過程中，曾經有一些學者主張全盤否定傳統文化，希望通過直接移植西學來完成中國文化包括史學的現代化，但這種理論和實踐，不能不說是失敗的。學界以往有關中國近現代史學史的研究，對中國史學現代化這一過程的考察，關注最多的仍在西學輸入及其影響的一面，而對現代史家如何致力於從傳統史學中發掘有價值的資源，並促其向現代轉型方面的工作，卻相對較少。本文選擇現代史學史上的南高史地學派作為研究物件，正是因為他們的工作更多地具有後者的特徵，因而希望通過對該派史學活動的考察，對中國史學現代化的進程有更為完整的瞭解。本文由導言、結語和正文四章組成。導言部分主要論述了本專題的研究現狀，以及筆者的研究思路和所要解決的問題。第一章「從史地學會到史地學派」，詳細考察了史地研究會的活動，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史地學派的過程; 論述了史地學派與學衡派之間的關聯; 分析了其與胡適、傅斯年等為代表的科學實證派在治學觀念和路向等方面的異同，和所謂南、北學派對峙的思想焦點和實質，力求從中凸現南高史地學派的總體學術特徵。第二章「史地學派的學術理念與方法」，考察了他們對於史學這一人文學科的基本認識，以及他們的歷史哲學觀、基本學術理念和學風。史地學派一方面大力輸入和吸收國外近現代史學的優秀成果，另一方面又對本土傳統史學遺產進行深入研究和總結，推動其向現代的轉化。同時，他們不滿足於當時學界盛行的考證之風，更為注重義理與考據並重的「通識」，表現出與胡適等人大異其取的治學傾向。第三章「史地學派與現代史學建設」，專論該派有關現代史學建設的理論，	2,005
錢穆「士」思想研究	羅驤	湘潭大學	碩士	A Study on Qian Mu's Shi Theory	劉啟良	[30]羅驤. 錢穆“士”思想研究[D].湘潭大學.2006.	在錢穆的士思想體系當中，「士」與「天下」、“道”、“政治”之間具有錯綜複雜的關係，錢穆揭示出由於儒士必須遵循“君子不器”的政治倫理，道統與政統之間的關係因此變得緊張起來。最終士人被迫從政治領域中退出，轉而投身教育事業。在此歷程之中，他們仍然牢牢的掌握了文化上的「話語權」，天下概念也隨之具有更多文化層面上的意義。錢穆在文本中強調「士」與「天下」間的緊密關係，就是希望能通過對傳統之士、“天下主義”的弘揚，激起知識份子對傳統文化的自覺，以回護在西學衝擊之下的傳統儒學。但知識分子能夠重拾「天下觀念」而回歸於士傳統嗎？如果對「天下觀念」加以深究的話，會發現這是問題的焦點。隨著西方民族國家體系的衝擊，中國被迫成為一個民族國家。在此一過程的背後，隱藏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資訊，即傳統的天下主義逐漸被民族主義所取代，從人們的意義世界、價值世界中淡出。正是在天下與民族國家的斷裂中，知識份子才得以誕生。從這一意義上說，士與知識份子之間的斷裂終究是無以挽回。在錢穆的視域裡，“種族主義”、“族裔主義”與“民族主義”三者是混淆在一起的，可事實上它們分別屬於基因遺傳（種族）、政治（民族）、文化（族裔）三個互有關涉，卻並非完全重疊的範疇。其中種族主義、族裔主義的起源與現代性無關，而“民族”與“民族主義”是現代的產物。但錢穆對民族主義做出了「去現代性」式的解讀，使得他可以通過歷史的敘述方式，將“民族”的歷史起源與“文化”的歷史起源混於一處。此一解讀方式之後果便是：「民族」一語消融在文化之中，民族主義被消融於天下主義之內，並由此而導致知識份子可以重續士傳統的認識。	2,006
錢穆與文學雅化問題	唐文吉	北京大學	碩士		董學文	[31]唐文吉. 錢穆與文學雅化問題[D].北京大學.2006.	錢穆的學問，基於他淵博的學識和對中國文化的深刻領悟。雖然它與現代形態的中國學術風格迥異，但仍能對各種門類的人文社會學科發言，並有獨到的見解。錢穆的文學思想也是以他的整個學問為基礎的。錢穆認為，中國遼闊的地域和悠久的歷史使中國文化形成了尚雅的精神，追求和諧與統一。中國文學雖是發源於民間，但始終都有“向心而上行”的運動趨向，它必然要走向官府，走向士大夫階層，並最終形成能為更多人接受的成熟形態。文學也因此關聯了政治、教化，有助於形成良好的風俗，有助於世道人心的良性迴圈，中國傳統文化由此得到鞏固和傳承。人是文化的創造者和接受者，中國文化以人為本，文學也以作者為中心，文學的魅力源於作者的魅力。知識份子的精神面貌是社會的晴雨錶，所以，從一個時期文學的狀況，可以預知該時期社會的走向，社會的狀況對文學的影響也是深刻的。本文以“雅化”為中心概念，以“大，故能雅”、“雅，故有教”、“教，本乎人”為主幹線索，梳理了錢穆文學思想的體系，著重突出其與現代文學理論體系的不同之處，並將現代文學理論中的很多概念放到錢穆提供的參照系中進行反思。	2,006
論錢穆的人生哲學思想	胡金榮	南昌大學	碩士	The Theory of Qian Mu's Life Philosophy	詹世友，徐福來	[32]胡金榮. 論錢穆的人生哲學思想[D].南昌大學.2006.	錢穆以歷史的深度、文化的視野，闡揚中國傳統儒家倫理人生，構建自己的人生哲學思想。錢穆認為“文化就是人生”，中國儒家文化強調“人生一切皆空，惟有立德不空”，人生的價值與意義應該歸宿於人的“德性”之圓滿上，從而達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安樂”的藝術人生。中國人的人生態度有其自身的特點，有其自己的人生信仰，信奉的是儒家的一種聖賢的淑世精神。而人有生必有死，通過死，人生達到了永生與不朽——“德性”之不朽。這種人生才是完美的人生，才是最幸福的人生。錢穆人生哲學是“切己體察”、“虛心涵泳”之學，雖有“雜湊”、“漫無條理”，但也有一以貫之的思想，此即以比較中西文化異同來論人生。他的人生思想給我們指示了一個很好的方向，對我們每個人思索建構什麼樣的生活方式、建構什麼樣的人生，才能走向個人的完美和幸福以及社會的完美與和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2,006
試探錢穆文化研究中的歷史方法	金英蘭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	碩士	Historical methodology in Qianmu's culture study	沙蓮香	[33]金英蘭. 試探錢穆文化研究中的歷史方法[D].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2006.		2,006
和合會通之魂	徐波	山東師範大學	碩士		周均平	[34]徐波. 和合會通之魂[D].山東師範大學.2006.	錢穆先生（1895—1990）字賓四，是二十世紀思想文化界具有深遠影響的泰鬥級人物，其思想深邃，著作宏富，對中國傳統文化充滿著溫情與敬意。錢穆關於文學研究的專著不多，但從中亦可窺見其治學的基本思想――“和合會通”，這是他文學精神的核心，也是他做學問的指導精神。他對文學的研究遠沒有對文化與史學的研究更為出名，長期以來以一種邊緣化的形態為人們所忽略。當前關於錢穆文學思想的研究，除兩篇博士論文外（芮宏明《錢穆文學研究述略》全文和侯敏《現代新儒家文化詩學研究》的一個章節）還沒有一部專著面世，其研究主要以文化為背景來闡述錢穆文學思想的各個方面，著重點在對其觀點的引用和發揮，缺少一條鮮明的線索，顯得零散破碎。基於此，本文以“和合會通”為紅線，綜合運用宏觀與微觀、縱向與橫向、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相結合的方法、視角對錢穆文學思想進行了梳理與闡發，探討其對文學傳統的繼承和對文學的深層分析。同時，對錢穆“開新”文學主張中的“新”作出初步的結論。任何文學都有著得以產生的土壤，這片土壤滋潤著文學的發展，見證著文學的變遷歷程; 任何文學也都有著得以向前發展所依賴的傳統，這傳統奠定文學發展的基礎，為其增添歷史的厚重感。在2...	2,006
即彼顯我	翁旻玥	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	碩士	Display the Chinese from the West	胡曉明	[35]翁旻玥. 即彼顯我[D].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2006.	錢穆先生（1895-1990），字賓四，江蘇無錫人，當代著名學者，其著作以史學和文化學為主，兼及文學。作為一名文化保守主義的國學大師，錢穆一生以闡釋和弘揚傳統文化為職志，致力於喚醒國人對傳統文化的溫情與敬意。他堅信中國傳統文學不僅不是“死文學”，而且已深深根植於中國人的人文生命之中，是中國文學創新之根本。如此，錢穆對作為與中國傳統文學相對的西方文學的解讀，就顯得格外引人關注，這種解讀將從一個側面反映其對待中國文學的真實態度，彰顯其文學觀的價值。本文旨在從錢穆對西方文學的解讀看其文學觀，所以本文的重點一是關於西方文學解讀的研究; 一是西方文學解讀與文學觀的關聯研究。錢穆有關西方文學的一些解讀主要集中在《中國文學論叢》、《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和《晚學盲言》等著作中，對這些文獻的梳理是本文要做的基本工作，首先是內容上的呈現，此處要注意錢穆對西方文學的解讀受其西方文化觀的影響; 更進一步，是對西方文學解讀觀點的分析，錢穆在對西方文學的解讀中有誤讀，也有正讀，有平實之解，也有新奇之解，如何理解錢穆的這些觀點也是本文要討論的重點問題之一。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錢穆幾乎沒有離開中國文學這個參照獨立談過西方文學，因此，研究錢穆對西方文學的解讀，其最終的目的還是探討其對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回應。文章將分五個部分進行探討：緒論「錢穆先生及其關於西方文學的研究」，主要考察文學在錢穆的學術生命中所佔的重要地位和錢穆西方文學研究所具有的特殊意義。在此論題下的研究史方面，直接的，前人對錢穆文學觀，尤其是西方文學觀的討論並不多; 間接的，將錢穆對西方文學的研究置於近代文化轉型的大背景之下，五四一代學人“即彼顯我”的類似情況也很少見，僅“中體西用”有可參考的價值。第一章「中西文化比較視野下的西方文學」主要討論錢穆西方文學研究的文化觀基礎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對西方文學的整體性看法。錢穆認為作為文化系統中的一部分，文學的形成有賴於文化的影響，西方文化屬於“物本位”的“二元對立”的外傾型商業文化，而中國文化則是“心本位”的“天人合一”的內傾型農業文化，二者之間存在著本質差異，導致了“戲劇人生”利“詩化人生”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學精神。從文學源頭上講，西方文學以戲劇、小說為主，中國文學以“詩歌、散文為主，中西文學起源的差異，又因為”中國文學乃以雅化為演進，而西洋學則以隨俗而演進“而不斷深化。最終，在文學的各個方面，中西方都呈現出了不同的	2,006
現代詩學的人性論轉向：以徐複觀為主線的歷史考察	張重崗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	博士		黎湘萍	[36]張重崗. 現代詩學的人性論轉向：以徐複觀為主線的歷史考察[D].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2006.	現代新儒家作為中國現當代思想文化史的重要思潮之一，早已引起學界的關注，但對其文藝思想的研究則相對匱乏。本論題即選擇徐復觀詩學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以進入這一學派的文藝思想世界。作為現代思想文化史的參與者，徐復觀的研究價值在於:一、在戰後台灣極權時代，他發展出了自由主義的面向，以民主政治來應對獨裁專制問題，並使自由精神築根於歷史文化;二、在戰後台灣的文化危機中，他以人文主義的情懷作出回應，並以思想史家的見地重釋了中國的文化傳統;三、面對現代中國的反傳統文藝狂潮，他建構了人性論詩學的典範，把文學藝術重新建基於中國人具體的心性之上。現下的徐復觀研究，則主要著力於兩個方面:一是對其學術思想系統的發掘，如黃俊傑對徐氏文化圖像的分析、肖濱對徐氏政治思想結構的把握、王守雪對徐氏文學思想系統的疏理等;二是對徐復觀與台灣文化生態之間互動關係的考察，如李淑珍在內在理路與外在背景雙重脈絡中所展示的徐復觀思想世界和台灣歷史世界、陳昭瑛對徐復觀與台灣本土化運動之間的關係史的解釋等。這些研究，或關注徐復觀的文化/政治思想，或面向徐復觀的生活世界，對於本論題的寫作均有啓發。本文則進一步把徐復觀置於現代文化情境中，立足於中國文化的歷史性變遷以估量徐氏學思的意義。在這方面，杜維明所提出的「啓蒙反思」、「文化中國」等論說似更具參考價值，前者著眼於歷史理解而辨證地超越啓蒙心態，後者著眼於地域融和而提出文化中國的三個意義世界。本論題即試圖藉此進入徐復觀的思想世界，而以徐氏與現代智識者之間的文藝對話為切入途徑，來重新解讀徐復觀與中國文藝/文化現代轉進之間的聯繫。本文主要討論徐復觀的詩學思想及其與現代文化情境之間的互動關係。在此基礎上，考量徐復觀的詩學重建在現代文藝/文化轉進中的意義。該文的論述起點是，徐復觀立基於具體生命中的心性，以發掘文學和藝術的根源，建構了人性論詩學的典範。這一詩學典範，因應現代思潮的衝擊，在重振中國文化精神的意圖主導下，對中國的文化傳統、生命意識和文學藝術作了重新理解和本源性疏釋。進而，論文把徐復觀的詩學思想置於現代文化情境中以觀其生成、開展和意義。中國現代詩學的核心，是文化轉型中的人學反思。而徐復觀的詩學重建，不僅使得中國文化在現代詩學的轉化和開展中不再缺席，更進一步，以兼具生活義和文化義的生命理解，一面契接新文學的人學內涵，一面消解其觀念的執持，而實現了詩學典範的轉移，並在人性與歷史文化的罅隙中開啓人性論詩學的諸種可能。在此意義上，該文把徐復觀的文藝言說描述為現代詩學史上的人性論轉向。對於徐氏的此種詩學趣向，須從三個方面給以定位:首先，徐復觀一系的文藝思想與其啓蒙反思意識不可分割。現代新儒家是在啓蒙思想者的激發下重歸文化傳統的。他們有著濃烈的後五四情結，啓蒙思想可謂其永遠的潛在對話者。由此，他們與啓蒙思想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天然的歷史性張力關係。大體而言，這種歷史性的張力結構由新儒家的心性指向與啓蒙的自由訴求形成。但徐復觀實能把握心性本源與自由訴求之間的平衡，而開啓自己的思想世界。其次，徐復觀一系的文藝論述是其學術思想的延伸。他們的學思建構發自強烈的生命感懷，並經由各自不同的史學和哲學向度，使其人性論獲得了生活世界的、歷史文化的乃至宗教式超越的內涵。其意涵豐饒的文藝論說，必須從他們不同的生命趣向和學術進路中尋找解釋。再次，離散經驗伴隨著新儒家文藝思想的歷史性展開。戰後移民使現代新儒家擁有了獨特的離散體驗。在歷史的動蕩中，他們證悲證智，貞認著生命和文化的意義。新儒家文化上的承擔和學術上的建樹受惠於此憂患情懷良多，而其文藝論說隨之傳達出強烈的文化意味。唐君毅在這方面表現得最明顯，徐復觀亦同。徐氏的人間情懷還使他對台灣的文學藝術動向多所關注，在與台灣文藝家的互動中，他走進了台灣文學藝術的生命世界。但本論題並非單純的徐復觀個人思想的呈現，也不是一個普泛性的文學/文化史的考察，而是介於二者之間的現代智識者互動景觀之重現和重釋。這種對話關係，隨著論題的逐層展開而有所選擇或偏重。第一章，主要通過對徐復觀與胡適之間文化衝突的分析，論述徐氏詩學思想的文化緣起及其對胡適文學觀的揚棄。新文化運動對文化傳統的破壞、科玄論戰中的科學主義強勢，使得中國文化深陷危機之中;白話文運動中的工具論傾向，則直接對文學的內質和文學史的實質構成威脅。這是徐復觀早年求學時期的文化背景;在他棄政從學後，這種文化傾向又因胡適主持中央研究院而在台灣延續。徐復觀此前已樹立自己的文化立場，此際更經由中西文化論戰，再次面對中國現代文化轉型的困境。不同於以往的體用論者，徐復觀因吸納了啓蒙價值，建構了新型的知識/價值論而逐漸獲得文化上的正當性。徐復觀的文學史論，大體上是這種文化立場在文學領域中的申說。第二章，通過對徐復觀與胡適、魯迅、周作人等生命觀的辨異，及對現代儒學之生命轉向的追索，來考量徐氏人性論轉向的內在動源。徐復觀的生命觀照，與胡適的科學人生觀、魯迅的純否定性靈魂、周作人的文人化儒家乃至熊十力的宇宙論儒家等形成對照，而最終凝成一個立足於生活世界、回歸心性體認、兼具仁義虛靜意涵的經驗型儒者形象。這種生命理解，直接貫注於其人性論中，形成其詩學的根源和主幹。第三章，是徐復觀「心的文學」理念與周作人「人的文學」理念之間的詩學典範對話。該章主要考察周作人的「人的文學」理念及其多重拓展的困境，最終匯歸於徐復觀「心的文學」觀之樹立;又以錢穆對中國文學的理解為比照對象，考量徐復觀從精神本源上復活中國文學藝術的用心和效用。周作人以啓蒙理念為思想的底色，其文學觀最初即內含著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的衝突，此後亦因觀念執持而隔膜於人心人性的終極義蘊，故而屢屢受挫;周氏弟子廢名似能在生命內核上拓展其師周作人的「言志」理境，但他的印西「論理」之路僅成其詩人的夢寐。與周作人、廢名反溯性的言志史論不同，亦與錢穆懷舊性的文化史訴說有異，徐復觀涵養於歷史文化，更力圖以思想史學樹立中國文學藝術成立的最後根據。他關注文學藝術與儒道兼融之心性的根本性聯繫，從而暢通了詩學重建的源頭，並在文藝綱維脈絡的疏通中作了歷史的印證。第四章，考察徐復觀與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在文藝言說上的關聯和差異，以展示人性論詩學的多維趣向和可能理境。熊十力究心於根本問題，治學則偏重宇宙本體的證會，而有所隔膜於文學藝術;即便論及詩文，亦多以使人發起向上和率真之念為依歸。承續熊氏的學術大體，徐復觀、牟宗三和唐君毅均以心性之顯發樹立其學術的根本;但在文藝問題上，則有別於其師而能暢論其歷史義蘊、美學內涵和文化精神，顯現出致思進路有異的文論樣態。不過，徐、牟、唐的文藝論述又終匯歸於人性問題，而能直就生命和心靈本身以作深一層的開掘，目的均在於暢達人的本心，拔升人的境界。在此意義上，三人的文藝觀內在地形成一種互通互補的格局。第五章(略)，在徐復觀與楊逵、劉國松、白先勇和陳映真等台灣文藝者的學思往還中，呈現戰後台灣所遭遇的情感和精神困境，進而在此一脈文藝話語的生成轉進中考量徐復觀的獨特視角。徐復觀與台灣文藝的關聯，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即與日據時期文學家的交往、對現代西化藝術的批評和對鄉土文學的聲援。徐復觀貫穿始終的態度是對人性的信賴和護持，這使得他的論述具有長久的意義。本文所採取的研究途徑有三:一是歷史的實證研究:在重回歷史現場中考察現代智識者的學思訴求，在原生態的歷史脈絡中細微地觀察其時的事件動因、思想走向和文化結構，重現智識者與中國現代文藝/文化情境之間的真實關聯。二是精神的體證研究:本論題所關涉多為具內在深度的思想者或哲人史家，在面對這些個體時，盡量以證會和追問的方式契入他們的內在世界，體察其運思動力和理路，就其本身來呈顯其精神脈動的多維向度。三是學思的比較研究:對徐復觀的個案疏釋與對相關智識者的考量兼顧，在現代智識動向的互滲、影響和對比中，抉發徐復觀詩學思想在現代文藝/文化坐標中的位置和意義。	2,006
余英時的明清學術史研究	田願靜激	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	碩士	Discuss the Characteristic of Yingshi Yu's Culture and Thought Research	路新生	[37]田願靜激. 余英時的明清學術史研究[D].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2006.	余英時，當代著名史學家，安徽潛山人。 1930年生於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讀於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錢穆先生。 1956年至1961年就讀於哈佛大學，師從楊聯陛先生，獲博士學位。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律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現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有第三代「新儒家」之學者的譽稱，其在史學理論與史學史方面著述尤多。著有《漢代中外經濟交通》、《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士與中國文化》、《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與晚年心境》、《猶記風吹水上鱗一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現代儒學論》等。在余英時的全幅學術體系中，描述並詮釋宋明理學向清學的衍化佔有樞紐性的重要地位。國內近年來對餘氏學術與思想之研究漸趨熱烈，但多集中在具體問題的探討上，而對餘氏學術思想的淵源，及其自身發展的特點，則關注較少，本文試從學術思想發展的角度，通過對余英時師承、著作的分析，理清其學術發展的內在軌跡。 “窺一斑而見全豹”，通過對余英時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具體分析，理清作者對於“宋明理學本身，及其在清代的延續”所做出的闡釋。在《方以智晚節考》中，主要從思想史的視角對方氏進行分析，	2,006
《明皇幸蜀圖》及其畫法研究	唐莉娟	四川大學	碩士	The Analysis of the Picture Named "MING HUANG XING SHU"	段七丁	[38]唐莉娟. 《明皇幸蜀圖》及其畫法研究[D].四川大學.2006.	“我所敬重的一位學者——錢穆說過：”要想認識中國人之文學藝術，唐代是一個發展成熟之最高點。必先瞭解唐人，然後瞻前顧後，可以竟體了然。 “《明皇幸蜀圖》是中國美術史這條長河中一顆璀璨的明珠，充分展示了唐人繪畫”致廣大，盡精微“的藝術風貌，為後代重彩山水畫的宗師，在鐵線青綠一路的藝術高度上後世也鮮見來者。前賢今人的著作每每提及，但卻往往淺嘗輒止，甚至陳陳相因。特別是文本資料以外圖像資料的研究及對此畫技法的深入解析更是很少涉及。本文以畫史畫論、唐人題畫詩等文本資料對作者、版本等問題進行探討及通過臨習進行技法分析，試圖對此畫作較“立體”的闡釋。對五代前山水畫初成期形貌的認識和對重彩技法的再認識，對我們今天的中國畫創作無疑是有益的。 "。	2,006
現代新儒家的和諧思想	於軍	魯東大學	碩士		趙慧峰	[39]於軍. 現代新儒家的和諧思想[D].魯東大學.2006.	目前社會正處於轉型期，各方面矛盾較為突出，既有來自個人內心價值觀的轉變方面，又有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利益分配方面。為解決矛盾，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從傳統文化中汲取豐富的精神資源以供借鑒尤顯必要。現代新儒家大都以弘揚民族文化為已任，本文嘗試從現代新儒家豐富的思想資源中發掘其和諧思想，從身心和諧、人際和諧、社會和諧、天人合一四方面進行論述。在身心和諧的思想中，梁漱溟認為關鍵在於抑慾，以防“心為身役”，只有一切“不認定”才能與世無爭，這種克身揚心的作法沒有脫離傳統儒家思想的觀點。熊十力把人欲說成是天性之動，承認其合理性，比梁漱溟有了發展。錢穆積極肯定西方科技發明給人帶來的享受，有進步意義。賀麟進一步強調公私共濟，更注重身與心的和諧。在人際和諧思想中，梁漱溟對傳統倫理道德所起的作用衷愛有加，唐君毅、余英時認為傳統五倫關係不足以解決人際和諧問題，必須以法律和制度作為保障。賀麟試圖對「三綱」作出新解釋，並提出倫理應與行業相結合的新思路。在社會和諧的思想中，梁漱溟主張以西方的“團體組織”和“科學技術”與中國倫理社會的“人生態度”融和，構建和諧鄉村。張君勱在政治上提出了“修正的民主政治”，在經濟上提出了“國家社會主義”的主張來調諧國家與個人的關係。牟宗三主張從儒家的道德理性中進行「自我坎陷」來實現民主，以求「老樹發新芽」。。杜維明則從現實中工業東亞的崛起看到了二者結合的希望，主張多元文化的和諧統一。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中，梁漱溟建立了生命本體論的天人合一，以人的理性、理智達到“與物同體”，“與物無對”。熊十力的翕闢成變說把殭化的實體改造成流變的實體，以其創新不已與天合一。牟宗三藉助康得的實踐理性的架構重建道德理想主義，以道德實踐的進路入手，徹底打通天人合一的界限，進而他又發展了傳統儒學的天人合一觀，開兩層存有論，在認識領域開出一個對列之局，讓科學知識成為可能。總之，現代新儒家的和諧思想以傳統儒家思想為根基，主動吸取西方思想文化的精髓，來適應處於激烈變革之中的國家的需要。儘管現代新儒家的身心和諧思想從整體上看還是以揚心克身為主要傾向，但在身的方面也給以關注，並對其作用給以積極肯定。在社會和諧方面，現代新儒家力圖以傳統思想接納西方民主制度，再造中華文明。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中，現代新儒家服膺於宋明儒學，從自我改造開始達到與使自身思想言行符合天命的“必然性”，使自己消溶於外部自然中以達到與之和諧的狀態。	2,006
論《說苑》的文獻價值	張冰	山東師範大學	碩士		陳乃華	[40]張冰. 論《說苑》的文獻價值[D].山東師範大學.2006.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西漢沛縣（今江蘇沛縣）人，是漢高祖劉邦之弟楚元王劉交的四世孫，一生經歷了西漢昭、宣、元、成四代。面對當時皇權旁落、政治混亂的情況，他多次極言進諫，但都因君主昏庸而反遭不測之禍。成帝河平三年（西元前26年），劉向受詔領校秘書，對皇室藏書進行校訂和整理。劉向校書在漢代學術史上是一個大事件，這是對先秦以來文獻典籍的一次比較重要的整理。在這個過程中，劉向博採群書，編撰而成《新序》、《說苑》、《列女傳頌圖》計六十七篇，相對於另外兩部而言，《說苑》的體例更嚴整，分類更準確，目的性也更明確，可成為劉向所編眾書的代表作品。《說苑》一書，取材廣泛，上至周秦經數，下及漢人雜著，“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說苑敘錄》）。它是收集前代文獻資料而成，但卻是在現實的要求下產生的，這使得劉向的個人特徵不可避免的融入其中。這種融入使本書一定程度的帶有了劉向個人創作的痕跡，無論是篇目的選取，史料的改造，語言的加工還是文體形式的創新，都可算的上是這種個人創作痕跡的表露。對之加以概括，可以從三個方面來集中體現，就是其中蘊含的思想內容，歷史資料的留存和文學特點的顯現。和同類著作如《新序》、《列女傳》等相比，它的形式、內容，都顯得的更為成熟。本文在前輩學者餘嘉錫、錢穆、趙善詒、謝明仁等研究的基礎上，力圖從劉向編輯資料的方式，對歷史資料的取捨，其中所體現出來的思想內涵等方面，對此書加以綜合全面的評價，力求有所創新，有所突破。《說苑》一書由於流傳時代久遠，其中又經過散佚集成的變化，有些內容已經不可再考。在對其進行綜合研究評價的過程中，這種情況時有發生。作為研究者，有些問題只能遺憾的放棄，希望隨著歷史資料的收集，能夠解決這些目前仍然只能存疑的問題。  政治的翻譯	2,006
以生命為本的教化結構《大學》的傳播學分析	穆琳琳	北京師範大學	碩士		毛峰	[41]穆琳琳. 以生命為本的教化結構《大學》的傳播學分析[D].北京師範大學.2006.	《大學》是以生命為本的教化結構：一是《大學》的宗旨是想要生命都能都能彰顯光明的美德，都能「人人自新」而「止於至善」; 二是君子「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生命結構和教化結構的統一。這個結構立足個體生命，擴充個體生命，實現教化全體生命，使人人都有所得而天下平，即教化一人而兼善天下。《大學》以三綱“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框架，構成了一個以生命為本的教化傳播結構，可以簡稱為“身——家——國——天下”的生命一傳播結構。這個傳播結構立足於個體自我修養、自我提升，然後擴延為教化家庭再到更廣泛的社會人群。從“身”到“家——國——天下”形成了從個體自我傳播到家庭內部的教化傳播，再到廣泛社會人群的教化傳播結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的自我傳播，是一種由內向外的自覺，是一種感悟方式，它肯定了人在塵世活動中，可以寄寓永恆的意義和理想; 家庭內部的教化傳播包括：家庭內部的人倫教化傳播; 家庭內部的禮儀教化傳播; 家庭內部的人際傳播; “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從而國家上下教化、社會更廣泛人群的教化傳播得以實現。傳播的進行需要有機制的保障。本文主要闡述了兩種機制中的教化傳播：古代教育機制中的教化傳播; 古代禮俗機制中的教化傳播。教育機制的傳播功能在於培養出「修、齊、治、平」的人格品質; 禮俗機制的傳播功能在於序人倫、成風俗。這些機制保證了古代教化傳播的實現。《大學》的教化傳播結構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對個體生存與群體生存矛盾的滲透性解決：它展現了個體的生命空間，也豐富了群體生命的價值，並完成“止於至善”的價值體系。這個價值體系對於儒家理想人格的塑造有著特殊的意義，是中國傳統文化對人生價值的總述。《八十憶雙親》體現了家庭中的教化傳播。儘管大家族的禮教已經蕩然無存，傳統價值卻仍然在自己的父親、母親、哥哥、師友身上，在七房橋的小天地中體現出來; 生命中的道德精神仍然一脈相承，生命的義務仍然在擴展。在今天道德精神衰弱的情況下，錢穆希望能通過他父母的事蹟來傳頌這種精神並使它永存。  人人的翻譯	2,006
現代新儒家與船山學	方紅姣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	博士		方克立	[42]方紅姣. 現代新儒家與船山學[D].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2006.	明末清初的王船山是中國哲學史中一位極其特殊的人物。在沉寂二百餘年後，從20世紀尤其是20世紀後半期以來，船山學研究逐漸成為中國哲學史研究中的一個熱點。當代中國最主要的學術派別對船山思想都極為關注，並以各自的學術立場為基點，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積極的研究，這其中包括馬克思主義和現代新儒學等思想派別。不同觀點的提出和探討，同時又促進了船山思想研究的深入發展，以船山生平和思想為研究物件的船山學逐漸崛起為一大“顯學”。由於新儒學本身就有心學和理學之分，直承宋明儒學而來的現代新儒學自然有接著朱子講的“新理學”和尊陸王的“新心學”的分野。加之各人的學術專長等個人特點不一，他們的船山學研究往往有諸多差別。總體而言，現代新儒學的船山學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大方面：一、船山即氣言體、乾坤並建的形上思想; 二、船山的歷史哲學思想。現代新儒家對船山思想的這兩大關注點，可以說正是船山思想的核心所在，且二者關係密切。前者體現的是船山不同於朱子和陽明的獨特的宇宙本體論進路，後者凸現的是船山重器、重形色、重客觀歷史性的歷史哲學，從即氣言體、乾坤並建的宇宙本體論到重器、重形色的歷史哲學，貫穿著船山即體即用、體用一致的思想方法。即有此體必有此用，重氣必然重器、重客觀歷史性。必須說明的是，在現代新儒學的發展過程中，以熊十力及其弟子為代表的心學一派比以馮友蘭、錢穆等為代表的理學一派顯示出了更大的生命力和影響力。這一特點同樣體現在船山學研究中。本文亦是以熊十力及其弟子的心學一派為主要研究物件並兼及其他。以熊十力、牟宗三等為代表的現代新儒學心學一派，一方面對船山過於重氣，主乾坤並建表示不滿，在心性論上仍以陽明、朱子為主旨; 另一方面，又對船山將此思想運用於歷史文化的卓越表現讚賞有加。現代新儒家在構建自己的哲學思想時試圖揚「長」避“短”。不難看出他們在尋求新的發展，擺脫尷尬困境的過程中的這一良苦用心。在船山學研究方面，林安梧是現代新儒家中一個比較特殊的人物。他建立起一套船山「人性史哲學」，強調歷史和人性的互動。林安梧是第一個全面肯定船山乾坤並建的哲學架構並把他與現代新儒學的未來發展聯繫起來的現代新儒家學者。他提出未來儒學的發展，應在對牟宗三儒學進行全面反省的基礎上，著力汲取王船山哲學的思想資源，以一種批判的態度來理解牟宗三的哲學，走從牟宗三、唐君毅返回熊十力，最後回到王船山的路。在某種意義上說，王船山為現代新儒學的發展提供一個重要的可能發展路向。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大體與之同時的馬克思主義學派的船山學研究。從侯外廬與熊十力開始，馬克思主義者與現代新儒家的船山學研究之間的交流互動就一直存在著（特殊的歷史時期除外）。毋庸置疑，堅持唯物史觀的馬克思主義者與現代新儒家在基本理論和方法上有根本分歧。但是，二者又有許多共同點，這些共同點隱含著彼此進行深入對話的可能性。以船山學為仲介，現代新儒學與馬克思主義若能實現深入對話，這對現代新儒學甚至雙方的發展都將起到積極的作用。	2,006
春申君相關問題研究	駱科強	華中師範大學	碩士	Study on Lord of Chunshen	顧久幸	[43]駱科強. 春申君相關問題研究[D].華中師範大學.2006.	本文試對春申君的相關問題做了研究。首先，鑒於目前學術界對春申君的身份有所討論，而且傾向於他是黃國後裔的看法，筆者贊成錢穆的觀點，認為春申君應該是楚懷王的庶子，楚頃襄王的弟弟，從而恢復了他的“公子”身份。在這一基礎上，筆者大致推定了他的生年為西元前320年左右。其次，是他的封號應該來自其最初的封邑名春申，其地應該在壽春，或即壽春的前身。由此筆者又推測了春申君被賜淮北十二縣的真相：楚考烈王要遷都壽春，賜給春申君淮北十二縣主要是為了支付營建新都的龐大費用。第三是春申君的事蹟在史書中多有歧誤，特別是對其納李環，前人考辨不可信。筆者對黃式三、錢穆和繆文遠的考辨進行了新的回應，認為春申君納李環給考烈王的陰謀是實有其事。並進一步懷疑李環並非李園的親妹妹，而是李園為了實現其陰謀而選中的情人; 楚哀王的真實身份很有可能就是李環和李園所生，並不是楚考烈王的遺腹子，也不可能是春申君之子。最後落實到對春申君的評價，由於目前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一種把春申君拔得過高，另一種又因為用現代的一些價值觀念把他貶得過低，所以本文力圖把他置於戰國時代中去品評，突出亂世當中“人”自身的能動性，把他與孟嘗君、平原君和信陵君分別比較，論定他毫無疑問地應該與另外三君子同屬一個等級。	2,006
中國金融制度創新：理論依據與創新實踐	王寧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碩士	China financial system innovation: Theory basis and innovation practice	徐茂魁	[44]王寧. 中國金融制度創新：理論依據與創新實踐[D].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2006.	“理論是制度之精神生命，現實是制度之血液營養”（錢穆，1955）。任何一項制度都不是憑空產生，任何一項制度後面都有本源的理論支援。而任何一項制度又非僅僅是思想設計之產物，他的發展演化都是與具體的社會現實緊密相連。中國波瀾壯闊的經濟改革至今已歷二十八載，其間，中國經濟體系中各領域的改革可謂成績斐然，而作為現代經濟體系核心的金融市場也經歷了巨大的變革。經濟學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要揭示經濟現象背後的經濟原理，按照西方的貨幣金融理論，中國的金融改革似乎不會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中國的金融改革所走過的歷程與取得的成績迷霧重重。怎樣來看待中國金融制度創新，怎樣來解釋中國在金融改革過程中的實踐選擇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大難題，斯蒂格利茨曾說過，誰能夠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諸難題誰就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本文也是致力於解決這一系列學術難題中的一員，當然本文所述局限於中國金融制度的創新與改革，對這一改革的討論是置於中國整個經濟制度變遷的背景之下。借鑒西方貨幣金融理論對金融創新的論述，這是中國金融制度創新之“精神生命”，結合中國金融制度現實的實踐選擇，考慮到整個經濟制度轉軌各項制度的配合，努力探求中國金融制度改革的個性特點，這正是我們追求的中國金融制度創新的“血液營養”。希望本文對中國金融制度創新源與流的分析能夠對中國未來的金融制度創新與改革有所説明。金融制度創新是金融工具創新的前提和基礎。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金融自由化理論為世界各國放鬆金融管制進行金融創新提供了理論依據。金融制度創新又刺激了金融市場金融產品和金融業務的繁榮和發展。金融創新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市場上盛行的主要趨勢之一。金融創新從根本上改變了整個金融業的面貌。新的金融工具、金融市場、金融機構、金融制度不斷出現，一方面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客觀基礎和強有力的技術支援，另一方面全球範圍內加速進行的金融管制放鬆，使得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加劇，從而激勵了金融機構通過產品創新來增強競爭力和保持原有的市場地位或佔有新的市場。金融創新的實質就是為了提高和改善資源配置效率，究其根源是金融資源分配規模不斷擴大，金融需求不斷多樣化和金融效率的客觀要求。它泛指金融體系與金融市場上出現的一系列新事物，包括新的金融工具、新的融資方式、新的金融市場、新的支付清算手段以及新的金融組織形式與管理方法等內容。金融創新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從內容上來看，金融創新可大致分為金融工具創新、金融市場創新、金融機構創新、金融制度創新。從金融創新理論上看，主要有約束引致創新理論、規避管制創新理論、制度創新理論、交易成本創新理論、技術推進理論、貨幣促成理論、財富增長理論、需求驅動理論等，從這些理論的產生和發展來看，各種理論確實能說明一定時間和空間跨度金融創新背後的生成機理，但都偏重於某個側面。事實上，每一種創新都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管制放鬆、技術進步、全球化、競爭激化以及匯率和利率波動一向被認為是金融創新的主要動力。隨著市場經濟的日益成熟和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尤其是中國加入WTO後，有步驟地擴大金融業的對外開放，外資銀行很快攜帶新的金融工具、新的金融品種、新的行銷服務手段進入中國市場，國際、國內競爭環境更加激烈。在走向國際化和麵對大量外資銀行進入的形勢下，面對競爭主體日漸增多，競爭深度和廣度不斷加強以及金融技術的不斷更新、金融產品種類不斷湧現的狀況，加快金融創新，迅速提高我國金融體系核心競爭力，已是勢在必行。本文共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對金融創新理論進行述評以及說明從中得到的啟示。主要介紹了約束引致理論，規避管制理論，制度改革理論，並對其他金融創新理論做一概括地介紹。闡述金融創新理論對中國金融制度創新的啟示。這其中主要包含了對金融創新的內涵與特點的分析，對金融創新的微觀主體和宏觀環境的描述。第二部分，具體介紹金融工具創新與制度創新。首先分析了金融工具創新與制度創新之間的關係，其次分別介紹國際國內的金融工具創新。第三部分，中國金融制度創新的實踐選擇。從中國金融創新面臨的問題、中國金融制度創新的實踐、中國金融制度創新的成績三個方面闡述中國金融制度創新的實踐選擇。第四部分，中國金融制度創新的定位：一個簡短的結論。簡要說明中國金融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定位。	2,006
錢穆美育思想初探	張亞驥	蘇州大學	碩士		侯敏	[45]張亞驥. 錢穆美育思想初探[D].蘇州大學.2007.	本文探討了錢穆先生的美育思想。錢穆從教七十五年，自小學、中學直至大學，研究生班，歷時四分之三世紀，施教時間之長，教學類型之齊備為中外教育史上所罕見。他在教學中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土壤，把西方教育理念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探索出了一條適合自己的美育之路：宣導孔子的“仁”學思想，主張詩教與樂教：做人與求學並行為重心，邁向審美人格; 文學藝術，構築人生的審美意境。並在此基...  史上的翻譯	2,007
錢穆與《國史大綱》	陳氾	上海大學	碩士	Qianmu and General Outline of Chinese History	陳勇	[46]陳氾. 錢穆與《國史大綱》[D].上海大學.2007.	在20世紀前半期，編寫為時代所需要的新通史成為新史學建設的一項重頭戲，出現過不少個性各異、異彩紛呈的中國通史著作，著名歷史學家錢穆撰寫的《國史大綱》便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該書以朝代更替為經，學術興衰為緯，貫通古今，把中國三千年來歷史演變清晰地展現了出來，成為20世紀影響最大的通史著作之一，在中國現代史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本文以錢穆的史學代表作《國史大綱》為研究對象，通過對該書內容的分析來探討他的史學思想的形成及其在中國現代史學史中的地位和影響。全文除諸論與結語外，主要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國史大綱》的撰述與出版，首先把該書的寫作置放到抗戰時期民族危機嚴重的大背景中進行敘述，交待了該書成為一部史學“救亡曲”的時代背景。其次通過對《國史大綱》體例、佈局、學術創見的闡述，以明瞭錢穆此書較前人之作的創新處和其匠心獨具之處。第二部分通過對《國史大綱》內容的考察來闡述錢穆史學思想。該部分主要由錢穆的史學會通思想、關心文化傳承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想以及注重歷史文化個性探討的國史觀三方面的內容構成。本文認為，《國史大綱》是錢穆系統闡述他史學思想的代表作，其中文化民族主義思想是他史學思想的核心所在。他在書中第一次明確地把文化、民族與歷史三者聯繫起來考察，認為歷史就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展開和演進，研究歷史不僅僅在於弄清歷史事實的真實，更重要的在於弄清歷史事實背後所蘊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換言之，歷史學家的責任不僅僅在於復原歷史的結構，追求史事的真實，更重要的在於追尋民族文化傳承的血脈，肩負起為中國文化續命的職責。至此，錢穆以其鮮明的民族文化史觀在當時的史學界獨樹一幟，成為與新考據派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派鼎足而三的文化民族主義史學一派的代表人物。	2,007
錢穆與《國史大綱》	陳泛	上海大學	碩士		陳勇	[47]陳泛. 錢穆與《國史大綱》[D].上海大學.2007.	本文對錢穆與《國史大綱》進行了研究。文章認為，《國史大綱》是錢穆系統闡述他史學思想的代表作，其中文化民族主義思想是他史學思想的核心所在。他在書中第一次明確地把文化、民族與歷史三者聯繫起來考察，認為歷史就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展開和演進，研究歷史不僅僅在於弄清歷史事實的真實，更重要的在於弄清歷史事實背後所蘊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換言之，歷史學家的責任不僅僅在於復原歷史的結構，追求史事的真實，更重要的在於追尋民族文化傳承的血脈，肩負起為中國文化續命的職責。至此，錢穆以其鮮明的民族文化史觀在當時的史學界獨樹一幟，成為與新考據派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派鼎足而三的文化民族主義史學一派的代表人物。	2,007
梁啟超、錢穆兩部同名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比較研究	郭盛	西北民族大學	碩士	Liang Qichao, Qianmu Two Study with Masterpiece Close Chinese Learning for 300 Years History Comparison	王繼光	[48]郭盛. 梁啟超、錢穆兩部同名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比較研究[D].西北民族大學.2007.	在中國學術發展歷程中，清代學術是一個承前啟後、極其重要的階段，它上啟宋明理學，下開現代學術。一方面，此時的中國面臨著數千年來所未有的大變局，西方的列強憑藉著船堅炮利的優勢，既把空前的民族危機帶給了中國，又將一個和中國固有文明截然相異的西方文明強行地輸入，不斷衝擊著古老的中華文明; 另一方面，中國的古典學術演進至此，絢爛至極，清代學者業已取得了集大成的光輝成就。在這種情勢之下，民國時期的學者興起了一股整理清代學術的熱潮：章太炎、劉師培、徐世昌、馮友蘭和胡適等。而其中尤以梁啟超與錢穆的成果最為顯著。本文通過研究背景; “近三百年”概念之述略; 梁、錢二著之相同志趣; 在嶺南文化與吳越文化之衝撞下的梁啟超、錢穆兩部同名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梁、錢二人的師承對梁、錢二著的影響; 啟蒙與救亡之於反動與導源; 梁啟超、錢穆兩部同名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影響及其他; 餘論等幾部分來對梁啟超、錢穆之兩部同名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進行比較、分析、論述; 由於學術史作者的學術背景、學術師承、學術志趣、學術經歷等等差異; 使得他們在著述時做出了不同的闡發、料理、取捨、藏否; 由是也產生了兩部風格迥異、千差萬別的學術史。	2,007
從陳寅恪、錢穆到余英時	侯宏堂	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	博士	From Chen Yinke, Qian Mu to Yu Yingshi	胡曉明	[49]侯宏堂. 從陳寅恪、錢穆到余英時[D].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2007.	余英時先生，是當今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史研究大家，他從史學的立場去認識與詮釋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民族特色、內在變遷與現代價值，試圖為中國文化傳統的現代更新與重建奠定歷史與思想的基礎。余英時先生在宋代以來的中國思想史研究、中國知識分子問題研究、儒家思想文化研究等領域都成就卓越，在中國人文學術界已經並將繼續產生越來越深廣的影響。余英時學術，富於獨立與自由精神，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文化承當精神，以中國傳統學術為立足點，在承傳先輩學術的基礎上超越發展，又具有歷史的視野與世界的眼光，走出了一條融貫中西、化傳統為現代的人文學術研究之路。余英時先生以其卓越的學術成就而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余英時學術以其現代的精神而為中國現代學術之發展樹立了典範。考察余英時先生的學術與思想，無疑對進一步推動中國人文學術研究和中國現代文化建設具有重大的啟迪意義。而在余英時深湛廣博的學術領域中，最具有典範意義的、最具綜匯貫通性質的，就是其“新宋學”。因此，「新宋學」可以成為余英時學術的一個最重要的觀測點。本文便是對余英時「新宋學」的初步考察，特別是對余英時「新宋學」建構歷程之探討。余英時「新宋學」之建構，主要淵源於...	2,007
淺論呂思勉史學思想的幾個問題	何周	安徽大學	碩士	A Simpl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Thought of Lu Si-Mian	張子俠	[50]何周. 淺論呂思勉史學思想的幾個問題[D].安徽大學.2007.	呂思勉（1884—1957），字誠之，江蘇武進（今常州市）人。他畢生專事歷史研究和教育工作。在現代史學史上，他是唯一一位在通史、斷代史和專史諸多領域裡，都作出了重大貢獻的歷史學家。臺灣中央研究院著名史學家嚴耕望，把呂思勉、陳垣、陳寅恪、錢穆一併推重為前輩史學四大家。對於這樣一位品德高潔、博學多識的史學大師，長期以來我們大陸史學界重視不夠，研究不多，他的史學成就往往被人忽視。對呂思勉的研究，目前還主要集中在對他生平及學術的回憶和介紹上，專題性的研究論文不多，專門探討其史學思想的文章更少，甚至可以說是空白。有鑒於此，本文擬就呂思勉史學思想中的幾個主要問題，從史料觀、史學功能論、史家修養論、史體論四個方面展開論述，希望藉此能為呂思勉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稍盡綿薄之力。呂思勉治史特別重視史料，對史料的內容範圍、類別、價值以及搜索、考訂和運用史料的原則及方法等等多有論述，頗有特點和價值。他把史料範圍推廓得很廣。呂思勉把史料分為兩種九類。他特別重視史料的搜輯與考證，強調要按一定的專題去搜輯，當務之急是作史料彙編。他專門總結了書籍、實物、古事的辨偽考證方法。對於各種史料的價值，呂思勉也有自己的分析與判斷。呂思勉史料價值...	2,007
張舜徽與《清儒學記》	段曹鋼	湖北大學	碩士		郭康松	[1]段曹鋼. 張舜徽與《清儒學記》[D].湖北大學.2007.	張舜徽是二十世紀公認的國學大師。清代學術史研究，是他一生研究的重心。耗時數十年，艱辛爬梳整理清代文獻，所做劄記精選為《清人文集別錄》、《清人筆記條辨》，積累深厚功力，在此基礎上，借鑒前人清學史研究經驗，結合自身的教學實踐，由博返約，系統總結有清一代學術史。《清儒學記》就是這一厚積薄發的成果結晶。它採用「學記」這一傳統體例形式，保持了原體例的結構特點。傳統教育的濡染，五四思想的洗禮，系統地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使得張舜徽對清代學術史的研究有與梁啟超、錢穆等不同的觀念與價值取向。本文分四個章節，對張舜徽和《清儒學記》進行探討。介紹張舜徽的生平，著意於其人、其學、其書，分析張的家學淵源、個人經歷與他治學關係，對他學術觀點的影響，著重探討張舜徽，就清代學術史研究，在《清儒學記》中，所體現的立史價值取向，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一）經史致用、經世致用的取向; 我們研究歷史的最終目的，便是要將舊有的歷史資料，去粗取精，刪繁就簡，創立新的體例，運用新的觀點，編述為有系統、有剪裁的總結性的較完整的通史。中國通史就是要「集天下之書為一書」，誘啟初學，讀一書而知天下書，以利實用。學問必須能治國安民，有益國計民生，取得實際功效，又稱經世致用之學，與空疏無用之學相對。特點是以史為鑒，學術研究與現實結合，以解釋古代典籍為手段，從中發揮自己的政治見解，並用於社會改革。（二）力倡學術創新，鄙棄流俗經生之業的取向; 創新是學術的生命，張舜徽力倡學術創新貫穿於他整個清學史著作。在《清儒學記》中對所選各記的學人們的各種學術不管是發凡起例，還是創新因數的出現，張舜徽均予以充分的挖掘，對他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創辟之功給予了大力宣導表彰。反對墨守、突破束縛，對創新的對立面——剽竊、抄襲、掠美的鄙視（三）博學於文、行體有約，能見其大、能見其通的取向; 博學應是每位學者應具的基本要求，是學術發展的前提條件。否則將無以為繼，無以創新。基礎牢固、功底厚實同樣也是清儒治學的必備素質。 “博而能約”，即治學能博觀約取也。如治一經，則凡涉及此經之書皆遍覽之，所謂博觀也。於是去粗取精，擇善而執，所謂約取也。（四）畜德修身、行己有恥的取向。分析這些傾向的具體表現，如何貫穿在《清儒學記》全篇中，“有醇無疵，於清學有光”應是張舜徽歷史的最高要求。其次，總結了《清儒學記》的主要學術貢獻，（一）清儒治學精神與研究方法的系統總結。清儒的治學精神許多是非常感人的，他們的許多治學方法也是接近科學的方法。正是這些精神與方法催生了他們的驕人成就，也是新時期學人可以引以為鑒的。（二）清學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對清代學術的源流進行了細緻的考辨，得出清學源於宋學的結論。結論，功力深厚的張舜徽，獨特的個人經歷鑄就了他治清學史的獨特價值取向。為清學史研究做出巨大貢獻。	2,007
現代新儒學教育思潮與流派研究	洪明	北京師範大學	博士		俞啟定	[2]洪明. 現代新儒學教育思潮與流派研究[D].北京師範大學.2007.	現代新儒學是“五四”以來興起的，與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並列的一支重要的思想流派，也是一支重要的教育流派。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近現代教育變革的過程就是儒學教育不斷式微和抗爭的過程。 “中體西用”、“納西入中”是傳統儒學教育思想的一次自我調整，在維護中學主體地位前提下，積極吸納西學課程、改造中學課程。辛亥革命後，「西體中用」、「納中入西」成為資產階級解決東西文化與教育的基本思想，“癸醜學制”的頒布和“五育”思想的提出，標誌著作為完整形態的傳統儒學教育的徹底解構，儒學知識被消解在各種學科課程中，傳統教育中一些有益成分被新教育思想吸收。北洋軍閥時期，教育文化界出現了復古與反覆古的鬥爭，儒學在這次鬥爭中遭到雙重戕害。在打倒傳統的文化氣氛中，新儒家誕生了。 1921年梁漱溟發出了重樹宋明講學之風的呼聲，1923年，張君勱提出了“玄學教育”的主張，預示著新儒學教育思潮的誕生。現代新儒學教育思想的發展過程大致可劃分為三個大的階段：從上世紀20年代到抗戰時期為第一階段，突出成果為梁漱溟“理性”教育思想和鄉村建設實踐。梁漱溟認為，“理性”教育和“理智”教育是東西方教育的根本區別，提倡“理性”教育旨在補救西方教育之不足，以喚起人內在的根本精神。鄉村建設就是立足社會本位，發掘中國人的“理性”精神，學習西方人理智之長，再造新文化的教育。以八年抗戰為中心，上至30年代初，下至新中國成立，為新儒學教育思想發展的第二階段。在此階段，現代新儒學在理論上不斷走向成熟，在教育上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復活傳統書院的嘗試。通過復活書院努力，表達了新儒家各具特色的教育理想。梁漱溟通過書院彰顯了「理性」觀下親師取友思想; 張君勱書院教育思想具有較強的現代色彩，強調教育對文化的再造功能; 馬一浮則通過複性書院更多地表達了一種古典教育的情懷。新中國成立後，現代新儒家部分留在大陸，部分出走海外，在教育思想上最大的亮點就是錢穆等人同益成熟的人文主義教育思想。錢穆一生為故國招魂，在教育思想上充分肯定了傳統的人文精神，以做人為根本，把做人與為學完整地統一起來。新亞書院就是把這種人文主義教育思想與現代大學制度相結合的較成功嘗試。現代新儒學教育思潮的共性大體表現為以下幾方面：第一歸依傳統文化，突出教育的文化傳承與再造功能; 第二，在教育宗旨上他們高舉道德人文主義旗幟，強調完善人格、涵養心性。第三，在知識與人才觀上，新儒家重視中西文化融合會通，突出通識性與通才觀。第四，善於吸取傳統教育智慧，以補救現代學校教育之弊。	2,007
漢代債法研究——以簡牘文書為中心的考察	謝全發	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	碩士	The Han Dynasty bamboo slips of debt law--Based on the instrument for the inspection center	曾代偉	[3]謝全發. 漢代債法研究——以簡牘文書為中心的考察[D].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2007.	現代意義的民法源自歐洲，是歐洲封建主義發展至資本主義的產物。學界一般認為，我國民法實為舶來之物。筆者認為，既不能以西方近現代意義上的民法比照、套用於中國古代社會；也不能以只言片語斷然否定中國社會就無調整民間私人活動的「民法」。我們必須深入到記載中國古代社會日常生活的各種史料當中，用材料說話，以事實求真。要對史料親自蒐集、考證、辨偽與分析，在佔有詳實史料的基礎上，做出具體而非空泛、創新而非循舊的論證，以期最終能夠撥開歷史的迷霧，讓事實大白於天下。漢代乃是我國古代中央集權國家的確立時期，政治法律制度逐步完善，《九章律》等法律制度的制定與編纂，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以往學術界對漢代法律制度的研究，多側重於「刑法」和「行政法」方面，對「民法」規範的研究尚屬薄弱環節，對漢代債法的專門論述更是少見。本文以法律史學的視角，運用現代法學的相關理論和方法，借鑒相關學科的研究理論與成果，嘗試對漢代的債法規範進行一次系統而全面的研究。債法是調整財產流轉關係的重要法律。漢代債法，並非說漢代已具有「債法典」而是指漢代已具有調整債的法律規範。漢代債法保障了當時的商品交易關係，維護了社會經濟秩序，鞏固了漢朝政治統治，同時，它也奠定了中國古代債法的基礎，影響延貫整個古代。當前，我國對於是否制定一部完整的民法典依舊意見不一。隨著《物權法》的通過，可以預見，債法典(或者民法典債編)也將出現在全國人大的立法規劃當中。因此，我們現在研究古代「民法」，探析中國古代的「民法」究竟如何作用於古代社會，可以從中得到有益的啓示，能夠達到以古鑒今，古為今用。所以，探究漢代債法，既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也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本文正是基於以史出論，史論結合的指導思想，本著古為今用，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而撰寫。首先，觀念的突破與立論的中允。本文衝破了長期以來國內學界糾纏於中國古代有無民法爭論的藩籬，既不一味抨擊中國古代民法缺位之說，也不完全贊同中國古代民法發達之論，而是保持意識的「中立」，以紮實、詳細的史料來說明問題。筆者認為，中國學術界對中國古代有無民法的爭論，都是以中國古代法律來比附西方現代民法，恰如削足適履，邯鄲學步，幹擾了對中國古代調整財產流轉關係法律的深入考察，有百害而無一利。筆者認為，我們必須將視角轉向中國古代社會之現實，集中力量對古代史料進行考證與分析，方可就中國古代是否有「民法」問題得出較為全面、客觀、可靠的結論。其次，材料的新穎與論述的系統。學術創新的生命在於新理論的的創立和新材料的運用，陳寅恪先生早就有言，新材料的出土與運用必將原有之結論推翻或發展。本文在材料方面就做到了詳實新穎，從較早的居延漢簡、敦煌漢簡到較近公佈的張家山漢簡、懸泉漢簡、額濟納漢簡，國內所能見之於市面的漢簡都為筆者所蒐集而加以利用。另外，本文在大量利用出土簡牘這些新資料的基礎之上，充分結合傳世文獻，首次系統而深入地論述了漢代債法，從漢代債法的產生環境至其對後世的影響，作了全面、詳細、系統、深入的分析。可以說，資料的詳實新穎，論述的詳盡系統是本文的最大特色。最後，結論的客觀與見解的獨到。本文在其論述之中不輕易妄下結論，而以客觀豐富的史料來闡明問題，真正做到以史出論。本文也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之處，如漢代債法的生成環境、漢代個人是否具有「民事主體」資格、漢代「民事行為能力劃分」的標準、漢代債的擔保形式、契約生效的要件、損害賠償成立條件、漢代婦女參與經濟活動、官府對債的積極主動幹預、漢代債法對先秦債法的發展、漢代債法對晉唐債法的影響、合同契出現的時間、稅契制度的起源等等。需要強調的是，這些獨到的見解，都是立基於詳實新穎的史料之上。第一章從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考察了漢代債法的生成環境。以小農經濟為主，小商品經濟為輔的社會經濟是漢代債法的經濟基礎，它決定了漢代債法的基本內容。漢代皇權十分強大，對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產生重要影響，當然也對債法的內容及其特點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錢穆先生指出每一制度之後都有一番思想在支撐，人的行為也是在一定思想指導下的行為。因而在漢代債法的制定、運行過程中，思想文化的影響不容忽視。漢代社會崇尚「天人合一」，追求「和諧」，主張「重義輕利」，反對「見利忘義」，這些都對漢代債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第二章從債的當事人、債的產生、債的擔保、債的消滅等方面闡述了兩漢債法的概況。在債的當事人部分中，首先指出漢代真正承擔債務，履行債務的當事人包括國家、社會組織、家(戶)和個人。我們在此要注意不能用債的當事人來比附西方民法中債的主體概念，以免發生誤解。漢代雖然存在以個人名義與外界進行經濟交往從而產生債的情況，但漢代都是以家庭(戶)的財產來履行債務，這與現代民法中債的主體是有區別的。現代民法中，債是以債的主體的財產來履行，只有在特殊情況下，在負債者個人財產不足償還債務時，才可以家庭或者其他關係人的財產來履行債務。漢代劃分民事行為能力的主要依據是立戶，只有具備戶主的身份才可以自己的名義參與經濟交往，享有權利，履行義務。這與現代民法不同。不少著作，根據現代民法理論，提出中國漢代「民事行為能力」劃分依據之一--年齡(漢代為兩分法，15週歲為分界線)，筆者對此進行了辨析。本章對漢代債法的內容進行了概括的介紹，包括漢代債法的發生、債的擔保、債的消滅。漢代債的發生原因包括契約、損害賠償、不當得利。漢代債的擔保形式也已經多樣化，既有保證、俸祿擔保，也有獨具中國古代特色的勞役擔保，還有抵押和質押。這反映了漢代高度重視對債主經濟利益的保障。漢代債的消滅形式主要有清償、免除和抵消三種。第三章深入地研究了漢代的契約制度。結合傳世文獻與漢代簡牘資料，按照不同種類，詳細探討了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各種契約文書。漢代契約種類已經比較齊全，有買賣土地、房屋的不動產買賣契約、動產買賣契約，也有反映雇傭關係的雇傭契約，反映財產聯合關係的合夥契約等。既有宏觀的制度分析，也有具體個案考察。這一章還運用法學理論，對漢代契約的生效要件進行了闡述，指出當事人具備訂立契約身份條件、雙方訂立契約的意思表示要真實、契約內容要合法、訂立契約的形式要完備。只有同時具備這四個條件，所訂立的契約才是合法有效的。第四章闡述了漢代的損害賠償制度。本章分為一般損害賠償、特殊損害賠償、損害賠償的構成要件三個部分。筆者充利用了大量的簡牘資料，尤其是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和居延漢簡中記載的損害賠償案例，對漢代損害賠償制度作了深入的研究。漢代損害賠償分為一般損害賠償與特殊損害賠償。漢代法律已經規定了比較嚴格的賠償制度，開始重點保護國家財產。漢代也有特殊損害賠償制度，如對畜產造成他人莊稼等農作物或畜產損失的，畜產主人要承擔賠償責任。對官員失職、瀆職行為造成他人損失的，漢代法律也規定了對受害人的賠償責任。這比較類似於現代法律中的國家損害賠償制度。漢代損害賠償也必須具備三個構成要件：加害人的主觀過錯、損害事實的存在、加害人與損害結果之間有因果關係。第五章剖析了漢代債法的特點。漢代債法主要有當事人法律地位相對平等、婦女可以獨立地作為債的當事人、官府對債的積極調控三個特點。漢代債法突出特點就是漢代官府對債的積極調控措施。從靜態來看，漢代官府對買賣契約中商品的價格、對借貸契約中的利率均做出了規定。從動態來看，在債的發生、履行過程中，官府一直積極幹預，以確保債主的經濟利益。對普通大眾之間的債要進行登記。在負債者不按時如實履行債務時，債主可以向官府提出申訴，要求官府強制負債者履行債務。官府接到申訴後，要進行調查覈實。調查覈實後，如果確定債務的存在，則會依法強制負債者履行債務。負債者無法償還債務時，甚至官府可先行墊付，然後由負債者為官府服役來償還債務。在負債者完全履行債務後，官府才將負債者的名字從有關簿冊中註銷。當然如果負債者已經償還債務，或者債的內容(所欠錢財金額)與債主所主張的不一致，也可以向官府申明，官府調查覈實之後再處理。第六章分析了漢代債法的歷史地位。漢代債法在中國古代債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它上承先秦，下啓晉唐，處於承前啓後的重要歷史階段。我們試圖通過對漢代與先秦和晉唐時期的比較，來透視漢代債法的歷史地位。漢代債法與先秦債法相比，債的規範法典化、債的發生多樣化、債的擔保多元化、債的當事人廣泛化。兩漢時期的債法，奠定了後代債法發展的基礎。由債的當事人、契約制度、損害賠償制度等方面都可以看出，晉唐債法就是對漢代債法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2,007
錢穆美學思想研究	鄭淑婷	安徽大學	碩士		宛小平	[4]鄭淑婷. 錢穆美學思想研究[D].安徽大學.2008.		2,008
錢穆、楊伯峻及傅佩榮《論語》註釋異同	高慧鈴	南京大學	碩士		程章燦	[5]高慧鈴. 錢穆、楊伯峻及傅佩榮《論語》註釋異同[D].南京大學.2008.	歷代《論語》注本汗牛充棟，各家眾說分歧，典籍與現代讀者於是產生距離。各注本有其時代需求及其歷史眼光，如漢代重視章句，訓訞有家法師承，言皆有本; 魏晉尚通，借玄學理論闡釋《論語》; 唐疏保守，「疏不破注」; 宋注喜新，以「天理」詮釋《論語》; 清注重考據，“無徵不信”。及至民國有程樹德《論語集釋》，堪稱最完備的現代《論語》註本。然而四百多家註解、兩百萬言的著作，一般讀者不免望洋興歎。加上20世紀以來，一般讀者普遍缺乏讀經的專業訓煉，於是，一種讓現代人看得懂、又具有學術依據的《論語》注本，便顯得非常有必要。錢穆、楊伯峻和傅佩榮三書的出現，便是呼應了這種需要。三家學術背景各異，註解方式與側重點不同，然而這樣的相異卻能互相銜接，補足現代人對論語解讀的不足。三家《論語》注本旨取通俗，求其為一部人人可讀之注，考慮現代人閱讀習慣，並不詳列所徵引文獻的出處，讓讀者直就注文而上通《論語》之本義。三家對《論語》每一字句的含義做了詳盡透徹的考究，才有把握做譯注。雖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完成，卻有個人千慮之一得。《論語新解》融入錢穆個人闡發，不僅體現了個人對文本的理解，而且總結概括很有高度。楊伯峻以語言學的學術底蘊作《論語譯注》，重視字音詞義、語法規律、修辭方式、歷史知識、地理沿革、名物制度和風俗習慣的考證。傅佩榮以「澄清概念，設定判準，建構系統」為原則，對篇中重要概念及價值判斷加以解說，認為只有釐清概念，在詮釋上才能說準。因為《論語》是一部沒有系統的格言錄，需要分層次，把握孔子說的話，才能正確理解孔子的思想。各版本《論語》除了註釋上的相異，原文字句、標點、斷句、讀音甚至分章，都有非常大的差異。甚至，這些差異都會造成《論語》註釋的不同。傅佩榮強調對原文字句作出七項修正，在界定原文含義上九項獨到見解，這些研究成果直接顯示在《傅佩榮解讀論語》一書中，爭議性的字句，傅佩榮直接在原文上做修改; 錢穆與楊伯峻對《論語》原文字句則比較慎重，不輕易改動原文字句。三家注本亦有缺失，錢穆的白話翻譯夾雜文言，失之晦澀; 楊伯峻增字解經，有過度闡釋之嫌; 傅佩榮譯文通順流暢，惟對白話的詞彙並沒有作深入解釋。三家對《論語》中關鍵思想的解讀與翻譯，同中有異。錢穆、楊伯峻及傅佩榮在解讀“天命”時，都認為“天命”並不意味迷信，因為孔子所言之“天命”，都指向人事。其中傅佩榮強調“天命”包含了孔子對自我的要求，因為“知命”乃向善的力量，“領悟自己負有使命，必須設法去完成。 “此外，三家在論述孔子”仁“時，都指”仁“是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楊伯峻更直指”忠恕“為仁之真諦。其中傅佩榮在白話譯文中，選擇用“人生正途”或動態的“走在人生正途上”來翻譯“仁”字。因為他認為，《論語》中孔子並不輕許人為“仁”，尤其是在生者，因為“仁”是個由潛能走向實現再趨完美的歷程。三家注本各有優劣，亦各有不足;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三家註本並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問題，只是在註釋上各有側重，優缺互補而已。總的來說，三家的註釋淵源有自，並能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突破，找到更合理的註解，且形式上更能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便可說是一大貢獻了。在推廣《論語》以及普及中國傳統文化的過程中，它們都應佔有一定的歷史地位。	2,008
錢穆歷史教育思想與實踐述論	趙敏俊	華東師範大學	碩士	On History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Qian Mu	楊彪	[6]趙敏俊. 錢穆歷史教育思想與實踐述論[D].華東師範大學.2008.	錢穆（1895-1990），字賓四，江蘇無錫人。在20世紀中國一流的歷史學家中，錢穆先生是一位罕見的通過勤奮自學而踏上學術巔峰的傳奇人物。錢穆先生不僅是位傑出的歷史學者，同時又是一名教育家，因此本文主要從先生的歷史教育思想入手，結合長達七十餘年的歷史教育實踐，力圖勾勒出先生一偉大歷史教育學家之輪廓。本文第一部分主要從錢穆先生所處之時代背景及先生青少年時期的教育環境來分析先生歷史教育思想形成的原因，從源頭來管窺先生獨特的史學教育思想之發端。本文的第二部分著重論述錢穆先生的歷史教育思想的內涵。錢穆先生一生治學領域極其廣博，經史子集乃至東西方文化、思想史等都有涉獵，然而其一生的治學生涯幾乎都與其教育實踐緊密相連，因此筆者發現先生的史學思想與教育思想緊緊的融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滲透。比如先生認為「培養理想完美之人格」乃是當前歷史教育的最高宗旨; 歷史學的主要社會功用之一是經世致用，為當代服務; 歷史教育貴在培養「通識」之才，而非「專精」之人; 歷史教育要為弘揚中國傳統民族文化而服務，這些歷史教育理論和方法錢先生並未曾有過單獨的著述，然而縱觀先生的眾多學術著作之中，卻幽...	2,008
錢穆語文教育思想及實踐研究	薛凱	蘇州大學	碩士	The Languag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 Practical Research of Qian Mu	周秦	[7]薛凱. 錢穆語文教育思想及實踐研究[D].蘇州大學.2008.	錢穆是20世紀中國不可多得的一位國學大師、著名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錢穆的一生有兩條主線，一是學術研究，二是從事教育。錢穆自我評價一生以教書為正業，讀書著書為副業。他執教講堂達七十五年之久，對於教育事業鞠躬盡瘁，一生無悔。錢穆對於教育又多有論述，對中國教育傳統與現代更生有極為精闢的見解，他在語文教育理念、教育宗旨、教育方法上的真知灼見，對中國語文教育改革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參考意義。錢穆教育實踐豐富，教育思想獨到，他的語文教育思想可概括為以素質教育為本，以文化傳承為心，對當今語文教育如何尋找失落的精神家園，有著重要的意義和甚多啟示。錢穆在小學中學任教近二十年，教書自有一套辦法，不因循守舊，不固守，往往別出心裁，能取到更佳的效用。美國學者鄧爾麟總結為「活動教室法」。。（《錢穆和七房橋世界》）“活”的核心是智慧，基礎是廣博的知識。錢穆語文教育的目的不僅是培養語文的所謂「顯性能力」——聽、說、讀、寫能力，更加注重培養語文的所謂「隱性能力」——文化認同能力、人格、修養、品位等。錢穆在長期的歷史文化研究和教學實踐的基礎上，形成了以認識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內在價值為途徑，以培育學生獨立精神和人生理想為歸宿的...	2,008
呂思勉的史學成就及史學思想述論	袁振堂	曲阜師範大學	碩士		楊春梅	[8]袁振堂.呂思勉的史學成就及史學思想述論[D].曲阜師範大學.2008.	呂思勉，我國著名的史學家，他是我國學術史上一顆璀璨的明珠，為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他不標榜任何一派，而是別具一格的一家。但長期以來，在史學研究中，學者們比較重視對陳垣、陳寅恪、錢穆等人的研究，對呂思勉的研究則相對薄弱，這與呂思勉在學術上的貢獻是極不相稱的。史學界亟需加強對呂思勉史學成就的研究，尤其是對他史學思想的研究。把握他史學思想的特點和精髓，這無論是對於更好地繼承、發揚他的史學思想，還是科學地把握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脈絡，推進當代史學的進一步發展，都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故本文擬在學界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對呂思勉的史學思想做進一步的研討，雖然仍不能說全面，但在內容上力求有所拓展。全文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論述了呂思勉的史學成就及史學淵源，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從呂思勉的歷史觀和史學方法論兩個角度出發論述呂思勉的史學思想，這是本文著重探討的內容，第四部分是對呂思勉史學思想的評價。本文的主要觀點有：一、呂思勉史學思想的學術淵源來自於深厚的國學基礎，再加上時代的薰陶沉澱而形成的。二、呂思勉歷史觀的主要方面是他的進化史觀，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對其有一定的影響。 ...	2,008
視·覺·悟	馬嵐	西安美術學院	碩士	Shi·Jue·Wu	高晉民	[9]馬嵐. 視·覺·悟[D].西安美術學院.2008.	“欲改進中國，使中國人回頭認識自己以往文化真相，則為絕要一專案。”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世界發生了巨變，人們的創造觀和審美觀也不斷發生變化。現代化的主題使西方文化指導下的工業生產方式和科學世界觀得到了世界範圍的普遍認同。這種思潮體現在設計上，便是對西方設計藝術風格的模仿與追隨。中國的藝術是有傳統的，只是我們和傳統分隔的時間太久，造成了對傳統文化的生疏與誤讀。在思索如何繼承優秀傳統文化精神和不斷豐富現代設計思想與文化的過程中，中國元素、傳統文化符號成為了設計的時髦詞彙。中國傳統文化在設計中的彰顯不應該僅僅是從一個符號或一個圖形，更應該是一種文化心胸與文化思維方式的展現。中國傳統文化，可以視為一個由感知到表現、由外而內又由內而外的完整系統，本文試圖以“視、覺、悟”三個關鍵詞，將設計師所要面對的民族民間傳統文化分解、歸納，最後整理出比較清晰的思路來。視、覺、悟對於中國藝術的審美與品評是一個逐漸深入的過程，需要通過文化的眼界和品格的確立，而達到神與物遊，悟對神通的文化境界。而對於中國傳統藝術的審美參照標準又是建立在傳統文化的綿延發展下與時俱進的形成自身的體系與標準，具有中國文化...	2,008
王安石“性情論”思想研究--以三教融通為主要視角	周迎平	南京大學	碩士		洪修平	[10]周迎平. 王安石“性情論”思想研究--以三教融通為主要視角[D].南京大學.2008.	“性”與“情”的關係乃是中國思想史上最為重要的命題之一，各家各派爭相論證，但始終沒有定論。王安石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有獨到之處，錢穆先生稱“性情論”為王安石對於宋學的最大貢獻之一，因此本文對其“性情論”思想進行了研究。論文主要分三個部分：首先，通過“性”、“情”、“習”這三個核心概念對王安石“性情論”的主要內容進行分析。本文認為王安石“性情論”的核心思想是“性”與“情”體用相須，其“性情論”是“盡性”與“重情”思路的統一，而“盡性”是其“性情論”的終極目標。具體來說，「性」可以為善亦可以為惡，但同時又不可以善惡言，「性打是」情」之善惡形成的內在基礎; “習”在由“性”生“情”及由“情”返“性”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情“雖有善惡，但王安石並不主張廢情，相反還十分重視”情“的功用，但其”重情“只是為了更好地”盡性“。其次，以王安石三教融合的思想為切入點對其“性情論”的主要思想進行論證，這一部分是全文的核心內容，既是對上一部分內容的延伸，同時也是下一章內容展開的理論基礎。王安石生活的時代正處於儒釋道三教融合的大背景之下，其“性情論”思想具有明顯的三教融合的特徵。儒釋道三教在王安石「性情論」理論體系中都佔有相應的地位：儒家思想是王安石「性情論」的根基; 佛教思想對其「性」與「情」內涵的界定影響深遠; 道家的“道分本末”的思想直接促成了其“性體情用”理論架構的形成。王安石“性情論”對儒釋道三教的融合集中體現在他對三家動靜觀的融通，及其對三家對待“情”的態度的綜合。再次，從“盡性”與“重情”兩條思路出發，探討了王安石“性情論”的實踐意義。其一，從「盡性」思路出發，結合王安石融合三教的動靜觀來考察王安石「性情論」與其仁、智並舉思想的關聯，「性情論」通過仁、智並舉的理念對王安石本人修身養性及治國、治世的實踐活動發揮著指導作用; 其二，從“重情”思路出發，王安石對儒家“重情”思路的繼承以及對佛、道兩家“非情”、“無情”的融合，才使其對“情”保持了理智的態度。他對“情”動的重視促使其形成了與時推移的改革精神，並體現了其以“情”治世的執政特點。王安石“重情”而不執著於“情”，“情”最終要歸本於“性”，這才是王安石“性情論”的最後指歸。通過對王安石融通三教的「性情論」的研究，我們可以較為全面地瞭解其學術思想，亦可瞭解北宋時期的思想界對儒釋道三教融合的學術特徵。文章亦試圖提供一種新的研究思路，即通過對王安石“性情論”之實踐意義的闡述，探討王安石政治思想與學術思想這兩個相對獨立領域之間的關聯。	2,008
錢穆的莊子學研究	高秀燕	華東師範大學	碩士	Qian Mu's Research on Zhuangzi	方勇	[11]高秀燕. 錢穆的莊子學研究[D].華東師範大學.2009.	錢穆本為一代通儒的史學大師，其史學也被認定為文化史學，重心在學術思想史。一生重考據，在他九十六年的生命中，完成了令人讚歎的學術成就。通過研究得知錢穆在研究子學的範疇仍重考據，錢穆的史學研究的形成過程和研究方法是獨特的，是在明清時代重視考據與批判思想上發展起來的。其所著《先秦諸子系年考辨》、《莊子纂箋》、《莊老通辨》便成為通向以史學考據的方法、加諸義理、辭章為基礎，錢穆以逐字逐辭考查、串連比較、相互校勘的方法把莊子、老子放在一起研究、考掘，以科學研究，以推敲實驗的獨特方式透視莊老的關聯，看重傳承的關係，尤其在提出《老子》書晚出的問題上摒棄傳統的觀念，提出莊先老後的迥異問題，成為爭議; 然而其以儒家經世致用的基本精神「以儒解莊」，價值得到後人肯定。一向堅持傳統的錢穆，堅持以溫情的史學觀注解莊子，是為了當時社會處於政治動蕩，處境艱險的時刻，治莊老之學幾乎等於信仰和依託。本文則欲透過錢穆認為思想學術之研究乃在濟世應用，人文文化思想的研究，重在應用承載人生，能把時勢在道家思想的超脫眼睛中，開闢出一個新的視野。近年來郭店楚墓《老子》竹簡文物的出土，年代得到釐清，釐清「老出莊後」的歷史疑案，但在研究、解釋《莊子》的著述中，眾多學者仍然給予錢穆極高的肯定和評價，是以瞭解到錢穆研究子學下的考據功夫，得到卓然的成績，仍然備受肯定，實際上是繼續產生影響力的。	2,009
錢穆文化哲學思想探析	朱丹丹	大連理工大學	碩士	On Qian Mu s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Culture	孫建平	[12]朱丹丹. 錢穆文化哲學思想探析[D].大連理工大學.2009.	錢穆是20世紀中國最有影響的國學大師之一，是中國傳統文化最堅定的擁護者和頌揚者。他注重用歷史考察和哲學思維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文化，建構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哲學體系。錢穆指出，文化是大群體在長時期的歷史演進過程中所構成的人生，文化的結構包括三階層（物質的人生、社會的人生、精神的人生）和七要素（經濟、政治、科學、宗教、道德、文學、藝術）; 中國文化發源於黃河流域的三角地帶，經歷了四期演進; 中國文化最顯著的特徵是歷史性、人文性、融合性，中西文化的差異是內傾性與外傾性、融合性與分別性，造成這種差異的根本原因是中西方不同的自然環境與經濟特徵; 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表明瞭近代西方文化的沒落，而中國文化崇尚和平、注重道德修養具有永恆的價值，具有引導世界文化的潛力; 在近代中國文化遇到西方文化的劇烈衝擊之時，中國文化的自救路徑是保存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儒學、重視知識份子的作用、以中國傳統文化為體融會西方文化。錢穆的文化哲學思想，一方面大大豐富了文化哲學的內涵，為文化哲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長點; 另一面由於受他所處時代條件的限制，他的文化哲學思想也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因此，正確認識和評價錢穆的文化哲學思想會對我們建設社會主義...	2,009
思考中的行動：錢穆的中國文化教育道路	譚曉澤	華東師範大學	碩士	The Activity in Thinking: Qianmu's Road in Chinese Culture Education	周勇	[13]譚曉澤. 思考中的行動：錢穆的中國文化教育道路[D].華東師範大學.2009.	作為現代中國「最後一位」國學大師，錢穆為中國的國學研究留下了無法估量的價值遺產，不僅如此，錢穆更是一位弟子滿天下的教育家。從“年十八，抗顏為人師”，一直到後來創辦新亞學院，再到後來定居臺灣，可以說，錢穆先生一生都在從事著教育事業。學術與教育構成了錢穆生命的兩翼，本文主要就是要研究錢穆的教育生命。從無錫三兼小學的初為人師，到後宅小學的課程改革實驗，錢穆在小學教育生涯中真正體會到春風化雨的溫暖感受; 從廈門中學到蘇州中學，錢穆從小學來到了中學，他的教師生涯也開始了新的行程，在中學的教育生涯中，更好地發揮了他的學術才華。離開蘇中中學，錢穆就進入了高等學府，開始了教授生涯。晚清以降，迭次的教育改革在中國大地上風起雲湧，中國文化在一輪輪改革浪潮的沖刷下在教育體制裡喪失殆盡，“中學”在“西學”的強大攻勢下逐漸喪失其存在的合法性。中國文化也因而顯得岌岌可危。面對中國文化在教育領域消逝的危急，錢穆開始探索復興中國文化的課程道路。錢穆不僅積極批判迭次教育改革中輕視中國文化的教育改革取向，而且自己身體力行，通過開發國學課程來架構落實中國文化教育的具體路徑。當然，一門優秀課程的...	2,009
錢穆與新亞書院研究——兼論國學精神在香港的傳承	戴晴	江西師範大學	碩士	Research on Qianmu and Xinya College, Synchronously Discussing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Spirit in Hongkong	梁民愫	[14]戴晴. 錢穆與新亞書院研究——兼論國學精神在香港的傳承[D].江西師範大學.2009.	本篇論文主要通過敘述新亞書院自1949年創辦至1964年的大致發展歷程，重點分析和整理錢穆在新亞期間的一些演講輯錄，並結合錢穆在其諸多著述中所體現出來的人文思想和教育理念，加以筆者個人的某些理解和闡發，力圖以此勾勒出在歷史的大背景下國學精神在香港的艱辛的成長歷程，希冀此文亦可以使錢穆的國學思想有一個全面的宣揚和全新的解讀。新亞書院乃是東西方文化大碰撞、大交匯、大融合的結晶，在其創辦和發展過程中凝聚了錢穆和一大批中國傳統士人們的諸多心血。他們在非常艱難的情況下依然不忘本真，抱殘守缺，期望以教育為中國文化求得一條新生途，為中國民族的發展開闢一條新路徑。因此，本課題的意義不僅僅在於透過新亞書院的興起和發展講述中國的歷史和文化，講述中國的國學精神，亦在於紀念錢穆，學習他偉大的人格精神。	2,009
錢穆《論語新解》和楊伯峻《論語譯注》對孔子政治思想解釋的比較研究	陳浩榕	香港大學	碩士			[15]陳浩榕. 錢穆《論語新解》和楊伯峻《論語譯注》對孔子政治思想解釋的比較研究[D].香港大學.2009.		2,009
試論康有為孔教思想與實踐	劉月玲	陝西師範大學	碩士		韓星	[16]劉月玲. 試論康有為孔教思想與實踐[D].陝西師範大學.2009.	世人對康有為的評價可謂「毀譽參半」、「難得統一」，但不論是誰提到了他，孔教是必定要說起的一項內容。孔教思想和實踐與康一生緊密相系，梁啟超說：“先生所以效力於國民者，以宗教事業為最偉; 其所以得謗於天下者，亦以宗教事業為最多。 “錢穆也說：”（康有為）自維新一變而為頑固，又各趨其極端，而尚有一始終不變之說聯繫其間者曰尊孔。” 由此孔教既是康氏思想堅守和人生實踐的著力，亦是對其本人蓋棺定論的重要依憑，這兩者間的關係可以說微妙甚甚，本文擬以此為線進行論述分為四章：第一章：康有為的孔教思想發源於19世紀80年代末，到戊戌變法時期方得以完善成形。在中西文化相互碰撞的大背景下，康有為採取「援西入儒」和「納儒入教」兩條路線，以中國人的民族歷史習慣為基礎，按照西方的宗教模式建立中國人的宗教，試圖使國人在宗教信仰中團結起來，振奮民族精神推動維新變法。但康「武斷解經」和「六經注我」的學術態度，使得其思想在當時引起了輿論風波，社會的各界人士都加入其中逞口舌之爭，康氏的部分著作終因「非聖無法」遭禁毀版，維新變法的阻力也因之增加了數倍。第二章：清末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變革，原有的四民社會解體，士人階層...	2,009
學案體研究	劉興淑	四川大學	博士		郭齊	[17]劉興淑. 學案體研究[D].四川大學.2009.	學案體是一種融學人傳記和學術資料於一堂的綜合性史學體裁，具有以人為綱、記述學術宗旨、突出學術成就和創見、辨別學術源流的特徵。它產生於明代中後期，是明清時期理學文獻編纂的重要體裁。此後歷經調整，迄今仍被廣泛使用。其考察對象，已經由儒家哲學領域、史學領域的大家擴展到文學、教育學、地理學、天文學、政治學、經濟學、心理學等眾多領域的精英。對於這種有廣泛影響的史體，學界前輩早已注意到了。近二、三十年來，陸續出現了一些這方面的研究論著。這些論著或從體裁角度論及學案體的源流、特徵及歷史地位，或對部分學案體史籍的內容、撰述意圖、編纂體例、版本、成書經過及學術價值進行介紹與分析; 或對單部學案體著作做綜合考辨、箋釋，或從史學史角度對幾部有典型意義的學案體著作進行梳理、闡述，勾勒出一條學案體史籍的發展軌跡，或從學術史的角度對包括學案體史籍在內的傳統學術史著作的淵源流變進行考察和論述。由於現有相關著述有限，學案體研究尚有不少空間。首先，就學案體史籍而言，還有眾多的後續之作有待梳理和研究。這些後續之作，因反映對象及內容等發生變化，在體例上都多少有些變通; 其次，就史學體裁本身而言，學界對學案體的定義、特徵、歷史地位等方面的認識還處於一種較模糊狀態，未能將學案體與傳記體、學術史、學記等相關概念真正區分開來，沒有概括出學案體在不同時期的變化特徵、揭示學案體的時代性和開放性、反映我國歷史編纂學使用學案體的優良傳統; 最後，因對現當代學案體著作研究不多亦不夠深入，故無法揭示學案體的當代價值。基於以上認識，筆者從史學體裁的角度對學案體做了專題研究。該研究包括如下四個部分：第一部分，釐清學案體的概念和特徵。因「學案體」是對《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一系列「學案」著作的體裁的稱謂，所以，在給“學案體”下定義之前，筆者考察了“學”、“案”二字的本義及其引申義，分析了《明儒學案》之前的學案命名著作的“學案”含義，揭示了它們對“學案體”定義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參照學界已有的“學案”定義，結合各時期發展過程中的學案體著作的內容、結構和性質，對“學案體”進行界定。同時，通過將學案體與傳記體、淵源錄、學記、學編、學術史等相關概念的區分，歸納出學案體的五大特徵。第二部分，為學案體溯源別流，揭示影響學案體形成的因素; 描述學案體的發展過程，揭示各階段的變化特徵。學案體何時形成？學界看法不一，但存在一個共識，那就是《明儒學案》是學案體著作。因此，筆者分別將（宋）朱熹《伊洛淵源錄》、（明）劉元卿《諸儒學案》、（明）劉宗周《皇明道統錄》等著作與標準的學案體著作《明儒學案》作比較，發現《伊洛淵源錄》雖然開學派史先河，卻仍是傳記彙編; 《諸儒學案》不僅有“學案”之名，而且已具備學案體的基本要素，當為最早的學案體著作。象其他史學體裁一樣，學案體的產生也是一種必然，既反映了宋明理學進一步發展的要求，又體現了史學體裁自身邏輯發展的必然趨勢。筆者從歷史性和時代性兩方面考察，揭示了影響學案體形成的遠源和近因。學案體在初步形成後，不斷完善，到清康熙年間黃宗羲《明儒學案》及乾隆年間《宋元學案》最終完稿，學案體這一史學體裁真正成熟、完善，並成為一種固定的文獻編纂方式，為後世諸多學者所仿效。不同時期，學案體有著不同的表現對象和內容，其形式和功能也有所變化。筆者將學案體從形成迄今的這四百餘年的發展歷程分成三個階段——明代後期至清代後期、晚清民國時期和20世紀70、80年代迄今，介紹、考察各個時期學案體著作的大致內容、編纂體例，分析它們的編纂意圖，揭示其承擔的歷史使命，反映其時代特徵，歸納其變化規律，勾勒出學案體的發展脈絡。第三部分，對歷代出現的範圍一個時期，或一朝一代，或數朝數代的學案體著作進行縱向比較，尤其與學案體範式——黃氏二《學案》進行比較，這既反映出學案體著作在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又進一步考察發展過程中的學案體的變化規律及其時代特徵。比較大致分成五組：（1）學案體的「範式」——《明儒學案》、《宋元學案》之間的比較，並旁及《宋元學案補遺》; （2）時代最早的學案體著作《兩漢三國學案》與黃氏二《學案》的比較; （3）清中後期總結清代前、中期學術發展的三部學案體著作《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國朝學案小識》與黃氏二《學案》的比較; （4）劉師培、徐世昌、錢穆、楊向奎等人的“清儒學案”之間的比較; （5）現當代學案《民國學案》、《二十世紀中華學案》、《百年學案》與“傳統學案”的比較。第四部分，分析學案體的歷史地位、影響，並指出其當代價值。學案體從產生至今的四百餘年的時間裡，至今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是由學案體本身兼具學術性、資料性、工具性的獨特優勢及隨時代變遷而不斷調整自己的開放性決定的。在現代科技條件下，我國傳統的編纂方式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有的將被淘汰而逐步退出歷史舞臺，有的則因其特殊功用而長期存在下去。學案體就是這樣的編纂方式。它不僅能倖存下來，還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	2,009
清國史館《儒林傳》研究	馬延煒	中國人民大學	博士	A study on the National Rulin Biography of Qing Dynasty	黃愛平	[18]馬延煒. 清國史館《儒林傳》研究[D].中國人民大學.2009.	學術界近年有關清代學術史的研究，在對清人學術成就各個方面的具體問題進行鑽研的同時，也開始著力於清學史研究本身之歷史脈絡的清理。表現之一就是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錢穆等近代以來的清學史研究大師們的相關著述，逐漸開始被重新審視，併產生了一批成果。這樣的分析，有助於我們重新審視清學史研究中的一些已有看法，特別是有助於重新分析其中的一些「定論」，更有助於促進清學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對於清代學術史的分析，並不始於清季民初的這幾位大師。從嘉慶中葉開始，清人對本朝學術的梳理已漸成系統，並留下了一批著作，具體又可分為傳記體和書志體兩種體裁。這些傳統學術史一方面反映出了清人對於其自身時代學術的看法，另一方面因其纂輯的時間亦在清代，所記錄的物件又是清代學術史，所以本身也是清代學術的組成部分。因此，對這些清人自撰清學史的研究和分析，使我們可以從清人的角度和眼光來看待清代學術史，有助於破除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有益於作更接近現場的深入研究。但是目前學界對這些著作的關注仍相當有限，以其中傳記體的學術史而言，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國朝漢學師承記》和《國朝學案小識》等幾部有限的著作上。對於同樣以傳記方式描繪清學史，並出自清朝官方修史機構——國史館的清國史《儒林傳》，卻缺乏應有的關注。清國史館，是清朝纂修本朝歷史的官方修史機構。有學者認為其濫觴於入關前所置內三院中的國史院，因其有編纂史書之職能。然此內國史院與多年之後始設的國史館並無因革替代關係。國史館正式設置是在康熙二十九年，為纂修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實錄而設，書成館撤，還不是常設機構。乾隆三十年，為重修國史列傳而開國史館，從此成為常設機構。主要任務是纂修各朝紀、傳、表、志及《大清一統志》、《皇清奏議》等史籍。《儒林傳》是清國史館所纂修之國史列傳中的一種，和傳統紀傳體史書中的《儒林傳》一樣，也是一部學者類傳。從時間上看，清國史館《儒林傳》的編輯，受到了嘉慶中葉以來清人對本朝學術梳理之風漸盛的影響，和這一階段私家所撰述的清學史一樣，本身即是清代學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但是，和這些私家撰述不同的是，清國史館的《儒林傳》並非一次一時纂就，而是經歷了從纂成初稿，到進行修訂，擬成定本，乃至多次續修的複雜過程。所以，和一般清人私家所作之清學史著述至多只能記載到著者生存時代的情況不同的是，清國史《儒林傳》，因為前後纂輯多次，較為全面地記述了清代學術的基本情況。但是目前學術界對於這部重要著作的研究卻非常有限，並多人雲亦雲之處。本文的研究，通過對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清國史館原始檔案的發掘和分析，輔以對清人別集、筆記、年譜等文獻的鉤稽，首先復原出該傳文本形成的原始過程，在此基礎上，對現存該傳諸種版本進行調查，釐清各種本子之間的次第順序，指出其中的因革遞變關係，並通過對不同時期傳文的比較，見出時代變遷、學術風尚之變化對傳文寫作的影響。隨後對清國史館《儒林傳》纂修與清代漢、宋學術關係，清朝最高統治者對歷史書寫之影響等方面的研究，發掘是傳編寫背後的思想史與文化史。最後，通過是傳與同時期學林類傳記（《國朝漢學師承記》）、後代學林類傳記（《清史稿•儒林傳》）的比較，分析該傳與這些傳記之間的關係。各部分主要內容和具體章節如下：第一部分為《緒論》。主要是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主旨、內容架構等相關問題的說明。第二部分是研究的主體部分。共分五個章節：第一章為《文本形成》。該章首先對嘉慶中葉以來所興起的，清人自撰本朝學術史之風進行分析，通過對這一時期清人自撰清學史著述的調查，描述了清國史館《儒林傳》開始纂修時候的學術環境。其次通過對原始檔案的調查分析，對相關清人別集、日記、年譜等資料的鉤稽，復原了清國史館歷次纂修《儒林傳》的原始過程。第二章為《歷次纂修文本之比較》，該章首先對現存清國史館《儒林傳》之各種文本的數量、版本、藏地等情況進行調查。發現清國史館《儒林傳》目前傳世的本子，在捲帙方面，主要有不分卷、四卷、八卷、二卷等幾種，而在這些不同捲數的本子中，又各自有其鈔本、稿本、刊本等不同形式的版本。本文認為，這些實際上就是清國史館歷次纂修《儒林傳》所成的稿子。其次對這些歷次纂修文本之間的異同與其間的遞變關係進行研究，並通過以其中顏元、李塨傳記之變化為典型的分析，見出清人對這些為後代所熟知的學者的看法變化，以說明對某些學界已有看法重新加以審視的必要性。第三章為《清國史館〈儒林傳〉的編修與漢宋之爭——以初稿為中心的考察》，該章首先分析了傳統學術史編修歷史上“道學”、“儒林”兩派的爭論，認為清初《明史》纂修時，將《道學傳》歸入《儒林傳》，對清國史館《儒林傳》的編修具有重要影響。其次通過分析初稿編寫時，圍繞著體例、入傳人物等方面漢、宋學者的不同意見，特別是主張宋學的“桐城派”學者的言論，以及阮元作為主持者的取捨，來討論這部“當代學術史”所折射出的清中葉的漢宋之爭，本文認為，阮元所主導修撰的初稿，雖然標榜漢宋兼采，但在實際的編修中卻明顯流露出揚漢抑宋的傾向。第四章為《清後期的國史編修與〈儒林傳〉——以最高統治者對歷史書寫的控制為中心》。該章認為，在清代的前後期，清帝對於國史的控制的著重點各有不同，前期以禦覽國史列傳成稿，並對其中具體的文字內容提出意見，命史官秉承己意進行修改為主; 後期則較少直接對傳稿的具體內容下達諭旨，轉而以大量命令史館為某人立傳，即“宣付史館”為主。最高統治者這種對歷史書寫的控制，都是以清朝現實統治的鞏固為出發點，並且在清代後期表現的尤為明顯。其次通過對清代後期宣付史館，入《儒林傳》之人物事蹟的研究，分析了清代後期最高統治者出於鞏固統治之政治考量，對於《儒林傳》書寫所進行的控制，說明該傳之編修過程中也存在有政治因素的影響，但是這並沒有改變該傳作為一部學者類傳的基本面貌。第五章為《與其他傳記體清學史的比較》。是章共分兩節，第一節是該傳初稿與《國朝漢學師承記》的比較研究，通過將兩傳傳目、傳文方面的詳細比較，本文不認同前人關於此二書關係上的已有看法，認為雖然同為清代嘉慶中葉產生，同為通過清初至清中葉之主要學者立傳的方式，來描述這一階段清代學術史的著作。但二者之間雖然有部分相似一致的地方，卻存在著不小的差異，從入傳標準到具體傳文寫作的體例格式上，他們都各有各的一套標準，很難明確斷定究竟是誰沿襲或模仿了誰。第二節是該傳與《清史稿•儒林傳》的比較研究，本節通過分析《清史稿•儒林傳》之文本形成的情況，並將兩傳進行詳細比較，認為後者從序文、傳目設計到傳文都大量參考了清國史館中的《儒林傳》，受其影響可謂非常深厚。第三部分為結論，為對上一部分所進行之各項研究的整體性總結。最後是附錄和參考文獻	2,009
劉歆經學思想研究	盧翠琬	福建師範大學	碩士	A Researching on LiuXin's Thought Concerning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張善文	[19]盧翠琬. 劉歆經學思想研究[D].福建師範大學.2009.	漢代是中國經學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時期，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漢代經學開始出現了昌明的局面，後又走向極盛乃至最後的中衰。在武帝至東漢期間，湧現出了許多著名的經師大儒，劉歆便是其中之一。對於劉歆，前人褒貶不一，與漢代的其他經學家相比，後人對劉歆的研究不免顯得落寞。隨著現代經學研究的深入，我們很有必要對劉歆的經學成就作進一步的探討，特別是劉歆著作本身所蘊含的思想內涵。本文主要圍繞劉歆的經學思想進行研究，分作四章論述，分別為：劉歆生平與著述; 《七略》中所體現的經學思想; 劉歆與今古文之爭; 劉歆對諸經的傳承與發揚。在緒論部分，首先概述了本課題的研究歷史及成果。前代學者對於劉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圍繞《七略》一書，論述劉氏父子在校霽學、目錄學上所做出的貢獻; 二是圍繞他與今、古文之爭展開，這也是爭論最為激烈的一方面; 三是對劉歆作品的輯佚。其次，歸納了本課題近幾十年來的研究現狀。近幾十年，學術界關於劉歆的研究有所深入，除目錄學史、文獻學史外，哲學史、思想史、經學史、天文學史等方面都有提及劉歆，但篇幅並不長，特別是早期的著作中，對於劉歆顯然都不夠重視，且大多將他附於其父劉向之後。但總體而言，關於劉歆的學術研究，仍然有取得新的進展。最後，論述了本文的主旨及研究方法。本文主要以《漢書》中所採錄的劉歆的著作為底本，參考後人的各種輯佚本，在深入解讀劉歆著作的基礎上，對劉歆的經學思想作出較為系統及深入的研究，以期客觀地評價劉歆在經學史上的地位。第一章簡述劉歆生平與著述。該章簡述了劉歆的生平及其學術淵源，並考察了古代文獻中關於劉歆著作的記載及其作品的存佚情況，最後對劉歆的學術成就作了簡短的總結。劉歆所從事的學術工作有以下幾個方面：律、度、量、衡方面; 歷法方面; 禮樂方面; 食貨方面; 祭祀方面; 帝王系統方面; 災異說方面; 整理文籍方面，可以說劉歆確為「學術界的大偉人」！第二章論述《七略》中所體現的經學思想。第一節為《七略》考述。該節考察了《七略》的創作背景和成書時間，《七略》、《別錄》的散失及後代的輯佚情況，對《七略》與《別錄》的關係進行辨析，並考辨了《七略》與《漢書·藝文志》的異同。筆者認為《七略》與《別錄》實為二書，因此不可將其歸為劉向之作; 而《漢志》基本沿襲了《七略》原貌，所以以《漢志》為本來研究《七略》的經學思想，是合情合理的。第二節以《七略》中的《六藝略》為基礎，來論述《七略》中所體現的經學思想。《七略》中的經學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首創「五經象五常」之說：二、重訂「六經」次序--《易》為群經之首的經學思想; 三、重視古文經的經學取向; 四、以《論語》、《孝經》、小學為經之輔。第三節是總結。《七略》一書是對先秦至西漢的學術文化的總結，它體現了漢代獨尊儒術、推崇“六經”的時代思潮，劉歆等人通過整理典籍，梳理學術脈絡，為經學的統一作出了貢獻。然而我們也不能忽略一點，即《七略》一書，是劉歆在劉向等人校書的基礎上編纂而成的，因此該書還融入了其他學者的心血。第三章探討劉歆與今古文之爭的關係，認為劉歆在爭立古文的過程中，實際上體現了其實事求是、兼收並蓄的經學思想。第一節論述劉歆與今古文之爭的關係。該節首先對清末民初的今古文之爭與漢代今古文之爭的實際情形作一個明晰的梳理，認為清末民初的今古文之爭與漢代的今古文之爭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其次，對漢代的今古文做了區別。在筆者看來，今古文的區分，早期應在於文字，即「今文」和「古文」; 後期便在於治學的方法，即錢穆所說的“今學”和“古學”，二者雖有區別，但並非是判然兩分，決然對立的。第二節論述了劉歆爭立古文經的原因。劉歆爭立古文經的原因，在於他企圖以古文之長來補今文之短，將古文立於學官是為了扶持微學，推廣道術。最後提出漢代今古文之爭的實質，是學術道統之爭的觀點。第三節概述劉歆對古文經學的影響，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劉歆在西漢末年倡立和推崇古文經學，為古文經學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第二，在王莽朝時，劉歆典領儒林，不僅將古文經立於學官，且提攜和培養了很多古文經師，為古文經學的興盛創立了條件; 第三，劉歆提倡重名物訓訞的解經方法，促進了漢代小學的興盛; 第四，劉歆實事求是、兼收並蓄的治學思想，對後代的古文經學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第四章論述劉歆在諸經的傳承與發揚上所做出的貢獻。在諸經的傳承與發揚上揚上揚，劉歆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周易》、《左傳》與《周禮》這三部經書上。劉歆的易學，承襲的是孟京之學，並被東漢的鄭玄所繼承並發展。在《律歷志》中，劉歆的易學思想主要表現為以“太極元氣”為原點，構建天、地、人一體的宇宙體系。可以說，在漢代象數易學的發展史上，劉歆也是一個承前啟後的重要人物。《左傳》之學，始創於劉歆，他不僅是西漢第一個大力提倡和研究《左傳》的學者，且他開創了《左傳》的章句義理之學，培養了眾多的門生，為《左傳》學的興起及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周禮》的興起，也與劉歆有很大的關係。所以說，劉歆在《周易》、《左傳》、《周禮》三經的傳承中實屬功不可沒的人物。在漢代乃至整個中國的經學發展史上，劉歆都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他站在一個歷史的高度，梳理了先秦至西漢的學術脈絡，總結了經學的發展歷史，並且重新審視了西漢經學的發展狀況，主張改良經學、扶持微學，以達到推廣道術的目的，併為實現此抱負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其學術眼光和魄力可謂千古難尋，大有孔子“文不在斯乎”的氣魄。如果重新審視中國經學的發展歷史，我們會發現他是溝通西漢經學與東漢經學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經學家，他對漢代經學所做出的貢獻，當不遜於董仲舒和鄭玄。	2,009
錢穆的漢代經學研究	朱愷	上海大學	碩士	Ch’ien Mu’s Research on the “Classic School” of the Han Dynasty	陳勇	[20]朱愷. 錢穆的漢代經學研究[D].上海大學.2010.	《劉向歆父子年譜》、《兩漢博士家法考》及《周官著作時代考》是錢穆在漢代經學研究領域的代表作。《年譜》主要通過考據的方法，指出康有為在其《新學偽經考》中所稱的為劉歆偽撰的許多古代名物、制度、觀念乃至歷史傳說，均可在劉歆之前的西漢人的著述中找到印證，絕非劉歆偽撰的許多古代名物、制度、觀念乃至歷史傳說，均可在劉歆之前的西漢人的著述中找到印證，絕非劉歆偽西漢人的著述中找到印證，絕非劉歆偽撰的許多古代名物、制度、觀念乃至歷史傳說，均可在劉歆之前的西漢人的著述中找到印證，絕非劉歆之前的西漢人的著述中找到印證，絕非劉歆偽撰的許多古代名物、制度、觀念乃至歷史傳說等人所偽，並且新莽的「改制」是昭、宣、元、成、哀、平以來西漢政治學術風氣變化的必然結果，新莽時的很多觀念和舉措自有所本，均可在西漢中後期的歷史中找到雛形和先例，從而有力地駁斥了康有為等人「新學偽經」的謬說。但錢穆所舉的幾條關於劉歆之前《左傳》在西漢流傳的證據存在不當處，未能完全擊中康有為“歆偽《左傳》”說的要害。《家法考》則考察了整個漢代博士官制度的發展流變，提出博士官制度源自戰國諸侯崇儒; “王官學”與“百家言”之對立，漢武立“五經博士”乃古代“王官學”之重建，實質是“尊六藝”而非“尊儒家”; “家法”與“章句”乃晚起，是經學“利祿”化的產物; “古文”指“《詩》《書》六藝”，漢代經學內部只有“今學”與“古學”之分，而無“今文學”與“古文學”之分等觀點。不過，錢穆在對「今學」與「古學」進行區分時，過分強調了是否治章句這一學風上的差異，而忽略了它們在禮制上存在的差異。《時代考》通過分析《周官》一書中的祀典、田制、刑法等制度所反映出的時代特徵（尤其是書中濃重的“陰陽對偶”觀念及雖已有了“五帝祀”但尚未實行“四時分祀”），確定該書成書於戰國晚期，錢穆因此開創了從“所載制度的時代特徵”這一角度分析《周禮》成書時代的新方法，這一方法為楊向奎等人借鑒。但據這一方法可定《周禮》的成書上限，而難以確定其成書下限，故而後來顧頡剛和徐復觀在此基礎上另闢從“官制體系的設計構想”來考證《周禮》成書年代的新嘗試。	2,010
錢穆人生哲學研究	王曉黎	北京大學	博士		胡軍	[21]王曉黎. 錢穆人生哲學研究[D].北京大學.2010.		2,010
錢穆的朱子哲學思想研究	李山河	福建師範大學	碩士	A Study on ZHU Xi’s Philosophical Thought by Qianmu	朱人求	[22]李山河. 錢穆的朱子哲學思想研究[D].福建師範大學.2010.	朱子學說是儒學思想史發展歷程的一座高峰。朱子學說的重要之處不僅僅是在於其成功「闢佛（老）」從而重新使儒家學說佔據主流位置，也是在於其成功地重塑了儒家發展的範式。這種範式的重塑使儒家學說克服了以往偏重於“外王”之弊，實現了“內聖”和“外王”的統一。本文著重論述考察的是錢穆先生的朱子學研究所得。通過考察，本文認為錢穆先生的朱子學研究之重要意義在於為現代朱子學說研究提出兩個富有創見性的大膽理解：其一，指出了朱子學說之本體論是由其理氣觀、鬼神觀及仁三部分組成的，理氣觀是其本體論之基礎，鬼神觀賦予本體論以生機活力，仁則既是其最高境界的實現，同時也是從本體論貫通於工夫論的不二途徑; 其二，指出了朱子學說工夫論層面主要體現便是在於其“心學”，而且揭示出該“心學”是在與湖湘學派、江西學派之學術爭辯中形成、發展與成熟起來的，既有其對於湖湘學派和江西學派的批判與否定，也有其對於二者的吸取和採納。本文通過對錢穆的朱子哲學思想進行全面系統梳理，指出其貢獻及其存在的不足，並結合朱子哲學當代研究的實際，以期為朱子哲學的研究發展提供一些有益的理論視角。	2,010
錢穆大學教育思想研究	樊晶晶	中南大學	碩士		薑國鈞	[23]樊晶晶. 錢穆大學教育思想研究[D].中南大學.2010.	錢穆先生是中國現代著名的歷史學家、國學家、教育家，他有五十餘年的大學教育經歷，經驗豐富，對大學教育有很多獨特的見解。錢穆先生大學教育思想形成與他所處的時代背景、出生的家庭環境、受教育的過程及豐富的教學經歷密不可分。他的大學教育思想既不同於當時的國粹派，也迥異於西化派。他認為大學教育的宗旨在傳遞中國傳統文化、實現中華民族的振興，同時要注意取長補短，吸取西方教育的精粹; 大學教育不但是教會學生做學問，更是要教會學生做人，只有學會做人了才能學會學習，要在做學問的過程中學習做人，要把為學與做人融合起來，成就完整理想之人格; 在課程設置時，要注意先開設通識課程，為學生打好博通的基礎，再開設專業課程，要先通識再精專，不能直奔培養專門人才的主題。錢穆先生將這些教育思想運用到了實際的大學教育中。他在大學講課期間通過各種途徑推行著自己的大學教育觀念; 他創辦了新亞書院全面實踐自己的大學教育思想，並最終取得極大成功。錢穆先生提出要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中心吸取西方教育精粹，辦中國人的大學; 大學教育要以人為本，注重理想人格的培養; 通過通識課程打好廣博基礎來培養專業人才，這些教育思想對於現今如何開展大學教育仍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2,010
錢穆的清代學術史著作研究	薑虹	遼寧師範大學	碩士	A Study of Qian Mu’s Books on Q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喻大華	[24]薑虹. 錢穆的清代學術史著作研究[D].遼寧師範大學.2010.	錢穆的清代學術史著作主要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和《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出於對梁啟超清學史作品的糾偏，錢穆撰寫了與之同名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梁氏以新穎的章節體寫清學史，認為清學源於對宋明理學的反動，並且高度褒揚清代考據學，認為其具有科學精神。錢穆與梁氏立異，提出清學是對宋明理學繼承發展的“每轉益進說”。與章太炎、梁啟超等學者將清代學術分為吳、皖兩派不同，他認為不應將清代學術分派，提出“吳皖非分幟”一說。錢穆採用傳統的學案體寫作，摘錄案主著作的片斷，加上自己的評語，寫成《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此寫法突出了學人的學術特色，卻難以把握清代學術的整體脈絡。《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收錄了錢穆關於清代學術史的論文，時間跨度很大。它以「學述」方式寫學人，在一定程度上補充了《學術史》的不足，也糾正了其偏失。錢穆清代學術史著作的突出特點是高揚清代理學，貶低考據學。錢氏認為理學包蘊了中華民族的民族魂魄，所以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特意褒揚理學精神，並不理會清代理學實際上已處於衰落之境。錢穆治學走傳統一路，將理學思想作為立身處世的行為準則，因此他以道德為基礎評判學人。他認為學者治學須有經世之用，所以《學術史》選擇的學人基本上都通過發揮過理學思想表達經世之志。清代考據學不問世事，只鑽研學問，為錢穆不喜，給予的評價不高。錢穆認為清代今文經學不紮實無深度且牽強附會，地位不及考據學。錢氏指出學術具有「每轉而益進，途窮而必變」的特點，強調中國學術自身的繼承性與變化性。錢氏治學有古風，不刻意區分學術與思想，將《學術史》寫得偏重思想性。錢穆的清學史中也有不少失當之處。考據學本是清代最重要的學問，但在《學術史》學人的選汰上，錢氏捨棄了錢大昕、王鳴盛、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考據學中堅學者; 對於戴震，也多講理學，少講考據學，這可以說是全書的極大不足。他全然不顧清代理學衰落的事實，對其全力地發揮與闡揚，表現出過強的個人喜好。晚清康有為的今文經學學說起到了促進政治變革和思想解放的作用，他完全無視其正面影響，反而抓住康氏的弱點一論再論，顯行偏執。	2,010
錢穆、余英時的清代學術思想史研究	張笑龍	安徽大學	碩士	Qian Mu and Yu Yingshi's Research on Academic Thought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徐國利	[25]張笑龍. 錢穆、余英時的清代學術思想史研究[D].安徽大學.2010.	錢穆、余英時是現當代清代學術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學者。二人分別以「每轉益進」和「智識主義」為基本立場來考察中國學術思想從宋明到清代的發展。錢穆在清代學術史研究中體現出「每轉益進」的精神，認為中國學術「每轉益進」，中華民族也定會走出一片新天地。余英時研究清代學術思想史的重心在「智識主義」之上，認為現代儒學的新機運應向它的“道問學”舊統中去尋求，而清代的“道問學”傳統正可以代表儒學發展的最新面貌，併為儒學向現代發展提供了一個起點。錢穆從整個中國學術思想史大體著眼，認為清初的經史之學是從宋明的性理之學發展而來，折入乾嘉經學考據後卻漸生流弊。其對乾嘉經學考證有較多批評。余英時考察了清代經學考據的“思想背景”，認為宋明與清代之間是一個綿延不斷的傳統，而由理學到考證學，正是中國學術思想在其傳統中的內在發展。錢穆論清代學風之形成、評價乾嘉考據學、論「漢學考證與科舉八股」之關係，多結合清代的政治、社會、文化背景，這正是本於其“學術隨世運而流變”的思路。余英時認為近代以來對清代學術思想史的研究多是從政治或經濟等“外緣”因素來解釋其演變的，提倡在外緣之外要特別重視學術思想的“內在理路”。錢穆本著“辨章學術...	2,010
試論錢穆《新亞遺鐸》中的道德教育思想	莊明娜	上海師範大學	碩士	The Discussion of QianMu's Moral Education in Heritage of New Asia	陳澤環	[26]莊明娜. 試論錢穆《新亞遺鐸》中的道德教育思想[D].上海師範大學.2010.	錢穆作為中國現代著名的國學大師，不僅對史學和文學卓有研究，而且畢生投身於教育事業。他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並將辦學經驗進行總結。在收錄其講稿的《新亞遺鐸》中，體現了錢穆理解的中國傳統文化與教育的關係，做人重於為學、通才重於專才的道德教育思想。本文通過分析錢穆在新亞書院的教育實踐，突出錢穆提倡的教育理念和精神，總結出錢穆理想中的人才和培養方式。錢穆的教育核心理念是以認識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為途徑，以培育學生道德精神和人生理想為歸宿，以培養人格完善、具有文化民族精神的中國人為目標。在大學教育上，他提倡要以人為本位，注意培養學生的人格，形成良好的學風和校風。在學習目的上，他反對急功近利的心態，主張學生樹立理想，追求事業。他還認為教師不僅應該傳授知識，更應該關心學生，以道德人格影響學生。錢穆的教育思想不僅具有強烈的人文主義色彩，而且也十分重視中西文化的互補。這些思想對於當今開展道德教育、培養具有完善人格和理想的人才具有啟示和借鑒的作用。	2,010
文化衛道的困境與理想：錢穆「傳統政治非專制論」考評	劉嫄嫄	上海師範大學	碩士		蕭功秦	[27]劉嫄嫄. 文化衛道的困境與理想：錢穆“傳統政治非專制論”考評[D].上海師範大學.2010.	近代中國史學界，無論是自由主義學者，還是保守主義學者，對中國傳統政治是專制政治的觀點，都普遍持肯定的態度。只有錢穆對此持有異議。他從史學與文化學兩個角度對「中國傳統政治非專制」的觀點進行了闡發與解釋。 “傳統政治非專制論”的發展可分三個時期。第一階段，錢穆早年以國史研究為基礎，認為不宜以專制化進程描述國史演進，而認為以“文治化”進程來表述更為合適。錢穆還認為，政治演進與國史演進一樣，是一個因時與勢而動態變化的過程，國史的動態變化並非趨向於穩定的專制狀態。而文治化的不斷進展又使中國政治早已向民間與社會開放，社會上並無可以執行專制的穩定壟斷集團。這一國史演進觀對早期民主革命者宣傳的“專制論”提出了質疑。第二階段是抗戰時期，錢穆針對自由主義學者“民權論”等西化分析路徑，認為代議民主不是民主的唯一路徑，中國並不乏本土的民主資源，中國的民權表達方式為“行政權”。他提倡，建國不可擯棄傳統政治的優點而照搬模仿西方政制，提出吸收傳統政治中“考試權”與“監察權”作為三權分立模式的補充。第三階段是在錢穆離開大陸之後，他進一步對“非專制論”進行了文化理論上的深化。他提出「職分理...	2,010
從新亞書院看錢穆融通東西方文化的教育探索	邢玲玲	北京師範大學	碩士		喬衛平	[28]邢玲玲. 從新亞書院看錢穆融通東西方文化的教育探索[D].北京師範大學.2010.		2,010
朱子學與中國現代哲學的思想空間：20世紀朱子學研究	王秋	黑龍江大學	博士	Zhu Xi's Thought and the Thought Dimensions of Chinese Modern Philosophy:Zhu Xi's Thought Study in 20~(th) Century	樊志輝	[29]王秋. 朱子學與中國現代哲學的思想空間：20世紀朱子學研究[D].黑龍江大學.2010.	本文旨在通過20世紀的朱子學研究透視現代朱子學發展的特點，在此基礎上探討朱子學與中國現代哲學的形成和發展的互動關係。本文主要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以馮友蘭和羅光為例，旨在分析二人在朱子學資源的現代承接和扭轉中，如何創造新理學和生命哲學，由此展示朱子學與中國現代哲學體系建構的內在關聯。第二部分，以牟宗三和劉述先為例，旨在分析二人立足於心學立場將朱熹判定為別子為宗，從而為其發揚心學的現代價值奠定基礎，由此展示朱子學解讀中現代性詮釋的特點。第三部分，以錢穆、陳榮捷、余英時為例，旨在分析史學進路，以朱述朱方式對朱子學的還原和維護，由此側重展示朱子學現代研究中的知識學積累的重要。第四部分，以趙紀彬、侯外廬、任繼愈、張立文、陳來為例，旨在分析馬克思主義史學和哲學進路的朱子學批判性研究的價值和貢獻，由此展示中國大陸的馬克思主義進路的朱子學研究的繼承性、發展性以及取得的巨大成就。第五部分，對20世紀朱子學研究方法、研究旨趣的多元性進行總結，對朱子學與中國現代哲學形成、發展的關係進行揭示，並對其未來發展進行展望。	2,010
“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楊聯陞學術探要	劉秀俊	山東大學	博士	Chinese Cultural Intermediate Agents:Lien-sheng Yang and Sinology Abroad	王學典，王冠華	[30]劉秀俊.” 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楊聯陞學術探要[D].山東大學.2010.	無論是在20世紀中國學術發展史上，還是在國際漢學研究中，楊聯陞都有特殊的學術價值，不但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且具有學術典範的性質。對於楊氏學術思想的分析及學術交往的研究，不僅有助於豐富20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的面貌，加強對國際漢學界的整體把握，更有助於展現20世紀中西學術交流與互動的歷程。楊聯陞的教育經歷佔盡天時、地利、人和之便。早期接受了多年的傳統私塾教育，不但為他奠定了堅實的古典文獻功底，更使傳統文化深植於他的學術生命，他以後終生從事中國古代學術的研究，實發軔於此。從中學階段他開始步入現代學術訓練的正途。保定志存中學、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清華大學——楊聯陞的受教育軌跡——皆是20世紀前半期學人的一時之選。在20世紀30年代學界門戶之見甚深的環境下，楊氏卻“轉益喜多師”，不但親炙陳寅恪、雷海宗、張蔭麟、朱自清等清華師長的治學風範，亦受陶希聖及“食貨派”的影響，在社會經濟史方面多有創獲。赴美之後因學術機緣，與胡適、趙元任二位先生有終生論學之樂，更受到傅斯年、張其昀等人的青睞及屢次邀聘; 又因哈佛燕京學社的關係，與燕京大學的洪（業）門弟子私交甚篤。而與錢穆的往復論學及對新亞書院的支援更可見楊氏「門戶嫌偏淺」的開放學風。轉益多師，不但使他的傳統學術素養在技術層面受到西方實證史學的啟發，進一步堅定了“訓訞治史”的基本立場，而且對他將語言學、考古學與歷史學的結合及社會經濟史的轉向有重要影響。這進一步激發了楊氏的博學潛質及對於宏觀析論的追求，從而走出了一條以「訓訌治史」為基礎的會通之路。哈佛大學的求學及執教經歷，不僅使楊聯陞接受了系統的西方學術的嚴格訓練，而且使他直接站在國際學術前沿，尤其是漢學研究的中心位置，更為他展示紮實謹嚴的考證功力、敏銳深刻的洞察力及博學多識的豐富學養提供了廣闊的平臺。他迅速打入國際漢學界，成為學界公認的“第一線”、“第一流”學人。他與西歐、日本及美國漢學界的交往也因各地不同的治學路數而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歐洲漢學界是傳統漢學的發源地及大本營，受蘭克學派影響，側重於運用多種語言文字對中國古代社會的各個方面如宗教、哲學、文字、藝術，特別是經典文獻等進行的考據研究; 而日本漢學界一方面受西方學術的影響，另一方面仍然受清代的乾嘉考據學及儒學思想的影響，注重對於文獻史料的搜集、整理及審訂，相對歐洲漢學研究來說更接近於中國文史研究傳統。如果說歐洲漢學界對於楊聯陞的接受尚有較為明顯的階段性特徵，日本漢學界則可以說是“迅速”地接納了他，並將之置以較高的學術地位。相對來說，楊聯陞與美國漢學界的關係則顯得複雜且緊張。一方面，作為美國漢學研究的領軍人物，楊氏享有崇高的學術地位，發揮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二者之間始終處於“道不相同”卻“幸相為謀”、既衝突又合作的緊張狀態。這既體現在訓訞考證的史料處理階段，亦體現在闡釋史料及宏面析論方面。身為中國學人所具有的文化負載感，正是楊聯陞力圖以一己之力維護漢學研究的基本規範及學術紀律的原動力。應該說，作為頗具典範性質的現代中國學人，楊氏與國際漢學界的關係，不但代表了中國學人在國際漢學界的學術生存形態，同時更反映了中國20世紀的文史研究與國際漢學的碰撞與交流狀況。作為中國學術的海外媒介，楊聯陞不但“把中國現代史學傳統中比較成熟而健康的成分引進漢學研究之中”，而且及時將西方漢學研究最新成果引入國內學界，更直接地促進和推動了中西學界之間的交流。如代表哈佛燕京學社組織和籌建東亞研究委員會各地分會，與劉子健等人合力在臺北籌建的美國各大學中國語言聯合講習所，不但有利於戰後日本及港臺學界漢學研究的恢復和振興，而且有助於加強美國漢學研究者的語言訓練，都對中西漢學界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因此，無論是在中國20世紀學術史上，還是在國際漢學研究史中，都應該有關於楊聯陞濃墨重彩的一筆。	2,010
董事、校長與教授：美國大學治理結構研究	歐陽光華	北京師範大學	博士		王英傑	[31]歐陽光華. 董事、校長與教授：美國大學治理結構研究[D].北京師範大學.2010.	一個制度出了毛病，就再制定一個制度來防止它。相沿日久，日益繁密化的制度積累，往往容易造成前後矛盾。制度越繁密，也越容易產生歧義，並越發失去效率。著名歷史學家錢穆在分析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時得出了這一精妙結論，因而這一現象也被稱之為“錢穆制度陷阱”。大學治理結構是現代大學的核心制度安排。如果一所大學在治理結構上出現毛病，那麼它只會在「錢穆制度陷阱」中越陷越深，難以自拔。 <br> 改革開放以來，在歷經1985年《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綱要》和1998年《高等教育法》諸多改革嘗試之後，我國高度集中與殭化的教育管理體制得到初步改觀，大學作為獨立的法人主體，開始在更大範圍和更高層面享有辦學的自主權。然而，在大學取得自主權之後，大學究竟應以誰的利益為目標追求。從大學外部來看，大學是否還應該受到外在力量的左右，這些外在力量又應通過何種方式對大學施加適當的影響; 從大學內部來看，大學權力究竟如何在黨委、校長和教授等諸多利益相關者之間進行合理的配置，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究竟應通過何種治理結構加以保障，所有這些問題成為中國大學制度改革走向深入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br> 本研究以我國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為宏大背景，從政治學、法學、管理學、教育學等多種視角出發，綜合運用文獻研究、歷史研究、比較研究和個研究等多種研究方法，系統、深入地探究美國大學治理結構的理論基礎、歷史演進和制度安排，提煉美國大學治理結構所蘊涵的價值; 然後以這些抽象的價值意蘊為準則，通過對我國大學治理結構的歷史追尋，結合我國大學治理結構存在的缺陷，展望我國大學治理結構的未來走向，從而不僅豐富高等教育的理論內涵，而且為我國大學治理結構的優化提供可資借鑒的啟迪。 <br> 本研究除導論與結語外，主要分為以下四個部分：<br> 第一章是美國大學治理結構的理論基礎。美國大學治理結構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包含多種制度要素，受到多種理論共同支撐。這些理論從各自不同的視角出發，分別對對美國大學的治理結構進行闡釋，建構各自不同的理論範式。因此，本章首先從信託與法人、代理與科層、學術性與民主化三個視角對美國大學的董事、校長和教授三個最具實質性要素的存在合法性進行詮釋; 進而，又通過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上所盛行的治理理論，對信託與法人、代理與科層、學術性與民主化三大理論群體進行統整，拓展美國大學治理結構的理論視野。 <br> 第二章是美國大學治理結構的歷史演進。美國大學治理結構的演進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它不僅在不同階段表現出各自鮮明的特徵，而且在各階段之間也表現出明顯的承繼性。為此，本章依照美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大致脈絡，將美國大學治理結構的演進分為殖民地時期、建國初期、南北戰爭以後和二戰以後四個階段，從歷史的向度追溯大學治理結構的流變，展現美國大學治理結構演進的獨特圖景，探尋美國大學治理結構的演進邏輯和基本規律。 <br> 第三章是美國大學治理結構的制度安排。基於不同的歷史傳統與社會環境，美國大學治理結構極具多樣性與複雜性，但同時也表現出某種統一性與共通性。因此，本章以美國大學的共同治理理念為基點，從產生、職責、結構和運作四個維度分別對董事、校長與教授三個核心要素進行制度性解讀，勾勒董事、校長與教授的基本制度特徵，闡明美國大學治理結構的運作機制。 <br> 第四章是美國大學治理結構的價值與啟迪。比較研究不僅需要國際視野，更需要本土情懷。因此，本章首先以美國大學治理結構的相關理論為基礎，透過美國大學治理結構的歷史演進和制度安排，努力提煉美國大學治理結構所蘊涵的主要價值; 然後以這些抽象的價值為背景，通過對我國大學治理結構的歷史追尋，結合我國大學治理結構的主要缺陷，展望我國大學治理結構的未來走向。	2,010
私營企業家社會關係網路研究	唐文軍	西南財經大學	博士	A Study of Social Networks of Entrepreneurs	張寧俊，曹德駿	[32]唐文軍. 私營企業家社會關係網路研究[D].西南財經大學.2010.	本文運用新經濟社會學的社會關係網絡理論(Social Network Theory, SNT)研究我國私營企業家的社會關係網絡。經濟社會學可以簡略地定義為用社會學的傳統分析和解釋經濟現象。經濟社會學與經濟學的目標一致,而且與經濟學關注的問題大體相似,但在有一點上,經濟社會學與普通經濟學是截然不同,那就是,經濟社會學強調社會關係和社會制度在經濟中的作用。人生活在社會之中意味著人與人之間必然發生聯繫,人必然參與到社會制度之中。這種聯繫與參與在個體層面和整體層面深刻地影響著經濟活動者的經濟行為(查德·斯威德伯格,2005：1)。按照著名經濟社會學家理查·斯威德伯格(1991)的考證,經濟社會學有著悠久的傳統。經濟學與社會學在20世紀以前可以說是「合二為一」的。諸如熊彼特、帕森斯等,都可劃入經濟社會學家的範疇。經濟社會學在20世紀20年代陷入停滯,直到20世紀70-80年代才又重新崛起(斯威德伯格,1991：2005)。在20世紀70年代,社會關係網絡理論就在美國哈佛大學大行其道。哈里森·懷特教授,這位在經濟學與社會學領域建樹頗深的學者,為這一理論的全面推廣與深入發展做出了巨大努力。1985年,格蘭諾維特發表了《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嵌入問題》,用精緻的網絡方法分析經濟問題與企業問題,產生了巨大學術影響,隨後懷特的其他學生們也紛紛在頂級經濟學與社會學學術期刊上發表一系列論文與著作,為新經濟社會學的創立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1985年,格蘭諾維特在美國社會學會上倡導創建新的經濟社會學,他認為「舊式經濟社會學」與工業社會學並無兩樣,而且已經衰亡。而新的經濟社會學則需要向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發起挑戰,直逼市場結構、生產、價格體系、分配消費等微觀經濟學的核心,至此,經濟社會學的新運動也就採用了「新經濟社會學」這一學科名稱(斯威德伯格,2005：32-33)。而新經濟社會學與「舊式經濟社會學」的一個最為顯著的區別,就在於運用了社會關係網絡理論。社會關係網絡理論被廣泛用於企業組織的結構研究。羅伯特·埃克爾斯(Robert Eccles)甚至將高度穩定狀態的關係網絡稱為「准—企業(quasi-firm)",沃爾特·鮑威爾(Walter Powell)也對此予以了充分的關注。許多新經濟社會學家還與威廉姆森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家的交易成本理論,與錢德勒為代表的主流管理學家的多部制企業組織理論對話交流,大量在組織研究和在工業社會學研究領域所做出的重要貢獻,深化與發展了網絡理論(Swedberg,1991:269)。本文在摘要開首部分如此簡略地介紹經濟社會學和新經濟社會學的發展沿革,無非是強調,本文用社會關係網絡理論工具分析私營企業家的社會關係網絡及其私營企業的經營管理問題,不是一時心血來潮,而是想證明,本文的這一理論思路是有學術源流與學術正當性的。用社會網分析企業組織本質上屬於結構主義的方法。這個由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在文化人類學中開創的這個學派,早已滲透進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改變著人們觀察問題和思考問題的方式。結構主義的方法強調事物的整體性,認為任何事物都是一個複雜的統一整體,其中任何一個組成部分的性質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一個整體的關係網絡中,即把它與其它部分聯繫起來才能被理解。社會生活是由經濟、技術、政治、法律、倫理、宗教等各方面因素構成的一個有意義的複雜整體,其中某一方面除非與其它聯繫起來考慮,否則便不能領悟要義和得到全面理解。結構主義方法的本質和首要原則在於,它力圖研究聯結和結合諸要素的關係的複雜網絡,而不是分裂地研究一個整體的諸要素。基於以上結構主義的基本思想,我們可以看到,企業組織存在於我們這個紛繁複雜的社會體系之中,作為企業組織的最重要的構成要素的企業家,自然也是這個紛繁複雜的社會體系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眾所周知,由於特殊的國情,我國的私營企業是相對於國有企業具有某些特殊屬性的企業,私營企業的業主與高級管理者,自然也表現出有異於國有企業管理者的特殊屬性。特殊的國情的一個公認的外顯表現就是中國是一個關係取向的社會。對一般人而言,所謂學會做人和搞好關係,就是要建立並維繫一個社會關係網絡特別是友誼網絡,使其在遇到各種麻煩情況需要人幫助時能有人及時伸出援手。若以人際關係作為觀察我國社會的切入點,我們可以清楚地觀察到,我國私營企業家由於特殊的企業環境,對於人際關係的重要性更有著比普通人更為深刻的認識。因此,以社會關係網絡理論剖析我國私營企業家及其企業經營管理行為,無疑是一把有效的鑰匙。本文運用網絡分析方法所觀察的私營企業家的社會關係網絡,是個體中心社會網,即以私營企業家個人為中心,向外延伸建立的關係網絡。用個體社會網衡量社會資本,是一種通行的研究方法。本文的研究,遵循通常的方法,對所調查的私營企業家的社會網絡情況有一個總體的描述。本文在研究中,還注意利用相關案例對本文的研究結果進行佐證,在相關章節的後面附錄案例,作為前面的理論或實證研究的佐證,可讓研究的問題獲得更清楚的經驗檢驗。本文的通篇結構安排如下：第一章為導論。在導論中,本文以我國私營企業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過程中通過曲折的發展道路,成為我國總體經濟重要支撐的事實,說明私營企業健康快速發展於國於民的重要性而緣起本研究,闡述進行本研究所具有的特別的理論與實踐意義,並強調了運用社會網理論及分析方法對私營企業家社會關係網分析的學理基礎與正當性。第二章為理論綜述。此章較為全面的梳理了社會關係網絡、社會資源與社會資本理論的源與流,勾勒了國內外學者用社會網理論分析企業組織所取得的理論成就。在綜述中,本文對於我國近現代歷史上的著名學者如費孝通、林語堂、錢穆和梁潄溟,以及我國台灣和海外華人學者關於中國社會的特性及其社會關係的開創性文化研究,進行了較為充分的展示。此外,綜述還對社會資本的文獻予以了充分的注意。還值得一提的是,綜述關注了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的正負效應,這與不少研究者只重視社會資本的正功能形成了明顯的區別。通過梳理已有的相關研究及其認定的不足,為邏輯地引導出後面的研究打下基礎。第三章承接上文,建立了本文的理論基礎、研究假設,並對私營企業家的個體關係網進行了描述統計。在此章中,本文以資源依賴理論為出發點,從理論上解釋了作為研究對象的私營企業家何以要特別重視構建、經營和利用社會關係網絡與社會資本的緣由,以此,本文建立了主要研究假設。並重點在於對私營企業家的個體關係網進行了描述統計。第四章是對社會關係網的社會資本對私營企業創業所起的作用的分析。通過側重考察企業創業期的「三項準備」與「四項支援」,可以看到不同的網絡在企業初創中所發揮的不同功能,驗證了本文的第一個假設。第五章考察了私營企業內部管理中的社會關係網的作用。本文認為,企業內部結成網絡,按人際關係的邏輯進行管理,從而維繫著企業的內部運轉,是社會關係網絡在企業內運行的最重要特徵。對此,本文通過描述企業核心層的構成、企業高管的選任標準和對企業重大決策的影響三個方面來予以證明。其中高管選任的能力標準得到企業主的重視,說明企業主的理性與科學性程度有了極大的提高。本章驗證了本文的第二個假設。第六章著重從產品生產支持、管理支持、營銷支持三個方面來討論私營企業主利用企業外部關係網絡資源的情況。本章的研究支持了本文的第三個假設。結合前面兩章的內容,我們看到,社會關係網絡在企業創業、內部管理和外部支持三個方面都發揮了獨特的作用。至此我們對私營企業全面的關係網絡運作,有了一個初步的輪廓。接下來的兩章分別做了兩個專題研究,意在對社會資本在一些特殊方面的作用進行深入挖掘。第七章討論了私營企業利用社會關係網進行關係型融資的做法。研究發現：資金短缺的私營企業通過多頻次的互動建立和維護與銀行的良好關係；良好的銀企關係增進雙方信任,降低企業從銀行獲取融資的難度。銀企關係靠業務互惠和私人友情共同維護。至此,本文的第四個假設得到驗證。第八章將研究視野擴大到國際市場。許多私營企業都涉足了國際商務。社會關係網在私營企業的國際化戰略中如果能夠產生影響,則更能有力地證明社會資本的強大滲透力。研究表明,私營企業的外貿業務與其社會關係網絡是相互鑲嵌的。在從事國際業務的過程中,被調查企業高管不僅認可社會關係的重要性,而且在實踐中著力與外貿夥伴建設與維護關係網絡,強關係成為私營外貿企業的市場、業務開展與雙方人際關係強度保持了一致。此章的研究為「社會關係—外貿業務互鑲模型」提供了成立的經驗基礎,並證實了本文的第五個假設,說明社會關係網絡理論的確對私營企業的經營行為具有極高的解釋力。第九章為最後一章。這裡討論了私營企業建立、維護和運用社會關係網絡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對第六個假設進行了系統的分析與驗證。特別重要的是,本文雖然贊成私營企業運用社會關係,但並不等於說同意濫用社會資本。本章討論了社會資本獲取與利用的成本與負面效應,並用相關的案例予以佐證。需要指出的是,對社會資本的成本與負面效應的研究,應是本文一個較為重要的貢獻。通過以上研究,本文得到如下主要結論：1.私企業主建立、維護與運用社會關係網絡,是真實世界的社會經濟生活所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2.社會資本在私營企業的創業期,對企業的生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在企業創業的心理準備、產品選擇準備和資金準備方面,親屬等血緣關係支持力度最大。除血緣關係對業主的幫助外,朋友在每個環節也給了私營業主極大的支持。3.在私營企業的內部管理中,社會關係網的作用得到了證明。但需要注意的是,當前私營企業在選任高管的標準中,能力的重要性超過了「關係」,這是理性與科學性的表現,是企業持續發展最為重要的制度保證。4	2,010
試論錢穆對章學誠論述的轉變以「浙東學術」、“六經皆史”為例	劉繼堯	清華大學	碩士		張勇	[33]劉繼堯. 試論錢穆對章學誠論述的轉變以「浙東學術」、「六經皆史」為例[D].清華大學.2010.		2,010
錢穆的藝術世界	鄭偉斌	西安美術學院	碩士	The Art World of Qian Mu	王非	[34]鄭偉斌. 錢穆的藝術世界[D].西安美術學院.2011.	錢穆是20世紀中國學術文化史上公認的“國學大師”、“一代通儒”。 20世紀90年代以來，海內外學術界逐漸掀起了研究錢穆的學術熱潮，而其研究視角主要集中在錢穆的史學研究、儒家思想及宋明理學研究、中國文化通論等幾個方面。縱觀錢穆一生，其學術人生充滿了藝術情味，他對中國傳統藝術精神體悟極深，自成體系，而且他對中國傳統藝術實在有一番特別的用心。在其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論構建與實際行動中，他對中國傳統藝術精神的闡發，對中國傳統藝術的積極宣導，一以貫之。錢穆並懷有復興中國傳統藝術以濟世的理想與思路，並克盡艱難，將之付諸藝術教育實踐。總之，藝術在其人生與學術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比重及意義。可以說，在我們熟知的“國學大師”、“一代通儒”的概念外，實際上有一個鮮為人知的“錢穆的藝術世界”。但是這一點尚未引起學術界的重視與研究。本文的研究內容，即是走進這位國學大師的「藝術世界」，從藝術史的視野來考察一代通儒錢穆的道德學問及其意義。解讀錢穆的藝術世界，不僅讓我們對其學術思想體系有更為全面的瞭解與認識，對其道義擔當、民族文化憂患意識有更深的敬意，對20世紀中國的文化命運有更深的反思，而更為重要的，則是其藝術觀對當下中國美術界的鏡鑒與啟示，意義深遠，關係重大。	2,011
錢穆莊子學研究	李宋燕	華東師範大學	碩士	Researches for Qian Mu’s Academic Work on Zhuangzi	方勇	[35]李宋燕. 錢穆莊子學研究[D].華東師範大學.2011.	錢穆被稱為國學大師，他的主要研究雖然在史學方面，子學方面著作不多卻光采奪目。在莊子學上，他的研究著作主要有三本書：《莊子纂箋》、《莊老通辨》、《先秦諸子系年》。《莊子纂箋》是《莊子》的集註本，錢穆對前人給《莊子》作的註釋做了整理、考訂，並且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莊老通辨》主要是對《莊子》的義理進行分析，並且對魏晉解莊諸家做了研究。《先秦諸子系年》是錢穆系統地考證先秦諸子的文集，其中有三篇文章是考證莊子生平、《莊子》其書。本文是在細讀文本的基礎上，結合文獻資料，對錢穆的莊子學做了深入研究，力求全面展示錢穆的莊子學成就。	2,011
錢穆的中國史觀	任永亮	西北大學	碩士		方光華	[36]任永亮. 錢穆的中國史觀[D].西北大學.2011.	錢穆先生是二十世紀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他一生教書育人，著書立說，在多個領域都有突出貢獻，他最大的貢獻是對中國歷史精神的發掘。他的中國史觀是他整個學術生命的根基。筆者不揣淺陋，嘗試對錢穆的中國史觀進行一番比較系統的研究。本文將通過對錢穆中國史觀形成原因的探討，發掘其中國史觀的理論根據與現實動因; 通過分析與綜合其中國史觀的含義，揭示這一史觀在社會思想、邏輯方法與哲學概括方面的內在統一性。歸結起來講，錢穆中國史觀的形成，與其從小所受家庭學校教育分不開，與當時中國社會影響分不開，與中國古代史學影響分不開，更與中國近代史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他的史觀是多源融會的自本自根史觀、士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史觀、天人合一的文化生命史觀。這些思想在過去曾經起過救亡圖存振奮民族精神的作用，今天仍富有啟迪意義。	2,011
歷史不會流亡：錢穆歷史教育思想初探	劉鳳琴	蘇州大學	碩士	History Will Not Exile	趙加軍	[37]劉鳳琴. 歷史不會流亡：錢穆歷史教育思想初探[D].蘇州大學.2011.	面對全球化的新時代，中國快速崛起，富強與文明的失衡表現，讓人不得不自我省思發展困境，思考歷史教育如何更好地致力於民族精神的培養和賡續傳統歷史文化，探索如何有效利用本土文化資源教育後代及如何啟導國民做一合格的中國人？這一連串的問題，都是我們當前需尋求解答的。而錢穆以其敏銳的眼光、過人的智慧及艱苦卓絕的實踐，為中國的歷史教育作出了全面的、深刻的、開創性的探索，從而推動了歷史教育的近代化。本文首先對錢穆歷史教育形成的淵源及實踐活動進行評述，繼而總結了其歷史教育思想的主要內涵和特點及理論和方法，結合轉型社會下中國歷史教育的生態實際，嘗試從小學、中學、大學依次進階入手對當代中國現實歷史教育進行了“頂層設計”構想，旨在闡述錢穆的畢生夙願而常為人們遺忘的歷史教育基本常識：瞭解真實的歷史，培養歷史智識，成一合格的中國人。	2,011
錢賓四《論語新解》探微	王雷生	中國政法大學	碩士		錢遜	[38]王雷生. 錢賓四《論語新解》探微[D].中國政法大學.2011.	近些年來，隨著“讀經熱”，“國學熱”浪潮的席捲，對傳統經典的學習和解讀成為目前公眾關注的重要焦點之一，作為有東方“聖經”之譽的《論語》更是如此。但由於多種原因，市面上出現諸多令人咂舌的解讀不僅曲解了經典，還誤導了公眾。在時代驟變，世事迥異的今天，我們應該如何認識和解讀《論語》這部經典？本文筆者試圖通過對近現代轉型時期的一部《論語》註解著作——錢穆先生的《論語新解》進行分析和探討，希望對我們今天解讀《論語》有所啟發和説明。錢先生治學，兼及四部，涵貫中西，他一生筆耕不輟，著述等身，煌煌五十四冊一千七百萬言行於世。本文以《論語新解》為研究物件，主要以分析《論語新解》的詮釋特點為中心，內容涉及錢先生成長治學的時代背景、作者的文化態度，以及《論語新解》成書的因由始末。然後從整體和部分兩個層次分別對《論語新解》的詮釋特點進行具體分析，在分析時，也述及這些特點背後的原因及與錢先生個人學術思想的關係。最後，對全文做出總結。本文認為，近代以來，由於內憂外患的雙重擠壓，中國傳統的知識、思想與信仰價值體系面臨著解體和重構。從思想整體演進的趨勢上看，是一個文化變革不斷走向“激進”的過程。從民族文化心理演變的角度來說，是民族文化自信逐漸喪失，民族信仰價值體系逐漸瓦解的過程。錢先生沒有選擇走向全盤否定傳統的激進文化立場，他認為中國在走向現代化的途中不應該割斷歷史，應該發掘我們文化傳統的積極因素使之煥發新生命。在當時民族自信心普遍低落的境況下，他提醒人們應該樹立民族文化自信。他堅信中國不會亡，而且堅信我們的民族將來會有更偉大光明的前途。這不是他一廂情願的愛國熱情，而是他深究中國數千年歷史文化傳統後得出的結論。他的一生為喚醒國人對我們民族歷史文化傳統的信心、溫情與敬意而竭盡全力。錢先生通過對《論語》進行現代詮釋，使今天的人們能方便、真實地認識與體味孔子的思想。《論語新解》是他探求中國文化傳統當代價值，喚醒人們的民族自信心，重建民族文化信仰的一部力作。並且錢先生認為，孔子的教導並不是憑空地自我創造，然後強加給人們去信仰，而是孔子在認真研求我們民族已往全部歷史的基礎上總結提煉出來的。這一信仰是由學而入信的信仰，不同於西方宗教由信入學的信仰體系。錢先生認為，中國文化和學術有其自身的演進脈絡與特色，因此，他在詮釋《論語》的過程中堅持秉持中國傳統的學術精神與特點來理解經典，而不是以外來思想架構去肢解經典。理解《論語》應該講求會通一體，破除門戶之見，辭章、考據、義理兼采。他還認為，學習孔子和《論語》，重在學習做人，因此他詮解孔子和《論語》也重在實際人生和吃緊為人處求，而不是將其概括為幾個簡單抽象的思想概念。並且，他認為治學及文化問題不僅僅只是知識精英們的事，也不能以專家自限，應該顧及到一般人如何做人與生活的問題。因此他在詮釋《論語》時，很重視對一般知識水準讀者的關照。這對今天專業化、職業化的治學傾向有很大的啟發價值。另外，他以史學立場顯經學真是的學術立場在詮釋《論語》時也有所體現。因受時代學風的影響，在《論語新解》中也有一些因應對時代論題而遺留下的痕跡。整體而言，錢先生對《論語》的詮釋是當時時代環境，人生學術信仰，個人治學特色與生命體悟的綜合結晶。從中我們不僅能讀到他熱心於對歷史遺產的承繼，也能體會到他傾情於對時代價值的闡發，還有他對信仰的孜孜情感與對知識的灼灼理性。其中，多有值得我們今天在理解和詮釋經典時需要參考琢磨的卓見。	2,011
論錢穆對「士」精神的認知、堅守與承傳	劉俊	華中師範大學	碩士	Research on the Consideration, Adherence and Inheritance on the Spirits of Shi of Qian Mu	譚邦和，謝永芳	[39]劉俊. 論錢穆對“士”精神的認知、堅守與承傳[D].華中師範大學.2011.	1895年之後，中國出現了大量由社會精英人士創辦的報刊雜誌，建立了一批以吸收新知識為目的的新式學校。與此同時，清朝的思想鉗制政策被打破，出現了許多探討新思想、傳授新知識並評論政治時局的學會。在轉型時代，這三種以傳播新思想、新知識為主要目的新事物，使得中國社會和思想界發生了巨大變化。首先，「士」開始向知識分子過渡; 其次，中國思想界出現了取向危機。因此，知識份子未能在近代混亂的政局中發揮出穩定士氣人心的作用。在錢穆看來，知識份子要為近代中國混亂不定的狀況擔負很大的責任。考察「士」在向知識分子過渡時出現裂痕的原因必須回到近代的歷史語境中。中國的“讀書人”震驚於西方近現代工業文明的驚人力量，逐漸傾向於“西學”，一些人甚至達到“視西學如帝天”的程度。鑒於此，錢穆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他以中國民族文化為本位，通過歷史材料的整理，提出「士」階層是支撐中國民族、文化數千年延續不斷的主要原因。 “士”作為一個群體活躍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個能夠不斷更新，但又相對穩定的價值體系，即“士”精神。在知識份子誕生的轉型期間（是一個時間和空間交錯混雜的時代），許多知識份子傾向於「西化」即能救國，用一種簡單的、相對粗暴的二分法將傳統視為落後，因而作為傳統文化繼承者的「士」及「士」精神，不能發揮出形塑知識份子人格所應有，也必須要有的作用。事實上，「士」是作為一條暗線存在於錢穆的著作中。他認為學問應當“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求以合之當世”，中國學術又以人物為主線，故而“士”的作用極為重要。然而，「士」精神畢竟不能一成不變的全盤保留。當列強環伺於國門之外，國家處於亂世之中，錢穆認為「士」能於衰世中「守先待後」的精神尤為可貴; 其次，要明瞭“華夷之防”。其次，錢穆主張結合中國傳統歷史精神，創造出能培養「新國士」的「新國史」。。通過對「士」精神的闡釋以及在教育中的運用，錢穆已經較為清晰地勾勒出傳統的「士」及「士」精神的基本性格，因而重續「士」傳統，承傳「士」精神也就水到渠成。	2,011
20世紀前半期的清學史研究：以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錢穆為中心	劉海靜	上海大學	博士	The Research o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First Half the Twentieth	陳勇	[40]劉海靜.20世紀前半期的清學史研究：以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錢穆為中心[D].上海大學.2011.	20世紀以來清代學術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當時學術界的一流學者，如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柳詒徵、胡適、錢穆、侯外廬、張舜徽等人都對它做過梳理和總結。清代學術之所以如此吸引眾人，是因為處於轉型期的中國學術在20世紀上半期空前繁榮; 五四以來對科學精神的追求以及新漢學運動高漲，都使得學者們十分關注注重實證、講求徵信的清代漢學; 學者們生於斯、長於斯，在新時代下對哺育過自己的清代學術進行總結，是一種普遍的心理訴求。在眾多學者中，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錢穆是20世紀前半期清學史研究的傑出代表，開啟了研究和總結清學史的一代新風。作為20世紀以來用新思想、新方法研究清學史的第一人，章太炎在《訄書·清儒》篇中對有清一代學術做了系統的梳理與總結。他以乾嘉漢學為清代學術的主流，最早提出了吳、皖分幟之說，對近代學者的清學史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劉師培的清學史研究稍後於章太炎，對章氏的研究既有繼承，又有超越。他對清學來源的探討，對乾嘉漢學的界定、對清儒治學特點的總結、對清代學術分期的解說，填補了章太炎研究的不足，也引發了後學對清學史研究的進一步思考。基於排滿革命的需要，兩人在論述清代學術時都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同時兩人皆為清末古文經學大師，拘守古文家法，對晚清今文經學持強烈的批評態度。他們的清學史研究雖然沒有留下什麼鴻篇巨制，但開創之功不可磨滅，都是近代清學史研究初創階段的大家重鎮。繼章太炎、劉師培之後對清學史研究最有成就的學者是梁啟超。 1904年，梁啟超發表《近世之學術》一文，這是他治清代學術史的發軔。 20世紀20年代，他先後撰寫了《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兩部著作，以“復古解放”為主線完成了對清代學術思想的全面考察與總結，進一步擴大了清學史研究的領域。他對清學成因問題的探討，在章、劉分析的基礎上續有展拓，提出了“理學反動說”，還指出了以“復古”為職志，以“解放”為手段的“學術反動”的發展方向，拓展了清學史研究的思路。梁啟超不僅繼承了章、劉的吳皖分派的觀點，更是詳細的論述的吳、皖兩派的不同，並且有明顯的抑吳揚皖的傾向。他對清代漢學做了全面的梳理和總結，既闡述了乾嘉學者在考據學上的傑出成就，又對其治學方法進行歸納總結，同時也分析了清代漢學的弊端。其對晚清學術的分析較之於章、劉更為客觀，較之於錢穆更為符合當時的實際。梁啟超清學史研究可商榷之處亦不少，如隔斷清學與宋明理學的聯繫、將清學比作文藝復興是否確切、論述清代學術時表現出來的學術與思想上的矛盾等，這些都是我們在研究中需要加以注意的。在20世紀前半期的清學史研究中，錢穆的研究後來居上，將清學史研究推向深入。錢穆的清學史研究成就集中體現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該書雖與梁啟超的著作同名，但在寫作主旨、研究內容和方法等方面卻與梁著大異其趣。他不同意梁的「理學反動說」而提出「每轉益進說」，深化了對清學成因的分析; 論清初學術時，對梁以顧炎武為清代漢學開山提出質疑，從而表彰和凸顯黃宗羲的貢獻; 他不贊同梁啟超的抑吳揚皖論，把考察的重心放在吳學對戴學的影響上; 對晚清今文經學也多有批評; 對清代理學，尤其是對乾嘉理學的深入發掘和闡發，在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錢穆對章學誠的評價，既不同於章氏批評章學誠的正統史觀，也不同於梁啟超對章學誠史學成績的讚揚，而是從尊崇宋學的角度對章學誠的學術思想和貢獻進行了系統論述，較之章、梁的研究更進一步。當然，錢穆的清學史研究也有不少可商榷之處，諸如錢穆僅從學術求真的方面來評價晚清今文經學，論清代學術時絕少談到西學，對乾嘉漢學的批評以及對戴震的評價均有片面之處。總之，近人研究清代學術，由章太炎開其端，劉師培繼其後。繼章、劉之後卓有成就者，當推梁啟超、錢穆二人，尤其是錢穆後來居上，將研究引向深入。本文以20世紀前半期為研究時段，主要選取這一時期對清學史研究貢獻尤大的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錢穆為研究物件，力圖揭示出這一時期清學史研究的特點及其影響，希望能對近代學術史的研究起一些推動作用。	2,011
建國以來我國城市社會管理體制演變與發展研究	郭風英	華中師範大學	博士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陳偉東	[41]郭風英. 建國以來我國城市社會管理體制演變與發展研究[D].華中師範大學.2011.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確立了高度集權的計劃體制,通過計劃手段實現對社會生活的管理。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社會進入了快速的轉型期,經濟體制改革促成了一個具有相對自主性社會的形成,社會結構產生了激烈、深刻、持續的分化,社會利益主體和利益需求多元化,社會異質性和不平等程度增強,社會矛盾與社會衝突增多。然而,我國現行的社會管理體制是建立在傳統行政一元化基礎之上,對傳統社會管理體制存在很強的路徑依賴,缺乏足夠的彈性應付複雜多變的社會環境。因此,如何通過社會管理體制創新和政府職能改革,對社會進行有效的管理,調節紛繁複雜的社會生活,保持良好的社會秩序和生機勃勃的社會力量之間的動態平衡,成為新時期我國面臨的一個戰略性課題。學術界對我國的社會管理體制缺乏系統而深入的反思和研究,有鑒於此,本文以我國城市社會管理體制為研究對象,以「國家-社會」關係為分析視角,通過對我國城市社會管理體制演變歷程的回顧與反思,深刻剖析我國城市社會管理體制演變的動力機制、發展趨勢,在此基礎上分析我國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和創新的現實障礙以及可行路徑。本文研究的問題是城市社會管理體制的演變,但在歷史的梳理之上,筆者更為關注這一演變背後的規律性和制約因素,並期望能給予理論上的說明,為新時期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和創新提供可行性路徑。錢穆認為：「研究制度,不該從制度本身來看,而該會通著與此制度相關之一切史實來研究。」我國城市社會管理體制,雖然只是社會體制中的一種形式,但是它的演變與發展是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反映。不同的政治、經濟、社會形勢,對社會管理體制產生很大的影響。我國的社會管理體制,是在社會轉型這一宏觀背景下不斷地演進和發展。改革開放前,我國行政一元化的社會管理體制是建立在國家一元化社會結構基礎之上的。改革開放後,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國社會結構逐步分化,但是分化並不等於對立。相反,「國家-社會」之間的交往與合作日益頻繁、密切,這深刻影響我國社會管理體制的演變和發展。因此,以「國家-社會」關係變遷為分析視角,為分析我國建國以來城市社會管理體制演變提供的基本分析路線,也為我國城市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和創新提供了基本的路徑。我們必須對社會管理體制進行深層次的反思,才能看清社會管理體制的發展趨勢,才能分辨出在我國現行的社會管理體制中蘊藏著多少動能和攜帶著哪些阻力,才能為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和創新提供可行的發展路徑。因此,對我國城市社會管理體制演變歷程的回顧是正確認識這些問題的關鍵。建國後,我國的社會管理體制經歷了行政一元化社會管理體制、行政一元化社會管理體制的鬆動和日漸式微、治理多元化社會管理體制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每個發展階段,我國社會管理體制體現不同的特徵。其中,行政一元化社會管理體制是改革前我國社會管理體制的主要形態,這種管理體制以中央高度集權為前提、政府全能為主要特徵,通過科層化的組織體系、自上而下的運行機制以及全能的社會管理功能實現整個社會全方位的管理和控制。這種管理體制帶有濃厚的計劃色彩和價值取向,使之後的社會管理體制對之產生極大的路徑依賴。改革開放後,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社會的發展,社會利益主體的多元化以及各種社會問題的出現,國家全能的形象不斷受到質疑,國家也不斷分權、放權,以適應日益複雜的社會形勢。我國社會結構也逐步由國家一元化向「國家、市場、社會」三元過渡,傳統行政一元化的社會管理體制逐步失去存在的土壤,而不斷鬆動。因此,這一時期我國社會管理體制處於轉軌期,新舊體制碰撞、衝突、融合。在這一過程中,舊的體制逐步消退,新的體制逐步發揮作用,這也為現階段我國治理多元化的社會管理體制的制度化構建和實踐創新提供了基礎。總之,這一時期我國傳統社會管理體制的鬆動以政府分權放權為前提、以放鬆管制為主要特徵,通過社會管理組織體系和運行機制的適應性調整,實現國家對社會的管理與服務以及社會的自我管理與服務。新時期,我國社會管理體制逐步向治理多元化的方向發展,這種管理體制以社會主體的地位凸顯為前提、以「國家、市場、社會」的多元互動為特徵,通過網絡化的組織體系,綜合運用行政機制、市場機制以及社會自治機制等手段,實現社會的管理和服務。我國現階段倡導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為這一時期我國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和創新提供了方向指導。不同時期之所以出現不同的社會管理體制模式,與推動社會管理體制變遷的各種動力因素以及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密切相關,這就是社會管理體制演變的動力機制,對社會管理體制演變動力機制的分析是我們深刻把握社會管理體制演變規律,促進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和創新的重要前提。社會管理體制演變動力機制,是一項複雜系統的動態運行體系,主要包括社會管理體制演變動力機制的結構要素、社會管理體制演變動力機制變遷的歷史進程以及社會管理體制演變動力機制變遷的客觀規律。社會管理體制演變動力機制的結構要素主要包括：社會管理體制演變動力機制的價值形態構成要素、理論形態構成要素、實踐形態構成要素以及主體形態構成要素。價值形態作為導向性因素、理論形態作為指導性因素、實踐形態作為訴求性因素、主體形態作為推動性因素,在社會管理體制演變的歷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其中,價值形態構成要素主要包括體現人類社會治理髮展的三種形態即：以「秩序穩定」的核心的價值導向、以「公平效率」為核心的價值導向以及以「公平正義」為核心的價值導向；社會管理體制演變動力機制的理論形態構成要素主要包括對我國社會管理體制演變去重要推動作用的「集權與分權」理論以及「多中心治理」理論；社會管理體制演變機制的實踐形態構成要素受制於我國現代化進程中利益主體和利益需求多元化的實踐訴求,以及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穩定與社會和諧的現實訴求；社會管理體制演變機制中主體形態構成要素主要包括國家(政府組織)、市場(市場組織)和社會(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建國以來我國社會管理體制演變動力機制的演進階段主要分為三個階段即以秩序穩定為導向的國家一元化推進階段、以效率公平為導向的國家-市場合力推動階段和以公平正義為導向的國家-市場-社會多元推動階段。每種動力因素在社會管理體制發展的不同的階段作用的力度和發揮的作用不同,社會管理體制之所以在不同的階段呈現不同的特徵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在社會管理體制模式轉換的關鍵時刻常常會因為某一力量的發育不足而出現模式轉換困境。在我國,社會力量發育不足,要構建治理多元化的體制,就要大力發育社會力量和社會組織,推動社會管理體制的創新和發展。縱觀我國社會管理體制60多年的演變歷程,我國社會管理體制演變有其獨特的發展歷程並呈現典型的規律性特徵。總的來說,我國社會管理體制的演變遵循了從統治到治理、從集權到分權、從管理到服務的演變路線。而從人類歷史發展社會形態來看,人類社會經歷了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與此相對應的是統治型社會治理模式、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和服務型社會治理模式,而不同社會治理模式之間的差異背後體現了國家-社會關係的變化。從國家與社會關係分析,社會管理可以分為：無主地社會管理模式、國家控制社會模式、社會參與國家模式、國家社會合作模式、國家社會共生模式以及社會自治模式。我國現所現階段構建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模式屬於社會參與國家模式,這種模式具有明顯的不足,但是我國社會管理體制的發展是要在這種模式的發展進步中,實現國家-市場-社會的合作共生,實現強國家和強社會。我國現行的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是在強國家-弱社會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要實現國家-社會的合作共治需要一定的條件,要不斷轉變政府職能、構建國家、市場、社會之間的溝通機制、構建合作互動網絡等,在市場互動中實現國家與社會的有機結合以及多元合作夥伴關係的生成。深刻認識我國社會管理體制動力機制和發展趨勢,有助於新時期我國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理論和實踐的深入,但是,影響我國社會管理體制創新的因素很多,如傳統的社會管理思想和觀念的影響、傳統社會管理體制的慣性依賴、我國當前社會管理體制機制不完善、社會管理中社會力量實質性參與不足等等,這些既是我國社會管理體制演進的體制性障礙,也是我國社會管理體制創新的思想觀念的阻力。基於對建國以來我國社會管理體制的剖析,文章認為,現階段要推進我國社會管理向現代治理多元化的制度性構建,必須在正確認識「國家、社會」關係的基礎上轉變政府職能、深化管理體制改革,培育社會力量、增強社會自治能力,構建多元合作治理網絡。	2,011
胡適哲學方法論研究	王修寰	西南民族大學	碩士		劉俊哲	[42]王修寰. 胡適哲學方法論研究[D].西南民族大學.2011.	“舊學邃密，新知深沉”的胡適先生在中國現代文化思想史上是位影響深刻的重要人物。他很有革新精神，他學成回國後首發「文學革命」之吶喊，首倡新詩和白話文。使文學及語言的運用發生實質性的變革。他是開一代新風的學術大師，著作頗豐，涉獵廣泛。包括文學、歷史、哲學、教育、佛教等領域。胡適通融了西方杜威的實驗主義方法和中國傳統的治學方法形成了新的學術方法範式。在“五四”時期及後期影響很大。在他的哲學方法論的影響下在各領域產生了很多頗有成就的學術巨匠。在這一哲學方法論的濡養下，成才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大師級人物。如：顧頡剛、傅斯年、錢穆、吳大猷、吳健雄、季羨林、馮友蘭、吳晗、沈從文、俞平伯、梁實秋、羅爾綱、周汝昌、汪靜之等。胡適哲學方法論的精髓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一哲學方法論看似簡單，卻內涵豐富，哲理深刻。胡適方法論內在的包含治學方法和歷史方法。他把杜威的思維五步法和中國樸學的治學方法很好的結合起來，創造性的提出了胡適方法論。胡適先生孜孜不倦的教書育人，堅持不懈的踐行自己倡導的哲學方法。在文學、哲學、史學等方面學術成就斐然。他的治學方法和創新精神為世人學習的楷模。今天我們回顧和反思胡適的哲學方法論對昌明當今學術，繁榮文化，倡導嚴謹務實科學的治學精神仍然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直到今天他的這一方法論對治學、為人處事、社會生活還有一定的導向意義。	2,011
中國古代書院功能研究	郭新榜	西南民族大學	碩士		王玨	[43]郭新榜. 中國古代書院功能研究[D].西南民族大學.2011.	書院教育本是一個陳舊的話題，但在現代大學教育所面臨的困境面前，顯得歷久彌新。它是我國文化教育史上延續了一千多年的教育組織形式，在社會教化、人才培養、知識傳播和學術傳承等方面對我國古代文化教育、學術思想的發展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對中國教育的近代化有奠基之功。在書院教育中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自學為主，學規為準，學風嚴謹，重視德育、關係融洽等教學特點都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歷史借鑒意義。錢穆先生曾經說過：「中國傳統教育制度最好的莫過於書院制度。私人講學，培養通才，這是我們傳統中最值得保存的先例“ 毛澤東《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中說”從'研究的形式'一點來講，書院比學校實在優勝的多“，”一來師生的感情盛篤; 二來沒有教授管理，但為精神往來，自由研究; 三來是課程簡而研討周，可以優遊暇豫，玩索有得。 “在當代教育遇到的種種問題面前，以書院教育為選題進行研究，更突顯其研究價值所在。對中國古代書院社會功能的研究並不是管中窺豹型的觀察，而是對唐、宋、元、明、清各個朝代的書院進行全程“跟蹤”。書院在傳授知識的同時，很重視道德教育，通過訂立學規、舉辦課餘活動等來加強學生的身心修養，使之成為社會的有用人才。書院這種德才並重的獨特教育方式培養出了一代代傑出人材。宋代，書院教育開始與理學傳播相結合，其社會教化功能得到強化; 元朝中央政府對書院教育的政策支援，地方官員士紳的積極參與，南宋移民的隱退講學，這三股力量共同促成了書院教育在元代的大發展，出現了“書院之設，莫盛於元”的大好局面; 向平民百姓開放，山林布衣，鄉村長者、普通百姓、佛教僧侶都可以聽講，甚至登堂講說是明代書院的一大特點; 清代中後期，隨著社會對人才需求的變化，學術形式的發展，西學的引入，書院建設出現了多樣化、專門化的趨勢，書院的發展已經開始了近代化進程。在對中國古代書院縱向觀察的同時擴展視野，放眼西方中世紀大學，把中國古代書院與西方中世紀大學進行橫向對比研究，透析兩者的異同之處。通過對中國古代書院縱向、橫向研究發現，它以改為學堂而淡出歷史舞臺，是當時特殊的歷史大背景所致，這並不否定其在社會教化、人才培養、知識傳播和學術傳承等方面的社會功能，這也是此研究的創新之處。	2,011
清代的學術與傳記	吳海	南京大學	博士		徐興無	[44]吳海. 清代的學術與傳記[D].南京大學.2011.	本文旨在梳理清代學人的學術與傳記之間的關聯。之所以將研究的時限選定在清代，是因為清代學術史、文學史的研究，既是一種斷代史的研究，又包含通史研究的成分。以清代為背景的學術與傳記研究，可以在考察傳記文體歷史沿革同時，對清代學人學術背景與傳記文體取捨之間內在聯繫有更深刻的認識。本文將清代學術與傳記的研究限定於「傳記與學術史」、「傳記與文學」、「傳記與歷史文獻」三個領域。研究過程中，本文發現傳記文體與學人學術密切聯繫的現象：學術史傳記編撰中，理學家多用學案體、經學家則多用儒林傳體; 傳記創作中，古文家以碑銘體傳記居多、史學家則偏於史傳體。以此為基礎，本文將文體的研究與學術史研究相結合，考察清人圍繞不同傳記文體、不同傳記編纂思路的論爭與清代不同學術思潮的淵源關係。具體論述中主要分為兩部分：其一，學案與儒林之爭。清代在出現黃宗羲《明儒學案》這一具有標誌意義的學案著作同時，漢學家也藉助《史》、《漢》《儒林傳》，構建經學家的傳記體例。從清代學案與儒林傳的著錄情況，我們可以發掘出清代程朱、陸王、漢學三個學術派別在清代影響力此消彼長的過程; 瞭解經學與儒林傳體、理學與學案的關聯，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理解清代乾嘉以後學者撰寫學案、儒林傳的學術動機。其二，碑銘與史傳文之爭。清代考據學興起，史傳文得到了長足發展，“據事直書”的傳記理論深入人心。與此同時，傳統碑銘傳記的創作受到了史學家的批判。方苞以“義法說”為依據，提出“常事不書”的傳記寫作標準，延續碑銘文自古以來傳統與特徵。清末劉師培在揚州學派文史觀中，逐漸對碑銘與史傳之間的差異又有了更明晰的認識，提出“傳實碑虛”的主張。本文即圍繞上述問題展開研究，全文共有五部分：緒論部分：論述本文選題意義、研究方法、研究現狀。第一章經學與儒林傳：旨在討論漢學興起過程中，《史》、《漢》儒林傳對清代漢學學派構建的作用，清代漢學家對《儒林傳》影響的不斷加強的過程，以及經學家儒林傳體傳記的誕生及其影響。第二章理學與學案：側重於梳理學案與理學的淵源。乾嘉以前的學案已有較多研究成果，本章重點探討乾嘉以後唐鑒《學案小識》、錢穆《清儒學案》、劉師培《近儒學案》三部學案與當時學術思潮的關聯，論述學案與經學不能融合的根源，以及劉師培等經學家撰寫學案體的原因。第三章古文理論與碑銘傳記：主要論述碑銘傳記的淵源與特徵，方苞“義法說”與碑銘傳統之間的關係，以及“義法說”推衍出的“常事不書”理論對碑銘文發展的意義。第四章史學與史傳：介紹以錢大昕為代表的考史派繼承明末清初以來實證之風，提倡“據事直書”的傳記理論，以及此後章學誠在繼承這一理論同時，結合方誌編纂，在人物傳記材料收集整理方面新的主張與實踐。揚州學派繼承了浙東學派的史學觀，但在文學觀上，揚州學派熱衷於駢文創作，阮元欲以“文筆”立駢文正宗，劉師培受這種文史觀影響，釐清了古文運動以來，碑傳往往概念模糊不分的現象，提出“傳實碑虛”的區分標準。本課題主要採用文史哲綜合研究的方法，將傳記文獻對讀、文章學文體學理論梳理與學術變革、學術思想演進的研究相結合，以期有所發現。	2,011
晚清民國學界師徒關係之守與變：以俞樾、章太炎、周氏兄弟、苦雨齋弟子一脈為中心	劉開普	北京大學	碩士	The Conservativeness and Change of Academic Mentoring Relationship in the Period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Minguo	王風	[45]劉開普. 晚清民國學界師徒關係之守與變：以俞樾、章太炎、周氏兄弟、苦雨齋弟子一脈為中心[D].北京大學.2011.	文章以俞樾與章太炎、章太炎與周氏兄弟、周作人與苦雨齋弟子四代學人之師徒關係為考察物件，以“叛師”為主要敘事節點，結合影響晚清民國學界師徒倫理變遷的諸因素展開論述，一方面揭示了傳統師徒關係之現代轉型的豐富性，另一方面則意在彰顯舊式師徒關係在外來學制侵迫下獨具生命力的存在，進而為現時學制背景中的師生關係之走向提供更為切實的歷史想像空間。緒論及第一章以錢穆「傳統師」與「非傳統師」之辯為切入點回溯師徒倫理前史，在敷陳明清易代之際書院變革背景的基礎上，聚焦於訌經精舍並以「華夷之辨」、“經學精神”等名目展開對俞樾、章太炎師徒關係的考察。第二章以章太炎及其門下弟子為主詳考“外來學說”對師徒關係造成的衝擊，對章門弟子“尊師而叛道”的現象進行分析。第三章以周作人與苦雨齋弟子為主並以黃侃及其弟子為參照探討“師徒”與“師生”之別，拈出“師徒之空間”這一概念考察現代學制下師徒關係的作用機制。	2,011
章學誠歷史哲學研究	張萬紅	中國人民大學	博士	Research on Philosophy of History of Zhangxuecheng	薑日天	[46]張萬紅. 章學誠歷史哲學研究[D].中國人民大學.2011.	章學誠是我國重要的史學理論家，與劉知幾為我國傳統史學理論並峙的雙峰。其史學思想素來為人重視，然而大陸學界往往將目光集中於他的「六經皆史」說、方志理論、目錄學或者文學思想，而少有人注意其思想中的歷史哲學因素，倒是海外的研究者注意到了這一點，法國漢學家戴密微、美國漢學家倪德衛以及日本學者山口久和等均對這一方面有所闡發。首先明確提出「章學誠歷史哲學」這一概念的當屬海外華人學者余英時先生，不過余先生當時主要是將章學誠與科林伍德進行對比，表明中國也有歷史哲學。後來余先生改變研究方向，並未就這一問題繼續研究下去。他對章學誠的興趣倒是一直未減，二十餘年後寫成了《論戴震與章學誠》一書，以此探究明清之際思想轉變。此書既是章學誠研究也是明清之際思想史研究的名著。本文即企圖在余英時先生研究的基礎上更加全面地探究章學誠的歷史哲學思想。論文首先緒論部分回顧了近百年來章學誠研究的歷史，並把這個歷史大體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是一些學者接受章學誠的一些觀點並以此為基礎來宣揚自己的思想，或者對章學誠的思想進行宣傳評介，以表彰這位沈晦多年的史學家，這一階段主要以胡適、錢穆、金毓黻、倉修良等為代表，胡適可謂有創辟之功，倉修良對章學誠著作的整理，可謂總結。第二階段則熟悉章學誠思想的基礎上進行研究，闡釋其思想意蘊，探究其歷史意義。這一階段主要以倪德衛、余英時和山口久和為代表。倪德衛指出了章學誠思想中的哲學傾向，余英時先生重點闡釋了章學誠在明清之際智識主義興起過程中的旗幟意義，山口久和別具隻眼地研究了章學誠的知識論。無疑，這些研究都有很高水準，並成為後繼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礎。歷史哲學是一個外來概念，我們須瞭解清楚它的歷史、確切含義以及不同流派的思想。我們對西方文化的吸收，並不僅僅只是一個概念——即使最終吸收過來的或許僅僅是一個概念，作研究工作則需要深廣地進入這些概念的思想背景中去，以便對之有真切的認識。當然，引入西方思想當以我為主，不能削足適屨——更不能畫地為牢。因此，本論文對章學誠歷史哲學的闡釋即力圖以他本身的思想為基礎，以西方歷史哲學為參照，庶幾互通騎驛，不為此疆彼界。論史重知人論世，故第一章首先介紹章學誠的生平和學術背景。本章先介紹了明清之際大的思想背景——即余英時先生所命名的智識主義的興起——，實際上這不僅是實齋所處的學術背景，他本人也是這一思想史發展的見證人和代表。智識主義是明清之際我國學術思想的重要發展，它開始擺脫儒家知識以德性為歸屬的傳統，重視知識自身的獨立意義。這在我國思想史發展上具有重要意義。實際上，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實齋歷史哲學的意蘊和意義。第二章論述「王官學」對實齋思想的影響。由於要應對考據學的挑戰，實齋以「王官學」作為自己的思想依據。「王官學」深刻地影響了他的社會政治思想以及哲學思想。由於堅持「王官學」，他在政治思想方面就主張「官師合一」，在哲學主張「道器合一」。由於崇尚「官師合一」，這使他得出有位者即有德，有位者即為師這樣一個具有濃厚權威主義傾向的結論。在《原道》篇中，實齋提出周公方為聖人，孔子無位，不得為聖人，在周孔之分上明確地表達了「有位方有德」這一含有權威主義傾向的觀點。而在《史釋》一文中，他更是走向這樣一種極端主張：當代帝王就是最高權威，士子庶民都當尊奉學習帝王頒布的制度法令，並把它奉為當代六經——顯然，很容易從裡面引申出帝王也是最高思想權威這一觀點。實齋的社會政治思想具有濃厚的權威主義傾向，這是由他的「王官學」思想面臨考據學壓力的自然結論。同理，由於堅持「王官學」，實齋在哲學上主張「道器合一」，並自然傾向於「器」優於「道」，「道」存在於「器」的變化之中。這也蘊含了「六經皆史」、「六經皆器」等觀點。實齋的所有重要思想裡都可以看到「王官學」的影子，因此可以說它是理解實齋思想的一個關鍵。論文第三章專門論述了實齋的哲學思想。實齋思想中有濃厚哲學傾向，這也是他作為歷史哲學家最重要的證據之一。實齋對於「道」的觀點和明清之際的其他思想家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他把它理解為不得不然的趨勢，一種必然性。道在歷史中是通過歷史的發展變化而得以顯現。實齋主張「道器合一」，這一思想有著豐富的含義。對於實齋而言，這不僅是個一般的哲學命題，還是他的一個根本主張，可以說是他的學術根基之一。因此，這一思想對他有多方面的影響。正是他對歷史所具有的這種哲學眼光，使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把他看作是一位歷史哲學家。第四章重點論述了素來為學界所重的「六經皆史」說。本章首先梳理了「六經皆史」說的歷史，特地回應了錢鍾書先生關於實齋此命題剽竊之疑。文中指出，「六經皆史」之說毫無疑問為章學誠所創。之前誠然有過類似的提法，但這一命題在實齋這裡意義始得到完整地顯現，並在他這裡獲得充分的重視。任何一種思想、任何一個命題我們都能在前代為它找到萌芽，我們並不能因此否認這一思想或命題完整闡述者的創始權。本章接著分析了通行的「六經皆是史料」說的錯誤，以及形成這種錯誤的原因——文中指出，「六經皆是史料」是科學史學流行後對實齋的誤解，而梁啓超、胡適、傅斯年等所宣揚的科學史學，其實那也是對蘭克史學誤解。因此，「六經皆史料」之說實乃建立在雙重誤解基礎之上。實齋也許是第一個指出「史亦載道」的思想家，使史具有了和經一樣的功能——實際上是把經的功能轉移給了史。文章在此基礎上指出了「六經皆史」的真正意蘊：它表明瞭史學地位的提高，並最終把經納入自身範圍之內。故「六經皆史」不僅是一個史學命題，還是一個思想史命題，它標誌著思想史的重要變遷。實齋在給汪輝祖的書信中正式提出了「經之流變，流入於史」的觀點。這一命題預示了經學的衰落，史學的上升。第五章我們來到我國史學的一個傳統：史學的功用。實齋在這一點上算是繼承了傳統。即使如此，他對史學功能的重視還是與過去有明顯不同。傳統史學重視垂鑒功能，希望通過歷史獲得某種道德上的鑒戒。實齋重視史學兩方面的功能：明道功能和「持風氣」功能。就「史學明道」而言，這是固然也是講求從歷史中獲取某種認識，但他不再局限於獲得道德鑒戒，更希望獲得對「道」的某種認識。就「持風氣」而言，實齋也表現出了鮮明的時代特色。他要求史家「持風氣」，固然是對社會風氣或學術風氣進行批評，以盡到史家的責任。然而，實齋不再像傳統儒者那樣以道德擔綱者自任，也不以成為士民表率自期。這種思想和現代知識分子比較接近，而和傳統儒家已經有了距離。第六章是實齋的著述理論，這可以說實齋思想中最具現代意義的部分。這一部分如果要加以對照的話，它和西方歷史哲學中的分析的歷史哲學流派的一些思想具有相當的親緣關係。實齋首先提出了「學貴自得」，區分了性靈與功力，主張學問必自得於心，出自性靈，方為真學問。他極為重視「天性」與「至情」，認為這是學問的基礎。可以說，實齋的這一思想反映了他想為知識找到主體性基礎的努力。山口久和把他的這種努力和康得的先驗範疇相比，這並非沒有道理。實齋的這一思想確實具有很強的知識論意義。本章還討論了實齋最為重要的觀點之一：「家學說」和對「撰述」與「記注」的區分。「家學說」是實齋最為重要的史學觀點，也是他與過去的史學思想最大的不同。以前的史學家總是局限史學體裁和史學功能等方面，實齋則指出，史學著作最根本的特徵乃是能夠「成一家之言」，能夠發凡起例，自創義例，這必然依賴於史家的別識心裁。實齋把史學家在史學的中地位和作用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他對「撰述」和「記注」的區分既表明瞭他對史籍的區分，也顯示了他對「一家之言」的重視。「記注」是按照一定制度規矩記錄的材料，「撰述」是史家運以別識心裁創造的著作，兩者交相為功。相對而言，實齋更為重視「撰述」，這體現了對史家創造性的重視。	2,011
楊伯峻《論語譯注》今譯研究	孔飛祥	西南大學	碩士	The Research of the Modern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notation by Yang Bojun	毛遠明	[47]孔飛祥. 楊伯峻《論語譯注》今譯研究[D].西南大學.2011.	歷史的發展與變遷，給《論語》的閱讀帶來很多的遺憾，在推測文章原意時，學者們常常各執一詞，互不相讓，這似乎成了《論語》今譯的常態。於是，大家就各說各理，各寫各書，默默遵守著這個共同的“行業潛規則”。在比較閱讀《論語》今譯著作時，我發現大師們對爭議問題處理的缺陷：過度依賴史料考證而嚴重缺乏批判精神，致使譯文前後脫節，主題混亂。本文希望通過對楊伯峻《論語譯注》研究入手，參照其他今譯作品，發現《論語》今譯中一些規律性的東西，為今人更好地學習《論語》作點努力。我的今譯研究的具體做法是：第一，楊伯峻《論語譯注》閱讀。在這一階段中，通過反覆閱讀楊氏翻譯，全面發現翻譯中存在的疑難問題，提出自己的思考和處理意見。第二，現代翻譯對比閱讀。帶著對楊氏譯文的疑問，比較現代譯文如錢遜《論語讀本》、錢穆《論語新解》、毛子水《論語今譯》等，確認自己疑問的真實性。以便對分歧明顯的字詞理解和句子問題作進一步深入的研究。第三，古代著述查閱研究。查閱歷代論語研究著述和《論語》相關資料，如皇侃、劉寶楠、楊樹達等大家的研究成果，以及《史記》、《孔子家語》、《禮記》、《孔叢子》等史料，進一步對問題進行核實，以考辨楊氏翻譯的得失。本文的主要內容有：一句子結構的對稱性原則對標點的影響通過對《論語》句子結構的調查，我發現《論語》句子的分句往往彩2,2,2或3,3,3這樣整齊的排列格式，而一些存在意思理解分歧的句子，楊氏標點方式正好與此相矛盾。所以我認為楊氏對《論語》1.12章“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 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的標點是不正確的。正確的標點方法應該是“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二詞語意義與句子意義的相互影響15.6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裡，行乎哉？在本章的翻譯中，楊先生把“蠻貊之邦”和“州裡”分別譯國“別的部族國家”和“本鄉本土”，整句個的大意是：言語忠誠老實，不但在本鄉本土，就算到了別的部族國家也能行得通。我認為“蠻貊之邦”和“州裡”意思分別是“百姓落後的山區”和“百姓文明的都市”。本章的大意是：品德高尚、工作負責，不論是在百姓素質高的都市還是在百姓素質低的山區，都能成功地完成國家的治理任務。詞語理解的錯誤影響了對整個句子的正確理解。因此，我們在辨別詞語意義的時候，可以從句義的場面來進行逆向思考，最適合整句意義的哪個詞語意義，無疑是最正確的。三句子間的意義關係對《論語》理解的影響12.2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按楊先生的理解，三個句子為並列關係，”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的意思是”在工作崗位上不對工作有怨恨，就是不在工作崗位上也沒有怨恨“。我的理解是，三個句子應該是總分關係，“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是前兩種做法的結果，這種既沒有親人怨恨，又沒有君王和百姓怨恨的生活，正是孔子追求的理想境界。四孔子思想與教學目的對《論語》今譯的影響楊先生對1·1中“......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的翻譯是“人家不瞭解我，我卻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嗎？”，表面看這是沒有問題的，準確、簡明、通順。但這個內容似乎經不得推敲：一個「君子」怎麼會對不瞭解他的人產生怨恨之情呢？如果真有這樣的人，他也太不君子了吧。根據孔門弟子求學目的看，他們學習詩書、社儀、騎射的根本目標是要走上政治舞臺，求取功名。因此，“人不知而不慍”的深層意思是“得不到君王們的賞識和重用，我也不怨恨”。從這個角度看，翻譯的資訊補充和一定的意譯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只有這樣，才更清晰地傳遞原文的真實內容。古文的今譯，架起了現代文明連接先賢智慧的橋樑。但是，原本可以更加寬大和順暢的橋樑有時變得狹窄和擁堵，只有用更科學的態度去對待今譯工作，我們才能從傳統文化的寶庫裡獲得更有價值的知識和精神養料。《論語》的今譯也是這樣。隨時代的變化，社會制度、思想意識、語言習慣都有了很大的變化，我們的研究策略也應該隨之變化，鑒於些，我們的基本態度有：一、以科學的態度對待古籍資料。依賴古注但不迷信古注，當儒家經典成為封建社會思想統治的工具時，學者們的立場和科學精神也會受到影響。二、以開放的態度對待語詞訓釋。我們除了通過字形、字音、字義的方式來探求詞語和句子意義，更應該通過句子結構、意義關聯和邏輯事理等方面進行全面權衡與考量; 三、從包容的態度對待今譯文句。如果“準確”必須打上“晦澀”的印記的話，我寧願選擇“曉暢”而部份犧牲真實。古籍整理的目的是讓人民瞭解和熱愛古籍，如果以科學的名義把文句譯得晦澀難懂，令讀者望而生厭的話，是不利於古籍的學習與傳播的。	2,011
胡繩與馬克思主義	魏連	山東大學	博士	HuSheng and Marxism	周向軍	[48]魏連. 胡繩與馬克思主義[D].山東大學.2011.	本文研究的是胡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今天,在西方各種馬克思主義思潮不斷湧流、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大力實施的背景下,研究和探討胡繩與馬克思主義的不解之緣,既能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提供一些別人提供不了的經驗教訓和人生智慧,又能為我們瞭解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艱辛歷程以及瞭解他們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所做出的重要貢獻搭建一個良好平臺。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文著力從研究的視角和研究的內容兩個角度進行創新。在研究的視角上,突破個案研究；在研究的內容上,做到章章有新意。本文擬採用原著解讀法、歷史分析法和階級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著眼於學術演進的內在理路,適當兼顧影響學術生長的社會、政治語境。具體做法是按照胡繩怎樣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以及怎樣宣傳、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特別是他對什麼是馬克思主義與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進行的探索和回答的脈絡,系統研究胡繩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係。胡繩走進馬克思主義不是偶然的,是受多種因素影響的,而且在走進馬克思主義時經歷了一個曲折過程。早年胡繩生活在社會主義向上高漲、資本主義向下低落的國際環境,這樣的國際環境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產生了既深且巨的影響。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等革命實踐問題的錯綜複雜,社會史論戰的激烈論爭等理論問題也迫切需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大發展。從此,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由涓涓細流匯為滔滔洪流,各種馬克思主義論著報刊鋪天蓋地,這為早年胡繩學習繼而走進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客觀條件。而求知好學的學術品格和深沈熾烈的愛國情懷是胡繩走進馬克思主義的主觀條件。他於博覽群書中,逐漸意識到馬克思主義才是他所尋求的正確認識中國和世界的思想指南；他於革命實踐中,逐漸拿起馬克思主義這一思想武器積極投身到火熱的革命戰爭中。主客觀條件的相互作用,使早年胡繩走進馬克思主義之巔峰。中年胡繩由於國際上的「去史達林化」,國內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及本人的困惑與迷惘,曾一度偏離馬克思主義。晚年胡繩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走低、世界經濟全球化愈益發展、中國改革開放全方位縱深發展的時代背景下,經過長期的深刻反思,走出思想藩籬,最終完成了回歸自我,回歸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歷程。胡繩不僅宣傳經典馬克思主義,還及時宣傳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抗戰時期,為了喚醒民眾肩負起「救亡圖存」之重任,胡繩及時撰寫了五本哲學通俗讀物。這些讀物針對當時形勢和民眾思想狀況,用民眾喜聞樂見的語言,把深刻的理論寓於中國的具體實例中。不僅如此,他還以「答讀者問」的形式與讀者談心,談他們所關心的種種社會問題,甚至談私人生活問題。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偉大理論成果。八年抗戰結束,人們面臨著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胡繩為了打破人們心中的種種謎團,及時有效地宣傳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群眾路線是毛澤東思想的靈魂之一,是黨的生命線。胡繩詳細闡發了這條路線的深刻內涵。「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毛澤東根據我國思想文化界的具體情況,結合馬克思主義關於唯物論辯證法原理提出來的。胡繩從「雙百」方針是探求客觀真理的需要,是求得完全知識的需要,是不同學派自身發展的需要與是改造世界的需要四個方面宣傳了其現實意義,使大家確實感覺到該方針是我國科學事業中的一個積極可行的重要方針。胡繩還主要宣傳了毛澤東思想中關於理論聯繫實際的優良學風問題。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重申了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並在該思想路線的指導下,我們黨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政治路線。胡繩以設計圖紙、造橋等為例淺顯易懂地闡明瞭這一思想路線,同時宣傳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這兩條路線之間的辯證關係。通過胡繩的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這些科學理論不僅走進中國更多民眾的心中,而且加深了民眾對這些理論的認識。胡繩運用馬克思主義撰寫思想文化評論文章、中國近代史論著、編著中共黨史和研究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現實問題與理論問題。20世紀40年代初,隨著愛國主義熱潮的掀起,思想文化領域又一次湧現出一股反理性主義和復古主義的思潮。針對此,胡繩寫出一系列思想文化評論文章,著重批判了當時學界有名的馮友蘭、賀麟和錢穆的幾本著作。他在《評馮友蘭著》一文中指出,馮先生標榜尊理性,又主張理智要服從道德；標榜「以理化情」,又主張「天人合一」；標榜「為無為」,又主張「無所為而為」,這些都開了反理性主義的大門。在《評馮友蘭著》一文中,剖析了馮先生把一種生產方法生產制度的轉變看作只是生產技術改進的片面的、機械的錯誤觀點。在《一個唯心論者的文化觀——評賀麟先生著<近代唯心論簡釋)》一文中,批評了賀麟作為一個公開的唯心論者將辯證法神秘化的唯心主義哲學觀。在《論歷史研究和現實問題的關聯》一文中,批評了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引論》中反映出來的歷史研究的復古傾向。胡繩的這種批判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也推動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運動的深發展。胡繩還運用馬克思主義寫了大量近代史論著：《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中國近代史綱要》、《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與《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等。在這些論著中一分為二的觀點和方法、階級分析的觀點和方法、人民群眾的觀點和方法、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觀點和方法等常常相互交織貫通內裡。20世紀80年代初,由於工作需要胡繩主要轉向黨史研究。他主持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兩部權威性中共黨史讀本,始終堅持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實踐的結合,始終堅持運用實事求是的重要原則、運用矛盾分析法和運用聯繫的發展的觀點分析評價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80年代以來的胡繩又傾注熱情關注和研究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發表了多篇馬克思主義理論文章。這些文章曾以視角的獨特、論述的深刻和見解的新穎而震動學界,特別是1998年發表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關係——世紀之交時的回顧和前瞻》與《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再評價》。在前一篇短文中,胡繩在總結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時指出,毛澤東「曾染上過民粹主義色彩」,即說毛澤東有段時間沒有處理好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問題；在後一篇長文中,胡繩從毛澤東是否帶有民粹主義的思想說起,對建國以後我們黨犯一系列「左」的錯誤作了最為深刻的理論剖析。他以直面責難的勇氣進一步指出,中國共產黨從革命時期到建設時期,始終存在著怎樣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問題,即是用民粹主義思想還是依馬克思主義理論去處理這個關係的問題。這個問題處理得好,革命和建設事業就順利,反之就會遭到挫折,甚至失敗。胡繩在發展馬克思主義方面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僅指出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路徑：要真正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要科學地總結實踐經驗；要充分利用前人的思想理論積累；要有繁多的複雜形勢；以及要樹立好學風。還一定程度地具體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第一,關於科學技術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辯證關係。科學技術的快速躍進使人類對自然界達到亙古未見的新認識,而這新認識恰好為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提供有力證據,從而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反過來,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正確反映客觀世界的先進哲學,吸引一批自然科學家用它作為觀察與認識自然界的工具,而且這些科學家以此為工具進行的科學研究,又可以促進科學的大發展。第二,關於馬克思主義是革命的科學和建設的科學的統一。自20世紀,由於客觀形勢的變化,馬克思主義所要研究的已不再是如何推翻舊社會,而是如何建立新社會的問題,即它的內容不能只限於原有的革命的科學,而要發展為不但是革命的科學而且是建設的科學。第三,關於階級、階級鬥爭。馬克思恩格斯根據當時西方國家狀況所提出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觀點經過160多年的發展,西歐各國的生產力結構、產業結構、所有制結構等都發生了史無前例的大變化。這些大變化要求我們不能停留在原來的認識水準上,把階級和階級鬥爭簡單化、公式化,而要根據新的現實情況,對此問題進行新的研究,給出新的論斷。第四,關於暴力革命與和平過渡。胡繩針對以前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暴力革命與和平過渡兩種形式作為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分水嶺之說法,指出今天的時代已非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時代,而是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求和平、求發展是西方各國人民的普遍訴求。現在如果我們還認為主張「暴力革命」的就是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和平過渡」的就是修正主義者,就把複雜的社會問題簡單化了,有悖於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觀。胡繩一生在走進、宣傳、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從什麼是馬克思主義與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兩個方面來探索和回答馬克思主義一系列基本問題的。關於什麼是馬克思主義,胡繩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思想；是科學；是發展的理論；是一個開放的、高層次學派；調查研究的方法是其根本方法。關於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胡繩指出,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要緊緊抓住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各國實際生活的密切結合；要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胡繩之所以能夠探索和回答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和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在於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深入研究和對中國具體實踐的深刻總結。在梳理、評析了胡繩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係後,我們總體評價了胡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貢獻,並指出其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存有的一些可商榷之處。胡繩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作出了重要貢獻,具體表現在：胡繩是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前鋒；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於中國具體實際的倡導者；是具體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實踐者；樹立了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觀。當然,胡繩作為一位「百科全書式」人物,在研究領域也存有一定的不足和缺陷。比如胡繩在評價中間勢力時,說中間勢力自發順著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評價現代化時,胡繩仍未完全突破傳統的階級框框。同時,在胡繩的性情中,也存有一些不足和缺陷。如他性格拘謹,不敢越雷池一步；易受外界環境的影響等。	2,011
孔子周遊列國事蹟及系年考	楊國成	曲阜師範大學	碩士		黃懷信	[49]楊國成. 孔子周遊列國事蹟及系年考[D].曲阜師範大學.2011.	孔子周遊列國事蹟及系年問題是學術界存有較大爭議的問題之一，古今學者對此多有研究，至今尚無定論。對於這一問題的研究學者們皆據《史記·孔子世家》，但是由於年代久遠，資料匱乏，司馬遷在寫作過程中本身存在著相互矛盾之處，以及後世的輾轉流傳，文獻難免會出現訛誤。這就為我們的研究帶來了重重困難，在對文獻剝絲抽繭的研究中，不難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讓我們無法從中窺其真相。要解決這個歷史謎團，我們必須對諸家之說進行檢討。於是，對諸家關於孔子周遊列國期間事蹟的考證及其系年的斷定，一一進行梳理，特別是胡仔、江永、狄子奇、崔述、錢穆、梁濤等學者的相關著作。筆者發現，諸家對於這一問題的研究有很大的分歧，觀點懸殊很大，不敢苟同，主要是以下幾個問題：1、孔子過匡、過蒲問題。狄子奇《孔子編年》把過蒲放在過匡之前; 崔述《洙泗考信錄》認為畏匡過宋似為一事：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則認為匡蒲之難實為一事，並且孔子畏匡事為後世誤傳; 鍾肇鵬《孔子研究》所附《孔子系年》只列過匡之事，未提及過蒲之事。筆者認為孔子僅有過匡之事，未曾過蒲。 2、孔子前後幾次適陳及其居陳年歲問題。關於孔子前後幾次適陳問題主要有兩種說法：崔述、錢穆等皆認為孔子適陳只有一次，但有的學者認為有兩次甚至三次; 關於孔子居陳時間問題也主要有兩種說法：江永、狄子奇、梁濤等皆主一年說; 錢穆、張秉楠等皆主三年說。筆者認為孔子適陳只有一次，居陳時間實為三年。 3、陳蔡大夫兵圍孔子及楚昭王興師迎孔子之事。關於陳蔡大夫兵圍孔子之事主要有兩種觀點：全祖望、崔述、錢穆等皆認為兵圍之事不足信，胡仔、狄子奇等皆從《孔子世家》所記; 關於楚昭王兵迎孔子之事，朱熹、崔述等認為不可信，但是缺乏相關力證。筆者認為陳蔡大夫兵圍孔子之事乃是絕糧之事; 城父之地望實在亳縣東南，因而楚昭王興師迎孔子之事不可盡信。 4、孔子離楚返衛時間問題。朱熹認為在哀公十年，狄子奇、錢穆皆認為在哀公六年，崔述認為在哀公六七年間。而筆者則認為在、哀公九年。本論文從傳世文獻並結合出土文獻所記的材料出發，結合前輩學者的研究觀點對孔子離魯、適衛、過曹、適宋、過鄭、適陳、陳蔡之厄以及離楚適衛等等事件的時間和行跡問題進行研究，以求得出一個合乎歷史真相的答案，還原孔子周遊列國事蹟的原貌。	2,011
錢穆歷史哲學研究	姚思泉	江西師範大學	碩士	On Qian Mu’s Philosophy of History	易燕明	[50]姚思泉. 錢穆歷史哲學研究[D].江西師範大學.2012.	錢穆是近現代中國極富影響的史學大家之一，擁護中國傳統文化的他對西學的衝擊有深刻感受。他十分認可西學「科學」和「民主」的成分，同時又敏銳地發現傳統史學中具有這樣的精神。錢穆的歷史哲學思想既有對傳統史學之傳承，又有其自身之獨特性。首先，在引言部分，本文簡要介紹錢穆歷史思想著作和錢穆歷史哲學所處的近現代背景，並綜述國內外學者對錢穆思想的研究成果。其次，本文試闡述錢穆獨特的歷史哲學思想。世界觀基礎上，錢穆的歷史哲學由「仁之心性本體論」和「主體會通論」構成; 歷史的本體論方面，他認為人是歷史的主體，同時也強調歷史對於人的意義，融歷史、文化與民族為一體。他既認識到歷史是現實社會發展的前提和對後者的制約，也強調了社會發展對歷史的選擇性; 在歷史運動的性質上，錢穆持有一種整體的辯證動態觀，並把歷史運動的動力歸自於「人心」; 在如何認識歷史方面，錢穆肯定了主體的知性能力，同時注重史料與知識的區別，他以情感為橋樑，論述了由知識到情感，由情感到實踐之間的自然轉化過程，強調了歷史整體意義賦予的先行性，並提出了整體性研究的方法。最後，本文試對錢穆的歷史哲學思想做簡要評價。錢穆歷史哲學的最重要貢獻，不僅在於其建構了系統的具有自身獨特性的歷史哲學體系，更在於其初步實現或開啟了儒家歷史哲學從近代到現代的整體性轉型。而後者，也許才是其超越同時代大多數史學家的真正價值所在。	2,012
抗戰時期的錢穆史學	楊棟華	河北師範大學	碩士	The Historiography of Qian Mu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孫文閣	[1]楊棟華. 抗戰時期的錢穆史學[D].河北師範大學.2012.	錢穆作為20世紀國學泰鬥之一，平生在史學、思想、教育等多個方面的成就和貢獻可謂碩果累累，不論早年成名國內，抗戰中輾轉西南，還是1949年南渡香港，抑或1967年離港赴台，始終如一秉承著維護民族精神，護持民族文化的信念，肩負著“為往聖繼絕學”的責任和使命，一生誨人不倦，筆耕不輟。對於錢穆的研究尤其是先生史學方面的研究，目前國內學者多側重於對錢穆先生生平治學經歷成果總體方向上的研究，從縱向角度對其一生的治學作概括和總結性研究，或者對錢穆治學對整個史學界和中國民族文化方面的影響等方面的研究。本文通過系統地搜集整理相關錢穆的資料，嘗試截取錢穆在1931年至1945年抗戰前後的經歷主線，從抗戰期間錢穆史學對其後半生史學研究的影響入手，進而探討抗戰期間錢穆史學研究在整個錢穆史學研究中的地位、作用和影響。正文共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通過對錢穆的人生經歷，特別是對其在抗戰前後的經歷作系統的回顧，將錢穆人生的截取片段置於抗戰的大環境下進行簡單梳理; 第二部分：闡述錢穆在抗戰期間的主要史學著作及其在抗戰中的實務活動，分別對錢穆的代表性著作進行分析和並與同時期其他史學家著作的橫向比較，分析抗戰時期錢穆史學的時代共性和獨有特點; 第三部分：分析抗戰期間錢穆史學走向成熟並最終自成一派的過程，從其與科學史學派的淵源與決裂過程入手，結合錢穆本人所受傳統教育薰陶和個人性格經歷等因素，探析抗戰大環境對於錢穆史學形成進程的影響; 第四部分：抗戰時期錢穆史學在錢穆史學中的地位和影響，就其對錢穆後半生史學治學出發點，治學精神和方法方面的影響，進一步明確這一時期錢穆史學對於以後錢穆史學研究產生的重要作用及影響。總之，抗戰時期的錢穆史學，無論在學術研究方面還是維護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方面，都對整個錢穆史學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影響，錢穆這一時期的史學治學，受抗日救亡大環境的影響，使得錢穆在具有當時的時代共性，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影響下，使其自身所具有的民族自信心和維護民族文化傳統的信念，進一步得到鞏固和光大，並最終影響到錢穆後半生的史學治學史觀，構成了錢穆史學的脊樑和精髓所在。	2,012
錢穆「士」思想研究	魏鼎	華僑大學	碩士	The Research on "Shi" Ideology about Qian Mu	蔣海怒	[2]魏鼎. 錢穆“士”思想研究[D].華僑大學.2012.	在傳統中國，「士」群體一直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的自覺載體，而今人也往往視其為中國文化中的“大傳統”。錢穆先生也是如此，他很重視中國的知識份子這一問題，認為中國文化之載體主要在“士”。對於筆者來說，有下麵幾個問題深深吸引著我的興趣：錢先生對歷史上的士是怎樣論述的，這些論述有何特點？借助其他學者的研究反觀錢先生的論述，有何值得商榷之處，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借助於對其他學者研究成果的考察與對比，本文一方面要從錢穆先生「士」思想研究中進一步釐清「士」這一流品在歷史上的脈絡，使士的形象更加澄明地躍然於觀察的視野中; 另一方面，錢穆先生依據其對「知識份子」群體的洞察，對中國歷史上「士」這一歷史現象展開了富有深度的評述，錢穆先生的論述帶有其所處時代的特點，我們也可以從錢穆先生的敘述中，揭示出一些屬於那個時代的思想學術的風格，以及當時學者的一般信念。這兩方面工作伴隨在一個過程之中，互相啟發，互相闡釋，作為一個有機體從學者身上體現出來。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在後現代理論和方法的語境中，現代學術不斷敞開其前所未有的一些介面，一些新的學術價值（譬如由”真理“、”真實“向”文本“上的興趣位移）和新的問題域乃是我們無法迴避的。正如葛兆光在《中國思想史》裡面所說：“由於'歷史'與'過去'發生了差異，而歷史成了一種'敘述'，所以'敘述'本身，以及這種'敘述'的歷史建構過程就成了一個中心話題。 “從而，對錢穆先生在”士“方面的相關論述進行一定的評價，其實是為了發掘歷史敘述背後的”歷史“，希望可以得到一些有價值的洞見。	2,012
錢穆晚期倫理思想研究	朱世靜	東南大學	碩士	A STUDY ON QIAN MU’S LATER ETHICS THOUGHT	徐嘉	[3]朱世靜. 錢穆晚期倫理思想研究[D].東南大學.2012.	錢穆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捍衛中國傳統文化、頌揚儒家道德精神的重要人物。錢穆學術思想可分為早、中、晚三個時期並且有各自的特徵。其早期思想以歷史研究為主，此是其一生學問之基礎; 中期思想注目於中西文化對比，並在對比中彰顯中國文化的特徵; 晚期思想深入詮釋中國文化特別是傳統倫理思想的價值。錢穆在“全盤西化”、“民主”與“科學”之風盛行，中國傳統文化遭受西方文化巨大衝擊的時候，堅持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優越性，提出“道德”是人們應該貫徹始終堅持追求的，“道德精神”是人的真生命。本文對錢穆晚期（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道德觀，“五倫”思想，“道德精神”等倫理思想作了總結分析和探討，主要從以下三方面進行了分析與闡述：第一，錢穆晚期倫理思想的哲學基礎。錢穆在《中國思想通俗講話》一書中，用中國固有的“道理”、“性命”、“心性”、“天人合一”等一套傳統哲學範疇闡述了其晚期倫理思想的哲學基礎，即“道理合一相成”的宇宙觀、“性命即是人生”的人生觀以及“歷史是一種生命之學”的歷史哲學思想。第二，錢穆晚期倫理思想的主要內容。錢穆認為道德具有平等、自由、獨立的特徵，並論述了“重德輕權”和“重德輕利”思想以及傳統儒家的“五倫”思想。他提出了「五倫」即「人倫」的基樞皆在“己”、五倫實只一“心”的觀點，進而宣導道德教育要本於自然天性而止於至善，道德精神是一種理想人格，天人合一是其最高境界。第三，錢穆晚期倫理思想的評價。其吸取傳統倫理精華、注入歷史哲學的觀點有其合理性，其提出的道德教育理念也具有啟示意義。	2,012
錢穆晚期倫理思想研究	王振興	河北大學	碩士		張劍平	[4]王振興. 錢穆民族本位思想研究[D].河北大學.2012.	錢穆是中國現代著名史學家，其思想帶有鮮明的民族本位色彩。其早期學術注重於諸子之學的義理發揮，後終以考證之作《劉向歆父子年譜》揚名史壇。此後數年間，錢穆著述不斷，不出考證範疇，且多發表於顧頡剛主編的《燕京學報》，並被收入《古史辨》中，起到了為顧頡剛發起的疑古辨偽運動壯大聲勢的作用。從而一時之間，被胡適、傅斯年、顧頡剛等實證派史家引為同道。但隨著內憂外患局勢的加重，錢穆學術地位的日漸提高，其獨立思想意識日漸明顯，遂開始對實證派史學的學術宗旨、方法與實踐進行批評。直至1940年，發表《國史大綱》一書，他點評當代史學流派，皆甚為不滿，闡釋了自己的民族本位思想，也站到了當時的史壇主流，即實證派史家的對立面。此為錢穆學術轉變的一大要事。此後，錢穆回歸自己所熱衷的義理之學，開始為飽受指摘的中國歷史文化鳴不平，大力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現實價值。其思想的民族本位色彩亦更加濃厚，似與“國粹派”諸君相近。 1949年，大陸政局劇變，錢穆不認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唯物史觀，亦與追隨國民政府退往臺灣的“實證派”史家存有芥蒂。故而，他滯留香港，歷盡艱辛，篳路藍縷般的創辦了新亞學院，自立學統，教學授徒，掀起了中國學術史上的光輝一頁。錢穆雖教務繁重，但仍著述不斷，且新亞學院成績斐然，逐漸引起了臺灣和美國漢學界的關注。他也利用一切時機，大力闡發自己的民族本位思想，影響日大。但時過境遷，中國與世界的政治和文化格局都已發生巨變。其思想的消極意義日漸顯現，尤以“中國文化優越論”最具爭議，但卻頗合許多具有“民族主義”情結的人群的心態。本文首先介紹了錢穆民族本位思想形成時的學術背景，接著論述其學術歷程和思想形成的過程和內容，對其民族本位思想在當時和時下的正面價值、負面影響進行評說。	2,012
錢穆、錢遜《論語》譯注比較	丁昭	華中師範大學	碩士	The Comparison of Qian Mu Qian Xun Analects Annotation	周國林	[5]丁昭. 錢穆、錢遜《論語》譯注比較[D].華中師範大學.2012.	無錫七房橋錢氏宗族在近現代中國史學領域佔據著重要的地位，代表人物就是一代國學大師錢穆和他的三子清華大學著名論語學專家錢遜。錢穆在《論語》研究上的代表作是《論語新解》，錢遜的代表作是《論語淺解》。本文對錢穆《論語新解》和錢遜《論語淺解》作比較，目的在於瞭解他們的《論語》譯注思想。論文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詳述無錫七房橋錢氏宗族，瞭解他們學術淵源並簡述錢穆生平及《論語新解》，瞭解時代背景。第二部分簡述錢遜的生平和《論語淺解》。第三部分對兩本書在具體的義理上進行比較，探究他們對孔子學術思想認識的不同。在餘論中，結合《論語》的學術思想地位，突出本文比較的意義。	2,012
錢穆史學方法論思想述評	童延安	曲阜師範大學	碩士		李建	[6]童延安. 錢穆史學方法論思想述評[D].曲阜師範大學.2012.	錢穆（1895-1990）是中國近現代著名的史學家，著作等身。其主要歷史學著作，如《中國歷史研究法》、《國史大綱》、《中國史學發微》等都包含著豐富的史學方法論思想。通過對錢穆史學方法論思想深入分析、歸納、總結出其完整的史學方法論思想的體系，這不僅有利於豐富史學方法論思想研究，而且也是對史學理論研究的重要補充。本文主要從四個部分對錢穆史學方法論思想進行探討：研究歷史首先要把握歷史的三個特性; 研究歷史要具有一番對歷史的態度與心情; 研究歷史的意義與作用; 研究歷史不能困守書齋，必須走出去，寄情於景。首先，本文對錢穆研究歷史“三特性”進行論述，理清“三特性”之間的相互關係，既要從變異性中看出歷史的特殊性，又要在此二者基礎上把握歷史的傳統性，三者是一個密不可分，會通融合而凝結為一的整體，從中把握錢穆研究的歷史不是一個“死”的、零散的材料堆積，而是一個“活”的歷史。其次，錢穆研究歷史重在抓住歷史演變的大趨勢、大動向，此必從故去歷史中得出，由不同時代的歷史人物所掌握，此又必是具有“史心”的歷史正面人物，進而可以知道一個民族的個性，亦可說是歷史的精神。再次，錢穆認為，研究歷史，在材料與方法之前，必先心存一番意義，由此可知，錢穆史學研究包含著極為強烈的目的性，也可以看出，他研究歷史不僅是為了做學術，更重要的是為了傳承歷史的命脈，並藉此來提倡“經國濟世”的思想。最後，研究錢穆的史學方法論思想不能單看他對歷史的論述，還要對其歷史情感的寄託有一番瞭解，因此，文章最後論述錢穆史學方法論思想的延伸：“遊歷亦如讀史，尤其是一部活歷史”，作為研究錢穆史學方法論思想的一個視角，以期對歷史研究者有所啟發。	2,012
錢穆歷史教育思想探析	田文麗	曲阜師範大學	碩士		李建	[7]田文麗. 錢穆歷史教育思想探析[D].曲阜師範大學.2012.	錢穆（1895-1990），字賓四，江蘇無錫人，我國現代著名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他18歲踏上教壇，歷小學、中學、大學，創辦新亞書院，其兢兢業業，鞠躬盡瘁，為教育事業奉獻一生。作為著名史學家，錢穆教書育人、著書立說，有著豐富、獨特的歷史教育思想。本文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史論結合的方法，對錢穆的歷史教育思想作了較為全面、系統的梳理。文章第一部分從兩個方面論述了錢穆歷史教育思想形成的影響因素，其一是自覺歷史教育意識的推動，其二是深厚史學思想理論的積澱。第二部分重點探討了錢穆歷史教育思想的內容，包括三個方面：注重為學與做人並重、通人重於專家、在學業和事業中達到完整人格的培養; 在愛國主義教育中，體現錢穆歷史教育獨特的是國史教育和歷史地理教育，這是他致力於民族精神培養的表現; 錢穆一生以弘揚中國文化為己任，他的文化史觀教育最能體現其歷史教育思想的特徵，通過中西比較，他把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發揮的淋漓盡致。最後一部分對錢穆歷史教育思想產生的當時社會影響和現代啟示做出評價。他重視國史教育，提高了國人的民族認同; 他堅守和傳播中國傳統文化，並影響至海外。錢穆一生注重博通教育，對人文教育及傳統文化的精神闡發最為用力，在文化傳承和創新上提出自己的獨特見解，這是他帶給後人的財富。	2,012
錢穆《論語新解》研究	楊華東	西南民族大學	碩士	A Study of Qian Mu’s New Annotation o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吳賢哲	[8]楊華東. 錢穆《論語新解》研究[D].西南民族大學.2012.	《論語》集中記載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儒家最重要的一部經典著作，被譽為“東方聖經”。在當前國學熱的背景下，大眾渴望閱讀國學經典著作，對《論語》更是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由於文字語言水準的限制，普通人閱讀古人的注本誠然有些困難。因此，各種《論語》的現代注本、選本、白話本，在市場需求的大潮推動下，層出不窮、琳琅滿目，然而要找到一本能夠幫助大眾全面正確地瞭解、認識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論語》注本，卻又不禁讓人望書興歎。它們要麼是吸引人眼球的戲說，歪曲庸俗化了《論語》; 要麼就是學者式的“深挖”“引申”，複雜繁瑣的解讀讓人望而生畏。即如楊伯峻教授的《論語譯注》，雖在字詞解釋白話翻譯方面，都達到了很高的水準，然而仍有一些錯誤遺漏之處，特別是缺乏對《論語》的義理講解，不能讓人系統準確地把握孔子及其弟子的思想。著名文史學家、國學大師錢穆先生的《論語新解》，在字詞註釋、句篇翻譯、義理疏通各方面，都堪稱現代《論語》譯註的典範。然而由於某些政治原因，錢先生的著作在大陸遲遲不能出版，直到上世紀80年代後期政治鬆動，才有錢先生的個別單本著作得以面世。因此對錢先生各種論著的閱讀普及和學術研究都相對滯後，《論語新解》也在所難免，沒有在大眾中得到應有的傳播。錢穆先生一生的治學思想，其核心就是義理、考據和辭章的統一，他在新時代的條件下，對三者做了演變和深化，賦予了其和桐城派古文理論不同的內涵和意蘊，使其從一種作文的章法結構要求，變成了研治文史的學術方法。錢穆先生在《漫談〈論語新解〉》一文中，稱“我寫《新解》雖說是義理考據辭章三方兼顧，主要自以解釋義理為重”。本文擬以錢先生的《論語新解》為研究重點，從他的義理考據辭章三個方面入手，對該書作一深入系統之研究，同時也兼及錢先生一生的《論語》和孔學研究，《論語新解》的註釋特色和不足之處、以及該書在論語學史上的地位。	2,012
從樸學到理學：錢穆學術思想研究	陸思麟	南京大學	碩士		徐雁平	[9]陸思麟. 從樸學到理學：錢穆學術思想研究[D].南京大學.2012.	本文主旨通過細讀文本入手，梳理相關文獻，嘗試勾勒出錢穆（1895-1990）學術思想的發展進程。錢穆的學思進程可分三期：第一期，從古文轉治理學繼而轉向考據學（上個世紀初在中小學教書至三十年代初大學任教前）; 第二期，從樸學再轉向理學（三十年代初入大學任教至四十年代離開大陸前）; 第三期，從理學到晚年歸宗朱子（四十年代末旅居港臺至九十年代初去世止）。此文以錢穆研究清代學術的治學歷程為主，對其學思進程中若干關節點進行考察，從而探討其學術思想的三期發展過程及相關問題。全文共分四章，以下簡要介紹各章論述要旨：第一章以《師友雜憶》、《墨子》等撰述為考察中心，通過探討錢穆對其早年治學次第的建構、墨學的研究，闡述他從古文轉治理學再轉向考據學的發展過程及其原因。錢穆轉向考據學，源於當時風靡學術界的諸子研究，而其諸子研究又導源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所展示的史學革命典範。錢穆深受此典範影響，但又能借鑒胡適「科學的方法」與梁啟超等學人的思想資源，並超越胡適的研究典範，最終建構出自成一格的諸子學研究體系，在三十年代以考據學名家，躋身主流學術界。第二章以《論語要略》、《先秦諸子系年》、《老子辨》等撰述為考察中心，以二三十年代的《老子》成書問題之爭論作為切入點，探討錢穆轉向考據學的具體過程、考據觀點的形成原因及相關問題。因錢穆早期撰述不足徵，目前學界對其早年轉向考據學及考據觀點形成等具體細節的論述，基本上都處於語焉不詳的狀態。此章通過梳理相關文獻，同時對錢穆撰述的不同版本進行對勘，發掘出被作者刪掉的關鍵材料，解讀論述中的言外之意，對此問題進行考辨，並闡發其學術意義。錢穆的《老子》研究有兩個重要觀點：一者，《老子》成書後於《莊子》內篇; 二者，孔子不撰《易傳》。錢穆觀點的形成，一方面是其自身學思進程發展的必然結果; 另一方面又與當時各種新舊思潮，尤其與梁啟超和胡適二人觀點的影響是分不開的。第三章以《國學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清儒學案》、《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等撰述為考察中心，通過探討三十年代錢穆清代學術研究體系之建構，及其與梁啟超、胡適思想觀點的差異等問題，從而闡述其第二期學思進程，即從樸學再轉向理學的變化過程及相關問題。錢穆的清代學術研究有三個重點，其一，提出黃宗羲亦是清學開山之一，反對顧炎武是清學唯一開山說; 其二，提出吳皖不分幟，且重新評價乾嘉考據學; 其三，提出“每轉益進”說，取代“理學反動”說。第四章以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素書樓餘瀋》等撰述為考察中心，通過細讀文本，比較《論叢八》版本流傳與差異、文章增刪修改等具體情況，從而探討錢穆旅居港臺後，他在大陸時期所建構清代學術研究體系的後續發展變化，以及他晚年學術思想從理學到以朱子學術作為最後歸宿的轉折過程及相關問題。以上所述，大致概括了錢穆三期學思進程的主要範疇。文章撰寫方面，則以鋪陳材料與考訂分析相結合，將錢穆撰述中最主要與鮮為人知的材料提煉出來進行組織，嘗試還原與展現錢穆學思進程的若干關節點，勾勒其發展脈絡。為此，本篇還針對各章內容需求，製作成若干附表，附錄於各章節後，以供相關論述之參考。另外，為便於對錢穆學術思想發展進行考察，筆者根據所掌握材料，對其生平著述版本、撰述與刊載時間、編纂情況、學術活動、學思進程等問題，進行較為詳密的考訂，糾正錢穆《師友雜憶》的誤記以及目前研究的若干失誤，編纂成八萬餘字的《錢穆著述編年》，附錄於全文後，為學術界的錢穆研究“拾遺補闕”及解決相關問題。	2,012
“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中國人”：錢穆教育思想研究	魏兆鋒	華東師範大學	博士	"Do Not Forget Your Are a Chinese"	杜成憲	[10]魏兆鋒.” 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中國人“：錢穆教育思想研究[D].華東師範大學.2012.	錢穆（1895-1990），原名恩鑅，字賓四，江蘇無錫人，一代儒宗。中學肄業之後，先後做過小學、中學、大學教師，並在香港手創新亞書院。其教育思想含有傳統與現代、保守與自由等眾多兩極之間的內在張力。其對兩極當中傳統與保守等方面的悍然宣導，使他在中國現代教育家群體當中顯得尤為獨樹一幟。錢穆認為，一民族之文化乃一民族靈魂之所在，民族文化之淪喪，最終必將使為該文化所化之民族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因此，拯救民族最根本的便在於拯救其文化，而復興民族最根本的便在於復興其文化。當全盤西化論在國內甚囂塵上之際，為了重建國人的民族自尊與文化自信，錢穆通過中西對比的方式指出，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一樣，同為一個性鮮明之文化，中國文化之特殊精神系一具有普世性與永恆性的道德精神。故此，中國文化之新生應該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本位的新生。而為了完成上述工作，最基礎最重要的工作自然非教育莫屬。火賴薪傳，唯有「真切愛護國家民族及能真切為國家民族服務之人才」方堪當傳承與光昌中國傳統文化之大道的重任。而作為培養目標，“人才”應由“人”與“才”兩個方面組成。關於成“人”，可以分成做人、做中國人、做世界人三個層次。而關於成“才”，則可以分成三個方面：“'通人'尤重於專家”、“用社會”重於“供社會之用”、人文科學人才重於自然科學人才。兩相對比，錢穆認為，“人”為本，“才”為末，我們應該由本達末，而非輕本重末，更非捨本取末。為了實現上述培養目標，錢穆所安排的課程從核心到邊緣依次包括：基於文字、歷史與地理的中國傳統文化課程; 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本位的通學課程; “以共同必修為原則，而以選課分修副之”; “自操場進至於田野，自田野益進至於山林”。上述課程當中，既有校內又有校外課程，既有顯性又有隱性課程，既有通識又有專長課程。對通識、隱性、校外諸課程的注重是其課程設置特色所在。關於教育方法，錢穆的論述主要包括教與學兩個方面。其中，有關師道的論述屬於前一類，而有關人生、治學的論述則可以歸入後一類。在教與學兩個方面，錢穆更加註重學的方面，並認為我們應當側重訓練學生以自學之精神與方法。錢穆當身所及之時代教育問題乃全盤西化教育，錢穆認為，此一教育當代之以儒家人文主義教育，這是一種以中國傳統教育為本位的教育。將錢穆放到整個中國教育發展的歷史長河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其對中國文化的頌揚容有過分處而對西方文化的批評容有偏頗處，但他作為一名愛國主義教育家天地可鑒; 其立意重振中國傳統教育精神之墜緒的努力永遠值得後人景仰; 而中國教育學之創建也必將能從錢穆身上汲取諸多精神資源，為他所運用與發揮的「擇兩用中」的教育思維與行事方式尤其值得我們學習和繼承。	2,012
以《晚學盲言》管窺錢穆中西文化觀	於廣躍	瀋陽師範大學	碩士	Learning Qian Mu’s Idea of Cultur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ountries by His Book "the Thesis after Blind in the Old Age"	王漠	[11]於廣躍. 以《晚學盲言》管窺錢穆中西文化觀[D].瀋陽師範大學.2012..	作為 20 世紀中國國學大師中最具有影響之一的錢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堅定不移的保衛者，他注重使用哲學思維和歷史考察兩者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文化，由此構築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哲學體系。《晚學盲言》全書分為上、中、下三部分，總共 90 篇。第一部分是宇宙天地自然之部，第二部分是政治社會人文之部，第三部分是德性行為修養之部。雖然每篇各取一義，但其主旨一貫相承，是為了討論中西方文化傳統的異同之處。該書乃作者在將其一生回顧之後，對其畢生學術所作出的總結與提煉，可謂是作者晚年對中西文化異同的一次總結性的綜論。不僅如此，《晚學盲言》更被學術界視做為錢穆新儒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所以，對《晚學盲言》進行深入的研究和解讀，可以進一步把握錢穆的文化哲學思想，更清楚地認識錢穆的中西文化觀。錢穆的文化學是一種將人類大群體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之中所形成的人生價值作為研究對象的學問，這是一種人文為本的文化學。為了發揮中國文化的民族個性，他對中國文化史和中西文化進行比較研究。在錢穆看來，文化在歷史的進程中形成和發展，所以歷史和文化可以說是融合為一的。錢穆之所以認為中西文化有所不同，是因為他通過對中西歷史發展中的經濟、政治、精神三方面進行比較而得出的結論。這種不同點體現在西方文化是以物質經濟為本質的外傾型文化，而中國文化則是以道德精神為本質的內傾性文化; 錢穆始終認為對物質經濟利益的過渡追求絕對不是人生的最高宗旨，而道德精神的彰顯才是人生的終極意義。所以在錢穆看來，中國傳統文化代表了人類文化發展的前景和方向。作為享有“當代朱子”、“最後一位國學大師”等美譽的錢穆，畢生致力於研究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及民族文化，他對中西文化觀察相異尋求相同，其意在闡發中國文化的內在特質和基本精神，換言之，他對比中西文化的異同，研究西方文化，其立足點仍落在張揚文化的民族個性，闡揚中國文化，挖掘中華文化的獨特價值上。因此正確認識和評價錢穆的文化哲學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復興，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構建科學的文化觀具有相當的借鑒作用。	2,012
“後五四時代”背景中錢穆文化保守主義思想研究	成雷鳴	山東大學	碩士	The Cultural Conservatism Thought of Qian Mu in the Post-May Fourth Era	張銘	[12]成雷鳴.” 後五四時代“背景中錢穆文化保守主義思想研究[D].山東大學.2012.	錢穆是中國近現代文化保守主義思潮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他的思想博大精深，他對中國歷史與傳統文化抱有濃濃的深情和眷戀，一生都在研究與守護傳統歷史及文化中度過。當前學界在新儒家崛起的背景下，有將錢穆思想定位於新儒家的傾向，並在錢穆是否屬於新儒家問題上形成爭論。本文試圖跳出這一爭論，把錢穆先生的思想放在近現代中國思想界變化這一大的歷史背景之下，特別是放到後五四時代這一思想背景下去探討錢穆文化保守主義思想的內涵與價值。本文共有五部分。第一部分作為文章的緒論，主要介紹論文寫作的背景、研究現狀、研究方法及創新點和難點等; 第二部分主要考察後五四時期中國文化保守主義的發展，通過中西方語境的對比，考察了錢穆思想形成的思想文化背景，並重點介紹了後五四時期中國新文化保守主義的興起及主要特徵; 第三部分是討論在後五四時代背景下錢穆文化保守主義思想，包括錢穆思想所具有的“後五四時代性”，錢穆文化保守主義思想中的主要內容; 第四部分主要介紹錢穆文化保守主義思想在後五四時期的定位與影響; 第五部分主要是在前面幾部分內容的基礎上，對錢穆文化保守主義思想的貢獻與局限提出自已的一些看法。在當代，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中國的現代化，應該如何理性的看待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如何順利的實現傳統和現代的銜接與延續，如何找到傳統文化的價值服務於當前的傳統文化價值體系重建工作，等等，都是我們繞不開的問題。我們希望通過對文化保守主義思想的研究，找到一些啟發。本研究就是在這方面的一個嘗試。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要想回到中國純粹傳統和本土的文化體系中是不現實的，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消除中西方文化的對立觀，對現代化的陷阱保持應有的警惕，以求得中國文化在未來的新的發展，並在加強中西方文化良性互動的基礎上，使有關傳統文化的討論，能為當前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的開闢作出應有的貢獻。本文試圖說明錢穆的思想在後五四時代背景下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中是獨樹一幟的，他是中國傳統歷史與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為傳統與現代的銜接和連續提供了方法論的基礎。錢穆先生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想不同於其他保守主義學者，他主張中國文化的建設必須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去挖掘有價值的內容，而非照搬西方的全盤西化論或者中西調和論，便於我們在現代化進程中更好地找到前進的方向。	2,012
試議錢穆人文教育思想在高職語文教學中的滲透與運用	顧俊	上海師範大學	碩士		王從仁	[13]顧俊. 試議錢穆人文教育思想在高職語文教學中的滲透與運用[D].上海師範大學.2012.	錢穆先生以研究文學為起點，以史學成名，又集傳統國學於一生，是20世紀中國現代著名的國學大師，但同時也是一位在20世紀中國教育史上寫下輝煌篇章的教育家。錢穆強調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並融合西方文化，加強學生的人文教育，以「培養理想完美之人格」為他一生的教育宗旨。當前，我國亦將人文素質教育視為高職院校面向21世紀、提高教育品質的一項戰略舉措。通過人文教育理念的實現，將人文知識內化為學生內在的精神品質，提高學生的道德修養和文化素養，培養學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全的人格。而高職語文既是人文教育的基礎課程，也是提高高職學生人文素質最基本、最直接的重要課程。本文即從錢穆的人文教育思想探析高職語文教學中對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以健全學生人格，促進高職學生的全面發展。本文第一部分著重論述錢穆先生的人文教育思想的核心內容與形成淵源。錢穆自18歲初登杏壇，從一位中小學教師，走上大學講臺，南北各大學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在長達七十多年的教育工作中，他真正踐行了“上堂教書，是我正業”的諾言，為我國培養了大批弘揚中國文化的學術人才。作為教育家的錢穆，重視人文教育，把文化教育視為國家民族歷史文化的生命。他的教育理念就是要弘揚傳統文化，求學與做人並重; 他提倡「通人尤重於專家」的通識教育; 他重視中西教育思想的會通融合等等，這些思想錢先生並未曾有過專門著述，然而融匯於錢先生的人生歷程及眾多學術著作之中，飄逸著思想的芬芳。本文第二部分著重分析了錢穆人文教育思想和語文教學，探討錢穆的民族文化、文學觀與語文教學之間的關係，探討了語文學科在人文素養養成上的優勢。本文第三部分主要通過對部分高職學生調查問卷的結果，直視高職學生人文素養與高職語文教學人文教育現狀，以求能發現問題，掌握現狀中值得肯定及有待改進的地方。本文第四部分主要以錢穆人文教育思想為指導，挖掘高職語文的人文資源、優化高職語文教學方法及提高高職語文教師人文素養等角度出發，以體現錢穆先生教育思想對當代社會的價值，並以期為今後的五年制高職人才培養提供更有針對性的實證參考和幹預建議。	2,012
錢穆高等教育價值觀研究：以新亞書院為中心的考察	王靜	杭州師範大學	碩士	Research on Qian Mu’s Higher Educationa Values	潘國旗	[14]王靜. 錢穆高等教育價值觀研究：以新亞書院為中心的考察[D].杭州師範大學.2012.	錢穆（1895-1990），是我國公認的史學家、國學大師，同時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在教育事業上兢兢業業奉獻了七十五年，晚年還創辦了新亞書院，為中國文化在香港的傳承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本文從錢穆的高等教育思想入手，以其成長和執教經歷為背景，通過其在新亞書院時期的教育管理與教學實踐，闡釋並分析其高等教育價值觀的內涵及在新亞書院的實踐對當代教育的啟示意義。全文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對錢穆高等教育價值觀的形成過程作一個概述，主要從其成長所處的時代背景、少年時期良好的家庭教育及鄉土環境的薰陶、所受的新式學校教育的啟蒙，來闡述其教育思想的發端。第二部分主要論述了錢穆高等教育價值觀的內涵。錢穆自1930年執教大學，在長期的教育實踐中積累了寶貴豐富的教育經驗，形成了獨特的高等教育價值思想。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高等教育競相模仿西方教育制度，他大聲疾呼「大學教育應擔負起培養青年」立國精神「的責任」，應保有自己的傳統; 並且指出「大學教育仍應以道德教育為依歸」，培養道德人格完善的人。面對當針對大學教育中分科過細的問題，他提出要重視「通識教育」; 並指出大學教育仍應傳承傳統的「師道」，重視教師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第三部分主要對錢穆在新亞書院的教育實踐活動做了詳細的考察與研究。錢穆作為新亞書院院長，十五年間為新亞的發展幾乎傾注了所有心血，其高等教育思想在新亞書院的教育目標、教育制度、課程設置與完善、校風與學風建設等方面得到了實踐，最終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新亞的教育理想與教育制度。第四部分由兩部分組成，首先是對錢穆高等教育價值觀及新亞書院實踐的特點進行總結，其次是力圖發掘其高等教育價值觀中對當代教育實踐的可供借鑒之處。	2,012
在儒學與自由主義之間：余英時近代文化觀初探	易龍	華中師範大學	碩士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Liberalism	何卓恩	[15]易龍. 在儒學與自由主義之間：余英時近代文化觀初探[D].華中師範大學.2012.	中國知識人對中國近代文化問題曾提出各種解決路徑。新儒家認為，在國魂飄零的時代，知識人應該站起來，為中國文化重新貞定生命的方向。他們主張由舊內聖開出新外王。新一代自由主義者認為，認真建構中國自由主義的學理資源與自覺反思反傳統主義才是中國文化建設的可行路徑。幼年余英時曾長期生活於鄉間，追隨隨錢穆與楊聯陛又使得他經受了嚴格的學術訓練，加之他生活在近代複雜的思想環境中，所以他很早就確立了以學術問題解決文化問題的努力方向。余英時認為五四的最重要的價值在於文化自覺; 在此基礎上，他主張中國文化應與西方文化實現真正有生命力的融合; 第二代新儒家憎惡五四，而余英時則力主應該廓清五四運動與與中國共產主義興起的歷史纏結。一般認為，五四運動是反傳統的，余英時則指出，文藝復興說與啟蒙運動說有互不相容之處，應該以史學的進路來重新反省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仍與中國傳統仍有一脈相承之處，五四之新似應擴大到參加五四的每一種新思潮或新文化; 反思五四的最終目的在於超越五四，最終以沉潛的學術工作來重建中國文化。余英時認為陳寅恪的獨立思想與自由精神一方面來自於其深厚的儒家教養，另一方面則顯然經歷了現代的轉化; 錢穆則主張在歷史中求史識，尋找中國的歷史精神。余英時似乎認定新儒家的道統論與開出說，近乎一種“良知的傲慢”。一線單傳的道統論極易中斷，且假借於超理性的證悟而非哲學的論證，其肇因則在於新儒家並非一般意義的哲學家，他們的抱負遠不在此。開出說藉助黑格爾絕對精神的自我轉化，更是一個與現代世俗社會相逆的反命題。余英時認為，現代儒家的困境既有外在的批判，又有內在的批判。外在的批判源於建制化儒學的解體，而儒學又非建制化宗教，故而無託身之所; 內在批判則源於明清以來儒學內部的自身調適。據此，余英時認為，現代儒學的可能走向在於日用常行化。一方面，傳統儒學向來重視修身、齊家與民間社會等私領域問題; 另一方面，儒學的日用常行化也與西方自宗教改革以來的世俗化若合符節。余英時溫情而理性的近代文化觀是建立在對近代中國文化路向，尤其是自由主義與新儒家的超邁反省基礎上的，這種文化觀的最終目的在於反思傳統，重建中國文化。	2,012
論何茲全的史學	陳琦	華東師範大學	碩士	On He Ziquan’ Historiography	王東	[16]陳琦. 論何茲全的史學[D].華東師範大學.2012.	何茲全（1911-2011）是我國現當代著名的教育家、史學家，山東菏澤人。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史學系，曾師從傅斯年、胡適、陶希聖和錢穆等學術大師。畢生致力於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在魏晉南北朝史、中國古代社會史、中國文化制度史等多個領域，創獲極豐，成就斐然，在社會史研究領域成績尤巨。他開拓了佛教寺院經濟史研究的新領域，也是魏晉南北朝兵制史研究的開創者之一。在長期探研中國古代社會經濟，比較研究中外古代和中世紀史的基礎上，系統地提出“中國古代奴隸制社會進入封建社會的時間是漢魏之際”的論說，成為史學界“漢魏封建說”的代表人物。 1989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一書，是其長期艱苦探索的總結性成果。何茲全的社會史研究有四個鮮明特點：一，認為社會史研究應該從大處著眼，主要研究人類社會形態、結構及其發展規律; 二，關注社會經濟變化及其對民眾生存狀態的影響; 三，以辯證唯物史觀作為其社會史研究的指導思想; 四，其研究方法是理論與材料並重、宏觀與微觀並重。從1934年發表《中古時代之中國佛教寺院》算起，何茲全在中國史學領域耕耘近八十載，親歷了20世紀中國古代史研究、特別是古代社會史研究的發展過程，並在多個研究領域獨闢蹊徑，樹立典範，以其獨到的理論視野和宏博精深的研究成果成為公認的一代史學大師。全面地考察何茲全的社會史研究，為我們考察上個世紀的中國社會史學發展軌跡研究提供了極佳的視角。本文在梳理現有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通過對何茲全的史學著作和相關資料的深入研讀，全面探討和論述他在中國古代社會史、漢唐佛教寺院經濟史、漢唐兵制史等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貢獻。全文除緒論外，共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簡述何茲全的生平，梳理他與陶希聖、傅斯年等人的師承關係，並分析這層師承關係對其學術人生的影響，進而揭示其從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學術緣起，以及在此過程中所形成的獨特的學術品質。第二部分以何氏著名論斷「漢魏封建說」為重點線索，以漢唐佛教寺院經濟史、漢唐兵制史為兩翼，並特別以何氏代表作《中國古代社會》為例，梳理其在中古社會史等研究領域的實踐過程，並分析這些論斷和著述的重要學術地位和史學價值。第三部分重點分析何氏的治史理論及其方法建構。第四部分為結語，在總結全文的基礎上，力圖就何氏在中國古代社會史等研究領域的學術成就及其影響，作出客觀的評價。	2,012
朱熹的民生思想研究	黃承芳	安徽大學	碩士	The Research on People’s Livehood of Zhuxi	王國良	[17]黃承芳. 朱熹的民生思想研究[D].安徽大學.2012.	朱熹是中國歷史上與孔子前後相繼、南北輝映的文化巨匠。前人稱朱熹“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錢穆稱譽他為“吾國學術史上中古唯一偉人”，並非全是誇張。作為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的學說體系宏大，條理縝密，涉及哲學、政治、法律、倫理、教育、宗教、文藝、科學等諸多領域。朱熹從政生涯時間雖然不長，但一輩子都始終關注著時局和民生，積極踐行著仁政道路，和關懷民眾生存的社會實踐，筆者認為，朱熹立足於“愛民”、“惠民”宗旨的為政措施“仁政”便是對當時民生實際的考量和其民生思想的踐行。筆者嘗試從分析兩宋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社會矛盾、施政方針等社會歷史實情上來瞭解兩宋時代的民生訴求，從儒家仁政愛民理論和朱熹的仁學情懷中探索朱熹對民生國計做出的理性思考，從朱熹的一系列從政實踐和為政主張裡探索他對民生和王權間的細緻權衡和積極應對，並對此進行研究總結以期能觸及朱熹民生思想的邊角。以探索和梳理朱熹民生思想的形成和結構為研究的出發點和歸宿，本文從四個方面來論述：第一部分是問題的提出及相關文獻綜述，這部分主要是以闡述論文選題的目的和意義; 對朱熹民生思想研究現狀的概括瞭解; 以及對論文研究思路與相關文獻綜述。目前學術界對於朱熹民生思想的研究處於起步狀態，對於朱熹民生思想還沒有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但學者前輩們已然在研究朱熹思想的其他方面成果豐碩，在這些研究成果中有些涉及朱熹的民生思想的部分內容。筆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運用歷史分析法，細緻分析研究兩宋的社會經濟政治背景和社會矛盾以求把握當時的民生問題和民生訴求，並根據朱熹的政治、民生實踐和主張來分析概括其民生思想。第二部分闡述了朱熹的生平及所處時代背景，致力於瞭解朱熹所處兩宋時代的政治經濟格局和社會實際，從兩宋經濟結構特徵、社會主要矛盾來分析，瞭解兩宋的社會情況與民生環境以及民生訴求。第三部分從儒家的「富民」、「惠民」傳統和封建社會仁政濟民思想以及兩宋時代政府施政方略三個層面來闡述朱熹民生思想的思想文化和南宋社會執政思想方面的理論源頭和社會思想基礎。第四部分是對朱熹民生關懷導向的政治實踐和政治主張的概括總結，也是本文研究與論述朱熹民生思想體系部分。首先朱熹針對時弊，提出其政治改革主張中，大力提倡重農思想和獎勵耕種措施，將糧食的生產和豐收視為百姓生存和社會穩定的首要條件。其次，面對多發的災荒和繁重的徭役，朱熹提出了緩役使而急賑災的思想和行政措施，積極調節封建國家與百姓之間、各個階級之間的矛盾，“救百姓於水火”和維護社會生產的持續進行。再次，朱熹提出封建統治階級應當薄稅恤民，免除冗費減輕盤剝，並配合裁減軍用和消減宗室和官吏俸祿來收縮財政支出，節用愛民。本文主要從這三個方面總結出朱熹合乎儒家仁政傳統理念、合乎時代要求、合乎民心的民生思想體系，以完成論文的研究。	2,012
《詩·王風》辨	丁國傑	上海師範大學	碩士		翁其斌	[18]丁國傑. 《詩·王風》辨[D].上海師範大學.2012.	近來各地文化研究中出現的一陣陣熱潮，業已蔓延到《詩經》中的國風區域研究之中。這種情況的出現，對《詩經》的研讀或者能起到較好的作用，但在《詩經》的某一國中具體探求文化因素的現象是不是很可取，這卻是一個有待進一步討論、驗證的問題。在《詩經？王風》的研讀中曾出現過細緻談論河洛文化及儒家義理文化等的現象，就這種現象的本身而言，或許能為我們提供一個研讀《詩經？王風》的新視角。但談論文化這種大話題、大範圍的題目，局限在一組僅有十篇作品的詩歌文本中，帶給人一種膚淺空泛感覺的同時，也讓人覺得研讀者稍欠冷靜客觀的研讀態度。著眼於這種情況，本人不去評論有關詩經研讀中出現的文化熱傾向，而僅就《王風》組詩的一些具體問題做一番搜集、整理並初步辨析的工作。這一工作牽涉的主要問題有《王風》的得名，創作時代，創作地域，各篇詩旨及《王風》組詩可能入選《詩經》作品集的大致時間的推定等。在盡可能的找尋舊有經典資料的基礎上，結合現今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大致認定《王風》的得名需要從地域和時勢兩個角度來衡量，其創作時代則幾乎可推定為周室東遷至周釐王時期這一時段。至於其創作地域，則除首篇《黍離》一詩稍有爭議外，其餘可斷定在東周王畿之內。諸篇的詩旨，在比對新舊多種解釋的情況下，凡是能說的合情理的均加以保存，不合情理的多列出相應的理由以供大家進一步辯論。《王風》組詩可能被編入《詩經》作品系統的時代推定，本文多依據岡村繁、章培恆及近期有關《孔子詩論》的一些研究成果並結合春秋時期引詩、賦詩的一些具體現象，大致推定其時代為——以前600年為界，上下波動三十至四十年左右，大致當周襄王至簡王時期。在具體立論中，本文主張給《毛詩序》或者更具體地說毛詩首序以合理的參考地位。在具體運用上則主要局限於對《詩經·國風》中一些表述時代政治資訊比較濃厚的作品時代認定上。在兩周之際的史實考察中本文側重於「西申」說，主張周室播遷從西方的申國出發，經渭河谷地而東至雒邑這一說法更合情理，而不大認同錢穆等主張的「南申」說。至於篇末的《王風》組詩入選《詩經》早期作品系統的推定因無更具體明確的資訊可供依據，雖大致範圍劃定有百年的時段。但仍不免疏漏，此點尚需進一步考證。	2,012
西晉裴氏、荀氏和衛氏家族文學研究	魏娜	西北師範大學	碩士	Research on Pei’s, Xun’s and Wei’s Family and Literature in Xijin Dynasty	韓高年	[19]魏娜. 西晉裴氏、荀氏和衛氏家族文學研究[D].西北師範大學.2012.	魏晉南北朝時代是門閥士族的時代，家族門第在政治、文化等領域都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而從世家大族的角度考察魏晉南北朝文學文化，也正逐漸成為學術界較為重視的一種研究視角。本文擬選取河東裴氏、潁川荀氏和河東衛氏三個西晉時期一流的門閥大族作為切入點，參考《全晉文》等，對三個家族的家族文學進行具體的研究，並分析其在相同背景下展現的不同文化特質。第一章，簡要介紹河東裴氏、潁川溗氏和河東衛氏的家族文學的背景情況。首先，從歷史發展入手，說明魏晉南北朝被叫做世族統治時代的原因。其次，借陳寅恪、錢穆等大家之言證明那個時代家族文學的重要性。最後，說明河東裴氏、潁川荀氏和河東衛氏這三個家族被選作研究物件的原因，概括三者各自的特性。第二章，對河東裴氏家族文學展開具體研究。首先，根據史籍記載和大量墓誌記載，證明河東裴氏家族的直接祖先是秦公子鍼，而其分支眾多，主要分為東眷、西眷和中眷三支。其次，對河東裴氏家族成員進行文學個案研究。主要選取裴秀、裴頠、裴楷等人為代表，對其生平、仕途發展及文學創作進行具體的研究和論述。第三章，對潁川荀氏家族文學展開具體研究。首先，從史籍入手研究潁川荀氏家族的興起、發展及譜系。潁川荀氏源於荀卿，家族興起的直接奠基人是荀淑，簡要荀淑、荀氏八龍及其後代的著名人物。其次，對潁川裴氏家族成員進行文學個案研究。主要選取荀覬、荀勖、荀組等人為代表，對其生平、仕途發展及文學創作進行具體的研究和論述。第四章，對河東衛氏家族文學展開具體研究。首先，介紹河東衛氏家族的興起和譜系。衛氏的祖先是周文王第九子康叔，而河東衛氏的直接祖先是東漢明帝時的衛暠，將河東衛氏真正帶人興盛的則是衛暠的四世孫衛覬。其次，選取衛覬之子衛瓘作重點研究，衛瓘是衛氏家族西晉一代成就最高者。最後，對河東衛氏的其他族人進行文學個案研究，探討他們的生平、仕途發展及文學創作。第五章，探討家學家風對家族文學的影響。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研究儒學對家族文學的影響，選取潁川溗氏和河東衛氏家族進行比較研究。第二部分研究玄學對家族文學的影響，選取河東裴氏進行研究。第三部分探究家族文學中普遍的家族情懷，而魏晉時期以士人個體意識覺醒為時代特徵，其族人會自覺追求事功。最後，總結全文作結語，對河東裴氏、潁川溗氏和河東衛氏家族文學及其與家學家風等關係下概括性評述。	2,012
錢穆文化哲學研究	楊堃	河北大學	碩士		宋薇	[20]楊堃. 錢穆文化哲學研究[D].河北大學.2013.	國學大師錢穆先生是20世紀中西文化史上最有力度的學者之一，他對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飽含深情又加以創造重建，任何社會意識形態都是社會存在的產物，文化哲學也不例外，它的產生、形成和發展與特定的社會時期緊密聯繫在一起，錢穆先生學貫四部，初由子學入門，壯年偏重考據，中年後以通識宏論顯名於世。其範圍之廣、識見之深、才氣之大、文筆之勁，當世罕有倫比。在其一生浩瀚的著作中最為突出的則是他的文化思想，尤其對中國文化哲學的研究，成績赫然，譽滿四海。文化哲學是在漫長的社會實踐中形成的理論，包括三階層與七要素，是人類思考的理論結晶，是中國精神的核心內容，在錢穆先生的思想世界中，文化既是歷史也是人生，對文化的研究本身就是一種哲學，從而使文化獲得了哲學的關注與認可，進入了哲學範疇的領域。錢穆先生以歷史的角度和文化的視野，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他主張對待中國傳統文化要抱以溫情與敬意的態度，並以此為基弘揚國學精華，構建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哲學思想。錢穆先生探討了文化和文明的關係以及對待文化的方法態度，從中國文化的發展演變歷程和未來發展趨勢的角度上提出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觀點，闡釋了中西文化的一系列差別問題，他指出中西方不同的經濟特徵和自然環境是導致中西文化不同的本質原因，從而判定中西文化，一是內傾型即農耕文化，一是外傾型即商業文化，錢穆對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前景充滿信心，各民族文化的新生必將帶來世界文化的新生，中國文化對現代世界文化的新生也將擔以十分重要的角色。錢穆先生構建的文化哲學思想體系以及他對中西文化兩種類型的比較，為我們今天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指示了一個前進的方向，其中諸多議論發人深省、回味無窮、振耳發饋、一針見血，細膩深刻的闡發與分析，有深度也有廣度，對當今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有著極為深刻的啟迪價值和現實意義。	2,013
錢穆的藝術哲學	楊雪	河北大學	碩士		宋薇	[21]楊雪. 錢穆的藝術哲學[D].河北大學.2013.	錢穆先生（1895—1990），中國現代歷史學家，江蘇無錫人。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雲，晚號素書老人、七房橋人，齋號素書堂、素書樓。錢穆先生做為20世紀著名的史學家，有“國學大師”、“一代通儒”之稱，一生治學涉獵文史哲藝等多個領域，造詣高深，著述豐贍。雖然他並不是主要進行藝術研究，但對其深切關注，也有很多精闢的觀點。錢穆先生對於藝術的基本看法是“中國人之於藝術，必貴其技而近乎道”（1），他很重視藝術表現手法的研究，如比興和寫意，他說“中國文學之全部精彩，則正在比興中”（2），“畫者描畫其形狀，寫者抒寫我心意”（3），在他看來這些不僅僅是簡單的藝術表現手法，更是對中國文化精神的表達和人生藝術境界的體悟。作為“一代通儒”，錢穆先生對於中國藝術精神的看法也是從儒家思想出發的，他認為中國傳統藝術大都用“遊於藝”（4）的態度進入藝術，遵從人生理想之終極實踐--道德，並達到中國哲學之精髓--“天人合一”的境界，但他不拘泥於儒家的道德，更有自己的新觀點，新看法，開拓了對藝術精神的體悟，並最終落腳於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處，提出中國人生的“無不藝術化” （5），可看出他的藝術哲思是具有深度性和涵蓋性的。錢穆先生的一生都有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理想追求，並在國祚不振、時局動蕩的近代時期，頂著重重壓力在新亞書院創辦藝術系，足以看出他對民族文化熱愛的赤子之心。儘管他的藝術思想有一些時代和民族的局限性，但對於中國傳統藝術文化的傳播仍然有著深遠的影響，更值得我們細細品味。	2,013
錢穆的朱子學研究	石力波	西北大學	博士		張豈之	[22]石力波. 錢穆的朱子學研究[D].西北大學.2013.	作為學通四部的史學大師，錢穆治朱子學的成績斐然; 作為20世紀新儒家史學方面的代表，錢穆治朱子學的觀點及方法都別具一格。錢穆認為，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只有朱子堪與孔子並提。他矗立中道，無論是尊朱還是攻朱，中國中古以後的學術思想都是圍繞朱子學而展開。在錢穆看來，朱子對中國學術思想史主要有四大貢獻，其最大貢獻體現在對儒家新道統之組成上，第二大貢獻是彙集並註釋“四書”，第三大貢獻是對經學地位之重新估定，第四大貢獻是集孔子以下學術思想之大成。錢穆不僅看重朱子的綜合會通精神，而且讚賞朱子的別出創新精神，認為宋明理學諸儒均是“別出儒”，而朱子正是“欲以綜匯之功而完成其別出之大業者”。對於朱子學，除了在學術地位的評判上與眾不同外，在理氣論、心性論、學術精神等方面錢穆也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觀點。錢穆認為，在理氣論上，朱子學是「理氣一體渾成」而非「兩體對立」; 在心性論上，錢穆反對學界的理學與心學門戶之分，並極大地提高了“心”在朱子學體系中的地位，認為歷來“善言心者莫過於朱子”; 在學術精神上，錢穆賦予朱子學以「乾道」品格，並認為這種學術品格是遠承《易》的傳統而來。在方法論層面上，錢穆治朱子學主要有三大特色：於會通處觀朱子，以“一體兩分、兩體合一”的思維疏解朱子學，以史學立場解“理”言“心”說“性”，而這些方法體現的都是一種“以中治中”的思維。整體而言，錢穆在朱子學的研究上成績卓著，這些成績無論是對於朱子學，還是對整個中國學術思想史研究的意義和影響都是深遠的。當然，錢穆的以朱子學為代表的理學研究也存在著理論上的困境，主要體現視野上民族性與人類性的衝突、範疇上會通性與差異性的矛盾等方面。錢穆的朱子學研究也彰顯了錢穆本人的學術特質，這主要體現在：融會古今中西的自然主義的天道觀，溝通理智與情感的客觀經驗論，以史證心、以心顯道——“唯道論”的學術本質，“一天人、合內外”的一體化思維和四部之學的融通——義理、考據、辭章相得益彰的學術樣態等這五個方面。本文得出的最後結論是：從朱熹到錢穆——學脈的傳承與範式的轉換。	2,013
錢穆人生觀	於丹	西南民族大學	碩士		劉俊哲	[23]於丹. 錢穆人生觀[D].西南民族大學.2013.	錢穆（1895-1990）是我國現代著名的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他以其淵博的學識，建立獨特的人生觀哲學體系，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人生哲學觀是錢穆學術思想的核心和創新。錢穆的人生哲學觀是以純潔的心境為基礎的人生，無我的人生，它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這種人生哲學觀的理論特色：強調生前與死後的統一，強調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統一，強調情感與理智的統一，強調自然與人文的統一。人生哲學是錢穆終結中國人的人生經驗，對比西方人生哲學，總結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結果。一個人的一生都會面臨三種對未來追求的選擇，即追求三種不同的人生道路，其一是對外在的物質生活的追求和嚮往; 其二是對內在的心靈的滿足和安寧; 其三是對當下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嚮往。錢穆在他的《人生十論》一書的《人生三路向》一篇中，論述了相關的三種人生觀。在他看來，人生只是一個嚮往，嚮往必須有其物件，那些物件常常是超我而外在。由於對人生的追求和嚮往有不同，他把人生觀區分為：西方的人生觀、印度的人生觀和中國的人生觀。錢先生生活的時代，中國多災多難的時代，他弘揚學貫經世，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宋學精神，竭力表彰晚明遺老的民族氣節和操行，反對埋首書齋、專事考據的清乾學風。顯而易見，錢穆提出學貴經世，主張學術研究應有利於當時抵抗日寇的侵略。經世致用是中國學人治學的精神，也是學人治學的意義所在，宏博會通則是學人追求的目標，二者統一於儒，儒家精神則是我們國家民族基本的傳統精神。在這種精神漸漸暗淡的今天，我們試圖通過梳理錢穆先生為人為學所體現出來的精神，探討錢先生的人生觀，且探討其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錢穆（1895-1990）是我國現代著名的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他以其淵博的學識，建立獨特的人生觀哲學體系，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人生哲學觀是錢穆學術思想的核心和創新。錢穆的人生哲學觀是以純潔的心境為基礎的人生，無我的人生，它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這種人生哲學觀的理論特色：強調生前與死後的統一，強調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統一，強調情感與理智的統一，強調自然與人文的統一。人生哲學是錢穆終結中國人的人生經驗，對比西方人生哲學，總結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結果。一個人的一生都會面臨三種對未來追求的選擇，即追求三種不同的人生道路，其一是對外在的物質生活的追求和嚮往; 其二是對內在的心靈的滿足和安寧; 其三是對當下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嚮往。錢穆在他的《人生十論》一書的《人生三路向》一篇中，論述了相關的三種人生觀。在他看來，人生只是一個嚮往，嚮往必須有其物件，那些物件常常是超我而外在。由於對人生的追求和嚮往有不同，他把人生觀區分為：西方的人生觀、印度的人生觀和中國的人生觀。錢先生生活的時代，中國多災多難的時代，他弘揚學貫經世，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宋學精神，竭力表彰晚明遺老的民族氣節和操行，反對埋首書齋、專事考據的清乾學風。顯而易見，錢穆提出學貴經世，主張學術研究應有利於當時抵抗日寇的侵略。經世致用是中國學人治學的精神，也是學人治學的意義所在，宏博會通則是學人追求的目標，二者統一於儒，儒家精神則是我們國家民族基本的傳統精神。在這種精神漸漸暗淡的今天，我們試圖通過梳理錢穆先生為人為學所體現出來的精神，探討錢先生的人生觀，且探討其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2,013
錢穆民族精神教育思想研究	李曉珊	杭州師範大學	碩士		朱俊瑞	[24]李曉珊. 錢穆民族精神教育思想研究[D].杭州師範大學.2013.	民族精神是一個歷久彌新的概念，它與民族的生死存亡、榮辱興衰密切相關，適應了近代中國追求民族自強、獨立的發展目標，成為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競相探索的話題。在近代中國，把民族精神與國民啟蒙教育相結合並構建出相對比較完整民族精神教育思想體系的，當首推錢穆先生。錢穆的民族精神教育思想與其所處的社會時代背景及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以及對前人民族精神教育學術研究的薪火傳承與個人的獨立創新思考具有密切的聯繫，因此他的民族精神教育思想既吸收了同時期民族精神教育的優秀學術研究成果，又呈現出鮮明的個性特徵。錢穆通過對中華民族與歷史文化發展歷程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觀，並將其作為民族精神教育的思想指導; 他以傳承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作為民族精神教育的內容; 以培育理想完整的中國人為民族精神教育的目的; 形成了相對比較完整的民族精神教育思想體系。在課程設置上，錢穆除重視通識課程在教育中的重要意義外，也對課程設置的學術化與藝術性作了深入細緻的研究與探討，另外，他精心選擇中國傳統經典著作、大膽探索學習方式方法也是實現其民族精神教育思想的重要路徑之一錢穆是我國學術界公認的國學大師和教育家，他為我們留下一筆關於民族精神教育的寶貴財富。文章採用文獻綜述法對錢穆生平傳記、錢穆文集及現有相關學術研究成果進行研讀分析，整理和總結錢穆民族精神教育思想體系，發掘時代背景下錢穆民族精神教育思想所具有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指導意義。	2,013
抗戰時期錢穆民族復興思想研究	田力	湖南師範大學	碩士		鄭大華	[25]田力. 抗戰時期錢穆民族復興思想研究[D].湖南師範大學.2013.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危亡的緊要關頭，民族復興成為當時社會的主流思潮。錢穆在事變爆發後，懷著濃厚的愛國之情，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多個方面闡述自己的民族復興觀，並且對當時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文首先從錢穆的家庭與教育環境，中西方社會思潮及理論學說，日本侵華後民族危機時勢的驅使三方面去分析錢穆民族復興思想的成因，繼而展開對錢穆民族復興思想的內容論述，其中包括能否實現民族復興與如何實現民族復興兩大塊。最後提及錢穆在宣傳民族復興思想方面的特點與貢獻，同時也指出了錢穆民族復興思想中的局限性。雖然他的復興思想因為時代和身份的局限存在一定的不足，但瑕不掩瑜，錢穆為抗戰宣傳的民族復興思想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2,013
傅斯年、錢穆、郭沫若之史學方法比較研究	張宇龍	寧夏大學	碩士		王銀春	[26]張宇龍. 傅斯年、錢穆、郭沫若之史學方法比較研究[D].寧夏大學.2013.	二十世紀前半期的中國正處在大變革的時代，同時也是產生史學大師的時代，在這一歷史背景下，中國史學界可謂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其中，有三位史學大家顯得格外耀眼，他們引領了中國新史學的三大方向，使近代中國史學發展呈現出五彩繽紛的絢麗圖景，這三位史學大家分別是傅斯年、錢穆和郭沫若。本文共分四章撰述：引言; 第一章，傅斯年、錢穆、郭沫若的史料收集及其整理方法之比較; 第二章，傅斯年、錢穆、郭沫若的史學詮釋方法之比較; 第三章，傅斯年、錢穆、郭沫若的史學方法異同原因之分析。通過分析，文章認為：二十世紀前半期傅斯年、錢穆、郭沫若是中國史學由傳統向近代轉型進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三位史學大家。他們在各自的史學領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體現了中國史學向近代轉型的進步性與多樣性。他們之間有著密切的學術交往，又存在著諸多分歧，反映出彼此之間治史特點的差異，同時在治學旨趣上又有許多相通之處，他們的學術影響、學術氣象存在重大差異，在指導思想、治學旨趣上分別屬於同一時代的不同流派。傅斯年主張以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 錢穆主張辭章、考據、義理相結合，以民族文化的復興為己任; 而郭沫若則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來研究中國社會歷史的變遷規律。三人之間橫跨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這是同一時代，在紛繁複雜的歷史變遷中，三位史學家在比較中做出的各自選擇。但與此同時在他們身上，也體現出共同的特徵：一是大變革時代的深刻烙印，二是濃厚的傳統文化的薰陶。既蜀學大師劉鹹炘所稱的“時風”和“士風”，即時代的影響和傳統文化的影響。因此，對他們三位史家的史學方法的相似點進行比較，有助於清楚地認識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學的多途並進，最終又殊途同歸的發展歷程。因此從這樣一種角度來研究和比較三位史學家的史學學術方法，給予這三位史學大師以更加準確的學術定位無疑是有意義的。	2,013
錢穆與新亞書院人文主義教育研究	蹇敏	河北師範大學	碩士		劉虹	[27]蹇敏. 錢穆與新亞書院人文主義教育研究[D].河北師範大學.2013.	錢穆從中國的歷史出發，堅信人文精神是我國文化最大的特徵，認為中國的知識份子自春秋以來，一直在探求一種人文精神。所以，錢穆於1949年在香港創辦了新亞書院，新亞書院在繼承宋明書院自由講學精神的基礎上採用西方大學的導師制，推行人文主義教育。新亞書院的人文主義教育從價值理性出發，重視啟發、激勵和喚醒的作用，啟迪青年探尋人生意義、追求人生理想，力求讓學生形成能持之終身的自我教育習慣。從新亞書院的學規到校歌校訓，錢穆都親力親為，就是為了在新亞書院將人文主義的大方向通過方方面面展現出來，讓人文主義教育理想深入每位教師的心中，使每位學生都能在此種教育下領悟時代賦予的使命、找尋到生命的意義、實現人生理想。新亞書院的人文主義教育把古代書院與現代教育很好的融合起來，堅守與發揚了傳統教育精神，對我們當前的教育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本文內容共分為四個部分，包括緒論和三章：緒論部分闡述了選題的意義、研究涉及的概念及範圍界定、研究現狀和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本文的創新點。第一章主要對錢穆以人文主義為新亞書院教育理念的淵源進行了梳理，為下文具體分析錢穆在新亞書院的人文主義教育奠定一定的理論基礎。第二章詳細分析了新亞書院人文主義教育的具體做法，是本文的關鍵部分。第三章對錢穆在新亞書院的人文主義教育進行了評價，從分析中總結了新亞書院人文主義教育的經驗，以為當今教育改革提供啟示與借鑒。	2,013
錢穆國史觀與高中歷史情感培育	胡開印	東北師範大學	碩士		謝乃和	[28]胡開印. 錢穆國史觀與高中歷史情感培育[D].東北師範大學.2013.	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肯定了“歷史”作為人文基礎學科在“民族精神、文化精神”傳承中發揮的作用，並將這部分價值歸入“情感態度價值觀”目標中。高中歷史情感培育目標的實現，離不開對歷史經驗的借鑒。在上個世紀，民族史學家們就曾致力於國民“歷史智識、民族精神”的養成，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錢穆即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的史學代表著作和思想對於我們今天高中歷史情感培育，尤其是“愛國主義情感和民族精神的培養，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等“情感”目標的達成依然有參考價值。本文主要分為三個部分來探討錢穆的史學思想“國史觀”對高中歷史情感培育的啟示意義：第一部分，調查論述了當今高中歷史“情感”培育中存在的問題，通過反思發現問題產生的原因是多元的，文章主要從教師的角度來分析，發現教師缺乏“情感”培育經驗和相關理論、價值指導是重要原因之一。第二部分，回顧錢穆“國史觀”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和其中包含的主要內容。將錢穆在《國史大綱》及《中國文化史導論》等代表著作中有關中國古史的總體看法、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文化思想的論述分別進行探討，以期梳理出對高中歷史情感培育有借鑒意義的內容。第三部分，探討錢穆“國史觀”思想對當今高中歷史情感培育的啟示價值。其中對高中歷史課堂情感培育過程中需要把握的總體原則進行了總結，並以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專題為例探討“國史觀”對高中歷史情感培育借鑒價值的靈活運用。需要注意的是，錢穆及其“國史觀”並非唯一對高中歷史“情感”培育具有資鑒價值的史家和史學思想，其他史家，尤其是20世紀其他民族史學家們的史學思想對高中歷史“情感”培育的助益，值得學者們的進一步探討。	2,013
朱子經世思想初探	蘇鵬輝	中國人民大學	碩士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Statecraft Thought of Chu Hsi	任鋒	[29]蘇鵬輝. 朱子經世思想初探[D].中國人民大學.2013.	在中國古典儒學思想譜系中，南宋朱子是承前啟後，對漢唐儒學彙聚、轉化而集宋代新儒學之大成的一位重量級思想家。就儒學的內在特質而言，經世之關切始終是其題中應有之意向，朱子之理學亦不出其範圍。作為理學大師、一代儒宗的朱子，同樣是儒學經世傳統的思想承擔者與宋代政治情境中的積極實踐者。而這一點卻在浩如煙海的朱子學著述中較少為研究者所矚目。本文所試圖初步呈現的，正是在經世傳統蘊育、涵泳下，作為政治思想家的朱子形象。在這一問題意識的觀照之下，首先就必須勾勒並還原朱子理學作為“明體達用”之學的整全性面貌。而事實上，在朱子的理學思想脈絡中，作為終極價值的「天理」在賦予世界以公共性的同時也賦予人之個體以高度的義理性尊嚴; 而由「氣」之變動不居的運動所導致的氣稟問題，則是人世間物欲橫流、紛爭不已的根源。為瞭解決理氣在人類歷史中的緊張對峙關係，朱子透過「大學模式」，以士君子群體為行動主體，將「復性」或「明德新民」之事作為經世的基本關切。天理能夠且必須「潛具」於事物的性質，則為經世主體重視紀綱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提供了思想支撐。落實於宋代的政治情境中，朱子極為維護「朝廷綱紀」，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以君主、宰相與台諫相維相制的中樞政治結構作為宋代正當性國家體制的高度認同。為了維護「朝廷綱紀」並實現其政治效用，朱子首先以師道規範並吸納君道，其次通過「君臣義合」的致思培壠、落實君主政治中公共性的政治關係，最後則將公議機製作為保障「朝廷綱紀」的最深厚的政治力量之所在。朱子是宋代公論政治最為積極的捍衛者，不但高度評價公議機制的政治效用，而且通過對之精細而深入的構思以尋求完善公議機制，並避免其中可能會存在的損害政治權威的流弊。朱子同樣也繼承了慶歷、熙寧以來的政治改革精神，以制度變法尋求整肅內政，蓄積國力而抵禦外敵。在具體思路上，朱子尋求對“祖宗之法”、“三代之法”與“漢唐之法”的全面整合，大致形成以三代審漢唐，最終歸本於宋代政制現實中的制度變法思想。同時，在禮樂、教化的層面上，朱子愈加體認到政府力量的有限性，將其經世致思轉向了民間社會，希望通過士君子群體自主性的社會努力來引導民眾。由此，朱子已然認識到了國家與社會的合理分界，並以士君子群體為核心將“得君行道”與“濟民行道”充分融合為其經世的整全性思想圖景。	2,013
嚴耕望史學研究	鄔建麟	華東師範大學	博士		王東	[30]鄔建麟. 嚴耕望史學研究[D].華東師範大學.2013.	嚴耕望（1916-1996）是我國現代史學史上著名的中古史研究大家，主要從事中國政治制度史及中國歷史人文地理方面的研究。他著述豐富，享譽學林。本文以嚴耕望的生平學術活動和主要代表作的分析評述為主線，結合整個中國現代史學的發展趨勢，對他的學術淵源、學術成就、史學特點和治學方法，以及他在港臺史學上的地位和影響等作了比較系統而全面的探究，力求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總結嚴耕望的史學貢獻，揭示他的史學思想與特點，以凸顯嚴耕望學術研究的獨特風貌，為當代學術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鑒與啟示。全文主要由「緒論」、第一章「嚴耕望的生平與學術淵源」、第二章「嚴耕望的中國政治制度史成就」、第三章“嚴耕望的中國歷史人文地理學貢獻”、第四章“嚴耕望的史學特點與治史方法”、第五章“嚴耕望在港臺史學上的地位與影響”以及“餘論”組成。緒論交代了本文的研究緣起及選題意義; 對關於嚴耕望的國內、國外研究資料及研究現狀作了細緻的梳理; 並對本文在研究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和不足作了全面的檢討，針對這些思考，提出了需要進一步深入挖掘的研究面相; 針對本文的研究旨趣與研究方法，提出了本文的具體寫作思路及各章節的內容安排。第一章主要通過對嚴耕望的生平及學術道路的考察，論究嚴耕望的史學淵源。作為一個純粹的學者，嚴耕望的人生歷程相對比較簡單。他的一生大致可分為桐城高中時期及以前、武漢大學時期、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時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時期、以及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新亞研究所時期。在求學與工作期間，嚴耕望除了讀書、寫作、研究、教學之外，其他活動也主要與學術有關。從嚴耕望“一生唯一念”的學術經歷而言，他的史學淵源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為嚴耕望在中學（主要是高中）與大學時期對歷史以及史學以外的社會學科的廣泛涉獵，他的自主意識以及李則綱、吳其昌、梁啟超等前輩的影響，使其早早立下了研究歷史的志願。二為錢穆的作用，主要有武漢大學講學期間、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期間以及之後斷斷續續的餘生等三個階段。三為傅斯年領導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學風（治史風格與取向）及其研究環境對嚴耕望的影響。第二、三章主要圍繞嚴耕望在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和歷史人文地理兩大領域的研究成果進行系統梳理，以總結嚴耕望史學的成就得失。制度史方面，分別對嚴耕望在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地方行政制度、北魏尚書制度、唐代尚書省制度研究上的成就作一一論述，對嚴耕望的幾部代表專著如《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唐僕尚丞郎表》、《兩漢太守刺史表》等進行重點分析和評價。歷史地理方面，則專就嚴耕望在中國歷史人文地理學上的貢獻作一全面深入的論述。主要沿循嚴耕望的“人文地理研究三部曲”計劃，首先論及他的唐代交通地理研究，對《唐代交通圖考》的撰述動機、創作過程與研究方法、主要成果與不足等進行分析探討。之後再對嚴耕望的唐代人文地理及國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展開論述。第四章對嚴耕望史學的特點以及他的治史方法作了歸納，進而分析他的史學思想與治史取向。嚴耕望史學的主要特點體現在他對史料以及求真精神的孜孜追求。他偏好具體問題的治史取向正反映了其樸實秉性與務實風格。而嚴耕望在錢穆等身上所受的人文主義與通識教育使得他逐漸形成其“整體的中國歷史觀”。嚴耕望在具體治史過程中亦有一些具體而確實有效可行的治史方法可供借鑒。譬如他對歸納、統計等數學邏輯方法的喜好，他以小見大或“聚小為大”的研究路數，以及他在制定長期的研究計劃之後按部就班的施行，並在歷史考證中擅長廣參互證與追本溯源等等。第五章主要考察嚴耕望與港臺史學的關係。港臺史學為中國當代史學不可或缺的一重要環節。嚴耕望長達六十年的學術生涯，有近四分之三在港臺度過，對港臺史學的發展以及人才的教育培養方面做出了出色的貢獻。因此本章對嚴耕望與港臺史學（包括史學機構與學人）的關係作一考察，以求對嚴耕望生前及身後的學術貢獻與影響有更加完整的認識。餘論則對嚴耕望學術的意義和啟示作一總結和評價。學術的發展離不開學者的辛勤耕耘和薪火相傳。而在當前日益追求經濟與功利的學風之下，嚴耕望的生平與學術無疑具有相當的啟示與借鑒之用。	2,013
中西長笛獨奏曲的美學特徵及其比較研究	甘曉豔	西北民族大學	碩士		彭根發	[31]甘曉豔. 中西長笛獨奏曲的美學特徵及其比較研究[D].西北民族大學.2013.	錢穆先生認為：「西方文化主要是對物，可謂是科學文化，中國文化主要是對人對心，可稱之為藝術文化。 “本文通過中西長笛獨奏曲的文化內涵，音樂形態：調式、調性、織體、曲式、旋法、風格、意境等方面的分析比較，揭示同一樂器在不同文化背景、歷史背景、自然環境中產生的獨奏曲不同的美學特徵。並通過對《牧神午後》的分析，指出中西長笛獨奏曲的美學理念、美學特徵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走向融合的傾向，從而給予中國長笛音樂的創作、表演、教學以有益的啟示。	2,013
思想視域下的莎士比亞符碼	魏策策	華東師範大學	博士	Shakespearean code study on ideological horizon	陸曉光	[32]魏策策. 思想視域下的莎士比亞符碼[D].華東師範大學.2013.	莎士比亞作為經典伴隨著西方的堅船利炮撞開中國大門，莎士比亞並不傲慢，但是很難捉摸，中國一直在熱情和努力中接納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在中國的經典化歷程滲透著中國學者的不懈努力。中國莎學的種子最初由思想家播撒引進，對莎士比亞有專論或散論的現代思想人物和學者不在少數，而思想人物的莎評研究是中國莎學研究的薄弱領域，本文以莎士比亞在中國的傳播和經典化歷程為線索，論述時段從19世紀後半葉至20世紀60年代，結合近代中國思想領域內民族國家觀念的衍生變化，反觀在歷經巨大的思想文化變遷之際，以莎士比亞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對近現代中國思想文化的衝擊、中國對西方文化的接受心態以及西方文化和莎士比亞的再生產與現代民族國家構建之間的深層聯繫。 “立國”與“立人”是現代中國建構的基調，中國從“天下”的自我中心觀念轉變到民族意識的萌生，以至五四時期個人觀念的張揚和之後集體主義對個人主義的壓抑，無不有著此種訴求。莎士比亞作為西方的強勢文化符號對中國文化的衝擊和其在中國接受過程的沉浮與中國思想界有著千絲萬縷的共生關係。本論文嘗試在理論層面和細部研究上還原中國莎學在思想維度的內蘊和進展。論文主體部分共四章。緒論勾勒了全文的立論基礎，以五四時期莎士比亞接受的低谷切入，交代了莎士比亞與中國的社會思想、政治文化等背景的關聯。第一章以莎士比亞在中國的第一個面相“詩家、故事家”展開論述，通過微觀分析林紓翻譯的《吟邊燕語》文本中滲透的種族歸屬情感和梁啟超對新詞語的選擇和整合，力圖展示中國人傳統思維的轉型和中國建構現代民族國家意識的萌生，體察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魅力。論文第二章以五四時期為焦點，對比將西方文化視為下等文化和洪水猛獸的錢穆、積極輸入西方文化的魯迅、胡適等在歷史洪流中的不同態度，五四時期學者在普世主義價值觀的基礎上對個性的提倡使五四成為一個“人的自覺”的時代，民族宏大敘事調動下的個性解放以易蔔生為號角，“戲劇家”莎士比亞在這時失去光芒。第三章在1930年代後革命文學的話語膨脹中，莎士比亞研究與中國政治意識的展開同步縱深化，這個時期的莎士比亞呈現出“思想家”的面貌，對他的解讀由主流意識形態一元統攝，中國建立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之後，意識形態意味彰顯，馬克思主義莎學也是蘇俄和中國對世界莎學的獨特貢獻。第四章以廢名、王元化、周輔成等個案研究展現「藝術創造家」莎士比亞的豐富內蘊，五四以後被衝擊、否定甚至行將隱匿的“人性的”莎士比亞頭角崢嶸。結語部分總結思想視域的莎士比亞在中國狀況，提出本論文尚未解決的問題和有待開拓的領域。	2,013
“大禹治水”傳說的發生地域新考：以“汝海”為中心的分析	何沛東	浙江大學	碩士		陳橋驛，侯慧粦，范今朝	[33]何沛東.” 大禹治水“傳說的發生地域新考：以”汝海“為中心的分析[D].浙江大學.2013.	大禹治水的傳說既有「史實素地」的成分，又有後世文人不斷迭加的神話因素、傳說色彩。因其年代久遠，現有記載大部分為春秋戰國時人所追憶，有不少矛盾歧異之處。隨著考古工作的進行，學者們結合考古遺址和文獻記載等方面的材料，對大禹治水地域進行了分析，所得出的大禹治水地域有古兗州、古豫州、古冀州、古荊州、古雍州等種種說法。本文依據歷史地理學、歷史學、考古學、地質學、地名學、民俗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和材料，以「汝海」為切入點，對大禹治水的地域進行分析和探討，認為大禹治水傳說所發生的地域應該在豫西以嵩山為中心的伊、洛、潁、汝河流域，所治「洪水」主要來自於「汝海」（伊闕淤泥堵塞，當時氣候異常，降雨頻繁，造成伊河在熊耳山和南部諸山之間彙聚成湖，湖水通過外方山與箕山之間的低矮丘陵進入汝河（現北汝河），伊河（水）成為汝河的支流，並在汝州盆地中聚水為湖最終形成“汝海”）。夏秋雨季之時，「汝海」之水在潁河、汝河流域泛濫，甚至是漫過伊闕危及洛陽盆地，影響到夏族人主要的聚居地，也就是古豫州的中心伊、洛、潁、汝河流域（當時中原東南部新石器文明發生衰落可以證明這一點）。大禹治水的關鍵是疏通伊闕，使伊河回歸故道，汝海消失。以下幾點可以證明「汝海」的存在及大禹在此治水：1、文獻中有大禹鑿龍門，辟伊闕以及汝海的記載，賈讓、趙汝談均持此說，錢穆先生也曾有過精闢的分析。 2、伊河、汝河流域的地貌條件表明，伊河堵塞後完全有可能成為汝河的支流，借汝河河道宣洩。 3、水文資料顯示，伊河有足夠大的水量能夠在此聚水成湖，並且先夏時期有九星彙聚現象，水旱災害較為嚴重; 伊河攜有大量山洪匯入所帶的泥沙，且水量小流速慢等原因很有可能造成伊闕堵塞。 4、豫西伊、洛、潁、汝河流域龍山文化、二裡頭文化遺址最為密集，眾多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如安金槐、李民、杜金鵬等先生通過研究已經證實了此地為夏族的策源地和中心區域，時人對於治水較為迫切，也有可能留下深刻的記憶。 5、伊河、北汝河流域廣泛存在第三系河湖沉積相。 6、伊河、汝河流域共同存在“打開龍門口，撤幹汝陽江”的俗語和傳說，伊河流域古時甚至有“海角”的地名。文獻、考古、地質、民俗諺語、地名等資料相互印證，可知，大禹所治之洪水主要為“汝海”之水，治水的關鍵是疏通堵塞伊闕的碎石和淤泥。則一些先生關於大禹治水的工程量問題、洪水來源問題和治理洪水「堙」、“疏”方法諸問題的爭論和懷疑都可以迎刃而解。基於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大禹治水之龍門不可能為禹門口，而應為伊闕。原因如下：1、依據黃河大峽穀的地貌及與長江三峽對比，禹門口未開的話，會形成三峽那樣“高峽出平湖”的狀況，淹沒峽穀兩岸幾乎無人的地區。 2、考古材料證明，夏族發源於豫西地區，夏代建立後才遷至晉南，則先夏之大禹不可能在晉南治水。 3、早期的文獻中並沒有提及龍門，況且在先秦人如孔子、白圭眼中，大禹治水工程量並不大，以先夏時期的生產力水準、社會組織能力開鑿禹門口可能性較小。 4、地質資料顯示，禹門口是地殼運動所形成，非人力所開; 上古時期黃土高原植被條件較好，黃河水量大，禹門口堵塞的可能性較小關於大禹治水在浙江觀點的討論與分析，在以上論證的基礎之上，則前輩學者關於大禹之時在北方中原發生的一些疑問可以解決。總之，大禹治水的原始事蹟發生於豫西地區，在此治水成功後，大禹也可能到晉南、兗州、冀州等地治水或者指導其民治水，或夏末商初流亡四處的夏民追憶歷史，將此當地語系化，甚至是後世一些飽受洪水之害的地區，假託大禹之名以名其地，造成現在“禹跡”遍佈九州的現象。當然以上觀點是基於各種學科成果基礎上的合理分析，大禹治水處於我國神話時代與歷史時期交匯點上，需要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交叉研究，研究難度大，此觀點不可能無懈可擊，或可作為一家之言與其他觀點共存。	2,013
徐複觀的《莊子》研究	洪雅琳	南京大學	博士		徐興無	[34]洪雅琳. 徐複觀的《莊子》研究[D].南京大學.2013.	自《莊子》問世的兩千多年來,歷朝歷代都不乏莊子其人其文的研究者。戰國先秦時呂不韋(?-西元前235)的門客所著的《呂氏春秋》、漢代劉安(前179-前122)及其賓客所著的《淮南子》、魏晉的郭象《莊子注》,唐代的成玄英(西元608年-不詳)《莊子註疏》、睦德明(550-630年)《莊子音義》、宋代的王安石《莊周論》、蘇軾(1036-1101年)《莊子祠堂記》、宣穎(字茂公,生於明末清初)《南華經解》、林雲銘(1628-1697年)《莊子因》、胡文英(字質餘,生卒年不詳)《莊子獨見》、清代郭慶藩(1844-1896年)編《莊子集釋》等,皆對莊子進行過較深入的研究。而20世紀上半葉的莊學研究多不勝數,就如章炳麟(1869-1936年)、羅根澤(1900-1960)、胡適(1891-1962年)、郭沫若(1892-1978年)、錢穆(1895-1990年)、馮友蘭(1895-1990年)等。而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大陸與港臺的莊學研究者,則多作《莊子》美學研究,其中如張恆壽(1902-1991年)的《莊子新探》、劉笑敢的《莊子哲學及其演變》、崔大華的《莊學研究》、劉紹瑾的《莊子與中國美學》、顏世安的《莊子評傳》、陳鼓應的《莊子今注今澤》等。至於這當中有關新儒學家的莊學研究,自成一格的徐復觀先生的研究,堪稱為重要的代表人物,而其《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及《中國藝術精神》中對《莊子》作了創新的詮釋。徐復觀(1903—1982年)被廣泛譽為二十世紀港臺新儒學家、思想史家、美學思想家,他曾言道：「治思想史的人,先由文字實物的具體,以走向思想的抽象,再由思想的抽象以走向人生、時代的具體。經過此種層層研究,然後其人其書,將重新活躍於我們的心目之上,活躍於我們時代之中。我們不僅是在讀古人的書,而是在與古人對語。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莊生所謂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此乃真是九原可作,而治思想史之能事畢矣。」1同時,徐復觀也以解釋學思想,對中國文化中的經典詮釋,賦以具有現實取向的「實存的」(existential)特質,而不陷於虛無飄渺的形上學的玄思。徐復觀以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對莊子的人性論,以及莊子與中國的藝術精神的關係,作全面深層的詮釋與剖析,並從中引用西方美學理論加以比較論述。本論文以徐復觀的思想體系與治學方法為本,進而從他對莊子的人性論,以及莊子與中國的藝術精神的兩大層面加以探討與剖析。第一,由於徐復觀對《莊子》的興趣,正是源自於他對人性論的研究,因此,先就徐氏對莊子人性論及莊子自由觀的詮釋進行探討。第二,闡釋徐復觀對莊學研究的一大創新成果,即莊子的「道」即等同於藝術精神,進而論述莊子的藝術精神與中國的藝術精神的關係與影響。徐氏不僅提供了構建中國現代美學體系的致思理路,也啓發了後人對莊子的美學思想理論,甚至拓展到中國心靈哲學的研究。本論文共分六章,各部分的主要內容,分別略述如下：第一章緒論,介紹本文選題的因緣以及研究目標、使用方法、面對的困難和解決方法等。一直以來,前人對《莊子》多有研究,但純粹以人性論及藝術精神方面來剖析《莊子》者不多,而徐復觀堪稱是別具一格的研究莊子的人性論與藝術論,故而在這兩大方面,仍有尚待開拓鑽研的空間。筆者因此以綜合比較、分析歸納論述法,作更進一步的深層研討。第二章重點介紹徐復觀的生平履歷和治學經歷。包括他半生從政、半生為學的心路歷程、自成一格的學術與思想體系,著重思想史研究的重視體驗的治學方法,以及其豐富廣大層面的著述,包括思想史、經學史、人性論史、藝術精神論、文學論集以及雜文論集等。此外,徐復觀獨樹一幟的論述了道家思想的總體觀,而有關莊子研究的方法,則是採用「整體性法」、「闡釋學法」、重視體驗的「窮搜力討」及「追體驗」法等。因此有異於其他學者的特殊成就,尤其是他有關莊子的人性論及莊子與中國的藝術精神論,具有一定的時代意義與深遠的影響。徐復觀一方面從人性論的角度詮釋《莊子》,將莊子的所謂「道」,落實於人生之上。另一方面,他也從藝術觀點論述《莊子》,這堪稱是徐復觀研究《莊子》的一大成就。就徐氏研究莊子的人性論與藝術論而言,乃是在於強調道德與藝術在中國文化方面所具有的成就與意義,同時也揭示了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他先由作為一種思想、也是形成中華民族精神原理、動力的人性論,再進而闡釋有關的文化現象,如文學、藝術與人生態度等。正如他於《中國藝術精神》的自敘中指出：「在人的具體生命的心、性中,發掘出藝術的根源,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關鍵。」由此論斷莊子的人性論不僅開啓了莊子的藝術精神,甚至還擴展而啓發了中國的藝術精神。換言之,莊子的藝術精神是從其人性論中引申出來的。第三章是本文的重點篇章之一,全文詳細剖析徐復觀對莊子的人性論的研究。徐復觀主要將莊子的人性論,分為「體」與「用」兩大方面加以論述。所謂「體」即指「宇宙論」或「本體論」,而所謂「用」則指「人生論」或「實踐論」。徐氏本著「心的文化」說,主張消解形而上學,重建中國哲學本體論。因為他認為中國文化自先秦開始便有了消解形而上學的傾向,轉而體現為人文主義精神。他更獨創了「形而中學」論,以「形而中學」的「心」消解「形而上」的「道」,致力於「追體驗」法解讀中國文化經典。而所謂中國的藝術精神,主要是由莊子的人性論所啓發出來的。徐復觀從莊子的某些重要名詞,如「道」、「天」、「心」、「命」、「情」、「德」、「形」、「精神」等加以疏釋,並闡述它們之間的關係,從而更準確的把握莊子的思想。此外,莊子思想的核心乃為其博大的「自由觀」,當中包括了精神自由論、思想自由論、死生自由論及政治自由論等特點。簡言之,人性論的主要特點,即思想立體性的深入、自身工夫的把握以及人性的特殊與統一。第四章也是本文的重點篇章。這一章著重於分析徐復觀對莊子與中國的藝術精神的關係論。徐氏發現莊子的所謂「道」,就是崇高的「藝術精神」,莊子的精神更是代表了中國藝術精神。莊子虛、靜、明的「虛靜之心」、「心齋之心」即是中國藝術精神的主體,也是老、莊藝術精神的主體。徐氏一再強調「莊子的思想實際還是立足於‘心’」2,而「道者萬物之所由也。」(《莊子·漁父》),這正顯示了莊子是繼承了老子以「道」作為思想的起點。與此同時,徐復觀又指出：「莊子之道是藝術精神」3,「莊子的思想實際即是藝術精神」4,由此也就說明瞭「道」與「心」的關係。中國藝術精神的自覺,主要則表現在文學與繪畫兩方面,其中尤以「繪畫是‘莊學的獨生子’」之說,更是成了史無前例的結論。他進而指出中國山水畫中的「清」、「淡」、「逸」、「遠」、「韻」等,皆為以「自然」為宗的莊學在藝術上的落實。如此一來,尤其凸顯了莊子思想中的美學意蘊,以及它所陶鑄的中國的繪畫藝術。事實上,儒、釋、道思想乃是中國文化的重要元素,並成就了中國的藝術精神。徐復觀認為儒家的藝術思想更多地與人格、與善、與成就道德相關,這也是完整的藝術精神,也達到了「人生即藝術」的境地。只不過其人生為道德的人生,而莊子的人生則是自由、自然的藝術的人生。徐復觀提出莊子「為人生而藝術」所呈現的藝術人生論,他將莊子的思想,全歸入藝術的框架內。同時,徐氏認為莊子對藝術精神的瞭解與把握,主要是由其人格中所反映出來,因此其人生觀便被藝術化了。其實,莊子或只是任隨心性的無為而為,並非刻意的使人生藝術化。徐復觀對中國的美學理論,確實有其一定的貢獻,尤其是有關道家的美學、中國的繪畫鑒賞、中國的山水畫論等,更是別有見識與獨特的論斷,無形中啓迪了後人對莊學的另類研究與深層探索。第五章主要是剖析徐復觀的莊學研究的成就、不足以及對後人所產生的影響。其中包括了徐氏對莊子思想的闡發,莊子藝術精神對中國繪畫、山水畫及畫為的影響,進而對莊子美學的拓展所作的貢獻等。雖然在某些方面仍有待更深層的探索以及不足之處,但總體而言,徐復觀的莊學研究確實具有其學術價值與意義。尤其是對後來中國心靈哲學的拓展,以至近幾十年興起所謂「人學」的研究,徐復觀所闡發的莊學人性論、莊子的藝術精神等理論,都具有一定的啓發性與影響。第六章的結語,總結本論文的主要結論與鑽研的創獲。第一,徐復觀所著《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強調人性論乃是以人格為中心的探討。他提出道家的人性論乃是始於老子,而由莊子盡其致,並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無比深遠的影響,而在中國人性論的文化背景上,莊子的人性論自然啓發了中國的藝術精神。另一方面,就莊子的「道」、「心」與人性論等概念之間的關係而言,則可謂是相互關連與相互影響的。因為「莊子的所謂道,本質上是最高的藝術精神」5,「心」則是代表了人性論的觀念、思想與內容,而莊子的思想正是立足於「心」。第二,徐復觀於《中國藝術精神》一書中,提出了莊子的「道」、莊子的思想、莊子的精神,皆為藝術精神。尤其是莊子的「道」,本質上是最高的藝術精神,它對儒家而言,或可稱莊子所成就為「純藝術精神」。此外,中國的山水畫,則成了莊學在人生中、藝術上的落實。第三,徐復觀別開生面地以西方美學理論詮釋《莊子》,尤以胡塞爾的現象學與莊子的「心齋之心」作比較論述。姑且不論是否有龐雜之嫌,但總是給予後人一定的啓迪作用。最後本論文針對徐復觀對莊子的「再發現」,不僅開啓了研究莊子美學方面的新途徑,尤為難得的是其研究所得的豐碩成果,更是直接或間接的啓迪了後人對中國人學思想史、中國人學思想以及中國心靈哲學等的研究。總之,徐復觀對莊學方面的研究,確實有其一定的意義與貢獻。	2,013
梁啟超思想的內在理路及成因（1898-1906年）—變與常的交織	邱丹丹	東北師範大學	博士		韓東育	[35]邱丹丹. 梁啟超思想的內在理路及成因（1898-1906年）—變與常的交織[D].東北師範大學.2013.	梁啟超，作為中國近代的啟蒙思想家、維新變法的領袖，一篇《變法通議》宣告了晚清一場聲勢浩大的變革運動的開始; 作為一位深度參與中國近代化進程的社會活動家，他的政治生涯並沒有因為戊戌變法的失敗而結束，他流亡日本期間早期的革命宣傳甚至間接地影響了辛亥革命; 作為史學家和文學家，他一生筆耕不輟，留下1100萬字的著述，內容涉及政治、史學、哲學、經濟、新聞、法律等諸多方面，20世紀的許多知識份子都受到他的影響，如毛澤東、梁漱溟、錢穆、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可謂是中國近三百年文壇上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從思想史層面來考察，梁啟超是戊戌維新思潮的核心人物，其思想亦是中國近代思想史的重要組成。與康有為的“太有成見”相比，梁啟超在思想上顯得“太無成見”。這種被康有為批評的「流質善變」也成為梁啟超本人思想上的一大特徵。梁啟超思想上的變化是有跡可循的，即以不變的愛國救國之心為始終，在不斷地反思、累積、探索中調整自己思想的選擇，包括他的學術思想和他的政治思想，而二者基於一個共同的目標，變化又總是相表裡的。是故，本文選取梁啟超思想歷史中變化最為激烈的一段時間，即1898——1906年為研究斷限，以梁啟超在此時間斷限內政治、學術思想的變遷為研究視點，圍繞這些變遷的軌跡展開論證，以期探尋梁啟超思想性格中多變、善變背後的深刻原因，以及屢變背後不變的精髓。文章的主要內容包括：第一章集中回顧了迄今為止梁啟超思想研究的成果和主要觀點，總結了研究現狀的成績和不足，並在此基礎上對1898——1906年間梁啟超思想研究的意義、目標、價值、方法和手段，作出具體規劃，盡可能使題目的研究明晰化和具體化。第二章對1900年以前的梁啟超的人生歷程作簡要回顧。一個人幼年時期形成的道德規範和成年後的人生閱歷，對其思想的形成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即使生活在同一個社會體系和範圍中，由於每個獨立個體之間有著微妙的個性差異，導致客觀歷史投射在每個人心目中的影像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思想觀念並不是完全對等的。因此，在深入探討梁啟超的思想理路及成因之前，將人物還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這個具體的時代背景中，可以勾稽並梳理出梁啟超思想形成的本源以及後期發生改變的淵源。第三章選擇梁啟超一生思想中變化最為激烈的時期，即以1898——1906年為時間斷限，通過爬梳梁啟超的個人經歷、與師友的交往活動、著述及往來信件，並對上述資料進行時間上的梳理和邏輯上的總結，闡釋這八年間梁啟超的四次主要思想變化：一是在政體的選擇上，從維新變法時期的推動君主立憲到赴日後主張革命以共和，再到1903年後回歸到立憲陣營; 二是從「尊孔保教」思想向「尊孔不必保教」思想的轉變; 三是提出欲救國必先新其民的新民主張; 四是在日本文明史觀的影響下，於1902年提出「史學救國」的新思想。第四章主要圍繞梁啟超思想的上述四點主要變化，從師承、友人、日本社會思潮的影響、閱歷四個角度分析梁啟超思想理路的形成原因及思想間的內在聯繫：一是戊戌時期對康有為思想的師承，以及1900年以後逐漸突破康有為的思想框架走向獨立發展的路徑; 二是流亡日本期間，梁啟超身邊有一批志同道合、共研學問的朋友，特別是黃遵憲，他們對梁啟超1903年前後兩次較大的思想起伏和最後的回歸，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三是梁啟超在日本生活時期，正值明治維新後期，大量的啟蒙思想和思潮廣泛地存在於日本社會，這些思想和思潮對梁啟超當時的思想變化產生了推動作用; 四是1903年梁啟超遊美洲時，通過對美國政治、經濟、文化和風土人情的瞭解，使他發現了中國和美國的距離，使他原本對民主、共和、革命的堅持發生了嚴重懷疑、動搖和轉移，絕然地放棄了激進的排滿革命思想和民主共和政體的設想，重新回歸到開明的君主立憲制的陣營。概言之，偉大的抱負使他一生心系國家，康有為的言傳身教使他走上政途，豐富的閱歷使他累積學識，友人的規勸使他認真反思，漸增的學術使他不斷修正自己的言行。第五章是從梁啟超的政治思想與學術思想相表裡的角度，分析1898——1906年間梁啟超政學思想的一致性，推導出這樣的結論，主導並貫穿於梁啟超政治思想變化始終的內因，是其對自身所接受的學術理論的不斷思考、選擇、調整和揚棄的結果。他每一次思想上的改變，都伴隨著學術理論的改變，因而其學術思想的改變也必然引發其政治思想的改變，二者是因果聯繫，相互表裡的。結語部分是對梁啟超思想與中國近現代思想之關聯與影響予以概括和總結，1898——1906年中，梁啟超思想中的這些變化，既是20世紀初期中國社會狀況複雜而急劇變化的產物，也是梁啟超在彷徨中一直在尋找適合中國現實的理論體系的產物，他懷著一顆赤誠不變的愛國之心，數十年求索於中國的繁榮和富強，他的思想幾乎影響了那個時代所有的青年人。	2,013
現代新儒家課程知識觀研究	杜文彬	漳州師範學院	碩士		楊李娜	[36]杜文彬. 現代新儒家課程知識觀研究[D].漳州師範學院.2013.	自新中國成立之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在祖國大陸，儒學研究基本處於沉寂的狀態。但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興起了一股對儒學研究和評價的浪潮，現代新儒家逐漸進入人們的研究視野。大量學者致力於對現代新儒家思想進行批判的考察和詮釋，同時也有學者開始嘗試結合各自學科領域來探討現代新儒學的價值，但是結合教育理論研究其教育思想的成果相對較少。本研究嘗試把現代新儒家作為一個整體的教育流派，圍繞現代新儒家的教育活動，借鑒課程知識觀研究的一般理論和方法，闡述和分析現代新儒家的課程知識觀思想。本文選擇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勱、唐君毅、錢穆作為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概括的介紹了他們的教育實踐活動（梁漱溟的重華書院和鄉村教育建設; 熊十力主持勉仁書院; 馬一浮創辦複性書院; 張君勱的學海書院和大理民族文化書院; 唐君毅和錢穆的新亞書院），並分析了他們教育實踐中教育主張、課程設置、教學內容、教學方法中蘊含的知識觀思想。從知識的本質觀、價值觀和獲得觀三個方面總結了現代新儒家課程知識觀的基本特徵。本文認為現代新儒家具有內在、發展、相對開放的知識本質觀; 多維、互補的知識價值觀; 被動接受和主動建構相結合的知識獲得觀。現代新儒家的課程知識觀對我國高等教育課程改革的原則、課程目標和課程結構的設定、道德教育以及轉變教學方式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2,013
梁啟超錢穆中西文化融合觀之比較：以二者的會通意識為切入點	楊可	內蒙古大學	碩士		王紹東	[37]楊可. 梁啟超錢穆中西文化融合觀之比較：以二者的會通意識為切入點[D].內蒙古大學.2013.	錢穆和梁啟超都是近代史上影響力巨大的文化名人和國學巨擘。由於“會通”意識不同，二者對於中西文化交融的觀點也不同。梁啟超力倡中西融合，試圖通過引進當時先進的西方政治學說來改造傳統文化，使得傳統文化發生現代性的蛻變; 而錢穆則認為在中西文化融合之前應該首先看到這兩種文化的不同之處，這樣才能更好地進行兩種異質文明的融通和交流。所以梁啟超的「會通」傾向於從西方文明中尋找中國傳統的現代化出路; 而錢穆則更加註重中華文化生命本身的“會通”和綿延。本論文試圖以二者不同的“會通”意識為切入點，探討二者的中西文化融合觀。全文分為前言、正文以及結語三個部分。正文第一章論述中西文化交融的時代背景以及梁啟超、錢穆思想觀念的總體特點。第二章以“會通”意識為切入點闡述梁啟超、錢穆不同的中西文化交融觀念及其各自的特點。這是文章的主要部分。第三章從時代背景以及二者不同的學術背景、學術性格等角度出發，探討二者中西文化交融觀念存在差異的原因。第四章闡明二者中西文化觀念的優缺點。結語部分主要論述：在當今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如何汲取梁啟超、錢穆文化觀念的長處; 二者的文化觀念對中國文化現代化仍具有借鑒意義。	2,013
錢穆教育智慧新探	郭麗遐	河北大學	碩士		王喜旺	[38]郭麗遐. 錢穆教育智慧新探[D].河北大學.2014.	錢穆江蘇人，他十歲入學，中學學歷，後自學成才。曾執教於小學、中學、大學，後擔任大學校長，並獲得院士頭銜，他從教一生，著作七十多種，是近代教育史上有著豐富教育實踐經歷的著名學者，也是一名偉大教育家。錢穆把人文精神作為他的堅定信仰，以忠恕孝悌為本，一生謙恭自守，把人格與學術並重，視真正的師道為教人怎樣好好地做一人。錢穆著作通博、思維敏銳，為我國國學做出了重大貢獻。錢穆一輩子摯愛教育事業，無私奉獻、臻於至善，他的教育教學思想永遠值得我們去探析。錢穆為中國教育事業展示了豐富多彩的教育風貌：培養通人的最高教育宗旨、講學著述相輔相成的獨特教學智慧、溫情關懷學生、遊歷式讀書的課外師生互動、身正為範、嚴謹執教的職業操守。錢穆教育智慧成就的學生生命，至今煥發勃勃生機。他培養的無數弟子，遍及眾多學術領域，成就卓越，弟子們的學生各自又培養了他們的學生，現代學術的薪火代代傳承，後繼有人。他的弟子們不僅在學術智慧上得以傳承錢師並有所發展，還在文化德性上勝似錢師，他們立志高遠、仁愛誠摯、謙虛恭謹，實現了錢穆人文教育中智性、德性的珠聯璧合。錢穆的治學生涯來自教育實踐，他的教育實踐與現代教育發展有著類同之處，在繼承傳統教育思想的基礎上又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直至今日，錢穆的教育智慧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如他確立教育超越功利的價值追求，這正是當今教育觀念的轉變與更新需要解決的大問題; 他追求教育專業發展的雙重取向，即要想實現成為學者和研究者的願望，就應該做到堅持學習、時常反思、主動科研; 他重視課外的師生互動，有助於達到有效的教育教學效果，學會與學生溝通，建立平等的師生關係，培養現代教師的人文主義情懷。	2,014
錢穆教育思想探析	陳保洋	中國政法大學	碩士		李虎群	[39]陳保洋. 錢穆教育思想探析[D].中國政法大學.2014.	錢穆（1895—1990），字賓四，江蘇無錫人，儒門巨匠。生於晚清末年，自幼家境貧寒。 1912年，中學肄業後，先後在小學、中學、大學任教。 1949年，到香港創辦新亞書院。 1967年，定居臺北雙溪外。錢穆一生執教達七十餘年，他經歷了時代的巨大變遷，在時代的狂風巨浪前，他堅守自己的教育理念，探索新時期的教育方式。本文的題目定為「錢穆教育思想探析」，目的是通過從文化的角度對錢穆教育思想進行分析解讀，深入瞭解他對教育的理解和認識，從而對他的教育思想有一個直觀的瞭解和把握。文章的引言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中國傳統教育的衍變和內涵，第二部分是錢穆教育思想研究綜述。通過對這兩部分的敘述，讓讀者能更好的理解錢穆的教育思想。本文的主體部分除引言外，主要劃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紹錢穆教育思想產生的背景。從錢穆受教育的過程、錢穆開展教育的過程、錢穆教育思想的根源三個方面分別詳細敘述了錢穆一生中受教和施教過程。第二部分研究的是錢穆教育思想的本質和方法，這是本文的核心內容，分為兩大節。第一節是通過對錢穆教育思想本質的分析，讓我們更好的去理解傳統教育的內涵所在，理解錢穆推崇的教育的人生的理想。同時，對教育與做人的關係進行了分析。第二節是對錢穆推崇的教育方法的研究。分別對錢穆所提倡的師道教育，尊德性而道問學的治學教學方法進行了分析探討。第三部分的內容是錢穆教育思想的內容。從人文主義教育為核心與在培養通識人才的基礎上培養專才兩個方面對錢穆教育內容進行分析。在錢穆的教育實踐中，二者是不可偏廢的。第四部分探討的是錢穆教育思想對現代教育的借鑒意義。分為兩節，第一節是在西方模式主導下，當代教育出現的一些偏差。主要通過中西文化、教育進行對比，發現二者的不同，以及西方教育模式對我國傳統教育的衝擊。第二節是當代教育的反思和借鑒。主要探討當代教育面臨的一些突出問題和發展的方向。結語部分，對文章進行總結，認識到當代教育出現的一些偏差和不足，由於文化的支撐力不夠，導致當代人有步入虛無主義的危險。由此來重新審視傳統文化，審視傳統的師道精神在當代社會的積極意義。思考傳統教育如何能老樹開新花，讓我們和古人精神相感通。	2,014
錢穆歷史教育實踐及思想研究	王志成	上海師範大學	碩士		李稚勇	[40]王志成. 錢穆歷史教育實踐及思想研究[D].上海師範大學.2014.	錢穆先生是中國近世「最後一位國學大師」，著作等身，兼涉四部，其國學成就在近世罕有匹者。難能可貴的是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社會各層面逐步西化的歷史趨勢下，在中國學術界主流以西方學術標準衡量、質疑、抨擊中國文化傳統的時代潮流裡，錢穆先生反唱中國文化不拙於西方文化，自始至終對中國文化傳統懷持“溫情與敬意”，並以其畢生精力與全部心血投入到為往聖繼絕學，接匯傳統學術內在精神血脈，使之與當下境況貫通整合的時代使命中。其一生對中國文化之最大貢獻亦在於此，即「指示我們怎樣去認識中國的文化系統及其流變」。 1除了學術成就碩果累累，錢穆先生在教書育人上亦桃李天下。從小學教員、中學教員再到大學教授、香港辦學，他一生教學長達75年。正如他在素書樓的最後一課中所講的“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不要一筆抹殺全盤否定自己的文化。做人要從歷史裡探求本源，要在時代的變遷中肩負起維護中國歷史文化的責任。 “2可以說，錢穆一生教學就是在教導我們做一名真正的中國人。目前國內研究錢穆歷史教育思想的文章已有數篇，這些文章中存在兩個問題：一是隔斷錢穆歷史教育思想與其儒學思想的聯繫，從而對其歷史教育思想的論述有失偏頗，二是將錢穆先生的史學思想和歷史教育思想相混淆，誤把其史學思想做為歷史教育思想。錢穆先生一生信奉儒學思想，他的生平活動就是在踐行儒家士君子的標準，他的一生教導亦是要我們做一名士君子這是理解錢穆先生教育思想的關鍵，同時也是本文的切入點和主旨所在。本篇論文即是在前人研究錢穆先生歷史教育思想的基礎上，把其儒學思想與歷史教育思想相結合，從儒家思想的角度重新闡釋錢穆先生的歷史教育思想。	2,014
中西高等教育融合：新亞書院的探索	高靜	河北大學	碩士		王喜旺	[41]高靜. 中西高等教育融合：新亞書院的探索[D].河北大學.2014.	錢穆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國學家、教育家，有著極其豐富的教學經歷，其所創辦的新亞書院是現代存在時間最長的書院。新亞書院沿用中國傳統的書院制度，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融合中西教育精華，創建出了一種新型的教育制度。新亞書院從最初「手空空無一物」的狀態下經過十幾年的發展，最終發展成為了一所頗具國際影響力的大學，取得了較大的成功。本論文介紹了新亞書院創辦的緣起與設想，以及是如何發展壯大的，重點介紹了新亞書院在具體的教學實踐中是如何進行中西結合，優化教學結果的。論文主要從教育宗旨、課程體系、教學原則、管理制度、優良的學風與校風幾方面進行了闡述。同時新亞書院通過其優秀的教學，培養了眾多融貫中西的優秀的人才，對香港地區進行了反哺，促進了香港地區文化的發展。新亞書院的成功更是為我國當今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借鑒。	2,014
論徐複觀《中庸》之研究	趙爽	山東大學	碩士		黎心平	[42]趙爽. 論徐複觀《中庸》之研究[D].山東大學.2014.	《中庸》原為《禮記》中的一篇，唐宋之時逐漸引人重視，自宋代朱熹將其彙編入《四書》，其作為儒家經典的地位終得以確立。宋明理學家對《中庸》均有所闡釋，且多以《中庸》為思想淵源來建立自己的哲學體系。以拯救國族、復興儒學為己任的現代新儒家學者，即是以“服膺宋明理學”為主要特徵的，這樣他們自然不能避開對《中庸》的闡釋。對於《中庸》思想的闡發，在他們的理論體系中均佔有一定的地位。而在現代新儒家中，對《中庸》問題關注最多的當屬徐複觀。且他對《中庸》有著不同於同時期其他學者的疏釋。本文即擬以現代新儒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徐複觀為主，論述其對《中庸》的研究。通過分析徐複觀對《中庸》一書的具體闡釋，力圖清楚的展現其對《中庸》的理解和發展，並在與其他現代新儒家學者對《中庸》闡釋的比較中，以期凸顯徐複觀對《中庸》闡釋的理論特色所在。本論文由導言和正文的四個章節組成。導言部分主要交代徐複觀的生平著述、徐複觀《中庸》之研究的研究意義及研究現狀綜述。第一章主要闡述《中庸》的地位問題：這章主要梳理了徐復觀、錢穆在《中庸》成書年代和思想傳承方面的論爭。在此論爭中，錢穆認為《中庸》為晚出之書，且為匯通老莊孔孟而成。徐復觀不贊成此觀點，他對《中庸》的文本的考訂下了一番大的工夫，將《中庸》分為上篇和下篇，且認為《中庸》是成書於《論語》與《孟子》之間的作品。由此，徐複觀從文本考證和思想脈絡的梳理等多個方面，證實《中庸》在儒家經典序列中的重要地位：在儒家正統人性論的發展史中，《中庸》上承孔子的人性論，下啟孟子的性善說。於此中，本文也凸顯了《中庸》在徐復觀整個思想體系中的重要地位。第二章論述徐複觀對《中庸》內容的解讀：基於徐複觀對《中庸》文本的考訂，這章主要關注徐複觀對《中庸》上下篇之中心觀念“中和”及“誠”的闡釋。徐複觀對“中和”的闡釋，是從對程頤、朱熹“中和”思想的批駁著手的。故釋“中和”這一部分先澄清了程頤、朱熹的中和觀，而後分述徐複觀對程頤、朱熹“中和”思想的批判，最後加以評價總結。他認為宋儒以心、性、情分疏的方式來解讀《中庸》是不符合於《中庸》之本義的。由此，徐複觀指出程頤對“中和”思想的最大誤解，在於將“思”與“喜怒哀樂”相混淆。且指出朱熹不曾真正瞭解程頤之“中和”說，偏重於“靜”的工夫。但就徐複觀以「中和」為內在而超越的性，將主體與本體合一而言，其與程頤以心性為一物的觀點，大體相類。唯一的不同，即在於徐復觀認為對於心體的涵養亦可用到“慎獨”的工夫。而對朱子的批駁則可能僅為他個人的看法，因為朱子的一生，雖然也強調“靜”的作用，但並不是專以“靜”為儒門真諦，而是在靜動互涵中將“靜”僅作工夫之方便義講。徐複觀以「中和」為內在而超越的性，及由此性所發生的“成己成物”的作用。他認為“中和”對人的情感有著調節的作用，且以“中和”為“中庸”提煉上去的觀念。徐複觀這樣來解讀“中和”思想即是以心、性、情分疏的方式來詮釋“中和”思想。但在此中，他更強調“中和”作為性的體用之義。而徐複觀對“誠”的詮釋，主要是從對孔門之“仁”的繼承和發展切入的。他以「仁」釋「誠」，認為「誠」即是仁心的全體呈露，在仁的全體呈露中，融攝萬物為一體。本文從人、物、我的內外打通和天人的上下貫通來展開徐複觀對“誠”的闡釋。 “誠”的內外打通，徐複觀以“仁”為基礎，經由與“仁”的相關分析而得; “誠”的上下貫通，徐復觀則是以“明善”，即是以慎獨工夫而沉潛到底的“知”的工夫來顯現的。至此，“誠”義十字打開，上下內外貫通一體，把天人物我共此一“誠”的境界說的更加明顯，亦朗現了“誠”之性體。綜合徐複觀的“中和”說與“誠”義來看，他由對《中庸》之“天命之謂性”一語對“性”的貞定的重視，才更加強調“中和”作為性之體用義，而對“誠”的闡釋雖多從工夫義出發，亦從境界處言說，但都體現了“誠”的性體義。在《中庸》之“中和”與“誠”之兩義中，徐複觀以“中和”為“中庸”提煉上去的觀念，多處以“和”即是“中庸”來說，且以“中庸”的觀念為含攝於“誠”的觀念中。足見，他實是以“誠”為其核心的《中庸》精神之所在。第三章分析了其他現代新儒家學者對《中庸》的研究：首先簡述了四位現代新儒家學者對《中庸》的闡釋，包括：馮友蘭、錢穆、牟宗三及唐君毅四位大師，並將之與徐複觀對《中庸》的研究一一作比較，以期補闟上章對於徐複觀《中庸》內容之闡釋的欠缺，顯現徐複觀與諸位現代新儒家學者的異同。第四章是對徐複觀《中庸》研究之評價：通過對徐複觀的《中庸》研究的簡評，指出徐複觀《中庸》研究的根本特色在於——其主要是就人性論史及思想史之要求來闡釋《中庸》的。	2,014
唐君毅人文精神研究	鄧麗香	武漢大學	博士		郭齊勇	[43]鄧麗香. 唐君毅人文精神研究[D].武漢大學.2014.	“人文精神”是中國文化的優良價值，推動著中華民族創造文化與歷史。惟是近百多來，中國文化經過西方列強的侵略，五四運動的反傳統，國民政府的腐敗，共產黨獲得政權，中國文化可謂千瘡百孔，苟延殘喘。固有的“人文精神”價值，差不多完全被否定。現代新儒家就是處於這樣的時代挑戰與憂慮背境下誕生。唐君毅先生（以下簡稱唐先生）是第二代現代新儒家代表者之一，強調復興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價值，深信這些價值可以解決中西文化矛盾。唐先生認為，「人文精神」擔當著重要的價值性、方向性及融通性角色。所以他擴大了“人文精神”的價值於一切文化。文化的創造必來自人的自覺性及道德性。中國文化的根本信念在於人禽之別的仁義心性。一切文化活動皆是道德主體的發用，最後是為了成就人格精神。所以，文化活動的價值必須體現在對人的精神價值本身，而不單隻在解決現實問題，更不是為了實現工具或功利價值。此外，他的“人文精神論”價值與範圍比西方文化的人文主義更深、更闊。西方的人文主義與自然科學相對，尊重人類一切文化。這是最寬泛的定義，內容未算深刻。因此，他依據“人文精神”價值重新提出“人文主義”的基本信念，強調一切文化必須體現人格價值，尊重與包容持相反意見的學術思想。唐先生「人文精神論」貫穿著他整個哲學思想信念，當中發展過程可分為三個時期：在最早的奠基期，他仍身處國內體證了「道德自我」才是生命與人生的真正主宰; 其後進而加深這種體證成為“道德理性”觀念，並以此作為一切文化活動的核心依據。在中期階段，他於1949年來到香港。他的“人文精神論”能夠充分發展。從宏觀及融攝的視角下，他提出人文思想可以分為五個層次：人文、非人文、次人文、超人文及反人文。前四個層次的人文思想彼此間相反相成，最終為了擴大、提升或融入人文思想，對抗反人文思想的流弊。另在比較中西文化方面，他運用“人文精神”價值闡明中西文化之別，尋找兩者得以融通的契合點。中西兩種異質文化不應比拼長短高下，而在追求融會與相處。它們的融合不在數量比例，而是在層次、範圍及先後次序; 不是先在內容上比較，而是在態度上。中國人對西方文化抱著實用功利的慾望動機，視西方文化為一種工具或技術，並否定中國文化價值而接受西方文化，從而產生急於求成、卑屈怯懦羨慕的扭曲心態。這樣的不健康態度不但學不成西方文化，更嚴重的，形成要打倒或輕視自己文化心態，把自己的生命之根、文化之源完全摧毀。因此，他提出「平視的眼光」的平衡比較法及文化比較的標準在人之仁心本性。他更從大處著眼提出以「人類精神之行程」的角度看到中西文化發展的共同處。兩種文化皆是從自然中創造文化，然後求上達於超人文的宗教或天道，經過超人文的負累或與現實人間的距離衝突，從而重返人文、世間與自然。他還肯定西方文化的核心價值在非人文的科學與超人文的宗教。科學本身是中性的，是人的理智心及理性能力發用，體現求真知真理的價值。惟是科學理性只是人的心靈某一方面的發展，倘若無目的、無依歸的向前向上無限發展，只會墮入懷疑與虛無。所以，科學必須依於“仁心”的價值下發展，人文中必涵蓋科學。在宗教方面，表面上宗教與人文主義有所背離，只要人能提升主體性及自我主宰，人神可合一，人文與宗教可結合。另外，他更指出儒家“三祭”（祭天地、祭祖宗、祭聖賢）之禮充滿宗教精神。祭祀之事強調人與被祭祀者在精神上的相感相通，不重祈求而重感恩，突顯人的心靈超越性與無限性。唐先生「人文精神論」強調儒家思想可會通西方平等、自由與民主的觀念。這些近代西方文化的普遍價值是為了對抗當時宗教上神權過大或政治上君權專政，人的本然人性與才性完全被控制或扼殺。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提出一些理性的假設，人原本生活在自然狀態（Natural State），人人享有平等與自由; 這是由上帝賦予的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西方的普世價值為瞭解決現實問題，追求的價值往往流於理性的假設或空想，未能肯定人性中善良本性及道德主體。他提出八種自由，批評西方的自由只是注重保障個人生活及群體組織的自由權利，圍繞現實生活狀況，容易走向極端的個人主義及權利。更崇高的自由應是展現人格價值之自由，達到孔子所言：“為仁由己”的真正自由境界。另在平等與民主價值上，儒家重視人格尊嚴，人人本性善良，是謂道德意義上大平等的精神，它可以涵攝西方政治意義上平等精神。最後在晚年的總結期，他的「九境說」展示一切哲學的立足點是人本心本性之精神生命之流行; 這原初一義歸向「人文精神論」的價值。另一方面，“人文精神論”經常被批評為“泛道德主義”、“反科學”及“文化保守主義”。當中的關鍵處在於道德本體為第一義是邏輯上的“應然”方向及價值，並非“實然”的運作措施或方法。倘若人拋棄道德原則、與生俱來的文化，生命必然流於工具理性與實用效益，造成現代社會種種問題。唐先生站在哲學文化的理論層次為中國文化現代化提出大本大源的原則及方向。他與同期的新儒家錢穆、牟宗三及徐複觀同樣相信中國文化及“人文精神”的價值，並指出當今世紀的危機是人的自身及文化問題。總言之，唐君毅強調「人文精神」是最重要及寶貴的資糧，它的現代價值不但可以面對西方文化的挑戰及補足其不足; 它還是中國文化得以生生不息發展下去的根據。	2,014
王夫之成性論思想研究	姚立娟	陝西師範大學	碩士		孫萌	[44]姚立娟. 王夫之成性論思想研究[D].陝西師範大學.2014.	王夫之是中國哲學史上一位集大成的哲學家，他的哲學思想是在對以往儒家傳統哲學的批判和繼承基礎之上的新突破。一方面他繼承了傳統的性善論思想，另一方面又完善了宋明以來的氣質人性論思想以及成性思想。與宋明理學家注重本然之性、要求人們從日常的修身養性中成性不同的是，王夫之更加關注人後天的學習，突出“習”在成性中的意義。前輩學者從不用的角度研究了王夫之的人性論，其研究主要有兩個路徑：是將王夫之人性論中的核心概念、範疇和重要命題提煉出來，整理相關材料進行疏解，錢穆、馮友蘭、陳來等學者可以說是從這個思路進行研究的代表; 一是從道德形而上的角度來建構王夫之的人性論，將人性論主要看作是成德之學，唐君毅、張立文等則是沿著這個思路進行研究的。他們的研究都沒有系統地對王夫之的成性論加以論述，僅僅對王夫之“習與性成”進行了研究。王夫之的「成性」思想包括兩個問題：一是「成性」的人是什麼樣的人; 二是人在成性過程中應該做哪些工夫。 “天命之謂性”、“性日生日成”、“習與性成”是王夫之人性論的三大命題，而“成身成性”、“大心正志為本”、“徇情定性”則是王夫之成性論的三個命題。 “成身成性”為成性工夫建立一個實有的載體; “大心正志為本”為人性的養成確定一個堅定不移的正確方向; “徇情定性”則是成性的具體功夫。	2,014
《論證》中英註譯關於「個人修養」闡釋的比較研究	陳振興	南京大學	碩士		徐雁平，馮乾	[45]陳振興. 《論證》中英註譯關於“個人修養”闡釋的比較研究[D].南京大學.2014.	《論語》作為記載孔子及其眾多弟子在教學、生活及處事等方面言論的經典文獻，其中關於“個人修養”的論說，對後世影響深遠。在現代社會中，時常被中外學者參照、引用。由於中、西方學者在文化、歷史、宗教、社會環境和生活習性等方面的差異，其個人的社會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都會不經意或不自覺地滲透到各自對個人道德修養的詮釋和認知中。此外，更因為《論語》言簡意豐，各篇章多有僻字澀句，要對其深層涵意進行闡述，往往都得牽經引禮，反覆細閱，才能窺探其本義。同時個人道德修養的要求又與中國人的固有觀念，如道、仁、禮等等，有密不可分的相互關係。唯有對這些觀念有深入的認知、體會，才能將其原義確切、完整地闡述出來。可以預見，《論語》的中、英註釋本對“個人修養”的闡釋，固然有其相似處，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諸多異議。本論文“個人修養”的範圍參照了李零著《喪家狗：我讀論語》附錄的主題索引，但為了方便比較，將僅專注在：仁、義、孝、友、忠、信、寬、恕、恭、敬等條目。而重點又放在仁、孝悌與忠信、治學與修身、君子與小人等方面，分四個章節，對相關的中、英註釋本的闡釋進行集中辨析。在論文的研究文本方面，則精心挑選了三位飲譽中外，同時又擁有各異時代背景和文化背景的漢學家的註釋本，即，理雅各的Confucian Analects，亞瑟·韋利的Confucius， The Analects和劉殿爵的Confucius The Analects （Lun Yu），針對“個人修養”的詮解進行探討並與兩本專業性的中注釋本，即，楊伯峻的《論語譯注》和錢穆的《論語新解》加以比較與辨析; 同時參閱《論語>的註釋本如：《四書章句集註》、《論語正義》、《論語集釋》、《論語疏證》等。在比較分析中，例舉中、英註釋在「個人修養」詮解中的相似點與異義點，並將相關的英語詞彙或例句比照辨析。簡而言之，本文希望通過研討《論語》中、英文註釋本對“個人修養”闡釋等具體問題，探求《論語》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或時代背景下的接受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形成的原因，從而為閱讀研究《論語》提供一個多重和變動的視角。	2,014
儒家與基督教「孝」文化比較研究	羅曉	蘭州大學	碩士		陳聲柏	[46]羅曉. 儒家與基督教“孝”文化比較研究[D].蘭州大學.2014.	“孝”作為人類代際之間的一種基本普世價值觀、一種重要的倫理理念、一種美好的道德情感、一種強制的行為規範，受到世界上各個民族在不同時期的廣泛認定與推崇。這些共通性鑄就了不同文明間相互理解與對話的基石。在共通性基礎上，不同文明的起源與發展演繹的方向卻大相徑庭，又給“孝”範疇帶來顯著的文化與本質的差異。 “孝”文化在明顯趨同性基礎上的所產生的根源差異，遂成為中西文化對比所研討的核心問題。中華文明尺度上，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當之無愧的主流。從「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將孝定論為宇宙根本法則; “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將孝定論為德性與倫理的基本原理; “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將孝定論為君主推行”孝治“政治的重要目的，由此可見，孝文化曾是中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同時也印證了錢穆先生所言，「中國主孝」、「中國為孝的文化」。。西方文明尺度上，基督教構成了西方文化的重要精神根基。基督教作為以信仰上帝為準則的-神宗教，在其宗教倫理與文化體系中，“孝”的觀念同樣源遠流長。 “摩西十誡”在確定人神關係的前四誡基礎上，將孝敬父母作為人倫關係第一誡命。《箴言》收錄大量的“聽從父親訓誨，不離棄母親”的法則。研究目的上，本文對已有經典文本加以解讀，試圖通過學術史的回顧，探討為何中華文明將孝文化視為民族哲學根本，並進一步內化成難以撼動的民族特性; 而西方文明僅將孝文化視為信仰基礎下的一種指導性的行為準則。同時思考在儒家式微，多元文化蓬勃發展的今天，中國人應該如何反求諸己，在剖析傳統主體文化的同時認識自我，確立民族文化本身的當今定位的問題。研究內容上，本文通過對已有研究的反思性借鑒，對儒家與基督教“孝”文化的異同進行解讀，從孝的本體、孝理論及價值取向、孝倫理、孝政治學說及社會功效四個方面進行了剖析。通過文化反思，在梳理本民族的歷史及社會公認的聖賢語錄、制度準則、行為信仰關於孝文化的文獻的基礎上，結合基督教關於孝的文化理念的碰撞，進一步追問了中國儒家孝文化的合理性。在精神性的反思過程中，本文重新估定了中國儒家孝文化存在的意義及價值。	2,014
繆鳳林史學研究	陳林蘭	華東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歷史學系	碩士		王東	[47]陳林蘭. 繆鳳林史學研究[D].華東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歷史學系.2014.	繆鳳林是中國近代學術界的著名史學家。自幼博覽群書，具有深厚的國學根柢; 早年求學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受教於柳詒徵、劉伯明諸名師，打下了堅實的學術基礎，培養了濃厚的治史興趣。 1923年畢業後，先後任教於瀋陽東北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大學，一生致力於史學研究。繆氏一生治學廣泛，涉及史學、文學、哲學、佛學等領域，但史學是其治學重心。中國通史和史學批評是繆鳳林著力較深的兩個領域，且成就突出。繆氏一生，筆耕不輟、著述頗豐，其代表性的著作有《中國通史綱要》、《中國通史要略》、《本國史》、《中國民族之文化》、《日本論叢》等，此外，他還發表了大量的史學論文。面對劇烈的社會變動與深重的民族危機，繆氏從傳統文化的現實價值出發，尋求東西方在道德方面的相似性，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對新文化運動展開激烈批評。其通史著作《中國通史綱要》受到學術界較高的評價，與錢穆的《國史大綱》難分伯仲，在20世紀的中國通史編纂領域佔有一席之地。繆氏也因其在通史寫作、史學批評等方面的突出成就享譽史壇。近年來，學術界陸續發表了一系列研究繆氏的論文，以討論其在中國通史和日本史方面的學術成就。但迄今為止，學術界尚無專文討論繆氏的史學批評，對其中國通史、民族主義史學思想也尚待進一步發掘。本文以繆氏的中國通史、史學批評、民族主義史學思想為討論對象，通過對其史學著作與文章進行系統的梳理與解讀，分析其治學特點與方法，並客觀評價繆氏在上述領域的主要成就與貢獻。全文共分為四個部分。引言部分在學術史回顧的基礎上，主要闡述了作者選擇繆氏史學作為論文選題的一些基本考慮。第二部分較為詳細地梳理了繆鳳林的生平與學術道路，並重點分析了柳詒徵和吳宓的學術與思想對繆氏畢生治學的深刻影響。第三部分是全文的重點，分別考察了繆氏在中國通史、史學批評以及史學思想方面的主要成就。第四部分為結語，在總結全文的基礎上，對繆氏其人其學進行恰如其分的評價。	2,014
錢穆體用論研究	戴詩成	湖南大學	碩士		李清良	[48]戴詩成. 錢穆體用論研究[D].湖南大學.2015.	“體用論”是儒家思想史上的一項重要課題，而在中國近現代的特殊語境下，這一課題的研究又常常與歷史、文化問題互相牽率。所以，現代「新儒家」單純從哲學的角度探討「體用論」，就難免略顯單薄。本文以著名歷史學家錢穆的“體用論”為研究物件，一方面是為了增進對目前尚未受到學界充分重視的錢穆哲學思想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是嘗試為“體用論”的探討提供一種新的思路。本文從四個方面對錢穆的「體用論」進行解析：第一，從錢穆的學術身份與問題意識入手，說明為何錢穆的體用論思想值得重視。第二，通過考察錢穆對思想史的闡釋，釐清錢穆體用論思想之淵源。第三，總結錢穆體用論的基本原則及其人文維度的彰顯和現實針對性。第四，通過與現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的體用論比較，闡明錢穆體用論的特色與貢獻。通過全文的研析可以發現，錢穆以史家身份而對作為哲學問題的“體用論”研究提供了一種嶄新的思路，即把現實的、具體的、具有特定歷史文化背景的人，引入“體用論”探索。這樣既增加了「體用論」的理論深度，也使「體用論」更能落實到諸多實際問題上來。	2,015
錢穆政治哲學思想研究	孫天培	江西師範大學	碩士		易燕明	[49]孫天培. 錢穆政治哲學思想研究[D].江西師範大學.2015.	錢穆是近代中國頗具影響力的史學家，他對中國政治的理解和考察確作了中國式的史學解讀。受西學東漸以及器物制度上的競爭影響，眾多學者從西學角度解讀中國社會落後的根源，並據此得出西方式的結論。錢穆認為中國社會的發展有自己的獨特歷史脈絡，其政治思想深植於中國深厚的文化生命觀中。首先，本文的第一部分介紹了錢穆政治思想的哲學基礎，錢穆以他獨特的視角以內外合一、心物合一的天道觀及人心一元、以心盡性達天的心性觀為基礎，從文化與歷史的全進程來定位政治，通過對比中西文化觀，他認為政治是群體事業的一種，在教育、政治、經濟三種群體事業中，教育是根本，政治只是輔助，教育與政治兩種手段共同作用，凝成民族與國家，乃至人文演進至天下。第二部分闡述錢穆政治思想的主要內容，由政治本質論、主體論及治理論構成，錢穆認為中國人的國家觀念是建立在道德基礎上，他的“一統觀”認為以道德為目的的政治作用，主要在於把個體凝成國家，民族群體向天下邁進，從而形成群體的文化生命。至此，以道德文化為精神的政治觀和一統觀進一步延伸所形成的就是中國傳統的“天下觀”，即把實現天下大同作為人類政治活動的最高價值追求。而在政治主體論中分析了君、士、平民這三類政治主體在政治中的地位作用，同時錢穆主張的賢能政治論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為基礎，構建由士人政府組成的賢能政治。第三部分闡述錢穆對傳統政治的考察分析及比較中西方政治思想制度的差異。在對傳統政治的考察中，錢穆分析了漢、唐、明清等時期的歷代政治的得失，強調中國傳統政治的最高目的在於調和個性與群性。在比較一節中，從起源、政治治理、具體制度三方面分析了中西方政治思想制度的差異，中方是以德性教化人性，而西方是以契約形式凝結為整體，以法律條文的形式調和彼此的利益紛爭。由此形成中西方對政治的不同理解。最後，文章對錢穆政治哲學思想作出評價，對比同時代的徐復觀和殷海光的民主政治觀，分析了錢穆政治思想的的獨特貢獻及局限性，總體而言，錢穆的政治哲學思想，是紮根於歷史的真實之中，富有真知灼見的，但是由於其對政治的定位和認識，導致有許多不足之處，將政治過於理想化，對現代民主政治的設想不切實際，存在偏差，如何將種種設想應用於實際，創造出符合中國實際發展脈絡的政治形態，這或許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2,015
錢穆中國文化“和合性”思想探究	趙亞元	瀋陽師範大學	碩士		王漠	[50]趙亞元. 錢穆中國文化“和合性”思想探究[D].瀋陽師範大學.2015.	在中國學術界尊其為「一代宗師」，更有學者稱其為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的錢穆，構築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哲學體系。他善於運用哲學思維，並結合史學觀點研究中國文化，堅信國人必對國史具有溫情和敬意，激發國人對本國歷史文化愛惜、保護之熱情與敬意，以此繼承與弘揚中國文化。通過探討了錢穆中國文化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與社會背景，介紹了錢穆生活的社會環境，個人的成長經歷，及其對錢穆中國文化思想形成的影響。瞭解了錢穆對中國文化“和合性”思想的認識，從地理條件、氣候因素、民族融和、國家凝成等中國歷史發展方面認識了中國文化“和合性”的形成與發展，並以《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為範本，分別從中西方人的性格、思想、行為及文化結構等方面，採用中西比較的方法，分析中西方文化的異同，梳理了錢穆中國文化“和合性”的特點。又根據錢穆在《中國文化史導論》這本書中的觀點，通過對中國歷史發展的梳理，結合國家凝成、民族融和兩大事業之進程，輔以政治、經濟、宗教、觀念、文學、藝術等發展與創新，來概括“和合性”在錢穆中國文化觀中的具體表現。通過對錢穆著作的解讀，可以得出中西方文化本沒有優劣、是非之分，只是在“和合性”與“分別性”所佔的分數不同，表現各異。借此強調國人對國史應懷有溫情和敬意，激發國人對中國歷史文化持有愛惜、保護之熱情。最後，通過研究錢穆中國文化“和合性”思想，探尋如何更好繼承與弘揚中國文化，發掘中國文化的當代價值。錢穆一生奉獻於研究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和民族文化，他比較中西文化之異同，其意在發現與弘揚中國文化的內在特質和基本精神，最終目的在張揚文化的民族個性，更好的理解、發展、創新中國文化，挖掘中國文化的獨特價值。因此正確理解和評價錢穆的文化哲學思想，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復興，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構建科學的文化觀具有相當的借鑒意義與作用。	2,015
論法學研究中的“錢穆制度陷阱”	徐邦順	華僑大學	碩士		靳學仁	[1]徐邦順. 論法學研究中的“錢穆制度陷阱”[D].華僑大學.2015.		2,015
蘇州中學國文教育研究（1927-1931年）	張維	華中師範大學	碩士		李曉暉	[2]張維. 蘇州中學國文教育研究（1927-1931年）[D].華中師範大學.2015.	1927年國民政府成立後，在江蘇等地試行大學區制，對中小學及師範學校進行改組，蘇州中學在這一教育大背景下於1927年得以創立。汪懋祖首任校長，以「學術化」作為辦學理念，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及試驗，從網羅師資到改進設備，蘇州中學都走在時代的前列，辦學力量十分雄厚，培養出一批批優秀的人才。蘇州中學改組和辦學的成功以及取得的成績一時震動江南乃至全國，成為教育成功的一個典型。汪懋祖掌校四年（1927-1931），傾畢生精力努力經營。研究這一時期蘇州中學的教育可以窺得民國教育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點，而僅研究這一時期的國文教育，又能於教育史上的一個點中窺得一時期國文教育的發展情況。本文採用文獻研究法，查找蘇州中學創校之初發行的一系列與國文教育相關的資料，翻閱全套《蘇中校刊》，查找後期有關蘇州中學的校史、回憶錄等書籍，分析後人有關蘇州中學1927-1931年間人和事的研究著作，瞭解對蘇州中學的研究現狀。論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還沒有廣泛和深入觸及領域——1927-1931年間蘇州中學的國文教育，進行嘗試研究。論文的第一章簡述蘇州中學創辦始末及國文教育的歷史淵源，對研究時間的限定緣由進行說明。第二、三章為論文的核心部分，第二章第一節具體梳理蘇州中學的辦學理念、師資力量，第二節通過校友師生的回憶，感受當時的國文教學的畫面。第三節通過研究《蘇中校刊》中有關國文教育的文章篇目，近距離的接觸師生的國文研究成果。第三章從教學行政、考查制度、課程標準、教學目標、教材選擇、教學方法、學術研究活動，詳述國文教育的具體安排，盡可能的再現蘇州中學1927-1931年的教育狀況。第四章探尋蘇州中學在民國教育方面的地位和影響及其對當下中學語文教育的啟示。第五章，描述當時教師和學生後期的發展狀況，並採用個案分析的方法，清晰具體的感受1927-1931年教師和學子的風采。結語部分再次梳理1927-1931年蘇州中學國文教育狀況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進一步探索民國時期蘇州中學國文教育的盛況帶來的影響以及對當下語文教學的借鑒意義。	2,015
朱熹聖人觀研究	田涵	曲阜師範大學	碩士		周海生	[3]田涵. 朱熹聖人觀研究[D].曲阜師範大學.2015.	聖人是儒家人格修養的最高目標與最終理想。 “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成為聖人，也是千百年來儒家學者孜孜不倦的追求。可以說，一部學術史，就是對聖人問題不斷探討，對成聖理想不斷追求的歷史。宋明理學家在全新的時代背景與思想背景下，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絕大氣魄，求道，行道，傳道，為儒學開生面，豐富並深化了儒家的聖人觀。朱熹（1130——1200）是宋學之集大成者，也是中國古代最卓越的思想家之一。錢穆先生有言：「在中國歷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兩人，皆在中國學術思想及中國文化史上發出莫大聲光，留下莫大影響。曠觀全史，恐無第三人堪與倫比。 “朱熹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產生如此影響，與他的聖人觀有很大關係。他曾說過：「做到聖人，方是恰好。才不到此，即是自棄。 “他對古聖先賢衷心向慕，以做到聖人為人生的最高理想，為學的最大宗旨，並在繼承自孔孟至二程之聖人觀的基礎上，結合自身的經歷與體悟對其內容進行發揮，使之更加具體化、深入化，形成了獨特的聖人觀。聖人觀在朱熹的學術思想中佔有重要地位。研究朱熹的聖人觀有助於我們理解其理學思想及其人格追求，而通過與陸九淵聖人觀的比較，亦有助於我們認識朱陸異同的問題。	2,015
論中國文明的超穩定性——以媒介形態的時空偏向為視角	吳佩芝	江西師範大學	碩士		邱新有	[4]吳佩芝. 論中國文明的超穩定性——以媒介形態的時空偏向為視角[D].江西師範大學.2015.	根據傳播媒介的特徵分析，有些媒介可能更加適合知識在時間上的縱向傳播，有些媒介可能更加適合知識在空間上的橫向傳播，媒介倚重時間或是空間，對它所在的文明看不見卻深邃的影響，並且帝國的穩定需要時間觀念和空間觀念維持恰當的平衡。中國文明作為世界四大文明發源地之一，是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羅馬亡國之後不再有羅馬，而中國歷經改朝換代之後歷史文化依然持續，正如錢穆先生所說，這是中國歷史最有價值、最勘研尋的一個大題目。本研究便試圖從新聞傳播學的角度對這一問題做冰山一角的討論，利用歸納法將歷史高度濃縮，從媒介技術的角度分析文明的歷史。文章認為儒家倫理道德體系為中國文明的延續提供了時間上的控制，文字的出現、紙和印刷術的發明、戶籍和土地制度的建立、交通的建設等方面為中國文明空間上的擴展提供了基礎，因此中國文明在這樣相互抵消其偏向的過程中微妙地獲得一個平衡，具有其超穩定性的特徵，對外來文明有具有極大的包容性，並因此延續至今。最後在這一分析框架中，對現今新媒體的發展對中國社會和世界文明可能甚至已經造成的隱患進行一定的思考。	2,015
“覺醒”抑或“迷失”：“五四”前後師範生眾生相——以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風為對象的探討	馬楠	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碩士		楊國強	[5]馬楠.” 覺醒“抑或”迷失“：”五四“前後師範生眾生相——以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風為對象的探討[D].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2015.	本文旨在考查“五四”運動前後，在新思潮的鼓蕩下，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師生精神世界的變遷，及其對“五四”這一場席捲全國的社會運動和思想運動的回應。並以浙江一師為剖面，從微觀立場考查「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地方社會運作的實態，期望對“五四”的闡釋中有關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以及左翼與右翼的關係等問題作出新的解釋。描繪在時局激蕩之下，在地方社會知識人群體身上，古今中西各種思想元素相互勾連、相互交織的複雜情態。第一章以浙江一師學生楊賢江為個案，並將其求學經歷、人生歷程與錢穆、惲代英二人相比較，以探查“五四”前浙江一師的校風和學生的精神狀況。楊出身小康，進入一師就讀後，由於時局的紛繁多變，楊很快陷入求知心切卻又欲學無門的彷徨之中，最終棄新從舊，由教育學、心理學轉入義理之學。但此一轉變卻為其後楊參加共產革命埋下伏筆。接下來的三章詳述「五四」時期浙江一師師生在“五四”新思潮激蕩下的精神世界的丕變，以及他們所參與的社會活動。校長經亨頤在“五四”期間的改革，使原本“萎靡困頓”的一師校風一躍而變為振奮激昂，然這種振奮激昂卻與五四趨新反舊之時風相勾連，在杭州引起了一場地方性的“五四”運動。第二章敘述浙江一師的“道學先生”單不庵門下弟子，如何由服膺理學的舊式學生一變而為反傳統的“新青年”。第三章則論述「五四」時期浙江一師的幾場學生運動和自治運動，以及杭州的「五四」運動與京、滬等」五四「運動之間的聯動關係」。第四章論述五四時期浙江一師的文學社團活動。 “五四”運動的波瀾跌宕讓學生享受到了運動帶來的刺激感，但風潮過後，生活重歸日常，他們自然陷入了意義難覓的彷徨煩悶之中，唯有借詩抒情。然而詩歌非但不能解憂，反而增加了人生的虛無感。	2,015
少數民族傳統體育與教育活動互動發展研究	鄭快	西南大學	碩士		夏思永	[6]鄭快. 少數民族傳統體育與教育活動互動發展研究[D].西南大學.2015.	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這個東方國度文明史上最璀璨的明珠，濃縮了華夏五千年文化的精華，其內容之豐富，趣味性之強，特徵之明顯是任何一種文化都不能與之相提並論的。它豐富的表達了一個民族的性格，信仰，民族精神，文化底蘊。卻在進入21世紀之後，陷入風雨飄搖之境地，讓人何等的悲愴，扼腕。身為國人，對此我們可能難辭其咎。誠如錢穆先生之言：「文化就是一個國家民族的生命，如果一個國家民族沒有了文化，那就等於沒有了生命。 “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為了保證這一文化的生命得到延續和發展，需要找到一條實現文化傳承和發展的路徑。而傳承和發展最根本的手段和條件就是通過教育得到實現。教育的理念，教育的手段，教育深入的程度決定了傳承的方式、發展的前景，甚至可以看到整個未來發展的方向。教育是文化的一種生命機制，作為文化存在的一種方式，同時又反作用於文化本身，在教育的作用下，文化才得以產生，傳承和發展。並且做為推動人類進步的手段，歷來受到民族和國家的高度重視。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提出：教育是培養人才的基礎，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先導性，全域性的作用，要適度超前發展。 “”發展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走改革和創新之路。” 隨著當今世界對中國的關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尊崇，傳統文化所帶來的教育價值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就顯得格外特別。少數民族傳統體育，做為具有鮮明民族特徵的傳統文化，至產生之初就在教育活動的伴隨下，根紮於社會，為社會所用。在長期的社會活動演化中，相互作用，相互協調，共同發展。可以說，教育就是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的核心。教育，做為實現人的社會化的主要手段。充分發揮了其育人的功能。而如盧作孚先生對學校教育講過這樣一句話：「學校不是培育學生，而是教學生如何培育社會。 “我們的教育何嘗不是終歸於此呢？為了探討少數民族傳統體育與教育的互動發展問題，從教育人類學，民族學，體育學和社會學等方面，對影響和促進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教育發展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截至目前，中國的教育人類學研究已經取得了重要進展，形成了十多個相對集中的研究領域，顯示了以少數民族教育為主要研究對象、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研究特色。本文擬在教育學的指導下，運用民族學、社會學、體育學的相關理論，通過文獻資料法，訪談法，田野調查法對少數民族傳統體育與教育活動的互動發展進行深入的理論探討，以理論分析結合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陀螺運動的發展狀況的實證研究，佐證少數民族傳統體育與教育活動互動發展的主要功能和現實意義。主要研究表明：（1）少數民族傳統體育得到發展，必須依託教育的發展，通過教育資源的共用，提供文化教育功能，促進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2）民族教育是我國民族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少數民族傳統體育做為民族教育的重要資源，能夠促進民族團結，實施民族教育。通過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教育，實現民族教育的重要教育功能。（3）學校是傳承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重要場所。加快促進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進校園，開發校本課程，建立校園民族文化特色，豐富民族傳統文化活動。能夠實現少數民族傳統體育與教育的雙向互動。（4）政府在掌握重要的教育資源分配的優勢下，注重對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給予少數民族傳統體育人才的更多的受教育機會。鼓勵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發展。當前社會對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傳承與發展問題上。而只有文化發展的內生動力充足，外部結構合理，少數民族傳統體育實現傳承和發展才會形成一個良性循環的系統。在呼籲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復興的同時，應該加強對少數民族傳統體育與教育的發展的研究，只有實現教育才是實現民族傳統文化復興的標誌。國家的政策導向也提出向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提供充足資源。	2,015
社會基本共同體論綱——以宗族、社會結構與國家治理體制的互動為例	費和平	南京大學	博士		賀雲翱	[7]費和平. 社會基本共同體論綱——以宗族、社會結構與國家治理體制的互動為例[D].南京大學.2015.	歷史變遷是否存在結構性的演變路徑？是否存在著促動乃至左右社會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學界關於這些問題，歷來聚訟紛紜。從環境決定論、階級鬥爭論到文明模式論等諸多理論都試圖給予解答。有關社會組織的共同體學說已經積累了一百多年，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構建了若干共同體理論，並在不少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本文則在前人的基礎上，結合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領域的若干思想學說嘗試從各類共同體組織中區分出以特定倫理為組織原則的基本共同體這一類型，並帶著對上述問題的關切，力圖探索它與社會變遷之間互動關係。因此本文的研究物件為「基本共同體」這一非正式制度類的文化遺產，在梳理前人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意圖構建起“基本共同體觀”的理論視角，闡釋它的內涵和意義，提出若干假設性的命題，並從這一視角出發，初步考察了作為基本共同體的宗族與中國歷史大勢變遷之間的關係。全文共分5章。前兩章屬於理論建構的準備工作，第三章是本文理論觀點的概括展示，第四章嘗試將理論應用於分析中國歷史變遷，第五章是總結和進一步引申。第一章為“引論”。闡述了本研究的必要性，並結合社會學、經濟學等領域的相關理論，對共同體、非正式制度文化遺產、宗族、“社區”、倫理、倫理文化民族觀及底層設計等概念進行了說明，分析了它們在本文中的意義。認為廣義的史學研究雖重在求異，但也不妨嘗試求同性的理論研究，本文即是一次初步的、也許過於粗放的理論建構的嘗試。基本共同體是倫理文化的基本性載體，相對而言，廣義的共同體只是一般性的有著某種紐帶的普通社會組織。非正式制度文化遺產在人類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基本共同體則是該類遺產中最具核心性的一項。傳統中國的宗族與歐美的基督教社區都可視為基本共同體的實際類型。倫理是基本共同體的核心。基本共同體觀是對倫理文化民族觀的進一步延伸，視角上從抽象文化轉換文化實體。借助於底層設計，抽象的倫理觀念才可轉化為現實的基本共同體。第二章“主要思想來源和相關研究的回顧”。追溯了對本項理論研究曾產生重大影響的思想學說，整理了本研究領域的學術史，擇其主要者加以分析，並就其中與本研究最為相關者論列得失。在倫理方面，陳寅恪的種族與文化學說、錢穆與余英時師徒有關中國歷史與文化的一系列觀點、張五常從經濟學視角對儒家倫理的分析、韋伯關於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發展關係的論述對本研究啟發最大。在共同體與社區研究方面，派特南在《獨自打保齡球》中社會資本與社區參與理論使筆者受益最多。在宗族研究方面，本文從林耀華、唐長孺、穀川道雄、常建華、錢杭等人的著作與觀點中收穫甚多。第三章“基本共同體觀雛論”。初步闡述了基本共同體觀的核心內容，重點探討了基本共同體的定義及其核心特徵，並提出一些假說。 “基本共同體”是以特定倫理為核心和根本組織原則，以對該倫理的集體認同為紐帶，由個體或家庭組成，具有明確清晰的理念、制度化安排、組織框架，成員數量有限、規模可控、便於交流和互通有無，能滿足其成員價值感、意義感、歸屬感、信任感、安全感等精神方面需求並提供相當利益保障，擁有持久和較為穩定的生命力，在某一區域、某一族群或某一國家中較為廣泛乃至普遍地分佈著的社會基層組織或曰共同體。它具有兩個核心特徵：即倫理、情感、利益的三位一體性和倫理性、組織性、儀式性的三位一體性。在界定和分析國家、“主導性力量”和一般共同體、浮散、族內結社等概念的基礎上，就基本共同體與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提出了“某一基本共同體族內結社的發展程度與該基本共同體發展水準的關係是正相關”、“在社會較為穩定（基本沒有什麼較大範圍的動亂）的情況下，該社會的'社區參與度'和'社會資本'的發展態勢與基本共同體的發展態勢的關係是正相關” 等15項假設性命題。第四章“基本共同體觀視野下宗族與中國社會的變遷”。主要從宗族作為基本共同體的視角，就其與中國社會大勢演變之間的關係，重新解讀相關史料，著重於前人也許未予足夠重視的方面，嘗試探索宗族在華夏民族發展過程中的意義。總體來說，奉行宗法的宗族是三千年來中國社會最持久、最廣泛和最有整合力的基層組織。自西周以降，宗族的發展類型與結構經歷了三次大的變遷：戰國中晚期之前以世襲分封制宗族為主導，其倫理原則為封建性宗法，影響個體宗族興衰的核心在封建和家廟; 戰國中晚期至西漢前期是過渡時期; 西漢中期至唐代中期大體上是奉儒家宗法倫理的宗族佔主流，以士族與豪族為其階段性特徵，興衰的關鍵在人物與墓祠; 唐五代是過渡時期; 宋至明清平民化宗族佔主流，又可分為兩個階段，興衰的的支點在祠堂與制度。可以說，正是由於承載了宗法倫理之宗族的存在和發展，中國才從文化上成其為“中國”。宗族的結構性變遷在中國社會整體變遷過程中具有關鍵性乃至根本性地位。宗族的結構發生變遷，整個社會的穩定性、政治秩序和國家治理結構都會隨之發生改變，這尤其體現在戰國秦漢時期和唐宋之際。而宗族的結構性變遷則源於宗族及其倫理自身的結構與內在邏輯、既存倫理傳統與諸多因素（包括經濟、政治、知識與技術積累、地理條件等環境因素，外來種族與文化，以及尊奉宗法倫理與宗族之個體的主觀能動性等方面）的複雜互動。在這其中，一旦既有的倫理傳統已經具有成熟體系並紮根於社會土壤中時，它便在上述因素中居於主導變遷方向的地位，雖不能無視其他因素但卻能左右著其他因素發生作用的效果和方式，儘管在其他因素的影響下，它也必須適當的調整自己，但其根本性的倫理特質不會改變。反映在宗族的發展上，即是秦漢以下的宗族在面臨其他各種因素挑戰時，始終不會改變其開放性世俗血緣倫理的本質特性。第五章“餘論”。在總結歸納前文研究與結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不同倫理類型的基本共同體與國家治理結構的關係、未來中國基本共同體變遷的可能走向等問題。	2,015
《列子》與《列子》人生哲學--以《天瑞》、《黃帝》、《力命》為中心	吳芬芬	鄭州大學	碩士		王保國	[8]吳芬芬. 《列子》與《列子》人生哲學--以《天瑞》、《黃帝》、《力命》為中心[D].鄭州大學.2015.	《列子》一書有較高的思想價值，既對老莊學派思想有所繼承與發展，也是魏晉玄學思想的組成部分。論文主要從《列子》的思想闡發為出發點，以《天瑞篇》、《黃帝》篇及《力命》篇為中心，對文本進行深入探究，並結合社會時代背景，以分析其人生哲學的豐富內涵。論文首先對列子其人、《列子》、張湛注，以及《列子》文本的歷代流傳情況略作考訂。列子確有其人，在先秦等文獻中已載有列子一二事，又經過比較、推敲各文獻記載的列子事蹟，論文認同錢穆先生考證的觀點，即列子約生於西元前450年，約卒於西元前375年，生活於戰國初年。《列子》其書的流傳在歷史上有過數次較嚴重的散佚與較大規模的整理重輯。先秦典籍中未曾提及《列子》一書，直到西漢晚期，劉向奉旨校理群書，撰《列子敘錄》，才對《列子》基本情況作了記載，並考證出《列子》在漢初已有流傳。後因永嘉之亂，司馬氏南遷，《列子》再次散佚，東晉張湛重輯併為之作注，張湛序文記載了《列子》的遭遇劫難以及後來集成原貌的過程，此後此書得以倖存於世。隋唐之際，在佛道思想流行於世及統治階級的重視的社會背景下，《列子》流傳廣泛，注本漸多，大多注本據張注本而來。此時期所註《列子》之書，主要有盧重玄的《列子注》和殷敬順的《列子釋文》。宋元之後，《列子》流傳受到的政治影響更為直接，出現較多的注本，並且出現了對多種注書的總結整理，流傳的黃金期到來，主要有宋徽宗禦注《沖虛至德真經義解》、範致虛《列子解》、江遹《沖虛至德真經解》、高守元的《沖虛至德真經四解》等。明清和民國時期，在考據學的影響下，校勘、訓訞與辨偽開始成為《列子》研究的又一主要工作。任大椿的《列子釋文考異》、俞樾的《列子平議》、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考》、汪繼培《湖海樓叢書·列子》本等都是此時期的重要成果。在《列子》在後世的流傳方面，張湛的貢獻尤為突出。張湛，東晉時人，史傳無載，只有《世說新語》與《晉書·範寧傳》載其二三事。張湛在注解《列子》過程中，受到了玄學思潮的影響，試圖調和儒道矛盾，並引入佛學的概念，構建了自己的玄學理論體系。接著論文以《天瑞》篇為中心，從《列子》的宇宙本體論、宇宙生成論、及貴虛思想等幾個方面，對《列子》人生哲學的理論依據——純粹樸素的自然哲學詳細系統地闡述。 “道”是宇宙的本原，或稱作宇宙的本體，其能生能化的穩固性與專一性使“道”本身的存在超越於外在一切的“物”，這就從哲學本體的認識層面解釋了《列子》人生哲學蘊含的超越意識。自生自化的自然性，由自然哲學層面延伸到人生哲學層面，即體現為理想人格在體道之後與自然萬物融而為一的境界。宇宙生成時永不停息、迴圈往複的客觀必然性決定著人生哲學的消極色彩。由「貴虛」的思想觀世間萬物，一切都是一種無差別、類於“虛幻”的存在，“貴虛”之後才能“觀道”，才能以不為名累。在闡述《列子》人生哲學的理論依據的基礎上，論文深入挖掘《黃帝》篇等內容，從理想境界、理想人格、個人價值三個角度力圖系統地論述其人生哲學的豐富內涵。《列子》看到了作為個體的人生淪落在亂世間生存的艱險與人生的飄渺短暫，對不為外物所累、超越生死的精神境界抱著強烈幻想，對不被宇宙萬物所礙、超越生命極限的理想人格極度嚮往。在其構建的理想願景與理想人格中，事功意識和物欲誘惑淡化到了極致。達到這種精神境界，齋心服形，心神凝寂，是必要條件。由此，《列子》對現世的人生價值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態度，從個體存在的立場出發，力圖拋棄虛名成見，強調貴身愛己。然而，理想與現實難免會有距離，當理想和現實出現矛盾時，二者的調解顯得尤為重要，《列子》構建的人生哲學的理想圖景在現實世界時如何實現？《列子》研討“力”與“命”的哲學內涵和現實走向，認識到“人力”不得不轉向對“天命”的順應。這種帶有濃厚的“命定論”色彩的命運觀和人生論，在基於對現實生存狀況的思考下而得出的《列子》的人生哲學裡表現得異常突出。	2,015
近代社會思潮演進格局下的船山學研究	劉覓知	湖南大學	博士		朱漢民	[9]劉覓知. 近代社會思潮演進格局下的船山學研究[D].湖南大學.2015.	王船山，即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薑齋，世稱船山先生。是明末清初傑出的思想家，與顧炎武、黃宗羲並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儒。基於明朝滅亡的殘酷教訓，王船山以「六經責我開生面」的創新精神和“七尺從天乞活埋”的悲壯情懷，對中國古代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哲學進行了總結性的研究。王船山一生著述豐富，體系龐大，他的著作現今大部分收錄在《船山全書》中，後人對他的生平事蹟、交友活動、學術思想、政治主張等各方面都相繼開展了一系列的考證和研究，學界將這一類的學術性研究泛稱為“船山學”。王船山繼承和發展了我國古代著名思想家王充、張載等人的理論，對傳統文化尤其是理學進行了中肯的批判、修正和總結，稱得上是宋明理學的終結者和中國古代哲學發展的最高峰。但是相比顧炎武、黃宗羲等其他明末清初學者的研究，近代以前，對王船山的研究沒有引起學術界的足夠重視，船山學的傳播範圍也相對狹窄得多，直至到了19世紀中晚期，由湖南開始才出現了一股波及全國的研習船山學的熱潮。而且可以明顯的發現，近代船山學研究的發展與近代中國許多社會思潮的產生相伴相隨。在近代幾次影響較大的社會思潮中，都可以發現王船山學術思想活躍的蹤跡。理學經世思潮興盛時，主張治學和為政都要關注社會、要講求實效的曾國藩、郭嵩燾、彭玉麟等理學經世派將王船山視為儒學道統的傳承者，積極弘揚船山學理學經世的主張和見解; 維新思潮興起後，宣導民權、抨擊專制的維新人士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等則積極肯定王船山趨勢更新的發展觀和變革理念，積極為社會改良運動造勢; 民主革命思潮發展起來後，主張民族革命、弘揚國粹的辛亥革命志士章太炎、章士釗、劉人熙等大力宣揚王船山的民族主義思想，積極適應革命排滿的需要; 及至現代新儒學思潮產生後，主張以民族文化為本位，積極復興儒學的熊十力、錢穆、賀麟等現代新儒家，積極借鑒船山學來構建適合近代社會發展的的哲學體系; 而到了馬克思主義思潮興起後，嵇文輔、侯外廬、張岱年等學者又努力挖掘和弘揚了船山學裡蘊含的唯物史觀和辯證法思想。上面提及的這些學者們身處不同地域，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其學術觀點、政治見解也各有千秋，但他們均能夠將王船山視為自己的同道或益友，積極從船山學中汲取養料，為他們宣導的社會改良運動或革命運動提供理論支援。在這些仁人志士們的學術思想中或人格情操裡. 都或多或少可以發現受船山學影響的痕跡，船山學受到近代如此多的學者的青睞，這是一個十分值得探討和研究的事情。同時船山學發展、演變的過程，恰好還吻合了近代中國主流社會思潮的發展，而且彼此之間還有著密切的聯繫和互動，因此本文即以船山學與中國近代社會思潮的發展關係為研究對象，通過二者之間的互動，認識到歷次社會思潮的興起，不僅豐富了船山學的內容，也推動了船山學的發展，更加有利於船山學較好地實現了從傳統文化向近代文化的過渡和轉型，但同時船山學也積極地促進了近代社會思潮的活躍，並且還為近代的社會改良運動和革命運動提供了有力理論支援，推動了中國社會的近代化轉型從學術思想方面做出來貢獻。因此本文把近代的船山學研究作為近代中國社會思潮研究的個案，試圖通過剖析這一階段船山學發展嬗變向度和轉型機制，來透顯近代社會各主要思潮產生、興盛和衰老的過程，以及進一步探究在面臨西方文化滲透的情況下，近代知識群體在尋求中華民族復興的道路上，對中西文明所做的溝通和融合，並力圖揭示作為傳統文化精粹之一的船山學，曾經給予了近代國人救亡圖存的精神動力，今天在中華民族崛起的道路上，我們仍然可以繼續弘揚船山的精神，堅持走自己的路，努力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想文化體系。	2,015
錢穆幸福觀發微	李夢竹	上海師範大學	碩士		陳澤環	[10]李夢竹. 錢穆幸福觀發微[D].上海師範大學.2016.	從古至今，幸福這個主題一直是很多學者關注的問題。因為，在現實生活中，人類無時無刻都行走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幸福也成為了我們生活追求的目標和理想。通過對錢穆幸福觀的探索研究，“何謂幸福”、“應追求什麼樣的幸福”、“德與福的關係”以及“實現幸福的途徑是什麼”等問題在錢穆這裡有了獨到的見解。在他看來，長壽、富貴、平安地度過一生都是幸福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最重要的因素還是“攸好德”，因為德是福的原因和根本，福是德的結果和表現。正文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究了儒家幸福觀對錢穆的影響，在對孔子、孟子、荀子以及朱熹、王夫之等儒家幸福論進行探討的基礎上，分析了錢穆幸福觀形成的背景以及理論根源。第二部分主要研究了錢穆幸福觀思想的主要內容。在錢穆看來，長壽、富貴等是實現幸福的外在條件，但是必須建立在仁愛之心的基礎之上，富而好禮，則自得其福。其次，錢穆強調獲得幸福的至高境界在於我們自身內在精神的充實和愉悅。德性是人類的本質，也自然可以給人類帶來幸福，即使沒有身外之物，德性也可以維持我們內心的幸福，但是如果失去了德性，那麼也就無所謂真正的幸福。幸福不僅僅是指人們生活的外在條件，更重要的是精神上達到的至高境界。最後，錢穆還提醒我們，幸福還會受到一些我們人類無法控制的客觀的外在因素的影響，而我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對幸福持有一顆虔誠的心，自求多福。第三部分試圖分析錢穆幸福觀的當代價值，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了探討。第一，錢穆幸福觀對提高人類的精神境界，從而促進人們獲得至高的幸福具有積極的指導作用。研究錢穆幸福觀思想有益於我們重新審視自身的價值觀、幸福觀，從而引導我們選擇能夠使我們的生活更加有意義的生活方式，為我們每個人追求幸福營造一片和諧安定的社會氛圍; 第二，錢穆“仁愛萬物”的幸福觀念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理論支援。錢穆幸福觀思想的核心目標是追求德性幸福，而德性的根本就是“仁”，在錢穆心中，“仁”不僅體現在對於自己、家人這樣的個體上，還體現在對世間所有生命的愛。錢穆呼籲我們除了要由尊敬愛護我們自己的親人，還要到學會關心和愛護其他所有人，除了要關心和愛護其他所有人還要對天下萬物都充滿仁愛之心。錢穆幸福觀為人們思索如何尋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方式提供了思考淵源。為了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環保意識，提升我們共同生活的環境品質，我們應該積極宣導只有“仁愛萬物”才能獲得永久幸福的思想，並説明人民群眾切身落實到進行環境保護的行動中去。通過這篇文章，希望我們可以對幸福的理解達成某些基本的共識，並由此形成正確的幸福觀，讓每個人都可以正確地認識幸福，合理地追求幸福，樹立正確的幸福觀，從而營造健康向上的文化道德氛圍，激發全民族昂揚奮進的精神風貌，提高我們的精神境界，幫助我們每一個人實現心目中的幸福理想。	2,016
錢穆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當代迴響——以高中思想政治課為視角	秦睿豐	揚州大學	碩士		劉勇	[11]秦睿豐. 錢穆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當代迴響——以高中思想政治課為視角[D].揚州大學.2016.	隨著新課改的實施，提倡人性教育、主張教育是培養“人”的教育的教育觀念再次受到廣泛的關注。一切為了每一個學生的發展「的核心理念彰顯了濃厚的人文色彩。在這個核心理念之下，如何在教育教學中貫徹人文教育思想，任何培養中學生的人文情懷、如何提升中學生的人文素養，從而達到健全他們的人格、端正他們的態度、樹立遠大理想的目的，成為我國教育理論研究和教改實踐的重大課題，中學思想政治課也自然在其中。作為著名的史學家、教育家，錢穆從小學執教到大學，他的一生都奉獻給了教育事業，他提出的人文主義教育思想脫胎於中國傳統的教育理念，是先生一生學術智慧與教學智慧的結晶，更是千錘百煉出來、並被證明確實行之有效的育人途徑。高中時代是學生走向成年的重要轉捩點，高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此成年過程中所擔負的德育任務便格外重要。本文通過對錢穆先生在創辦新亞書院的歷程中體現出的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論述，力圖在高中思想政治課程中借鑒錢穆先生的人文主義教育思想，這不僅有助於豐富思想政治課程的內容，使其與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更好地結合; 也更有助於塑造學生完善的人格、使他們增添時代的使命感與責任感，對國家對民族懷有“脈脈的溫情”，從而更好地完成思想政治課程的設置使命，為國家與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貢獻力量。全文除緒論外共分為三章：首先主要闡述人文主義教育思想與高中思想政治課的關係，並闡述人文主義教育在當今高中思想政治課中的現狀並分析其原因。其次闡述錢穆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實踐活動，主要通過新亞書院的教育來進行驗證與照觀。並具體闡述錢穆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內涵。最後，通過闡述錢穆人文主義教育思想應當如何在高中思想政治課中進行滲透，從而更好地實現這一課程設置的樹人目的。體現人文主義教育思想在立德樹人方面巨大的指導意義。	2,016
錢穆的教育思想與教學風格及其現代啟示	張墨農	渤海大學	碩士		任仲書，孔令芬	[12]張墨農. 錢穆的教育思想與教學風格及其現代啟示[D].渤海大學.2016.	錢穆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國學大師，同時也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他在長期的教育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教育教學經驗、形成了重要的教育思想和獨特的教學風格。錢穆的教育思想主要表現在五大方面，即重視傳統文化教育、強調中外匯通教育、提倡經世致用教育、明確人格養成教育和建立通才通識教育，這些教育思想的形成與其教育教學經歷和學術研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是在其教育教學經歷和學術研究基礎上的不斷總結與昇華。由錢穆的教育思想所體現出的教學風格主要有：教學情感豐富充沛、教學內容選取獨到、教學方法運用靈活、教學語言生動藝術、思想性與藝術性和諧統一。錢穆的教育思想與教學風格對當今教育具有重要啟示。在現階段，無論是中小學，還是大學都對中國傳統文化教育越來越重視，尤其是中學階段，更加注重培養學生傳統文化素養，中外匯通的視野和經世致用的能力，注重培育學生形成完整的人格和建構通識性的知識結構，這些教育理念和思想的變化，也可以從錢穆教育思想中得到啟發。此外，錢穆教學風格也會給銳意改革進取的廣大教師帶來有益的啟發和積極的影響。	2,016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錢穆政治思想研究	王鳳玲	上海師範大學	碩士		胡再德	[13]王鳳玲.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錢穆政治思想研究[D].上海師範大學.2016.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社會動蕩，政局不穩，許多愛國的仁人志士就國家出路提出多種設想。作為一名民族責任感極強的學者，錢穆亦不忘關心時政。面對當時國內社會現實及世界政治潮流，錢穆從自身所擅長的中國傳統文化出發，對國家前途及政治制度提出了獨到見解。本文通過對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錢穆有關政論文章的解讀，梳理並歸納出他這一時期的政治思想，其主要內容包括：他對立足中國傳統文化與融合世界潮流、民主政治與全民政治、道統與治統、三民主義立國準繩的認識與理解; 對五權憲法、國家元首、中央與地方的設計與主張; 對抗日救國、中國前途、國防與法治的探討等。在此基礎上，從立足本根的精神、統籌兼顧的態度、學人政治的推崇等三方面分析該時期錢穆政治思想的特點。	2,016
“史家之詩心”：錢穆論中國文學	付顯成	華中師範大學	碩士		韓軍	[14]付顯成.” 史家之詩心“：錢穆論中國文學[D].華中師範大學.2016.	嚴格來說，錢穆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研究者。然而，從史學家的眼光與對文學的熱情出發，錢穆對中國文學仍然有不少真知灼見。論文分四章，加上緒論和結語，總共六部分。第一章綜述錢穆研究中國文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從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溫情與敬意」出發，錢穆自始至終都站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立場上，進而發現中國文學的獨特面貌。對「文學是什麼」這一問題，錢穆看到了中國文學和日常人生之間的緊密聯繫，認為「文學即人生」，同時他還強調了作者對文學活動的影響和意義; 在方法上，錢穆既採用了中國傳統學術研究的方法，同時採用了中西文化、文學比較的方法。第二章探討錢穆的文學史觀念。錢穆的文學史觀念體現了史學家的「貫通」意識。他常常能看到中國文學史上的「新」; 同時，他還能發現其他藝術形式，如京劇、戲曲以及書法、繪畫中的文學意味; 圍繞《錢穆講中國文學史》，討論「文學史如何教學」的問題以及錢穆關於文學與考據學的若干觀點。第三章探討錢穆的文學觀念。錢穆評價中國文學，既關注了文學的教化功能，同時也關注文學的審美價值和表達技巧; 從中國文學的傳統出發，錢穆認為中國文學是「心學」，讀者之心若能感知作者之心，達到情感上的共鳴，則此文學依然是「活文學」; 同時探討錢穆的「純文學」觀念。第四章為文體與文類的研究。文體和文類分別代表了中西方的文學分類標準; 從錢穆對中國文體的論述，可以看出中國文學的流變。結語部分反思錢穆中國文學研究的意義，以及今天我們依然讀錢穆的原因。	2,016
無錫新區旅遊網展示型平臺的設計與實現	楊淵斌	北京郵電大學	碩士		雙鍇	[15]楊淵斌. 無錫新區旅遊網展示型平臺的設計與實現[D].北京郵電大學.2016.	無錫新區作為有3000年歷史的吳文化發源地，近年來努力打造國家級休閒旅遊度假區，成果顯著，已擁有鴻山遺址博物館、泰伯景區、中華賞石館3個國家4A級旅遊景區和梁鴻國家濕地公園、錢穆錢偉長故居等知名景區，旅遊業發展迅速。由於景區遊客量大幅增長加上線上互聯網旅遊相關的資訊量越來越大，本地旅遊資訊管理工作日趨複雜，時效性、內容完整性、可靠性以及安全性已經成為無錫新區旅遊網站必須要達到的要求，使得管理人員能通過本平臺及時更新最新或第一手的旅遊資料，根據平臺的規範範本保證所有資訊完整可靠，做到“一站式安全檢查”以保證使用者在訪問時的數據安全，最終大幅提高線上使用者及線下遊客對「無錫新區旅遊」的滿意度。本文是根據當地旅遊業的現狀，提出了系統化解決問題的一個可行性方法，採用現代化統一的計算機系統和統一的旅遊展示平臺，對資訊內容集中管理，對旅遊服務統一標準，使得各種分類檢索更加便捷高效，旅遊資訊內容存儲更加可靠，從而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旅遊類入口網站。本文論述了無錫新區旅遊網展示型平臺以旅遊資訊發佈、旅遊資料共用、在線交流等功能模組為設計目標; 通過對平臺分析和詳細設計方案，較詳細的敘述了系統如何詳細設計和實現，通過平臺對無錫市高新區旅遊資源的整合、統一管理，來促進無錫市高新區旅遊業的發展。系統採用. NET為開發工具進行研發，此技術能滿足開發平臺所有的需要，也能滿足未來平臺擴展的需要。整個系統服務於普通使用者及管理使用者，主要完成新區旅遊資訊發佈、無錫市高新區人文歷史推薦、旅遊攻略、旅遊線路等功能。	2,016
《十批判書》研究	劉娟	河北大學	碩士		張劍平，申慧青	[16]劉娟. 《十批判書》研究[D].河北大學.2016.	郭沫若（1892-1978）四川樂山人，我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文學家，考古學家，「甲骨四堂」之一。他深識中國傳統文化，代表作有《十批判書》、《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青銅時代》、《甲骨文字研究》等。《十批判書》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先秦諸子思想的著作，側重於評論，完成於抗戰時期。目前學界對郭沫若的研究多集中在史學思想、古史分期、古代社會史等方面。《十批判書》是郭沫若研究先秦諸子思想的代表作，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完成的著作。因此，進一步研究《十批判書》是十分有意義的。本文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對《十批判書》進行研究：一，從成書的複雜動因和郭沫若的學術素養兩方面，敘述《十批判書》的成書背景。二，通過對《十批判書》的版本進行比較，瞭解郭沫若對諸子認識的變化。三，以《十批判書》的具體內容為中心，探究郭沫若對先秦各家學派的研究。四，在理解《十批判書》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究此書的思想特徵和學術風格。五，探究郭沫若是否抄襲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論爭的始末。六，探究《十批判書》在現代史學史上的意義和價值。本文以《十批判書》的各篇文章為考察中心，全面、綜合的研究郭沫若對先秦諸子思想的認識，避免孤立研究的片面性，以便全面、客觀的認識《十批判書》的價值。此外，筆者也試圖通過對“《十批判書》抄襲”之爭的梳理，論述民國學者在學術研究、在傳承與創新上的貢獻與局限性。	2,016
姚漢源治學思想研究	張兵	華北水利水電大學	碩士		宋孝忠	[17]張兵. 姚漢源治學思想研究[D].華北水利水電大學.2016.	姚漢源是我國著名的水利史專家，他終身致力於水利史研究，創立了中國水利史學科，招收並培養了我國第一批水利史研究生。他在長期的學術研究中積累了豐富的治學經驗，為我國水利史研究事業的發展和專業人才的培養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本文主要採用文獻法，通過對其學術作品及他人文章分析，介紹其治學思想形成的時代背景，分析其治學思想形成的內外條件，探索其治學思想形成的過程，總結凝練他的治學思想，深入挖掘姚漢源治學思想對當代大學生學習方法的啟示及其治學思想的時代價值。本文共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了姚漢源宗族情況，簡述了姚漢源的生平事蹟及主要研究成果。第二部分重點闡述姚漢源治學思想形成的背景。思想文化界的革新，造就了一大批思想文化界領袖，推動了我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發展。通過對社會和文化思想的分析，探究他治學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和思想條件。通過對姚漢源受教育經歷的分析，總結姚漢源治學思想形成的三個方面：第一方面姚漢源在童年時期受典型私塾教育影響; 第二方面是家庭教育受傳統的儒家思想文化影響; 第三個方面在中學、大學時期受到新式教育的影響。第三部分闡述姚漢源治學思想形成的過程。大學期間姚漢源主要是積累學習方法; 畢業後，在錢穆的教導下，姚漢源繼承了錢穆的國學思想; 解放後，開始從事水利工作，提出治理黃河新解; 在退休後，他筆耕不輟，出版了許多學術專著，並對《京杭運河史》、《漕河圖志》等書進行解讀。第四部分總結姚漢源的治學思想。姚漢源繼承了傳統的考證學方法，並對此種方法進行改進。其治學方法歸納為：廣集水史，校注文獻; 實地考察，猜想求證; 考古辨非，重建模型。結合他的著作系統總結其治學精神，治學思想可以分為：情系水利，終身治學; 經世致用，創新治學; 縝密求是，嚴謹治學; 弘揚文化，聚力治學; 積極進取，開放治學。第五部分主要闡述姚漢源治學思想的影響與啟示。通過對他所帶學生周魁一、鄭連弟、譚徐明的介紹，反映他治學思想對其學生的深刻影響。並從中總結其治學思想對當代大學生思想素質培養的重要意義，為培養高素質水利人才提供經驗，促進我國水利史學科健康快速發展。	2,016
試論懲罰性違約金的本質與適用	王蓓	中國人民大學	碩士	Discussion on the nature and application of Punitive Liquidated Damages	楊立新	[18]王蓓. 試論懲罰性違約金的本質與適用[D].中國人民大學.2016.	違約金制度就其本身而言由來已久，可以說是一項比較古老的社會制度。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和進步，制度也隨之進化以適應當今時代的社會需求。儘管違約金制度從無到有，從古至今，不斷更替完善，但正如錢穆先生所言，每一項制度背後的本源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處，則仍可不變。於是，每一項制度便可遵循其正常軌道而發展。筆者通過比較法研究各國、各法系對違約金制度的設立，意在揭示違約金制度的本質（本源）。只有把握了其本質，才可更好地理解和適用違約金規則來為現實經濟社會服務、更好地掌握其正常的發展軌道，順應經濟社會時代規律對其進行修訂和完善。 & lt/p& gt & ltp& gt違約金制度在我國日漸受到關注和重視，我國對賠償性違約金體系的約定較為完善，但懲罰性違約金在法律體系上的體現並不多，在司法實踐中的運用更為少見。隨著我國經濟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日益轉變，商品間的流通愈來愈頻繁。交易主體更多地依靠相互簽署的契約而非國家政府部門的強制介入來約束對方，保護交易的公平。與此同時，交易主體亦面臨著瞬息萬變的市場變化，以及市場環境裡眾多的競爭壓力，這些都影響著交易的順利進行。 & lt/p& gt & ltp& gt在學界對違約金分類為懲罰性違約金與賠償性違約金，並且認為懲罰性違約金得與其他請求權一併行使，而賠償性違約金則排斥其他請求權的適用。對此，筆者並不完全贊同。在違約金的適用規則上，當違約金與損害賠償指向的是同一利益時依據請求權基礎原理，發生請求權競合的情況，債權人享有選擇權，擇一行使，反之則可累加適用。債權人主張其一時，另一個請求權並非當然失效，待債權人主張的請求權得到全部滿足後，其他請求權才消滅。民法上禁止雙重得利，系指同一受損的利益獲得雙重賠償。因此有學者認為既主張了（賠償性）違約金請求權，便不可再主張其他請求權了。然，筆者認為不論是懲罰性違約金抑或賠償性違約金，只有當違約金所指向的利益與其他請求權指向的利益相一致的情況下，才互相排斥適用。反之，疊加適用亦非雙重得利。 & lt/p& gt & ltp& gt市場經濟存在的多變因素以及當事人主觀的意志都將決定著契約的履行。當事人訂立契約時，對於自身的履約能力是充分信賴的，但對於契約中約定的違約性條款卻可能是未經過深思熟慮的。故當契約中約定的違約行為發生，所附違約金之債條件成就之時，基於私法契約自由的原則，並不能完全地否認雙方約定的懲罰性違約金之債的效力及其數額。但若當事人約定的數額過於荒謬，往往會導致交易相對方事實上已無法承受，從而引起實質不公平，由此破壞經濟的良好可持續發展。此時就需要國家公權力對違約金之債的內容、對契約的內容及實際違約環境的複雜性進行權衡，作出更符合實質性公平的懲罰性違約金制度適用規則的解釋。 & lt/p& gt & ltp& gt筆者認為，違約金作為違約行為發生後的救濟方式之一，亦是責任承擔方式之一，應當充分肯定其懲罰性的本質屬性。違約金制度設立的本身是為了鼓勵督促契約當事人本著契約精神，維護契約的實質公平。而我們討論研究違約金制度的最終目的在於既使債權人因契約完整履行所能期待的一切合法利益得到有效保護，又能使債務人最終承擔的違約責任與其違約行為相適應，以此保證契約當事人在訂立契約之初對契約的履行進行合理地規劃，合理預測各項交易風險，在履約的過程中盡到善良的義務，保證契約的有效履行。因此，為有效實現違約金的功能，違約金本質應當是懲罰性的，同時違約金的功能之一具有補償性，即最低損害賠償額之預定。 & lt/p& gt & ltp& gt違約金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應當逐漸轉變為以懲罰性為主，賠償性為輔。因違約金之設立意在懲罰契約當事人肆意違背契約精神的行為，而非單純的填補損失。然而懲罰性違約金又與物權法上的擔保不同，懲罰性違約金之債為主契約的從債，具有依附及擔保主債履行屬性，威懾契約當事人適當全面地履約。然，懲罰性違約金作為責任承擔方式之一，依據民法的公平和誠實信用原則，懲罰性違約金金額必不能完全留待當事人自由約定，國家公權力應當予以適當幹預。司法審判人員依據當事人的申請，從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出發，兼顧履約情況、過錯的程度、以及其他相關利益等因素對違約金數額進行調整，維護合同的實質正義和自由。同時，法官在特殊情況下可享有釋明權，但若當事人不採納的，法官不得依職權主動變更。 & lt/p& gt & ltp& gt本文主要內容分為四大部分：& lt/p& gt & ltp& gt第一部分，論述懲罰性違約金的概念分析及歷史沿革。該部分內容筆者擬通過比較法研究，從理論層面比較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就懲罰性違約金產生的背景淵源及各國在司法實踐層面對懲罰性違約金的運用，同時對比我國民法學界專家學者的相關理論綜述，並由此對懲罰性違約金做出概念性的分析。 & lt/p& gt & ltp& gt第二部分，試論違約金的本質。該部分內容筆者擬比較懲罰性違約金與賠償性違約金的異同，區分其在不同時代、不同經濟體制下的適用原則。從而揭示違約金的本質應當為懲罰性而非賠償性。 & lt/p& gt & ltp& gt第三部分，試述懲罰性違約金的適用規則。筆者從探求請求權基礎的角度分析，當違約行為發生時，可能產生各類請求權的選擇性競合。不論是懲罰性違約金抑或是賠償性違約金，當債權人同時享有違約金請求權與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情況下，其該如何選擇主張自己的權利，保護自己的利益。筆者認為，當違約金與損害賠償指向的是同一利益時，債權人享有選擇權，擇一行使，反之則可累加適用。債權人主張其一時，另一個請求權並非當然失效。待債權人主張的請求權得到全部滿足後，其他請求權才消滅。 & lt/p& gt & ltp& gt第四部分，試述懲罰性違約金的調整規則。該部分是從理論和實操的層面分別分析，國家公權力（即司法工作人員）在調增、調減懲罰性違約金數額時所享有的自由裁量權正當性、合法性的法理基礎、行使幹預權所應受到的規制即必須滿足的程式和條件及最終判決確定違約金數額參考標準的法律及事實依據。在此基礎上，進而分析違約金是責任承擔方式，也屬於一種特殊的擔保方式。 & lt/p& gt	2,016
網路情境下成人終身學習能力培養策略探究	李宜芯	雲南大學	碩士		聶琴	[19]李宜芯.網路情境下成人終身學習能力培養策略探究[D].雲南大學.2016.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與知識經濟、資訊社會的到來，世界經濟已經從過去的規模生產轉變為高科技、智慧化的生產方式，科學技術成為推動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而人是科學技術創新和發展的基礎和核心。因此，世界各國已深刻地認識到，國家的競爭力和經濟發展的驅動力是人才競爭，人才競爭的關鍵是人的能力的競爭。所以，正如錢穆先生說過：「認識你的時代，帶領你的時代」如何培養人的能力不僅成為我國教育的核心問題，也成為我國全社會所關心的基本問題。伴隨著終身教育、終身學習思想的深入影響和網路教育的產生，研究成人終身學習能力的問題逐漸成為學術界的熱點。成人終身學習能力是指成人在所處的時代中，從歷史、現實的社會情境中學習知識、技能，不斷完善對現實世界的認識、掌握駕馭現實世界和不斷解決各種問題的能力。網路學習情境的開放性、虛擬性、自主性、靈活性等特徵也是培養成人終身學習能力培養的最優方式。網路學習情境是由計算機、網路等資訊技術支援的數位化學習空間和學習環境，網路技術的產生不僅為人類學習帶來便利，更為重要的是它創造一種與人類傳統學習不同的新學習情境; 在這特殊的學習情境下，對成人終身學習能力培養策略上必然與傳統學習情境中的培養策略既有相同之處又有差異。本文將從情境學習理論、人本主義學習理論、合作學習理論為指導，從當前成人網路教育的現實出發，研究培養成人終身學習能力的有效策略。全文分為六個部分; 第一章，緒論，主要介紹了本研究的背景、目的、方法、相關概念界定、基本理論和國內外相關文獻綜述。第二章，網路學習情境概論，主要對網路學習情境從內涵、特徵、功能三方面進行了概述。第三章，主要通過調查四川大學、四川農業大學等學校的成人網路學習者來瞭解我國成人網路學習的現狀。第四章，在問卷調查的基礎上分析當前我國成人網路學習中終身學習能力培養的現狀與分析。第五章，策略的提出，提出了以構建富有人文關懷的網路環境，精心設計網路課程等方式來培養成人終身學習能力。第六章，通過研究過程的回顧，總結研究結論，反思研究不足，提出未來研究課題。	2,016
清代學術史視野中的桐城派理學	陸思麟	南京大學	博士		徐興無	[20]陸思麟. 清代學術史視野中的桐城派理學[D].南京大學.2016.	若就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角度而言,桐城派可謂歷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文派之一;而就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研究角度進行考察,桐城派也是清代學術史中一個重要的學派。桐城派能在清代異軍突起,主要取決於創建之初的定位——以韓歐古文與程朱理學相結合,形成獨樹一幟的文道合一觀,遂能突破既往文派的格局,成為清代“文”與“道”並重的主流學派之一。本文即以“桐城派”與“清代理學”作為研究對象全文共分四章以下簡要介紹各章論述要旨:第一章以方苞於康熙三十一年論行身祈向一事作為切入點,對記述其早年治學的文獻進行分析,以考見方苞早年治學因受到當時學風以及學人之影響,而開始轉向程朱理學的發展歷程第二節追溯與考察唐宋以來古文家與理學家的文道觀與爭論,探討雙方理解之差異及其原因所在;第三節以方苞文道觀的建構作為考察點,探討他早年如何將古文與理學相結合,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進行改造,於康熙三十一年初步形成獨樹一幟的文道合一觀,並成為他稍晚創建義法說,以及往後桐城派所倡文道觀的淵藪;第四節則以方苞及其好友——顏李學派代表人物李塨與王源的學術交涉為中心,藉此考見方苞與李塨論學上的不契,主要出於雙方尊程朱與反程朱的學術立場。而雙方學術立場的差異,也成為往後顏李學派乃至於乾嘉漢學家與桐城派產生巨大分歧與爭論的原因所在。第二章以清鹹豐十一年曾國藩勸阻其弟曾國荃奏請桐城派始祖方苞從祀孔廟一事作為切入點,通過梳理清代孔廟之從祀標準,分析曾國藩反對方苞從祀孔廟的原因,重新探討方苞在康乾學界之思想、學術、地位與影響,藉此帶出桐城派與漢學考據學人的學術差異、紛爭以及對方苞學術的態度之形成等問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考察在漢學考據風潮衝擊下,方苞在乾隆中期姚鼐創建桐城派後其形象與學術評價日趨負面化的一個變化過程及其原因,藉此展現出清代乾嘉漢學考據視野下,桐城派學術發展轉變的一個側面。第三章以清史館桐城派群體主導編纂的《清史稿·文苑傳》作為考察中心,對《文苑傳》中的姚鼐傳進行對勘,考辨其版本、文字差異以及史料來源,探討姚鼐與宋學的關係、清史館人編纂《清史稿·文苑傳》的體例、改寫《姚鼐傳》的取捨、傳統儒林與文苑兩傳錄取標準與爭議等問題,藉此闡明清史館桐城派後學對姚鼐學術成就的定位,以及所反映出的學術觀念轉變。嘉慶時期以漢學為主導的國史館,利用編纂國史的方式,選擇性的忽視桐城派學人的學術成就,將他們列入時人較為輕視的文苑傳,引起桐城派學人極大不滿。晚清桐城派雖仍繼承“因文見道”的古文傳統,且在《清史稿》的編纂中佔主導位置。然清史館中的桐城派群體,從清末過渡到民國,多受西學以及民國時期的各種學術思潮影響,開始接受現代的文學觀念,開始反思“文”與“道”的關係,使得桐城派古文逐漸向近代文學過渡,最終走入近代文學史的視野中。在這種時代背景之下,加之清史館內桐城派後學編纂《儒林傳》與《文苑傳》過程中遇到的相關問題影響,姚鼐最終仍被清史館的桐城後學列入《文苑傳》,而非姚門弟子所渴望的《儒林傳》中。第四章以新見的錢穆佚文《苦學回憶》為據,對記述其早年治學次第的文獻進行比較,追溯相關記述的最早版本,以考見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以前,錢穆早年治學如何受到桐城派古文之影響,進而“因文見道”轉向程朱理學與孔孟儒學的發展歷程。然後再考察錢穆從三十年代始,如何對其早年的治學次第進行構建,最終在七十年代的回憶錄《師友雜憶》中定型,並對其從古文、理學而轉向考據學的真意作出分析。據此深入探討早年錢穆先學習桐城古文繼而“因文見道”轉向理學,其後又因研究諸子而轉向考據學的發展過程及其原因,藉此案例一窺晚清民國桐城派學術的流衍及對近代學人的影響。	2,016
武術教學中禮文化教育研究	李建建	中北大學	碩士		宿繼光	[21]李建建. 武術教學中禮文化教育研究[D].中北大學.2016.	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武術作為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之一,並不是說只能用拳打腳踢表現中國武術文化,應該是傳承武術的過程中,充滿著傳統文化的品味,使武術練習者不斷地感受到武術禮文化的薰陶。在武術教學過程中,包括場地的佈置、師生的交流、器械與服裝、競賽的方式等,都要有中國文化“禮”的元素。在武術教學中必須把“禮文化”融入到教學中,潛移默化的影響著學生的思想,最終達到一定的目標。潤物細無聲,是長期的潛在教育。國學大師錢穆說過: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中國武術禮文化也是我國優秀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針對目前學校武術教學中武術禮文化缺失的現象,運用文獻資料法、專家訪談法、邏輯分析法、比較法等分析造成缺失的原因,主要從五個方面進行分析:一、武術教學中武術禮文化教學目標的缺失;二、武術禮文化教學內容的缺失;三、武術禮文化教學方法的缺失;四、教學過程中對學生回饋評價機制的缺失;五、武術師資知識與技能的短缺。針對這些問題筆者提出解決方案,本文主要從領域目標進行對武術禮文化一般目標與具體目標進行分類,明確武術禮文化教學目標:“克己復禮,尚武精神”,將學生對武術禮文化的認知目標、情意目標、行為目標融合到教學中,指導教學實踐;豐富規範武術教學內容,把武術禮文化相關知識融入課堂,提高學生對武術學習的興趣,借鑒柔道、跆拳道禮儀教學,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武術禮文化教學方法要靈活多變,教師要多創設學習情境,開發實踐環節,讓學生主動參與到學習中,拓展學習管道,豐富學生的經歷與經驗,最終達到教與學的統一;建立有效的學生回饋評價體系,定量評價與定性評價相結合,多種評價綜合運用,達到教學目標;不斷完善教師知識與技能的培養,加強對武術教師武術禮文化知識的培訓以及不斷更新武術教師不科學的觀念,使武術教師成為武術禮文化的真正傳播者。從而使武術禮文化更順利的能夠在學校實現可持續發展,使學生對我國武術禮文化更加深入的瞭解其價值並得到薰陶。最終讓這些優秀的武術禮文化元素內化為學生的自覺行為,從而培養成德才兼備和社會所需要的合格人才。為學校教育教學中武術禮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提供一定的參考。	2,016
儒家禮學思想在高校德育中的價值研究	楊丹	江西農業大學	碩士		傅瓊	[22]楊丹. 儒家禮學思想在高校德育中的價值研究[D].江西農業大學.2016.	國學大師錢穆先生曾經說過，中國文化說到底一個字，就是禮。在五千年的歷史文明變遷中，禮可謂扮演了最為核心的角色，對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風俗等產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對禮儀、禮義、禮樂、禮制、禮法等形態加以研究和探討而形成的系列典籍著作，其中所蘊含的思想觀念、道德倫理、認知信仰、規章制度、文化藝術等滲透在每個炎黃子孫的血液中，對個人和社會產生了極為深刻且無可替代的影響。這些在禮的不同形態和範疇影響下而形成的一切與禮相關的學術活動及其所蘊含的思想意識、文化觀念和精神財富的綜合，即可稱之為禮學思想。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已然成為民族文化中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並被視為瑰寶代代相傳。進入近代文明社會後，國情的突變使得禮文化的際遇與從前大相徑庭，負面作用被大肆誇大，一度淪為糟粕無人問津。幸而時至今日，中國傳統文化再次被大力倡導繼承和發揚，禮文化也逐漸被得到客觀公正的對待。儘管如此，伴隨著市場經濟而成長起來的大學生對禮文化的認知仍不甚深刻，作為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當代大學生有必要深入認識與瞭解禮文化的積極意義。道德教育是教育之靈魂。大學生道德教育是教育中最為重要的內容，它關乎國家的未來與安定和諧。當下中國沿著改革開放的路徑，在經濟社會發展迅速的同時，思想文化領域也受到來自不同文化形態的影響和衝擊，對大學生的影響也頗為深刻，有目共睹。價值觀念的轉變、道德倫理的異化、政治信仰的模糊、傳統文化的淡漠等，這些都偏離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高校德育課程面臨著新的嚴峻挑戰。哲學家培根曾說過，讀史使人明智。回顧歷史，禮儀之邦的道德素養也曾在世界文化中書寫過絢麗篇章。因此，要大力推進高校道德教育，使其發展和創新，鞏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弘揚和挖掘傳統禮文化思想中的深邃理念和精神財富，是一條可行之徑。禮文化中豐富的思想內涵對大學生正確思想認知、提升道德境界、規範禮儀行為、促進校園和諧有著積極的作用。所以，高校德育充分借鑒傳統禮文化資源，不僅對提升當代大學生道德素養有著積極意義，而且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弘揚，也有著重要的影響。	2,016
葛洪的“神仙可學致”思想研究	董曉博	中國人民大學	碩士	A Study on Ge Hong’s “ The Hsien-immortals Can Be Learned ”	劉小楓	[23]董曉博. 葛洪的「神仙可學致」思想研究[D].中國人民大學.2016.	自東漢末太平道作亂、黃巾起義開始（184年），政局的變動夾帶著思想文明風潮的改變，共同影響了漢末魏晉統治階層和知識階層的命運。鄭玄、服虔、杜預等經學家注經立說，王弼、何晏、郭象等玄學人物發明義理，嵇康、阮籍、向秀等風度名士飲酒服藥。面對時代的雙重變局，各方人物或作為政治權柄的掌控者、或作為中華文明的擔當者、或兩者兼之，以期有所作為，皆用自己的方式思考、回應著時代困境。本文的主人公葛洪，亦屬於其中一員。以陳寅恪、湯用彤兩位現代學者對魏晉時期普遍佛性、聖人學致問題的思考為契機，再加以《抱樸子內篇》文本內部的矛盾和學界現有的對葛洪思想的研究局限，葛洪的“神仙可學致”思想須重新得到重視。本文旨在通過梳理、分析、探討此問題，有效地顯露葛洪對普遍仙性問題及時代雙重變局的思考。第一章，本文還原了葛洪在「神仙學致」問題中的幾個觀點，即：仙非異類、仙人無種; 成仙與富貴無關; 否定自漢代以來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及天地對人的主宰作用，成仙與物質性的天地無關; 成仙須受命應仙。其中，“成仙須受命應仙”最為複雜、關鍵，而“如何知道自己有無仙命”也成為新的論題。第二章，本文否定了將“是否堅信神仙之道”作為如何可知有仙命與否的判斷標準，選擇從釐清歧義雜多的“自然”概念入手，來解決“如何知道自己有無仙命”的問題。除借鑒錢穆和日本學者池田知久的研究視角，本文從分析《內篇》文本入手，結合“自然”一詞在文本中出現的語境，將“自然”與日常語義之外的命、性、理勾連起來，共同構成了一個結構性的意義範疇。通過分析，本文確認了葛洪對普遍仙性的拒斥，且此拒斥與求仙者的身份認同、求仙個體的自我認知以及個體與共同體的關係考量緊密相連。 “如何知道自己有無仙命”的論題也內在轉化為少數特定的人群如何窮理盡性以複命成仙。第三章，本文認為，葛洪一方面以「命」區分少數特定的求仙者與大多數世俗之人; 另一方面，當這種區分確立之後，葛洪就在少數人內部“否定”命的特殊性，強調學以致之。具化於立志、明師、金丹大藥等的勤求學致，成為少數人窮理盡性複命的重要途徑。同時，在對立志、明師、金丹大藥等問題的具化分析中，與命有關的個體差異也再次得到強調。第四章，通過分析葛洪引《莊》與郭象注《莊》，可以看出葛洪與郭象二人的確在形式和實質內容上存在思想史上的對話、交鋒。葛洪由“神仙可學致”思想而生發出的對普遍仙性的拒斥，直接否定了郭象“聖人不可學致”思想背後之“自足性分”、“足性逍遙”可能帶來的普遍人性觀，以及由此引發的精神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坍塌。葛洪在其神仙思想中對“自然性分”的強調，對全新的儒道平衡關係和秩序的重建，有著深刻的考量。此外，葛洪在《內篇》中多次以「學致」打通道儒兩家，“神仙可學致”思想的背後，隱藏著葛洪複雜的編織技藝和審慎的“訓世之思”。本文在結語中提到，通過對「神仙可學致」思想的探討，可以看出，葛洪從個體層面的生命修鍊到國家層面的經世濟俗，都傾注了其良苦用心：葛洪不僅僅為道教建構了一套完整的神仙思想體系，某種意義上他更是在用一種帶有道家精神的宗教哲學和政治哲學，系統構設以道家道教思想為根本的政治秩序和精神秩序，以應對、解決魏晉玄學所帶來的時代困境和個體困境。而這一應對、解決，之於日後佛學思想在中華大地上的流布的意義所在，亦彰明較著。葛洪神仙思想以及葛洪本人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也因此更為飽滿、完善。	2,016
鄉土文化的價值守望——基於劉村小學的教育民族志研究	張盼盼	廣西師範大學	碩士		柳謙	[24]張盼盼. 鄉土文化的價值守望——基於劉村小學的教育民族志研究[D].廣西師範大學.2016.	人，無不生活在某種文化形態中：人，無不創造著某種文化形態。鄉土文化是長在鄉土裡的，長在村落裡的，長在生養在這片土地上的人的生命中的。鄉土文化有它自身的特質內涵，呈現為獨特的文化韻味，它有著“天人合一”的宇宙觀，有著獨特的自然生態，有著別具特色的節日習俗，有著本土智慧的民間傳說，有著樸素善良的人情，有著歷史悠久的地方古跡等等，形成了一種泥土般自然厚重，淳樸溫情的文化姿態。這種文化特質不僅是鄉裡人的文化財富，更是整個人類的精神財富，這受人類自然情結和存在方式的影響。錢穆先生就此認為鄉村的特質是自然、安定、孤獨，城市的特質是文化、大群、活動，二者呈現為根與枝，源與流的關係。可以說，鄉土文化是文化的根基，是人精神生存的原點，展現的是中國人基本的生命樣式和內在結構，具有自身存在的價值意義。但是，隨著我國在以工業化、城市化為標誌的現代化進程中，城市成為了現代化的主力軍，鄉村表現為跟隨城市的狀態，造成了城鄉發展巨大的分離與差異，鄉村似乎變成了貧窮與落後，野蠻與傳統的代名詞，表現為一種汙名化的趨向，鄉村更多成為地域和經濟的概念，文化意義上的鄉村變得支離破碎，鄉土文化呈現邊緣化走向。而鄉土文化與鄉村孩子的生命成長密不可分，是鄉村孩子精神成長的文化土壤，無論是鄉村人際生態還是鄉村自然生態都對鄉村孩子健康成長有影響。但是鄉土文化的失序，可能造成孩子精神上的無根感與漂泊感，難以獲得人格上的安定自足。而教育是培養人的活動，是引領孩子健康成長的重要保障，同時，教育也是文化的“生命機制”，是文化能夠延續發展的途徑，教育對於鄉村孩子和鄉土文化的發展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本研究以鄉土文化的存在價值為出發點，以鄉村孩子的生命成長為落腳點，採用教育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選取了以河南省信陽市劉村小學作為田野調查的基本點，延伸到對劉村村落、尤村小學、劉村所在縣級區域的本土文化做了為期兩個半月的總體現場研究，通過對劉村小學師生的日常學校生活，劉村孩子和劉村村民的家庭生活、村落生活進行參與式觀察、深度訪談、圖片攝影採集、教育教學體驗，獲得了真實詳細的一手田野資料。基於這些田野資料和積累的各類文獻資料，對論文主題進行細化編排，重點探究的是目前劉村鄉土文化的真實面貌以及鄉土文化在鄉村孩子教育空間上的基本現狀，並呼籲作為孩子的成人教育者應當將鄉土文化作為其教育的基本價值取向，以此作為論文寫作思路。鄉村孩子的教育空間從廣義上來看可以表現為村落、家庭、學校三個部分，其中村落與家庭是教育上的非正式教育空間，學校是教育上的正式教育空間，基於教育空間和鄉土文化價值現狀這兩條線索進行內容構建。第一章寫的是鄉土文化在村落、家庭、學校教育環境上的一種價值呈現，展現了鄉土文化的滲透性與緘默性。第二章寫的是鄉村孩子鄉土生活的價值體驗與陳述，認識到鄉村孩子是生活在鄉土中的，無法與鄉土完全割裂開來單純進入到學校教育中去，應當正視其生存的原生社會文化土壤。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是深描學校和村落、家庭這兩種不同性質，三個教育空間上的教育現狀，可以明顯看到鄉土文化教育缺乏一種相對獨立發展而又融合的教育條件，暫時無法獲得一種有意識的鄉土文化教育氛圍。第五章主要是根據鄉土文化在教育上的失落現狀，呼籲應該關注鄉村孩子的本土文化生存土壤，應該守護鄉土文化自身的存在發展，應該注重培養鄉村孩子開放包容，理解自身成長的文化心態。最後一章是對本研究的總結和反思，指出鄉土文化在鄉村孩子教育空間上受到忽視和隔離的困境以及之於鄉村孩子生命成長的價值意義：鄉土文化具有持續性、滲透性、緘默性特點; 鄉土文化是鄉村孩子精神教育的文化原點。	2,016
錢穆《國學概論》研究	張賀龍	華中師範大學	碩士		許剛	[25]張賀龍. 錢穆《國學概論》研究[D].華中師範大學.2017.	錢穆先生是我國現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和儒學大家。他一生讀書、教書、著書都緊緊圍繞著中國傳統學術與文化這個主題，所以曾被譽為中國最後一位“國學大師”。《國學概論》是他早期為學生講授“國學”的教材，也是他有關“國學”著述的代表作之一，在當時頗有影響。本文通過研究錢穆的這本書，來探索總結錢穆對於“國學”的理解及“國學”研究的成果，同時希望能夠藉此對當今社會的“國學熱”和“國學”研究有所啟發。本文主要有以下七個大的板塊組成：第一個板塊為緒論。主要介紹了選題緣由、研究現狀、研究意義及研究方法。第二部分為《國學概論》的編寫背景。主要從作者介紹、清末民初的“國學”思潮及“國學”教育熱潮、成書的主客觀原因等方面展開論述。第三部分為《國學概論》的編寫思路與體例。對該書編寫思路和該書體例兩部分內容進行了介紹。第四部分為錢穆《國學概論》與同類著作的比較。分別從與前人同類著作的比較和與後人同類著作的比較兩方面展開。第五部分為《國學概論》的內容探究。包括書中部分學術觀點詳議和書中部分內容與作者其他著作的聯繫兩部分內容。第六部分為《國學概論》的評價，由《國學概論》的特色和《國學概論》的局限兩部分組成。第七部分為結語。對前文論述進行了總結，並結合時代現狀對“國學”研究和“國學”教育進行了反思。	2,017
錢穆和合思想研究	趙霞	蘇州科技大學	碩士		牟永生	[26]趙霞. 錢穆和合思想研究[D].蘇州科技大學.2017.	錢穆是研究中國思想一位卓有成就的學者，他對中國文化懷有極大的敬意，被他的學生余英時稱為20世紀國學界的一位「通儒」。。當時社會政局不穩，人心飄搖，知識份子深受影響，愛國情感高漲。錢穆運用哲學思維、史學觀點比較分析中西思想文化，激發國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與保護，為救亡圖存尋求新思路、新方法，為繼承與弘揚中國文化提供了廣泛的視野。本文通過梳理錢穆作品中蘊含的和合思想，分析探討了錢穆和合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個人經歷，文化氛圍，以及錢穆和合思想對中國思想文化及現代文明產生的價值與影響。全面分析穆和合思想，從地理環境、文化薰陶、個人經歷等方面認識錢穆和合思想的萌芽、形成及發展，並通過中西文化比較研究、基源問題研究、文獻分析研究等方法，梳理總結了錢穆和合思想的主要內容與基本特徵。又通過分析錢穆《晚學盲言》等一系列著作中的思想觀點，結合當代社會暴露的矛盾問題，來概括錢穆和合思想的基本內容。通過對錢穆著作的解讀，可以得出錢穆對中西方文化沒有優劣之分，而是“和合性”與“分別性”所佔比例、表現方式不同。借此弘揚中華傳統文化道德，借鑒其和善謙卑的處事態度，探尋錢穆和合思想在繼承與弘揚中華傳統文化道德、對自然的保護的思考以及對當今國際關係的作用與重要意義。錢穆一生博學廣識，謙遜守禮，是一位開放型的現代學人，承認文化多元性，對中國古代儒理思想、史學文化、西方文化等都有深入研究。他通過比較中西文化差異的研究方法，分析中國思想的內在特徵與和合意蘊，弘揚傳統道德。因而全面分析錢穆的和合思想，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復興、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促進自然經濟可持續發展，創建和諧社會，增進各國交往及友誼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與價值。	2,017
熊十力和錢穆人性論的比較研究	王自富	江西師範大學	碩士		易燕明	[27]王自富. 熊十力和錢穆人性論的比較研究[D].江西師範大學.2017.	熊十力與錢穆人性論的思想來源既有相似性，也有差異性。首先，二人同處於東西文化碰撞交流的社會變革的時期，是傳統思想的延續和自身創新的新儒家，但又因自身存在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跨度的歷史階段性，他們研討的範圍具有局限性，熊十力是對佛學的偏側，錢穆是對西學的深入探究。其次，從二人的人性論進行比較，這裡有廣義和狹義的人性論的區別，廣義人性即人的社會性質，是人之所為人之本質存在，不同於一般物的根本差異，狹義人性即是個人或者群體對人性作出的不同解讀，熊十力本性論包含了善心所和染心所，並以善心所而開大源，以習染求而致用。錢穆的本性論則是仁之本性亦是人之本性，著重在於探究身生命和心生命，身生命是實現生的功能的身為小體，心生命是實現情的功能的心為大體，以此來達到求生目的和文化目的。再次，熊十力的德性論是昭明大心的實現，這不僅需要體認、保任與推廣本性本心，也要促使本心以格物而致知的良知流行，錢穆的人性論的實現身、心、性的統一和教、化、育的共用。最後，熊十力的佛儒本心論和錢穆的教化人道論的解讀都是繼承、完善傳統的人性論，融合中西並轉化是對傳統人性論的進一步講解，以達到對現當代的社會的救時補弊的價值功用。但是二人的思想在構建其思想體系時對人性論的解讀存在著依心抑身的壓抑結構的問題，此外堅定的固心守善的內聖之道注重心性，對惡標準有主觀化傾向，熊十力和錢穆側重於養心治心，對人性論體系的構建缺乏嚴密性和科學性。	2,017
錢穆“歷史心與文化心”研究	張玲璐	北京語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部	碩士	STUDYOF QIAN MU’S“NEW INTERPRETATIONOFTHE ANALECS"	張鶴	[28]張玲璐. 錢穆“歷史心與文化心”研究[D].北京語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部.2017.	“歷史心與文化心”的理念貫穿錢穆學術研究的始終，其諸多研究皆從此學術立場出發。錢穆在《論語新解》中認為，“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一句，包含了孔學大體，就為學次序而言，應該是首先遊於藝，其次依於仁，再次據於德，最後志於道。這與朱子的觀點完全相反。錢穆之所以逆轉朱子“為學次序”，正是基於“歷史心與文化心”這一觀點。本文以錢穆論述《論語》為學次序為切入點，首先分析錢穆對孔學大體，即「一貫之道」的解釋; 繼而探究錢穆「歷史心與文化心」理念的形成過程及其內涵。全文分五個部分展開論述：緒論：本章主要闡述論文選題的緣起和意義，以及學術界關於《論語》的研究現狀等，並說明瞭本文的研究方法與創新之處。第一章：詳細梳理錢穆人生各個階段研究《論語》以及儒學的經歷。錢穆的《論語》學研究，按照時間順序，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大陸時期、香港時期、臺灣時期。錢穆大陸時期的研究主要是詞章闡釋、還處於考證階段。香港時期開始關注義理的貫通以及推廣，台灣時期則是義理、詞章和考據的最終結合和大力推廣。這其中，以臺灣時期最重要。錢穆在此階段對《論語》學研究形成了完整的體系。第二章：探討錢穆對於「孔學全體」與「為學次序」的理解，總結出以下觀點：一、“一貫之道”以性情始，以實行終。二、“孔學全體”包括“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四個概念。三、「孔學全體」繼承並拓展了「一貫之道」觀點。四、錢穆認為“孔學全體”是貫通內外的。五、“一貫之道”與“孔學全體”都認為“為學次序”是：首先志於道，其次據於德，再次依於仁，最後遊於藝。六、對比「一貫之道」，錢穆對「孔學全體」的闡發更為細緻和全面，這是因為錢穆在為學進程方面有所發展; 其次，錢穆早期傾向於「行」，多於「性情」與「學」; 再次，錢穆越來越重視“學”。第三章：探究錢穆“歷史心與文化心”理念的形成，並對之評價。首先梳理了錢穆這一思想的形成過程，然後闡釋了該理念的數個內涵：“積累”、“性之”與“反之”“標準與公例”及“人而天”、“下學上達”，並進而得出結論：一、錢穆重視文化“積累”。二、錢穆重視從歷史文化中求取“標準”“公例”。三、錢穆認為“積累”需待“學”與“行”而明。這也再次力證了其“為學次序”的觀點。第四章：錢穆對於朱子的評價先抑後揚，這也影響到了他對於朱子為學次序的看法。表面看起來，錢穆認為應該逆轉朱子所認可的為學次序，實際上，錢穆與朱子觀念的內涵亦有相通之處：一、錢穆“歷史心與文化心”繼承與發展了朱子論心論性。二、錢穆與朱子都強調兩面兼顧，內外、本末合一。三、錢穆與朱子都非常重視“原初”、“大旨”。	2,017
錢穆「人生藝術化」美學思想研究	趙瀟	蘇州大學	碩士		侯敏	[29]趙瀟. 錢穆“人生藝術化”美學思想研究[D].蘇州大學.2017.	緒論部分介紹錢穆學術著作及學術身份，重點考察錢穆思想在國內外的研究狀況，並簡要說明本文的寫作目的和研究方法。全文主要由四部分組成：第一章主要考察錢穆“和合”思想下的文學藝術觀。錢穆的人生藝術觀基於中國傳統“和合”文化觀，錢穆認為中國文化的內傾性特點決定了中國藝術重心性修養，追求性情與道德的合一，由此確認“和合”觀念是錢穆人生藝術化思想之體。第二章主要討論錢穆人生藝術化思想的內涵。通過對中華文明發展脈絡的梳理，情感化與歷史化是錢穆和合觀念下人生藝術思想的核心要素，人的生命情感歷程與藝術歷程是相和合而為一的，由情至理，由理至史，錢穆注重禮樂文化傳統下人生與藝術的結合，從而完成理想的人生。第三章通過對錢穆與藝術人生相關的主要著作的考察，揭示出錢穆“和合”觀念下“人生藝術化”思想在其著作中的表現。《湖上閒思錄》是錢穆於上世紀四十年代初寫於無錫江南大學的哲性隨筆集，《晚學盲言》是錢穆晚年在患眼疾以致目盲的情況下，對中國文化做整體上思考。這兩部著作都是有關於哲學、人生、自然、歷史的沉思。作者有意將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作對比，突出自然與和合觀念在中國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塑造的中國獨特的文化心理結構和整全的生命觀與價值訴求。第四章集中討論錢穆美學思想與宋明理學的關聯。天人合一的思想從源頭上決定了中國文化中包含著深切的人生體驗與宇宙和合意識，而宋明理學家“萬物一體”、“民胞物與”的思想，延續著這一思想的新精神。宋明理學家對日常人生的注重，追求人生之道與樂，與人生藝術化一起，顯示了儒學的日常化發展趨向，或者說，人生藝術化成為儒學未來發展的一個指歸，實現著人對自我、對現實人生的進一步認識與完成，同時，也回應著儒學發展對實現儒家式理想生活的期望。結語中通過對諸多日常生活世界理論的考察，尤其是在對前些年有過熱烈討論的“日常生活審美化”理論的對比中，揭示錢穆人生藝術化美學思想所特有的內在肌理以及所具有的現時意義。	2,017
推陳出新陶鑄人格—錢穆的文化自信與新亞藝術系的創辦	胡清傑	西安美術學院	碩士		王非	[30]胡清傑. 推陳出新陶鑄人格—錢穆的文化自信與新亞藝術系的創辦[D].西安美術學院.2017.	20世紀的中國藝術界由於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而呈現出眾派紛呈、派別林立的局面。國學大師錢穆先生認為，藝術界出現種種爭論的實質是國民對中華傳統文化的信心問題。 “推陳出新”的文化態度體現出錢穆對中華文明充足的文化自信。在其民族文化自信的強力推動下，錢穆不僅親自創辦新亞書院藝術系，而且有著系統的藝術思想和教育理念，尤其在民族傳統藝術教育方面有著獨到的見解與鮮明的主張，並培養出高美慶、李東強等傑出人才，故錢穆堪稱是一成功的藝術教育家，理應寫進20世紀中國藝術教育史。但是，翻閱整個20世紀的美術教育史書籍，卻並未發現有對錢穆先生藝術教育思想的系統研究。筆者通過大量閱讀《錢賓四先生全集》（共54集），近人關於錢穆先生的各方面研究以及傳統藝術方面的論著，搜集整理到了大量的文字和圖像資料，從而對錢穆先生的藝術教育思想有了一定的瞭解和掌握。因此，本文即通過對相關資料的梳理分析，來闡明錢穆先生的文化自信及其在新亞藝術系的具體體現，以期盡量客觀地再現出錢穆先生的藝術教育理想。	2,017
新亞精神研究——基於錢穆主持新亞書院時期的考察	彭肖建	河北工業大學	碩士		孫麗娜	[31]彭肖建. 新亞精神研究——基於錢穆主持新亞書院時期的考察[D].河北工業大學.2017.	面對強烈的反傳統思潮及當時的教育弊端，在“手空空，無一物”的艱難辦學條件下，以錢穆為代表的新亞人抱持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溫情與敬意，堅持以文化復興實現民族復興而篳路藍縷、艱苦奮鬥。在創辦新亞書院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新亞精神，在壯大新亞書院的過程中發展了新亞精神。自錢穆提出新亞精神開始，代代新亞人根據自身的感受和經歷，在傳承新亞精神的過程中對新亞精神不斷作出闡釋和解讀，使新亞精神的內容日漸豐富，成為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相關理論，結合錢穆的歷史觀、民族觀、文化觀和教育觀等相關思想，在其開創並主持新亞書院的歷史進程中加以考察，可以全面、正確地理解新亞精神。新亞精神具有豐富的內容，是家庭精神、民族精神、道德精神、人文精神、文化精神和時代精神的集中展現。新亞精神“與雅禮精神不謀而合”，“是武訓精神的再生”，是中西教育精神整合的呈現。新亞精神之“新”是文化之“新”和人格之“新”。產生於特定時代背景和歷史條件下的新亞精神雖然具有個人主觀情感色彩較濃，較為看輕社會實踐活動，忽視人民群眾的力量等局限性，但其作為一種精神力量，所具有的積極意義也是毋庸置疑的。新亞精神不僅促進了新亞書院自身的發展，成為新亞人的精神動力和學術指引，而且新亞精神深刻的文化、教育和道德內涵，對於當今高等教育人文傳統的回歸，培育具有中國特色的大學精神，帶動現代新儒學的發展，薰陶香港地區文化氛圍，促進香港地區民族文化認同，創新中國傳統文化，增強新時代文化自覺和自信等方面都具有積極的當代價值。	2,017
試論錢穆《政學私言》中的憲制思考	肖靜	中國人民大學	碩士	An Exploration of Qian Mu’s Constitutional Thinking in Private Comments On Politics	任鋒	[32]肖靜. 試論錢穆《政學私言》中的憲制思考[D].中國人民大學.2017.	作為一位有著強烈經世精神的學者，錢穆先生也時刻關注著政治時局。在1945年抗戰接近尾聲，國內掀起憲政運動高潮的背景下，錢穆先生針對《五五憲章》中的諸多內容發表了自己的相關政治思考，體現在《政學私言》這一文本之中。他追溯中國傳統政治的歷史演變，把握中國傳統政制背後寄託的精義，同時結合時代民主潮流，抓住政制的根本，提出“公忠不黨之民主政治”主張。當今中國秩序重建與憲制轉型問題依然是關乎國家未來發展的核心問題，錢穆先生關於憲制的論述為此提供了一個溝通古今的視角。本文以《政學私言》一書為中心，在第一章中梳理了目前關於錢穆政治思想的研究現狀，並從錢穆學術思想淵源、研究內容、研究方法與研究目的四個角度總結了錢穆學術思想的總體特徵。第二章分析了錢穆關於憲制思考的背景，政治上處於抗戰後期，政府當局作出戰後實施憲政的允諾，國內掀起憲政運動高潮。思想上三民主義為官方主流思想，但自由主義、文化保守主義、民族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各種思想並存，民族主義是這一時期思想的底色。從個人活動上看，錢穆這一時期轉入文化研究，尋求文化救國的出路，對於時政也密切關注，發表時評。第三章到第六章是本文的主體部分，先對其提出的“公忠不黨之民主政治”模式進行概括，後重點從政體論、治理議題、政教關係與政治主體這四個方面來進行具體探析。錢穆是在對中西方政治傳統進行對比的基礎上提出「公忠不黨之民主政治」模式，試圖規避政黨政治的弊端。這一主張依託於孫中山的“五權憲法”，但與其相比，對中國傳統政治中蘊含的“衡平”、“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等思想把握的更加深刻。文章最後一章對錢穆先生的憲制思考進行評論並闡發其思想的當代意義。錢穆先生對憲制的思考是以史學為研究進路，立足於中國的國情政俗，發揚了儒家的“中和”之道，尋求一種接續古今的憲制方案，豐富了我們對憲制的理解，對當今憲制問題的思考有著重要意義。	2,017
《國史大綱》與《中國史綱》比較研究	朱超傑	淮北師範大學	碩士		王振紅	[33]朱超傑. 《國史大綱》與《中國史綱》比較研究[D].淮北師範大學.2017.	《國史大綱》與《中國史綱》兩部史學名著，成書於戰火紛飛的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在著史宗旨方面，錢穆著《國史大綱》意在以史學而喚醒國魂，挖掘中國文化的自信，激發人們抗戰必勝的堅定信念; 而張蔭麟著《中國史綱》，則有感於當時高中生國史知識之低下，故普及歷史知識以為民族空前大轉變時期的“自知之助”。在史學思想上，錢穆用文化、生命、人生來概括歷史的本質，形成了別具一格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觀，《國史大綱》之濃郁的文化氣息、深沉的民族情感都是這一史觀的集中體現; 而張蔭麟則融合傳統經史之學與西方哲學、社會學，認為史學是科學與藝術的結合，《中國史綱》取捨文獻史料、記述歷史人事呈現出科學的精神與藝術的風姿。關於兩書的體例，《國史大綱》揚棄傳統綱目體，融合章節體，依時間順序編排章節，既因事命篇又縱向貫通、橫向聯繫，形成完整的通史的脈絡; 《中國史綱》“以說故事的方式”記述歷史，則將紀事本末體、紀傳體與章節體相糅合，充分發揮了紀事本末體自為起記的優點以及紀傳體善於容納綜合的特點，形成了“新紀事本末體”。在歷史敘述方面，《國史大綱》強調民族本位、國族本位以及民族文化對歷史發展的決定作用，其行文敘事充滿濃鬱深沉的情感; 而《中國史綱》強調「社會的變遷，思想的貢獻，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顧並詳，行文敘事多表現冷峻、理性內斂而又平和的特點。	2,017
論傅樂成史學	劉文釗	淮北師範大學	碩士		李勇	[34]劉文釗. 論傅樂成史學[D].淮北師範大學.2017.	傅樂成是從大陸遷往臺灣的重要史學家。《中國通史》作為傅樂成的扛鼎之作享譽海內外，其《隋唐五代史》和《漢唐史論集》同樣飽受讚譽，使得傅樂成成為臺灣秦漢隋唐史研究的領軍人物，並被視為其伯父傅斯年的衣缽傳人。然而後世學者對於傅樂成史學的研究和認識卻相對薄弱，一方面是因為其著作大都存於臺灣，並未得到廣泛流傳，另一方面傅樂成的光輝被其伯父傅斯年所掩蓋，傅斯年作為近現代最為著名的史學家之一，一直是史學界研究的熱門話題。所以傅樂成史學研究具有很大的發掘空間。傅樂成能在史學道路上取得成就主要受到兩個方面影響。一是家庭，傅氏家族十分重視教育，少時的傅樂成常年寄讀於伯父傅斯年家中，受到了良好的薰陶。二是老師和摯友，傅樂成考入西南聯大後，學校歷史系的著名教授如姚從吾、劉崇鋐等均對傅樂成的學習和性格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而他的同學及摯友殷海光則不斷激勵他向更高的目標努力。傅樂成一生著作豐富，其史學成就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編寫《中國通史》，該書以語言平實易懂，內容豐富深刻得到了海內外的一致好評，甚至有人認為和錢穆的《國史大綱》難分伯仲。二，民族問題研究，受伯父傅斯年和老師姚從吾的影響，傅樂成的民族問題研究是傅樂成史學的重點，能夠相對客觀平等的去面對民族問題，是傅樂成民族問題研究的閃光之處。三，中國近代史研究，傅樂成的近代史研究面向廣闊，涉及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個方面，並且大多借古言今，體現了史學的經世致用思想，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從傅樂成的史學成就中，可以概括出傅樂成史學的幾個特色：其一，史性率真，這種特色傳承於其伯父傅斯年，即以人物氣節的好壞作為褒貶的標準，史觀涇渭分明。其二，對於史料極為重視，治學嚴謹，善於考證。其三，經世致用，一方面是出於對社會的關心，另一方面也展現出了歷史學的功用。其四，尊重讀者，傅樂成著述，其字裡行間常常顯示出對讀者的謙遜與尊重。傅樂成史學對在史學界具有較大影響。首先，他的秦漢隋唐史研究成為臺灣史學界的開山之作，對現今臺灣的史學研究仍然產生著巨大影響。其次，他所撰寫的《傅孟真年譜》和《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成為現今史學界進行傅斯年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最後，傅樂成早年於臺灣多所高校授課，影響了臺灣整整一代史學家。	2,017
民國學術史上被湮沒的一頁——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述論	朱斌	山東大學	博士		王學典	[35]朱斌. 民國學術史上被湮沒的一頁——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述論[D].山東大學.2017.	20世紀的中國是處在轉型中的中國,中國學術也在整個社會的轉型中不斷的裂變和融合,這種震盪的餘波一直持續到現在。三、四十年代,在社會轉型、民族存亡和政局動盪的多重壓力下,齊魯大學國學所如何因應學風的轉變,學人的研究取向有何變化,皆是中國現代學術史需要關注的內容。本文即從歷史本身的脈絡出發,以兩個互動的角度來建構國學所的學術歷程:一方面將外部環境納入到考察視野,在不同時期的學術環境與風氣變遷過程中,理解國學所的風格變化和地位升降;另一方面在歷史變遷的複雜圖景中,深入探討學人的研究物件、研究旨趣和研究方法的變化,以及與機構和學風的微妙關係。總之,詳人所略,略人所詳,以宏觀通論與個案研究相結合的方式,希望能整體把握轉型時代的國學研究。除緒論和結語外,正文分為上下兩編。上編是以時間為線索,利用現存的資料,重構國學所在建立、發展和結束時期的不同樣貌。儘量避免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單線描述,既考察學風流轉及對國學所的影響,又希望通過微觀的角度,反觀一個機構如何因應學風的變化。上編包括一、二、三章。第一章"機構與學風:國學所的創辦及早期發展(1930-1938)"。在歐風美雨的吹拂下,20世紀20年代整理國故運動風靡全國,國學機構紛紛建立,在此運動影響下,古史辨運動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皆脫胎於此,它們是中國學術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關鍵所在,奠定了中國現代學術的第一塊基石。現代學科體系初現端倪的同時,國學研究成為熱潮。齊魯大學作為一個小型的教會大學,欲增加競爭力和影響力,也希望通過加強對中國古典文化的研究,深化它的本土化、學術化進程,遂利用哈佛燕京學社的經費成立國學研究所。國學所草創之初,欒調甫擔任主任,積極的聘任研究員,加大對國學研究的投入,鼓勵師生進行國學研究方面的探索。但是,囿於研究方法和人員結構的保守,國學所沒能與當時的主流學術充分對話,研究成果略顯平淡。但是,國學所卻因此成為一支整理國故運動餘波中的後勁力量。第二章"戰時學術:顧頡剛對國學所的’史學化’改造(1939-1945)"。抗戰時期是中國學術發展的特殊時期,在民族存亡之際,因應時勢變化,學人重新聚集,學術風氣隨之改變,由"求真"轉而"致用",很多新的學術問題被發現,很多舊有的研究模式被修正。可以說抗戰時期的學術研究是20世紀中國學術承上啟下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期取得的學術成績與包括顧頡剛在內的學人的努力是分不開的。顧頡剛在此時期擔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主任,面對民族危亡的艱難時刻,積極對國學所進行改造謀劃,召集了一大批學者圍繞在其周圍,依託哈燕社的資助,使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成為一個學術重鎮。他立志做一部鼓舞民族士氣的中國通史,進而動員全所的力量標點二十四史,作為通史材料上的準備。他也一度努力把國學研究納入到現代的學科體系,欲將國學所改造成"文科研究所"。後因種種原因離開齊魯大學,未能系統地實現宏願,但是可以看到一個有擔當的學人,在國難之際所付出的努力。正因為在顧頡剛的規劃和運作下,齊魯大學國學所由創建之初的邊緣地位上升為戰時學術的中心所在。第三章"變中前行:國學所的末路與新生(1946-1952)"。經過抗戰時期的醞釀調整,唯物史觀派和新漢學的地位翻轉,已成大勢所趨。因為時局動盪及哈燕社的限制,錢穆、吳金鼎時期國學所在不斷的調整,人員流動比較大,除繼續出版抗戰時期胡厚宣的學術成果外,未見新的研究展開。建國後,作為主任的張維華,雖積極適應新的學術範式,也試圖重振國學所的聲望,但是隨著張維華等人被調到山東大學,緊接著院系調整中教會大學被全部撤銷,齊魯大學國學所也就不復存在了。下編是以國學所中個別學者的學術歷程和觀念發展為中心,採取個案研究,包括四、五、六、七、八章。將學人及其學術研究放進時代的脈絡中,這些學人既受學風的影響,又受機構體制的約束。國學所因制定的研究計畫推進困難,所以給學者很多自主研究的空間,然後將成果匯總報告給哈燕社。看似散漫、沒有形成系統的個體研究,反而是歷史的實相,至少是合乎國學所的歷史現實。第四章"’貫通學思兩途’:欒調甫與國學研究"。欒調甫是近代學術史上一位特殊的學者,他主要的學術活動都集中于國學所並擔任國學所的創始主任。他一生以國學研究為志業,在墨學、名學、文字學及賈學等領域皆有建樹。欒調甫雖自學成才,卻能與梁啟超、章太炎、胡適等大家論學交往,並"預流"近代墨學研究的大潮。他在矯正主流墨學研究之偏的基礎上,提出"堅白離盈二宗"說,為墨辯思想開出新境界,被學界所重。他組建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時,因地緣關係,對"齊魯文化"較為同情,在近代國學研究的版圖中,為山東爭得一席之地。本章即試圖整理欒調甫的生平與著述,通過對其學術成果及治學方法的研究,來瞭解近代學術史上不容遺落的一頁。第五章"’理學救國’:齊魯大學時期錢穆的學術轉向"。錢穆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中對宋明理學頗為同情的學者,早期卻以"考據派"面目進入學界。抗戰時期,學風因時局而發生漢、宋轉變,"為學術而學術"的新漢學式微,以家國天下為己任的理學地位上升。隨著學風的改變,錢穆個人對理學的認同更加清晰,並在齊魯大學國學所完成思考與轉變。在經世情懷的驅使下,錢穆與政治人物多有接觸,並發表許多政論文章,直接表達政治主張。他為尋找中國存在的意義,為中國不會滅亡尋求文化原因,由歷史研究轉向文化研究,開啟文化學研究的濫觴,對其後學術影響甚巨,對當時乃至後世學術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第六章"’觀其會通’:呂思勉與國學所的’孤島’學術"。呂思勉屬於傳統派的史學家,其通貫的治學旨趣,在抗戰之前與主流學風有相當的差距,並未獲得足夠的重視。抗戰爆發後呂思勉困居上海,因為顧頡剛意圖在編撰通史上有所作為,而被國學所聘任為研究員。以呂思勉為中心形成了一批同在"孤島"的學人群體,在出版《古史辨》第七冊、編輯《齊魯學報》及國學所專著彙編等方面成果顯著。呂思勉本人不僅積極參與編撰,並且為國學所編寫和出版《先秦史》、《秦漢史》等著作,形成自己"通貫的斷代史"研究風格,奠定了特殊時期的學術地位。第七章"新漢學的扛鼎之作:以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為例"。抗戰時期,胡厚宣擔任齊魯大學國學所研究員長達七年,出版《甲骨學商史論叢》四集,是其學術歷程中的巔峰時刻,亦可視為史語所開創的"新漢學"風氣的收穫之作。他受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影響,治學取向由"疑古"轉為"考古",因參與殷墟發掘,與甲骨結緣,並積極實踐"史料學派"的作史主張。在經歷社會史論戰和古史辨運動的學風流轉中,尋求回應。胡厚宣利用新出的考古材料,結合甲骨金文考證處理諸多學術爭議問題,重建上古史體系,在20世紀中國學術史的發展中有不可磨滅的意義。第八章"從’層累造成說’到’神話分化說’:古史辨派以’神話’重建古史的努力"。20世紀20年代,古史辨運動出現後,以傳統經學為主導的古史體系崩潰。如何重建古史體系,是包括古史辨派在內的各派學人面臨的大問題。面對"層累造成說"帶來的諸多學術問題,學界多求助於考古學和民俗學兩種途徑。因為日本的侵略戰爭,學風隨時局而變,原先治學路徑上的考古發掘和民俗調查俱告停滯,以通過分析古代神話求古史之解決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進路。在顧頡剛古史研究的基礎上,楊寬批判地吸收"層累造成說",並以古史多元論為理論前提,進而重新利用神話和傳說材料,以圖解決古史辨運動遺留的古史問題,成為重建古史體系的一次有益嘗試。總而言之,齊魯大學國學所的學術歷程是一段中國現代學術發展的縮影。本文通過勾勒學風、學術機構及學人在互動中錯綜複雜的樣貌,來展現中國現代學術轉型中的重要一頁。	2,017
政治哲學視域中的徐複觀思想	丁明利	華東師範大學	博士		高瑞泉	[36]丁明利. 政治哲學視域中的徐復觀思想[D].華東師範大學.2017.	十九世紀中葉以來,面對近現代「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多數中國人在「睜眼看世界」之後,面對中西的差距,都在追求富強民主之路。尤其是二十世紀以降,圍繞著「古今中西」的豐富資源,形成了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三種流派和路徑,共同演繹了豐富多彩的現當代中國思潮,創造了中國現代精神傳統。之所以選擇港臺三大新儒家之一的徐復觀開展研究,一方面是因為他與上述三種流派均有關聯而以保守主義為其底色,尤其是他一生的經歷相比其他純粹書齋型的學者更為豐富,橫跨政、學兩界。其學術範圍廣博,兼涉文史哲藝等人文學科和領域且均有所建樹。在徐復觀的眾多思想中,以政治思想為核心,他的核心關切就是,如何能夠讓中國人走出專制、極權的怪圈,擺脫被殖民的命運,實現由民本到民主的轉變,推動中國政治步入現代政治的門檻。徐復觀的思路可謂走出傳統而又不脫離,吸收西方而又不陷溺,在此方法指導下,取得了豐碩的成績。因而,選擇徐復觀作為研究對象,既有典型性,又有代表性。如何進入徐復觀的政治思想呢?政治哲學的分析方法無疑是重要的途徑之一。為此,在綜合前賢的基礎上,我們將政治哲學界定為關於理想的政治及其辯難。其中體現了以下向度:首先,其主題是理想的政治,代表一種價值的追求和形上的探究;其次,對此主題的態度或曰方法——辯難,換言之,既有關於理想政治核心內容的正面論述,更有反思、批評和反駁。可見,它不同於政治學或曰政治科學,因為前者是基於現實、實踐基礎上的哲學探究,是理論和價值層面的。而後者則是關注現實、操作層面的;基於此,我們討論如下內容:徐復觀心目中理想的政治為何?圍繞其理想政治思想,他是如何辯難的,換言之,理想政治的實現是何以可能的?徐復觀視域中理想的政治為何?為此,我們一方面基於「負的方法」來展開論述。即先論述徐復觀的理想政治不是什麼,然後再正面論述它是什麼。另一方面,基於「知人論世」、「敬的方法」「比較方法」等,全面分析徐復觀政治思想的各個方面,著重論述下列幾個內容。其一,傳統政治不是理想的政治。儘管現代新儒家強調「返本」,但絕不是簡單返回到傳統尤其是傳統專制政治,相反,他對傳統專制政治進行了深刻而嚴厲的批判。第一,他批判的原則是「道(理)勢之辯」,倡導「理尊於勢」和「以理抗勢」。第二,他批判的對像是傳統專制政治。其批判的力度、廣度和深度遠遠高於一些自由主義者。他為我們詳細刻畫了傳統專制主義的形象並展開了嚴厲的批判。在此,我們以「孝道」為例進行了詳細的分疏。第三,他通過分疏「儒法之別」來對傳統專制政治進行進一步的剝離和清洗,表現了強烈的「申儒拒法」的衛道形象。在此,尤其是通過他對荀子政治思想(儒法合流的關鍵)的分疏來加以論述。第四,如何走出傳統專制政治和現代極權政治的束縛?需要克服「殖民心態」,注重中西文化性格方面的差異,把學術與權力區分開來,要把信心(對於中國文化的信心和對人類文化的信心)永遠建立在自己的良心理性批判之中。第五,通過比較徐復觀與錢穆關於傳統政治三個層面的辯論,來進一步凸顯徐復觀批評傳統專制政治的價值和意義。其二,西方的民主政治也不是理想的政治。徐復觀等現代新儒家雖以西方的民主政治為追求的目標之一,但認為其中也存在諸多問題,因而不能簡單地移植到中國。第一,一方面簡要考察了西方民主政治由古希臘至今的發展歷程,概述其中存在的兩大傳統,中間經歷了多次轉折。另一方面簡要論述現代中國接受民主政治的歷程,並指出中西民主思想存在的三方面差異。第二,徐復觀是通過論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及中國的民主追求時來充分展現他對現代民主政治的認識,其中基於傳統哲學的體用關係,從政治的內容與形式、政治的變數與常數、政治的數量與質量三個維度來詳細展開。第三,基於「群己之辯」以及徐復觀對西方現代性的批評來進一步闡述徐復觀的民主政治觀。通過對傳統儒家中修己與治人差異的分疏,體現徐復觀政治思想中的社群主義傾向,而這在理論上可以補西方過於重視個人主義之不足的。其三,徐復觀理想的政治——基於「德治」思想的自由民主觀。這表現了徐復觀作為新儒家「開新」的一面,「開新」就是解釋,他通過對先秦儒家的政治理想尤其是孔子政治理想的創造性解釋,正面論述了他的理想政治思想。第一,詳盡論述傳統「德治」思想的誕生、特徵、積極因素和不足之所在,並對「德治」向「法治」的轉變以實現二者的融合進行了探討。第二,通過論述政治與道德的關係來展現徐復觀自由民主觀的基礎。徐復觀先通過思想與權力的關係來論述政治與道德不能簡單劃界,然後論述傳統儒家關於政治與道德關係的思想,最後闡釋道德作為現代自由民主政治關鍵要素之一的思想。畢竟,指出徐復觀的理想政治只是知其然,對其所以然,我們需要繼續追問理想政治何以可能?對此,基於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和中國現代民主政治的探索和追求,從三個方面展開論述。其一,政治哲學的人性基礎是什麼呢?第一,基於對先秦人性論的全面考察,徐復觀認為,中國傳統以人性善為主流的「人性論」預設更優。一方面通過徐復觀「憂患意識」和張灝「幽暗意識」的對勘,深入比較人性論在構建政治哲學中的重要作用和價值;另一方面則在比較「雙重樂觀主義」——人性論樂觀主義和知識論樂觀主義與「雙重悲觀主義」——人性論悲觀主義和知識論悲觀主義的基礎上,探究了中西民主政治思想存在差異的原因之所在。第二,通過探索由「天命」到「天道」,再到「人心」的歷程,尤其是通過對徐復觀、唐君毅和牟宗三對孟子「踐形」的解釋,以及他們對於「天命」的不同認識,詳盡探究狹義新儒家內部的緊張關係。第三,通過徐復觀對「形中之心」的論述,表現了狹義新儒家在建構形上學方面的兩種路數之不同,即熊、唐、牟的思辨形上學和徐復觀的實踐/具體形上學;通過其「感憤之心」來體現具體形上學的進路及其與當代儒學等之間的聯繫,以此呈現徐復觀人性論哲學的當代價值和意義。其二,如何由「民本」轉進到「民主」?第一,他提出「二重主體性」的論斷,其中關涉到政治權力來源和分配問題。第二,以傳統官制中的合理成分——「宰相制度」和「諫議制度」為例,指出這兩種制度設計的存在是傳統社會能夠正常運作和發展的條件之一,也是反映專制與否的重要指標之一,更是瞭解政治主體的一把鑰匙。第三,通過論述「民本」之民的三類形象——國人、士和農民,「民主」之民的三種形象——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自耕農,詳細闡述每類政治主體的特徵、發展歷程和使命等,為傳統的民本之「民」向現代的民主之「民」的轉變提供依據。其中,尤其深入徐復觀思想的心理層面,深刻剖析了他對「自耕農」及中產階級的待望。第四,通過「養教之辯」,詳盡闡述了主體建構的歷程及可能。即堅持儒家「養先教後」的通義,以歷代大儒的理想——「以教化代刑罰」——來作為塑造政治主體的方法及要素,從而既發揚了傳統的資源,又可以彌補「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的狀況。其三,論述理想政治的經濟基礎及文化理念。第一,論述理想政治的自由市場基礎。既有對歷史上自由經濟活動的推崇,又有對苛政尤其重稅的批評,還有對儒家均平經濟思想的論述以及對現代殖民經濟和財團經濟的批判。在此基礎上,闡述了基於自由市場的經濟發展對於現代民主政治的重要作用。第二,詳細闡述儒家自由主義。他通過對中國古代儒、道自由主義精神的分析,並與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相對比,來為其論述儒家自由主義提供資源。尤其是他在論述儒道自由主義時對「容忍」、「協商」精神的認可,有些類似於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區分的意味。此外,他還通過對傳統社會輿論價值的論述,來闡述文化自由主義的觀點,在此基礎上,論述了近代中國建構自由社會的藍圖,而這個自由社會是立基於秩序與權威的基礎之上,從而與西方相別。在此基礎上,比較了狹義新儒家內部關於自由觀念的同中之異。總之,徐復觀認為建立於「個人主義」和「雙重悲觀主義」之上的西方的民主、自由等「上層建築」存在根基不穩的問題,而中國傳統的資源尤其是儒家「群己和諧」、「人性善」及樂觀主義認識論等資源正好能夠濟之窮。所以,儒家政治哲學與現代民主政治不是對立的關係,而是互相對接和補充的關係。徐復觀通過對古今中西政治思想的辯難,構建了他的理想政治藍圖。當然,在當下建設「開放社會」的過程中,該如何接受「悲觀主義」的洗禮,面對和協調人性惡或說人性幽暗面的存在和事實,以突破單純強調「人性善」和樂觀主義的局限,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和探究的。	2,017
王夫之經濟倫理思想研究	謝芳	湖南師範大學	博士		王澤應	[37]謝芳. 王夫之經濟倫理思想研究[D].湖南師範大學.2017.	王夫之沒有系統的經濟倫理思想著述，但是王夫之著述中有豐富的經濟倫理思想命題、觀點和論述。深入發掘、整理和再現王夫之經濟倫理思想的狀貌，是當代倫理學人應有的學術抱負和價值追求。作為明清之際三大傑出思想家之一，誠如錢穆先生所言，“明末諸老，其在江南，究心理學者，浙有梨洲，湘有船山，皆卓然為大家。然梨洲貢獻在學案，而自所創獲者並不大。船山則理趣甚深，持論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諸儒，其博大閎括，幽微精警，蓋無多讓“。 [1]王夫之站在他那個時代的高點，俯視中國歷史發展的興衰繁榮，懷揣“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家國情懷，注六經，解歷史，為他那個時代甚至以後的萬世提出了諸多有價值的思想。在經濟倫理思想方面，他不但「坐集千古之智」，對於他之前的經濟倫理思想作出了全面系統的總結，而且以「六經責我開生面」的學術品質及其膽識，對社會經濟生活中的諸多矛盾運動進行了“會其參伍，通其錯綜”的辯證考察，“特別是按'依人建極'的原則，高度重視人類史觀的研究，使樸素唯物辯證法的理論形態發展到頂峰，並落足到天人、理欲等關係問題上的明確的人文主義思想“，[2]為建設”破快啟蒙，燦然皆有“的經濟倫理思想奠定了基礎。王夫之經濟倫理思想的產生有其深刻的經濟社會根源、實踐基礎、理論淵源以及理論基礎。明朝中後期腐朽的政治統治所引發的農民起義，以及隨之而來的異族入侵，是導致明王朝走向滅亡的直接原因。國破家亡的殘酷現實再加上人們對宋明理學空疏學風的譴責和實學風氣的興起，使一貫宣導“經世致用”之學的王夫之自覺地從倫理的視角思考社會的經濟問題，試圖為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的幸福、國家民族的富強尋找良策。而傳統儒家的人性論、理欲觀、本末論等均為王夫之的經濟倫理思想提供了直接的理論來源，且在此基礎上有適應時代的創新和發展; 另外從批判佛老虛無主義的宇宙論中吸收了佛老的變易方法論思想，從質疑西學的科學性中吸收了西學的辯證法方法論，等等。理勢合一、理勢不定的歷史觀為王夫之的經濟倫理思想既繼承傳統又突破傳統進而提出適應時代又超越時代的經濟倫理思想提供了理論基礎，理慾皆性、性日生日成的人性論則是王夫之經濟倫理思想的理論基石和邏輯起點。王夫之經濟倫理思想有著對生產倫理思想、交換倫理思想、分配倫理思想以及消費倫理思想的系統論述和精深闡發。在生產倫理思想方面，王夫之從個體層面、國家層面、農商關係層面論證了「重農務本」的倫理正確性; 從有其力者治其地的角度論述了「土地民有」的倫理合法性; 從「人則未有不自謀其生者」的經濟人假設角度提出了自由生產的倫理原則。在交換倫理思想方面，王夫之從民生的角度論證了交換活動的倫理正當性; 辯證地論證了商人的倫理之善與倫理之惡; 從“致厚生之利”的角度論證了貨幣的起源、社會作用，並對貨幣流通所帶來的社會異化現象進行了深刻的社會批判和倫理反思。在分配倫理思想方面，王夫之主張辯證的均富論，並對公平正義的分配倫理原則作出了自己的深刻論述。在消費倫理思想方面，王夫之提出了儉奢有度的消費原則、絮矩之道的消費倫理理念，並對庶民百姓的合理消費給予了高度的價值肯定。王夫之經濟倫理思想具有三個鮮明的理論特質，即研幾趨時與以民為本的經濟倫理發展觀，義利並重的辯證義利觀以及裕國富民的辯證國富民富論。王夫之經濟倫理思想的理論特質主要表現為具有近代啟蒙特色的部分，包括對封建行政權力過多幹預經濟運轉的反思與批判，對傳統道義論和功利論的辯證剖析，對傳統重本抑末思想的辯證發展等。當然，王夫之經濟倫理思想亦帶有某些不可避免的缺陷，未能擺脫時代和階級的局限。站在新的時代和社會，批判性地審視王夫之經濟倫理思想，要求我們對其作出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弘揚王夫之經濟倫理思想的合理因素有助於建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社會主義經濟倫理思想。	2,017
目的論視角下《中國文化精神》（節選）翻譯實踐報告	全林元	燕山大學	碩士		耿延宏，李強	[38]全林元. 目的論視角下《中國文化精神》（節選）翻譯實踐報告[D].燕山大學.2017.	文化全球化的時代已經到來，世界各國越來越重視文化交流與發展。中國正在大力實施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且習近平主席在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這更為中國與世界許多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提供了一個優良平臺。《中國文化精神》一書彙集了錢穆先生關於中國文化的13篇講演詞，其中蘊含著簡單易懂而又深刻的道理以及重要的中國文化知識。本書前四篇演講的翻譯已經完成，其譯本對於傳播中國文化具有一定意義。筆者選用目的論來指導本書前四個演講的翻譯。目的論認為，翻譯目的決定翻譯行為。為了滿足譯文讀者需求、傳播中國文化，筆者秉持目的論的目的原則、連貫原則和忠實原則，在詞彙層面採用對等譯法、對等加註法和抽象譯法，在句法層面採用分譯法、合譯法、正反譯法和重組法以及在語篇層面採用語態轉換、詞類轉換和添加連詞和動詞等翻譯方法和翻譯技巧以儘可能達到詞彙的忠實、句法的連貫以及語篇的可接受。筆者通過翻譯實例比較詳盡地闡述了在翻譯過程中遇到的具體問題。本報告旨在基於對目的論指導下《中國文化精神》翻譯實例的詳細分析，為今後譯者翻譯含有中國文化的內容提供一些實用的翻譯方法和翻譯技巧。	2,017
魯國文學與文學觀念	徐琳	哈爾濱師範大學	博士		傅道彬	[39]徐琳. 魯國文學與文學觀念[D].哈爾濱師範大學.2017.	“文學”是什麼？於中國古代文學史而言，“文學”一詞，始見於《論語·先進》篇：“文學子遊、子夏。” 邢昺《論語疏》解釋為「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此中之意，中國文學的時間開端應是從春秋時期算起，而可考證之作者是以孔門弟子為最早者，那麼中國文學觀念就應該起源於儒家的思想。這種認識顯而易見是偏狹的，不客觀的。反觀已有的認知中，丁迪豪先生根據歷史形態的演變，認為中國古代文學史分屬於「原始社會的文學」、「民族社會的文學」、「封建社會的文學」三個時代（1）; 而傅斯年先生則根據已有時代分劃分，認為分為上古“自商末葉至戰國末葉”、中古“自秦始皇一統至'初唐'之末”、近古“自'盛唐'之始至明中葉”、近代“自明宏嘉而後至民國”四個時期。二者共性是歷史決定文學，文學發展以歷史發展為先決條件，導致歷史觀念取代文學觀念。基於以上認知，長久以來中國文學開端的具體時代懸而未決的一個主要原因，在於文學與歷史和國家的關係沒有確定而引發諸多爭論。文學是有國家性的，作家也是有祖國的。國家即社會，即歷史。唯有對作家的國家屬性認定，方可使作家有歷史屬性，文學作品也才可能有歷史性、社會性，才具有理論系統意義的文學觀。而對於中國古代文學的起源與發展，正如郭紹虞先生《所謂傳統的文學觀》中指出那樣：“（春秋時期）文學之含義，實在有兩部分：其一指文章言，其又一指博學言。” 傅道彬先生《文學是什麼？》中進一步概括為“文學不是別的，文學正是人類的一種生存方式”。據此理論，文學既是具有社會性的、歷史性的、文化性的精神生產方式，要在時代中關照“歷史的文學觀念”; 又是需要載體傳播的物質形式，要在文明程度中觀察「文學的演進」。所以，文學的物質載體、文學批評理論、文學形式、文學創作群體等等，都應在歷史的、社會的、制度的維度中加以剖析，中國古代文學的維度才可能更長，看到的中國古代文化源頭更早。先秦時期的魯國文學即具備這樣的要素。所謂「魯國文學」，並非通常所講的「春秋文學」或「戰國文學」，而是指發生在西周諸侯國時代和春秋戰國時代的魯國的文學行為及其成果。其文學行為的時間上起周公旦之封及其子伯禽立國，約西元前1042年，下訖西元前256年魯國被滅亡。其文學行為的土壤是魯國，而非其他諸侯國。其文學行為，主體是魯人。其文學成果，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兩部分。從文學角度對現有魯國文獻進行梳理和闡述，不僅是理解魯人歷史、文化的路徑之一，也是豐富中國古代文學的實踐之一。有鑒於這條路徑的可行性，因而選擇魯國文學及文學觀念作為研究的物件。因為，文學不僅是歷史範疇，更是文化的縮影。錢穆先生認為：“中國文化表現在中國已往全部歷史過程中，除卻歷史，無從談文化。” （1）而周代的諸侯之國——魯國，雖非擁有天下之朝代，卻具備這一顯著特性：文化相依於歷史，歷史鑄就了文化。其成因在於，作為周公旦及其子伯禽封國，始建封於河南之魯，終建封於山東之曲阜為都城的遠古大汶口文化圈、夏商東夷文化圈重疊的歷史體系內，其燦爛的文化景象在周初伯禽代父蒞魯之際，就秉承周族文化，融合本地民族文化，開創了新的魯地域歷史文化，並且在東周的春秋時期更進一步煥發出奪目的人文光芒。這是因為文化是演進的、變化的，並且把握歷史性質。正如英國政治社會學家沃爾特·白芝浩著《物理與政治》一書中所說：“文化的細胞因為有一種繼續力，使代代相連，後代將前代之所遺加以改革。如此類推，累進。所以文化並非像一般沒有關聯的散點，而是像線一樣不斷的顏色，互相掩映。 “（2）因此，歷史與傳統、文化與政治、文藝批評與文學構建，是本論文框架的基本脈絡。	2,017
錢穆「天人合一」觀研究	王文彬	山東大學	碩士	A Study of Qian Mu’s Concept of the Harmony of Tian and Mankind	傅松雪	[40]王文彬. 錢穆“天人合一”觀研究[D].山東大學.2018.	在錢穆的學術思想體系中，「天人合一」觀始終處於重要位置，他反覆強調中國的「天人合一」觀對於解決近代的中國文化問題以及歐洲文化問題所能產生的作用。他的“天人合一”觀的提出正是運用了他的研究史學的方法，即是從當今時代尋找問題，從過去時代尋找解決問題的答案。在他看來，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觀對於解決人文與自然的衝突，科學主義的局限性等等問題是有極大説明的。綜觀目前的研究狀況，與錢穆所處的學術地位相比，學術界對他的“天人合一”觀還是不夠重視，缺乏深入全面的闡述和分析，錢穆“天人合一”觀對於我們解決現實問題所能發揮的巨大作用，應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本文主要運用文獻研究法，試圖凸顯錢穆「天人合一」觀的這種價值和意義。本文共分四章闡述了錢穆「天人合一」觀的內涵和表現，成因，特點以及啟示和局限。第一章主要從歷史上的天人關係，錢穆「天人合一」觀的基本內涵，其在文學理論中的表現三個方面進行闡述。第二章分析了成因，從他的生活經歷，“道理合一相成”的宇宙觀，他的心、性的看法，他的文化學觀點，他對於周公的“天”信仰的分析這五個方面來進行論述。在第三章論述特點時，注重通過比較來分析其特點，特點主要體現為人的地位的注重與道德精神的高揚，以儒為主熔鑄釋道，史學精神的統攝。第四章的啟示主要從科學維度和歷史維度兩個方面展開論述，其局限便是會通和合的不徹底性。 “天人合一”是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這個觀念自先秦出現，其內涵在歷史上不斷演變，而這個古老的觀念在錢穆的視域裡重新煥發了生機。可以說，這是一個很古老的觀念，同時又是一個“很新”的觀念，如何去體會這種“新”，把握這種“新”，充分利用和發揮這種“新”，這就是我們重新關注“天人合一”觀的意義所在，這同時也是學術緊跟時代的要求所在。	2,018
錢穆心性美學思想研究	王豔敏	河北師範大學	碩士		牛軍	[41]王豔敏. 錢穆心性美學思想研究[D].河北師範大學.2018.	錢穆關於文學的論述，是一份值得我們珍視的理論遺產。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在民族文化向何處發展的關鍵時刻，他主張對傳統文化抱有一份“溫情”與“敬意”，主張據本開新，這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別樣的文學乃至文化的現代化方案。在今天看來，這一方案依然具有很高的學術史價值。本文從錢穆的心性觀入手，著力於分析他的心性美學思想，以探究錢穆心性美學背後的別樣運思智慧。筆者認為中國內傾性的文化傳統是造就錢穆注重對人的心性問題研究的最根本的原因; 錢穆正是通過對歷史上眾多心性觀點和主張的梳理，並加以自己的思考，從而形成自己獨特的的心性觀。錢穆所處的時代正是西學東漸，中國興起新文化運動時期，此時國人追慕西學風氣甚濃，甚至以徹底否定中國舊有文化傳統來全盤西化。面對這樣的時代現實，錢穆憤然而起為故國文化招魂，大力倡導傳統心性觀對於文學現代化的意義。錢穆心性觀的獨特之處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錢穆肯定人心的本體和核心地位。而心性之最終歸宿為“仁”，“仁”乃為人心相通之大解放和大安頓。其次，他將西方的靈魂等觀念與中國心性觀進行比較，提出西方文化將靈魂與肉體二分，而中國傳統文化則強調心身並不對立，且在此基礎上中國傳統更為重視心的維度，更重追求心生活，而非身生活等觀點。這一中西比較的視角頗具新意。最後，錢穆對“性”與“德”的內涵及二者間的關係作了準確而清晰地考察，突顯出“性”中所含有的人文成分，即主張非天來指導人，而是側重由人來配合天，此乃為錢穆心性觀一獨特之處。且錢穆還通過實際文本分析，對“情”在美學中的作用和表現作了頗具個性的詮釋，指出人所追求的乃為至善至美之情。錢穆的文藝觀有以下幾個方面：錢穆認為中國語言與文字是心與心溝通的兩大工具，故其特別重視語言文字; 其次，能夠呈現作者自我真實情感且反映作者現實人生和較高品格修養的文學乃為最上乘之文學; 中國藝術重情味，重性情之抒發，而輕技巧和方法，此乃為與西方藝術之大不同。錢穆心性美學思想的提出，不僅在其所處時代下對抵制西化、復興中國傳統文化有著積極作用，還有利於對當下國人過分追求物質，而忽略內在心性修養的現實進行反思。但是錢穆以其心性美學思想來作為對文學藝術評價的標準，這是有一定局限性的，這種標準有可能導致忽略文學作品的審美特性。	2,018
錢穆與牟宗三法政思想分歧之省察	王小康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碩士	Reflection on the leg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divergences between Qian Mu and Mou Zongsan	武乾	[42]王小康. 錢穆與牟宗三法政思想分歧之省察[D].中南財經政法大學.2018.	錢穆與牟宗三是現代中國文化保守派的兩位學術大師，他們分別在歷史學和哲學領域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正因一直以來學界偏重於研究他們的歷史、哲學觀點，故對於他們各自較成體系的法政思想主張卻未引起足夠的重視，更沒有關注到二人法政思想之間的論爭與分歧。事實上，這種法政思想分歧代表了現代中國文化保守派的兩條思想路線，研究這一段論爭分歧有利於今人認識現代中國法政的道路方向。清末以來，中國思想界始終存在著革新派與保守派的論爭。到新文化運動中“全盤西化”口號之提出，這種思想論爭已經到了空前劇烈的地步。這種思潮影響到法政領域，其基本結果就是中國法政傳統之合法性的喪失。在此背景下，以科玄論戰為標誌，保守派學人逐漸自覺，一方面反擊革新派的全盤毀棄傳統，一方面探索中國文化的自存之道。由此文化保守派內部也出現了分化，一派主張全盤維護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維護中國法政傳統，其代表為錢穆，另一派維護中國的心性道德傳統而批判中國法政傳統，主張心性道德與民主、科學的結合，其主體為新儒家熊牟學派，而牟宗三則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這兩派之間曾經發生過大規模、長時段的論爭分歧，作為新儒家熊牟學派集大成者的牟宗三，更是對錢穆法政思想有著直接的觀點批評和自覺的學理挑戰。錢穆與牟宗三法政思想的分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在中國法政傳統之評價上，錢穆主張「中國式民主法治論」，即認為中國歷史上存在著中國式的民主法治，而牟宗三則主張「有治道而無政道論」，即認為中國歷史上只存在著治權層面的民主而缺乏政權層面的民主; 在中國法政道路之主張上，錢穆基於其“中國式民主法治論”提出了“自本自根論”，即認為現代中國應該在根本架構上遵循中國法政傳統的歷史經驗，而牟宗三則基於其“有治道而無政道論”提出了“開出民主論”，即認為現代中國應該在根本架構上應該學習西方民主憲政，建立政道層面之民主，而中國法政傳統的歷史經驗只能作為治道層面之民主以充實於憲政框架之中。筆者認為，錢穆的「中國式民主法治論」實質上體現了其「憲制自覺」，即自覺地要求重建和接續中國傳統式的根本法秩序，以踐行儒家政治理想，這屬於「儒家憲制論」; 牟宗三的“有治道而無政道論”實質上體現了其“憲政自覺”，即自覺地本於儒家理想以反思中國法政傳統之弊病、要求開出更高層次的民主憲政，以學習西方憲政學理，這屬於“儒家憲政論”。因此，錢穆與牟宗三的法政思想分歧本質上現代儒家知識人內部的“儒家憲制論”與“儒家憲政論”路線之爭。這種路線之爭有多方面的體現：在哲學本體上，體現為錢穆與牟宗三哲學思想的「禮」本體與「仁」本體之爭; 在法政學理資源運用方式上，體現為錢穆與牟宗三的內求與外學之爭; 在思維特徵上，體現為錢穆與牟宗三的“尊理性”與“尊傳統”之爭。由此，筆者認為，錢穆「儒家憲制論」代表了儒家知識人對中國法政傳統的直覺維護形態，牟宗三「儒家憲政論」代表了儒家知識人對中國法政傳統的理性反思形態。而綜合這兩種法政思想典範以重鑄現代中國法政學理，正是當代中國法政學人的使命。綜合這兩種法政思想典範以重鑄現代中國法政學理，必須立足於牟宗三學理對錢穆學理的超越和點化：一方面，必須明確錢穆的「儒家憲制論」本質上即是治道層面之民主，而中國必須由治道民主轉出政道民主，建立民主憲政; 而另一方面，要強調在政道層面上民主憲政成立後，治道民主仍然可以發揮其合理作用。以上結論正是錢穆與牟宗三法政思想分歧之省察給當代中國法哲學所指出的基本方向。	2,018
“如何完成一個我”—錢穆的教師自我發展之路	薑慶博	江南大學	碩士		田良臣	[43]薑慶博.” 如何完成一個我“—錢穆的教師自我發展之路[D].江南大學.2018.	錢穆作為學術大師，不僅其學術研究具有典範意義，他的專業成長之旅也能為後學，尤其是廣大教師提供令人鼓舞的借鑒與參照。錢穆，來自江南無錫最基層的鄉村，十八歲“抗顏為人師”，從鄉村小學、中學邁向大學講臺，成為享譽國內外的名教授，成為一代教師楷模。九十二歲告別杏壇，教書育人七十五載，自始至終都是一位致力於文化教育事業、誨人不倦、勤於著述的師者。與民國時期其他名師不同的是，錢穆未接受過大學教育，更未出洋留學，完全靠自修苦讀成為名師。研究錢穆的自我發展之路有利於揭示錢穆的專業發展秘密，探明教師成長中的自我發展力，為培養新時代的新型教師提供思路與啟發。本研究以錢穆的傳記、文集及相關回憶等文獻材料為依託，著重梳理了他在不同學校、不同時期的執教經歷和自我成長過程，在此基礎上探究了錢穆自我發展的特徵，動因及途徑，主要內容如下：（1）梳理了錢穆的教師成長歷程：根據錢穆的從教經歷，按照時間發展的順序，簡要敘述了其執教經過。從執教鄉村小學，到執教中學，再到聘任大學，新亞辦學，重點突出錢穆在每個階段中的典型案例與實踐。（2）歸納了錢穆的教師自我發展的特徵：從發展途徑上看，錢穆始終以「教學與學術齊行」來展開的; 從發展過程來看，錢穆堅持並貫徹「職業與生命共進」的方式來完善自我; 從發展目的來看，錢穆充分展示出了他「學識與德性並生」的內在品質。（3）揭示了錢穆的教師自我發展動因：本研究從內外兩個維度來探討錢穆自我發展的驅動因素，內因包括錢穆具有高度的民族意識，心懷遠大的教育理想和他本身所具有的頑強自礪精神。外因包括錢穆幼年所接受的紮實良好的教育和他所處的相對寬鬆而自由的思想環境。（4）探析了錢穆的教師自我發展途徑：一是「教—學」共進，錢穆是教學與學術研究兩方面協同並進的，經歷了對立競爭、互惠共生和深度融通三個階段; 二是教育實驗，在教學理論的學習與創生和知識的轉化生成兩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三是勤修苦讀，錢穆有一套自己的讀書方法，提倡為修德而讀書，讀高標準的書，要結合實踐，讀以致用。四是尋求共學之人，與人共學的過程中能夠獲得許多成長資源，在教學研討中獲得成長，在競爭中與對手共同進步。作為教師的錢穆不但是一位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好老師，他還是一位心懷民族大義的中國式先生，他的自我成長經歷值得當今教師借鑒、學習。歷史長河中的錢穆對當今教師發展亦彰顯出其獨特的時代價值：一要充分啟動教師的自我發展力。自主發展才是真實、有價值的發展。一個教師實現專業發展的核心問題是內在因素的不斷更新、演進和豐富，教師應當激發自身的積極動機，促進自身的快速提升，以實現教師的自我專業發展。二要在教師事業中培養真性情。我們各人性情之重要，必然該遠超事業之上。不要一眼只盯在人生之事業上，該知自己還有一個性情，一切都要反求之於自己內心所獨知處。三要做具有中國氣派的當代教師。教師首先要理解中國文化，然後要具有中國品格，最後是研究中國問題。新時代的教師只有在中國情境下理解、研究和感悟中國，才能真正成長為具有中國氣派的當代教師。	2,018
文化世界中的政治意識—錢穆“政道論”研究	沈文博	華中師範大學	博士		何卓恩	[44]沈文博. 文化世界中的政治意識—錢穆“政道論”研究[D].華中師範大學.2018.	錢穆，中國現代著名史學家、教育家，以其獨特的文化史觀在我國當代史學中佔有重要地位。錢穆長壽且治學勤勉，著作豐碩，他一生治學中心都在中國傳統文化處，對傳統文化諸多領域都有較為深入的研究。誠然，錢穆思想的重點在於文化學及歷史學，但是因著其特殊的歷史文化理念，使得他的思想達到了在歷史學、文化學、教育學乃至政治學等領域的貫通。錢穆雖然終生未曾擔任政府實務，但對傳統政治與近當代政局有著獨到的見解。本文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錢穆的政治思想做出較為總體性的梳理與闡釋，分析錢穆政治思想的核心與特質，建構理想政治的框架，對其思想體系做出一有益補充。本文致力於三點：一是自歷史角度對錢穆政治思想的萌發、形成、演變等過程做一敘述，以此見其衍變，著重突出了錢穆本人家庭、性格以及歷史事件等因素對於錢穆思想的影響; 二是從學術轉變的過程中追尋其內在心理的轉變，以見其歷史選擇背後的原因; 三是錢穆政治理論的落實，即將之政治理論作一較為具體的實際建構。文章即就此將行文分為五章：第一章是錢穆學術人生的奠基期，主要講述他文化與政治思想萌發的背景; 第二章是國難背景下錢穆思想的轉變，自之前的學齋派轉向學術報國，開始產生以學術激發民族精神的文化建國政治理念; 第三章是香港時期的社會活動，這一時期的錢穆以文化為己任積極投身社會實踐，其中又以政治時評與創辦新亞書院為主; 第四章是政治活動受挫之後的重新選擇，這一時期錢穆迎來了自己“政治地位”“社會地位”的頂峰，卻出現了學術思想與社會活動的新離合，學術上轉而為向內的心性研究，政治時評看似激進，但相較於香港時期，實際不進反退，遠不及其學術思想的精進。第五章是錢穆對於理想政治的具體構建，以“三民主義”為核心闡述當代新背景下的建國理想。通過對錢穆政治思想的整合與分析，作者認為這是一種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根基，以傳統政治為依託，並融合了西方民主憲政思想的獨特政治思想，將政治理想置於文化“一體論”“生命論”中，其核心內容是以“以道統領導政統”的“文治政治”，是一種以人文引導政治的“政道”。錢穆的這一政治思想在孕育於近現代社會的轉型中，具有一定的獨特性和代表性，尤其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政治的結合上，於現今社會也有著相當的借鑒價值。也是因為其政治理論多是出於文化與學術理想，錢穆對於政治的論述很多時候是以“原則”“理論”代替部分史實，由此出現了政治思想的“理想化”與“空泛性”的弊病。	2,018
唐代楚漢人物評論資料整理與研究——項羽篇	張圓玲	鄭州大學	碩士		王書才	[45]張圓玲. 唐代楚漢人物評論資料整理與研究——項羽篇[D].鄭州大學.2018.	秦末風雲變幻之際，項羽隨叔父項梁起兵，而後迅速成長為反秦起義的領袖和宰執天下的霸主。項羽有拔山之力、蓋代之才，是勇猛善戰的將領、撥亂天下的英雄，但也是自身悲劇命運的締造者，他坑降卒、弒義帝、阻諫議、棄謀臣，剛褊自用、暴戾恣睢，好行小惠而不施仁政，終於喪失民心、霸業傾頹。 “中國民族，可算是最看重歷史的民族; 中國文化，亦可說是最看重歷史的文化“（錢穆《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史學與文學》），重史崇史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徵，在宗漢意識強烈的唐朝，項羽不斷成為統治階層和文人墨客資治垂鑒、吟詠歎惋的物件。鑒於唐代是史學和文學並興、雅文學與俗文學共榮的朝代，在研究唐人對項羽的接受和評價狀況時分文體而論，不僅能更清晰地看出項羽評價在唐代的演變脈絡、不同文體對歷史人物評價的影響，綜而觀之，還能看出社會各個階層的評價特點，從而顯現唐代項羽評價的整體面貌。唐代著名的史學家司馬貞、劉知幾、吳兢在他們的著作中都對項羽持批評態度。野史、筆記中涉及到項羽的內容也以批評為主。筆記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通過《朝野僉載》收錄的狄仁傑歷數項羽生前死後罪惡的《檄告西楚霸王文》可知，項羽神在唐代民間各地，尤其是吳楚一帶仍有大量信奉者，項羽廟是朝廷屢次禁毀的淫祠之一。《廣異記》有關崔敏殻斥責項羽一事，證明項羽神在唐朝延續了其在六朝時的兇神形象。通過對唐代詩文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最能夠發掘項羽評價的歷史變化。盛世時明智的統治者總是以史為鑒，帶著對國家長治久安的美好願景小心翼翼地避免重蹈項羽的覆轍。亂世中，人們通過對項羽敗因的分析尋求治亂的經驗教訓。到了唐末，無論是感懷詩還是小品文都帶有濃重的時代特色，不重褒貶，重在抒懷。但詩文中的項羽評論又有不同的特點，總體上說，詩歌感性色彩較重，在評論項羽時只能抓住一端，需將其整合方能看出項羽評價的全貌。散文容量相對較大，在評價項羽時往往能縱觀其一生，且整體上較之詩歌而言，對項羽的評價更為客觀。敦煌遺書的發掘補充了項羽形象在下層文人和普通民眾間的接受和傳播情況。《漢將王陵變》中的項羽慘無人道、虛偽吝嗇，《捉季布傳文》中的項羽是天命不與的虎狼之主。變文的作者之所以將項羽形象刻畫得如此醜惡與當時的歷史環境緊密相關。被吐蕃攻佔後，不甘受異族統治的敦煌人民希望能有一位像漢高祖一樣能以弱勝強、統一祖國的君主帶領自己重返家園，而把對吐蕃政權的怨恨之情投注到對項羽的人物塑造中。除了變文，敦煌歌辭中評價項羽的內容則以批評他不聽勸諫、不善用人為主。通過對唐代項羽評論資料的整理與研究可以發現，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人們對項羽的評價呈現出不同的態勢。從唐朝的建立到安史之亂之前，社會發展逐步安定並日漸繁榮，對項羽的評價主要是為了以史為鑒、防患於未然，或是為了歌頌新王朝誕生的合理性、讚美當代最高統治者受命於天的功德。安史之亂爆發後，社會矛盾日趨尖銳，唐王朝開始逐步走向衰亡，之後又發生了朱泚之亂、甘露之變等重大政治變故，朝廷更是元氣大傷。急於從前代尋找治亂經驗的文人政客將目光放在了項羽身上，他們從不同角度分析項羽戰敗的原因，以求獲得對現實社會的説明。然而飽受內憂外患侵蝕的唐王朝已經是日薄西山、大廈將傾，無法逃離現實的唐末文人只能借項羽的悲劇結局來抒發對國家和個人命運的哀歎以及世事變遷的滄桑感。另外，不同的文體往往能反映出不同群體對項羽的評價特點，史學家和政治家多以客觀冷靜的筆調分析、評論項羽，文人墨客在評價項羽時往往情懷激烈，而項羽形象在民間文學的傳播中又呈現出通俗化、演義化的趨勢。雖然不同時期下、不同文體中的項羽評價特點各有不同，但唐人的宗漢意識卻貫穿始終，是影響項羽在唐代接受與評價狀況的潛在因素。讚美仁君，崇尚仁政，貶斥暴君暴政，期望天下太平、仁德廣施，則是唐代人士評判項羽這一歷史人物的普遍心態。	2,018
歷史主義與中國現代新史學，1902-1949	李席	華東師範大學	博士		胡逢祥	[46]李席. 歷史主義與中國現代新史學，1902-1949[D].華東師範大學.2018.	歷史主義是基於這樣三層預設的生命觀、世界觀及歷史思維：人類生命的歷史現象與自然現象之間存在根本差異，其本質存在於它在過去時間的整個過程中; 在這個過程中，個體的價值由其自身存在所規定，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性，個體之間既有區別又有內在聯繫，每個時代或階段都是人類精神的特殊體現; 對它的恰當理解只能用歷史溯源的方法，既要根據其所處的環境或語境加以判斷，又要從中把握一種特定的發展趨勢。作為現代人文主義的重要構成，歷史主義在西方興起於18世紀晚期至19世紀，主要是以德國的歷史觀念與史學實踐的專業化為標誌，以及由此引發的有關精神、文化與史學自主性的一系列思考。同時，歷史主義的觀念要素和人文精神並非孤立存在於西方文化土壤，這在東方中國的歷史思想中則有著最突出的前現代意義上的體現。待至19世紀末以後，西方歷史主義雖日漸陷於危機，但伴隨著帝國主義和西方文化的強勢擴張而傳至東方國家時，其洪瀾餘波則與中國人文傳統的歷史精神和乾嘉史學運動的遺脈匯流，從而為中國現代新史學運動提供了思想資源和實踐參照。本文從「歷史主義」這個觀念的重新認識入手，嘗試對中西歷史觀念兩種文化源流及近代以降的「匯流」加以梳理、比較，通過深入系統地描敘和分析歷史主義在其中的思想譜系，揭示歷史主義在歷史學的專業化和捍衛史學自主性方面所發揮的功能，嘗試指出歷史主義內涵又是如何被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所片面分割的，以及在中國本位文化史觀中又是如何被詮釋和展現的，進而探討中國史學現代轉型的理論困境及其面對的中西文化問題。全文總共由五章內容構成。第一章“緒言”部分，闡述本文的研究緣起與寫作主旨，以及力求較為深入系統地回顧評析了與本文主題相關的前賢研究成果，並對研究思路及方法做出必要的交代。第二至第四章為正文部分，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論述體系。其中，第二章主要論述了歷史主義的內涵及其西方源流和發展狀況，進而通過中西比較，闡述了“東方歷史主義”的特徵和表現概況。第三章論述了歷史主義在20世紀上半期中國現代新史學理論形成中的思想運作，通過對史學性質問題的由來、歷史學的科學化、理性與人文的史學觀念以及非理性主義史學思想的分別考察，指出歷史主義在為論證歷史學的人文性及相對於自然科學的獨立性時，更多是以歷史學的“藝術論”形式出現的，它在新史學尋求自身定位和走向專業化的過程中，一方面提供了最根本性的思想資源和方法論，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對當時歷史學領域的普遍主義和科學主義起到了制衡作用。第四章論述了歷史主義在20世紀上半期中國現代新史學實踐中的具體狀況，指出其中最有成就者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滿足於小敘述、重考證、反對普遍規律的中國歷史學派，承接乾嘉考證學傳統，汲取西方現代實證史學方法，以重建歷史事實為目的; 二是中國文化史學的興起，認為中國歷史文化與西方不同，而是有其自身獨特性。通過以王國維、傅斯年、陳寅恪、錢穆等新史學家的史學實踐背後的觀念為例，進而剖析和討論他們的歷史主義思想所指向的歷史時代的文化命運問題。最後，在第五章「結語」部分，對全文論述的歷史主義思想及其在中國現代新史學理論與實踐中的表現和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總結，指出歷史主義乃是歷史學難以擺脫的一種具有支配性的基本思想，克服其中的相對主義和避免事實與價值的分離，關鍵在於如何認識和處理普遍與特殊這個永恆的命題。	2,018
大鹽中齋的萬物一體觀	李婧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碩士			[47]李婧. 大鹽中齋的萬物一體觀[D].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2018.	本文的主要研究內容為大鹽中齋的萬物一體觀。萬物一體觀是宋明理學的基本精神，也是陽明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大鹽中齋作為日本陽明學者，在繼承了王陽明的思想之外，通過汲取前人的思想和反思自己的實踐經歷，發展了自己獨特的思想理論。本文通過比較大鹽中齋和王陽明在萬物一體觀上的理解，來說明陽明學在日本的變化。在時代背景改變的同時，日本的學者們對外來思想的選擇與吸收也發生變化，陽明學在日本煥發了新的生機。而大鹽中齋作為德川末期具有代表性的陽明學者，為陽明學在日本的傳播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對於大鹽中齋的萬物一體觀，本文分為兩個部分進行研究。一個是萬物一體觀的本體論，另一個是萬物一體觀的實踐論。同時，通過與王陽明的萬物一體觀進行對比，來加深對大鹽中齋萬物一體觀的理解。錢穆認為萬物一體觀的本體論可以分成三種：唯神論、唯心論和唯物論。先行研究中張崑將認為大鹽中齋的萬物一體觀的本體論屬於唯神論。而通過分析大鹽中齋的原著發現，大鹽中齋書中並沒有表示太虛是神這樣的概念。並且，由於太虛是無形的存在，與日本的神往往寄託在某種實物上的觀念不合。在否定了唯神論的觀點之後，筆者通過對天人關係論的分析得出大鹽中齋萬物一體觀的本體論為唯心論這樣的論點。而對於心的理解，大鹽中齋與王陽明也有不同的見解。中齋認為心中具有良知和慾望兩種存在，而陽明認為心就是良知。並且，中齋的良知是天賦予的，陽明的良知是人生來就存在的。其次，對於實踐觀的理解也不一樣。中齋選擇得君行道，而陽明選擇了覺民行道這樣的方法去進行實踐。從這些可以看出，中齋並不是完全承襲陽明的思想，他是通過自己的思考進行有目的的選擇。這些不同點不僅體現了大鹽中齋思想中的特色，也證明瞭陽明學在日本的發展不是一成不變的。最後，萬物一體觀不僅僅是思想上的一個概念，它也可以為我們改造環境提供理論基礎。這方面需要以後更多的研究。	2,018
偉大的文明對話——狄百瑞的通識教育觀及實踐	何弦	四川外國語大學	碩士		段俊暉	[48]何弦. 偉大的文明對話——狄百瑞的通識教育觀及實踐[D].四川外國語大學.2018.	狄百瑞是一位蜚聲中外的美國漢學家。論文主要以狄百瑞編寫的主要著作為研究材料，採用文獻研究法，試圖從觀念史角度對狄百瑞的教育思想和實踐作出分析。全文梳理了狄百瑞的反功利主義教育觀、人文主義教育觀、多元文化教育觀，展現了狄百瑞對美國教育的擔憂和思考，凸顯了對哥倫比亞大學通識教育核心課程中東亞文明體系的建立以及對東西方文明的對話作出的獨特貢獻。正文由三個章節構成。第一章從20世紀上半葉美國盛行功利主義教育的時代背景出發，揭示了功利教育側重專業教育、強調社會實際運用、關注研究結果商業價值的弊端，結合狄百瑞在東亞文明研究中對朱熹“為己之學”教育理念的闡釋，展現了狄百瑞對美國教育功利化的批判、對朱熹反對功利教育並提倡教育在於修身的讚揚。第二章闡述了狄百瑞的人文教育理念。哥倫比亞大學具有悠久的人文主義傳統，20世紀初期哥大建立通識教育核心課程，注重社會人文學科和經典文獻閱讀，培養學生的智識。狄百瑞承繼哥大人文傳統，同時受到朱熹傳承與更新儒家經典的啟發，試圖通過翻譯、編寫東方經典，引進東亞人文主義思想，復興美國人文教育。第三章論述了狄百瑞在東亞文明研究過程中，受益於哈裡. 卡曼、黃宗羲、錢穆的指導，意識到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弊端，試圖打造東亞文化系列通識教育課程，搭建東西方文化溝通的橋樑。	2,018
從血氣之勇到義氣之勇——以子路從學於孔門為中心的討論	劉瑜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儒學院	碩士			[49]劉瑜. 從血氣之勇到義氣之勇——以子路從學於孔門為中心的討論[D].中國政法大學國際儒學院.2018.	子路是孔子早期弟子中非常有名的一位，是位列孔門四科十哲中政事科的代表人物。作為孔子批評最多的一名弟子，又是孔子最看重的“四友”之一，可以說，子路之“勇”的形象可謂是深入人心。本文通過梳理了《論語》、《孟子》、《荀子》、《禮記》、《孔子家語》等儒家典籍來考察子路從學於孔門之後由初時的血氣之勇到義氣之勇的變化，以及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討論“勇”在儒家倫理體系中的價值與地位。本文一共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本文首先通過參考《史記》、《春秋左傳》等史書以及《論語》《孟子》《荀子》《禮記》等儒家經典來詳細考察子路之生平並梳理出子路生平主要行跡的時間線。而對於子路生平的考察，本文主要通過梳理子路的家庭出身和生平事蹟來進行，而子路的生平事蹟又通過考察其在政治和軍事上的才能來整理。第二部分，本文將通過梳理《論語》、《孟子》、《荀子》、《禮記》等儒家經典文獻來研究子路從初入孔門之時的“血氣之勇”，也就是其過於剛強、魯莽、直率的氣質，由於子路這種“血氣之勇”太過鋒芒畢露，所以孔子十分為他擔憂並進行不斷教導與鞭策，正是在孔子的教導之下，子路便慢慢養成了“義氣之勇”，最後他更是以英勇就義、結纓而死來顯示其“義氣之勇”。第三部分，本文將闡述儒家勇德的變遷。此部分主要是通過對孔子、孟子、荀子之勇的變化過程，來探討勇德的變遷過程。本文首先是對孔子之「勇」與「仁」、「知」、」禮“、「義」的關係進行了探討，孔子更是將「仁」、「知」、」勇「從眾德中提取出來形成了一個整體，統稱為儒家三達德; 而後孟子則將「勇」與「義」更緊密的結合起來，主張以義養勇，提出了自己的「養氣說」; 最後到了荀子這裡，他在孟子的基礎上，以“義”與“利”為標準提出了合於“義”的士君子之勇。第四部分，本文主要闡述了朱熹對於子路“不明於大義”的犀利評價，以及後世學者章太炎為子路以及子路之死作辯護兩部分。章太炎認為，歷史上子路和王陽明都是具有俠義精神的儒者，二人都可以為了伸張正義而犧牲自己的性命，而正是這種“勇於行義”的品行，是章太炎暮年最為宣導的“依自不依他”的儒者精神。康有為也曾經評價過子路「神勇」，並以子路之「勇」與「義」來諷刺當時的懦夫之立志。而錢穆先生也曾就子路之死一事進行過分析與闡述，並肯定了子路結纓而死是一種極富道德精神的表現，正如他所說，子路之死不應該以是非、利害而評斷，子路這種無愧於心、勇於行義、不懼死亡的行為足以體現其“義氣之勇”的道德精神。	2,018
《近思錄》「聖賢氣象」研究	張永偉	湖南師範大學	碩士		王澤應	[50]張永偉. 《近思錄》“聖賢氣象”研究[D].湖南師範大學.2018.	《近思錄》是朱熹和呂祖謙輯錄北宋四子的重要言論而成的理學著作。全書共有十四卷並且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理學體系。《近思錄》最後一卷也就是卷十四專門探討聖賢氣象。可見，朱熹、呂祖謙對聖賢氣象十分重視和推崇。聖賢氣像是宋代儒者首次提出的重要命題。錢穆先生研究《近思錄》指出，聖賢氣象“為有宋理學家一絕大新發明”。聖賢氣象作為宋代儒者追求的理想人格和人生境界的外在表現，它對於我們今天人格建構和境界提升仍然有著重大意義。本文主要從宋儒提出聖賢氣象的因由; 聖賢氣象的主要內涵; 聖賢氣象的總結、評價和現代啟示，這三個大的方面展開論述。首先，聖賢氣像是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提出的。它的產生有其相應的理論淵源。此外，它的提出離不開朱熹、呂祖謙的肯定和推崇。其次，聖賢氣象有著極為豐富的內涵。主要包括求道、明理的理性自覺和見識卓特; 立德、尚德的德性充完和人格高尚; 憂樂、圓融的人生境界和價值追求三個方面，這也是聖賢氣象最為核心的內容。最後，聖賢氣象與兩宋道德理想主義的建構是密不可分的。那麼，我們今天如何看待聖賢氣象。我們應該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去審視它。我們既不能全盤肯定，也不能全盤否定。因為《近思錄》所提出的聖賢氣象畢竟是幾百年前的東西。我們既要看到聖賢氣象好的一面，也要看到它的不足和局限。我們需要對其進行批判地繼承，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在此基礎上培養和陶鑄新時代的聖賢氣象。新聖賢氣象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人格建構具有重大而又深遠的意義。當全社會具備了新聖賢氣象，那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將指日可待。	2,018
《道德經》中的“自然”及其思想內涵	馮洋	內蒙古大學	碩士		尚建飛	[1]馮洋. 《道德經》中的“自然”及其思想內涵[D].內蒙古大學.2018.	道家哲學構建了以「道」為根本的哲學體系，老子認為是“道”生成了宇宙萬物，但是“道”的本性又是什麼，那就是更為重要的“自然”的存在。老子為道家哲學的創始人，提出了諸多道家的核心思想與觀念，諸如我們耳熟能詳的“道”、“無為”、“不爭”、“自然”、“氣”等概念，近些年老子的政治哲學逐漸為學者所重視。在老子之後，莊子繼承並且發展了老子的道家思想，形成了莊子逍遙自在的新風格。縱使道家的核心觀念頗多，老子的哲學思想也頗為豐富，但是筆者認為老子的“自然”思想才是老子哲學的最為核心的概念，不論是“道”、“聖人”還是“萬物”，都與老子的“自然”息息相關，“自然”是這些核心概念的本性，是這些概念之所以為這些概念的重要因素。相應的，這些核心概念也將老子的“自然”展現出來，讓我們更生動具體地瞭解“自然”這個形而上的概念。關於老子的“自然”思想，學界學者持有不同的觀點。研究老子的“自然”思想，首先要對其概念有明確的認識。從詞源學的角度考察「自然」一詞，錢穆認為“自然”是由莊子所創造，但其作為名詞來講卻始於《道德經》。蒙培元先生指出的：「自然」是一個狀詞而不是名詞，也不是形容詞。既然在『道』之外沒有更高的實體存在，那麼，『自然』就應是『道』的存在狀態。 “劉笑敢強調，《老子·第二十五章》中的”自然“”雖然在語法上是名詞、是賓語，但基本含意仍然是形容詞的自己如此、自然而然的意思。 “王慶節則從語義探源角度分析《道德經》，第二十五、五十一章展現了”自然“概念積極方面和”自我性“方面的意義; 第二十七、二十三、六十四章則涉及“自然”概念的消極方面或“他者性”方面的意義。基於前人對老子“自然”思想的理解差異，本文試圖回歸老子原文，通過對古籍的考察、對比與研究，挖掘老子“自然”思想的本義，探究“自然”的真正內涵。本文對於老子“自然”思想的論述分為四部分，前三章是對《道德經》中涉及“自然”概念的核心章節的古籍校勘、註釋比較和思想詮釋，第四章是對莊子“自然”思想的解讀，也可以說是對前三張分析出的結論的驗證，通過對《莊子·內篇》中“自然”思想的解讀來證明我們前面論述得到的“自然”是“道”、“聖人”、“萬物”的本性的結論。具體來說，第一章是對《道德經》第二十五章的解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表明“自然”是高於“道”的準則; 第二章是對《道德經》第十七章、二十三章的解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表明“自然”為聖人做榜樣，“希言自然”說明“自然”是無為而無所不為的; 第三章是對《道德經》第五十一章、六十四章的解讀，“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表明順其自然的重要性，“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指出了“自然”的行事方式; 歷來被與老子並稱為「老莊」的莊子，作為道家的另一個代表人物，他的“自然”思想自然是不能忽略的，第四章就對《莊子·德充符》和《莊子·應帝王》兩個章節中的關於“自然”思想的兩個重要段落的解讀分析和註釋的對比，獲取莊子對於“自然”思想的理解。至此，逐章逐句分析完文本和註釋的異同，便對老子的“自然”思想有了更加廣泛而全面的認識。正確理解老子的“自然”思想有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首先在理論意義上，回歸老子原文有助於我們以更正確的視角理解老子的全部哲學思想; 其次在現實意義上，正確解讀老子的“自然”思想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自然”在道家語境中的含義，至少讓我們明白老子的“自然”思想是具有豐富內涵的，“自然”既不是簡單的自然界，也不是廣而泛之的“順其自然”，而是“道”、“聖人”、“萬物”的本性，也是人類的本性，我們每個人都具有著“自然”的本性。	2,018
民國《論語》學哲學思想研究	李星瑤	華東師範大學	碩士		方勇	[2]李星瑤. 民國《論語》學哲學思想研究[D].華東師範大學.2018.	《論語》學濫觴於西漢,特指關於《論語》的學術研究,其內容包括對《論語》的作者、成書年代、版本源流、學脈傳承、歷史作用的研究,以及《論語》文字訓詁、義理闡釋和《論語》學發展階段的研究等。本文選取民國《論語》學中哲學研究方面的部分論著,以研究民國時期《論語》學中哲學詮釋的發展歷程,通過梳理有代表性注家的《論語》學著作,探討其成書、流傳與特色,力求全面細緻地呈現民國《論語》學哲學發展的基本脈絡,在此基礎上挖掘《論語》及孔學對當時社會的影響,並由此角度剖析當時社會政治、文化等各領域的巨大流變。本文將民國《論語》學的研究取向分為四種,分別為經學、子學、新儒學及馬克思主義哲學,通過分析這四種取向對《論語》及孔學研究的分歧、四種取向的實質及特點、取向的研究意義及其凸顯的問題等,來深化對民國時期《論語》學闡釋路徑的認識。本文將挑選出部分從這四種取向出發進行闡釋的代表性著作,對其作者、成書、內容、意義等進行研究,以便於較全面地把握民國《論語》學哲學思想的總體成績和面貌。本文由以下幾部分組成:第一章為“民國《論語》學著述概述”,通過分析著述的產生背景及其對前代的繼承和發展,來對民國《論語》學進行一個整體的觀照。第二到五章分別從經學、子學、新儒學及馬克思主義哲學四個角度切入,選取簡朝亮《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康有為《論語注》;胡適《先秦名學史》、《中國哲學史大綱》;馬一浮《論語大義》;錢穆《論語文解》、《論語要略》;趙紀彬《論語新探》等《論語》學相關著述——擬解決以下幾點問題:當時人對《論語》學術脈絡的整體認知;當時人對《論語》及孔子思想、人格的綜合認識;《論語》文本定位流變與當時政治文化建構的關係等。結語部分,筆者就民國《論語》學哲學思想的發展情況,綜合經學、子學、新儒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四個角度作出討論。	2,018
大鹽中齋的萬物一體觀——以與王陽明的比較為中心	李婧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碩士		趙曉靚	[3]李婧. 大鹽中齋的萬物一體觀——以與王陽明的比較為中心[D].廣東外語外貿大學.2018.	本文的主要研究內容為大鹽中齋的萬物一體觀。萬物一體觀是宋明理學的基本精神，也是陽明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大鹽中齋作為日本陽明學者，在繼承了王陽明的思想之外，通過汲取前人的思想和反思自己的實踐經歷，發展了自己獨特的思想理論。本文通過比較大鹽中齋和王陽明在萬物一體觀上的理解，來說明陽明學在日本的變化。在時代背景改變的同時，日本的學者們對外來思想的選擇與吸收也發生變化，陽明學在日本煥發了新的生機。而大鹽中齋作為德川末期具有代表性的陽明學者，為陽明學在日本的傳播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對於大鹽中齋的萬物一體觀，本文分為兩個部分進行研究。一個是萬物一體觀的本體論，另一個是萬物一體觀的實踐論。同時，通過與王陽明的萬物一體觀進行對比，來加深對大鹽中齋萬物一體觀的理解。錢穆認為萬物一體觀的本體論可以分成三種：唯神論、唯心論和唯物論。先行研究中張崑將認為大鹽中齋的萬物一體觀的本體論屬於唯神論。而通過分析大鹽中齋的原著發現，大鹽中齋書中並沒有表示太虛是神這樣的概念。並且，由於太虛是無形的存在，與日本的神往往寄託在某種實物上的觀念不合。在否定了唯神論的觀點之後，筆者通過對天人關係論的分析得出大鹽中齋萬物一體觀的本體論為唯心論這樣的論點。而對於心的理解，大鹽中齋與王陽明也有不同的見解。中齋認為心中具有良知和慾望兩種存在，而陽明認為心就是良知。並且，中齋的良知是天賦予的，陽明的良知是人生來就存在的。其次，對於實踐觀的理解也不一樣。中齋選擇得君行道，而陽明選擇了覺民行道這樣的方法去進行實踐。從這些可以看出，中齋並不是完全承襲陽明的思想，他是通過自己的思考進行有目的的選擇。這些不同點不僅體現了大鹽中齋思想中的特色，也證明瞭陽明學在日本的發展不是一成不變的。最後，萬物一體觀不僅僅是思想上的一個概念，它也可以為我們改造環境提供理論基礎。這方面需要以後更多的研究。	2,018
《文選》李善注引子部儒家類書錄	李夢姣	鄭州大學	碩士		劉群棟	[4]李夢姣. 《文選》李善注引子部儒家類書錄[D].鄭州大學.2018.	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主持編纂的《文選》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賦詩文總集，收錄了先秦至梁代130餘人的七百多篇作品。隋唐之際，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使《文選》成為士人舉子案頭必備之書，促進了《文選》的傳播，且出現了專門講授《文選》的老師，如：曹憲、李善等。 “文選學”之名自此而生。自選學產生起，學界對於《文選》及《文選注》的研究隨時代變化盛衰交替，產生了不同的分支。其中，關於李善注《文選》的研究佔據了極大比例。因其註釋成就突出，錢穆先生將唐代李善《文選注》與北魏酈道元《水經註》、南朝裴松之《三國志注》、南朝梁劉孝標《世說新語註》並稱為“四大名注”。李善注廣泛徵引，被稱為輯佚之淵藭，因此對李善注的研究始終在學界佔據一席之地。清代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清末沈家本《李善註書目》，哈佛燕京學社《文選注引書引得》，今人馬念祖《等八種古籍引用書目彙編》，日本學者小尾郊一《李善註引書考證》均對李善註引書的數量作了統計，但是因統計數量時所選《文選》版本不同和李善註註釋體例等因素使得統計結果有所區別，甚至存在一定的錯誤。因此，我們需要重新統計李善注引書書目，梳理書目流傳情況，對亡佚書目的輯佚成果做以匯總，為文獻整理工作提供支援。《新校訂六家註文選》以奎章本為底本，參以贛州本、尤本、明州本等加以校勘，作了標點工作，可提高統計效率。經過統計，《文選》李善注引子部書目涵蓋儒、道、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兵、天文、歷數、五行、醫方十四類，共127家，含注本共155種。其中儒家類書目含注本共36種，約佔子部引書數的23.22%。通過查找所引書目在當前所存目錄學著作中的著錄情況，統計出李善注所引的儒家36種書目中《子思子》、《公孫尼子》、劉熙注《孟子》、綦毋邃注《孟子》、《王孫子》、《魯連子》、《新序》、《正部論》、《魏子》、《牟子》、《顧子》、《典語》、譙周《法訓》、《袁子正書》、《物理論》、虞喜《志林》、《董子》共17種書目完全亡佚; 另有宋衷注《太玄經》現存77條於司馬光所作《集注太玄經》，曹丕《典論》現存《論文》《自序》兩篇，合計2種部分亡佚; 共計19種，佔所引儒家書目的52.7%。通過對李善注所引子部儒家類書目的作者、性質內容、流傳、版本、存佚及輯佚情況進行梳理，可以為李注的引書研究提供參考，同時也為其中所引的單書研究做好文獻梳理工作。	2,018
中國商品市場綜合監管體制研究——以美國食品藥品監管為鑒	薛峰	華東政法大學	博士	A Research on China’s Comprehensive Market Supervision System	顧功耘	[5]薛峰. 中國商品市場綜合監管體制研究——以美國食品藥品監管為鑒[D].華東政法大學.2018.	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改革市場監管體系,實行統一的市場監管」以來,綜合監管一直是中國市場監管領域的熱門詞彙。201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印發了《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其中明確寫道:組建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改革市場監管體系,實行統一的市場監管。方案的頒布出臺,正式拉開了中國進行市場綜合監管改革的序幕。本文的產生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中,希望以經濟法的視角全面審視市場綜合監管,為黨和國家進行市場綜合監管改革添磚加瓦。首先第一章,筆者將從監管的概念分析到市場監管的概念,再延伸到市場綜合監管的概念,逐級闡明市場綜合監管的概念定位。監管的通常含義是監督和管理,但其含義既不同於監督,亦不同於管理,它是現代管理的一個獨立的從屬概念。市場監管,指的是市場的監管主體對於市場上的活動參與主體以及對於參與主體的市場行為,進行限制和約束等這些幹預活動的總和。但是市場監管又可以區分為對證券、金融等要素市場的監管和對於生產資料、消費品等商品市場的監管。我國現行的市場監管機制是由證監會等專業監管部門實施要素市場的監管,而由工商局作為綜合監管部門、質監局和物價局等作為專項監管部門共同實施商品市場的監管。所謂市場綜合監管,這一理論發源於管理學中的集成管理理論,即在組織行為學與科學監管理論的指引下,合理佈局監管組織系統內部的機構、職能和人員等內部資源,充分利用科學技術、資訊等智力資源,建立起「全過程」、「集約化」的全新市場監管模式。市場綜合監管總體上以機構整合為方向,以分類監管為目標,以專業運作為手段,以社會監管為支撐。之後第二章再從經濟法的政府與市場關係理論、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和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入手,分析市場綜合監管的理論選擇和理論基礎。政府與市場關係理論有幾個階段的演變過程:一是計劃經濟時代純粹的「政府全能、市場無用」的政府主導階段;二是改革開放初期的「計劃調節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互動型階段;三是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目標開始,至今天黨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市場主導階段。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是「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的關係,其中政府是一隻「看得見的手」,是一種實際的物質存在。而根據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觀點,市場是一隻「看不見的手」,不是有形的存在,而是以一種社會關係的形式出現,這兩只手共同構成推動經濟發展的兩大動力源泉。現階段更要求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增加市場的自由度,減少縮小政府的監管機構,實施綜合監管。經濟學家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論同樣可以用於分析市場綜合監管。該理論中心在於圍繞交易費用節約,把交易作為分析對象,尋找到不同交易的特徵因素,然後分析什麼樣的交易運用什麼樣的機制來進行最為合理。交易成本根據事前的交易成本和事後的交易成本可以區分為搜尋成本、資訊成本、議價成本、決策成本、監督成本和違約成本等。市場綜合監管同樣可以套樣「交易成本」理論,綜合分析進行市場監管的各項成本,得出綜合監管為交易成本最低的選擇的結論。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公共選擇要「將分析擴充到市場外的另一選擇——政治力量1」,認為政府幹預市場經濟也是存在局限性的,必須通過公共選擇的理論來審視政府監管的不足,而後即可通過政治制度的修改完善來彌補不足。公共選擇理論的基本行為假設有三項:第一、在政治活動之中進行運用的經濟人假設。第二、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國家機構作為一個主體,但是構成機構的是一個個部門和一個個政府工作人員,每一個部門或者工作人員在進行政府決策和實施政府行為時,首先考慮的往往是部門或者個人的利益得失;第三、政治的可交易性。即認為政府的決策、實施過程與經濟市場中的交易行為相類似,政治過程就可以直接理解為在解決政治衝突時進行利益交易(交換)從而達成協議的過程。由於對域外市場監管情況的研究可以很好的作為我國市場綜合監管理論的映證和補充,所以在第三章筆者專門就美國食品藥品領域的市場監管的歷史發展、立法進程、重要監管法律等內容進行分析,從中總結出美國食藥市場監管的綜合監管方式、綜合監管理念,作為最後解決監管路徑措施問題的比較法依據。美國的市場綜合監管理論依據最早可以追溯到撰寫獨立宣言的托馬斯·傑斐遜(1743-1826)的限制政府幹預思想。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1912-2006)提出的「自由選擇」理論認為,政府對市場進行幹預,要受到自身的科學法則的約束。只要讓市場競爭機制起到完全的應有作用,市場機制會比運用強制力的政府機制的調節作用更有效,也更加有利於對消費者的保護。對於美國市場綜合監管的實證分析主要針對美國的食品藥品監管局進行,1906年通過《食品與藥品法案》並成立食品藥品監管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從食品藥品監管局進行市場監管的歷史進程(從建立到強化,從加強到放鬆)的發展分析,希望能夠促進對於市場綜合監管的進一步認識。美國食品藥品領域的監管實證對於我國未來建立科學的市場監管體制、樹立先進的監管理念有哪些啓示呢?第一,中國應樹立逐步放鬆政府監管的理念。「市場本身糾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糾正市場的毛病更為有效。因為市場上任何一個企業都面臨著激烈的生存競爭,競爭的壓力迫使它必須講究信譽,否則就無法實現利潤最大化。1」第二、建立合適的市場監管體系,運用多方力量,充分發揮綜合監管的作用。第三、創新監管方式,要更加註重發揮大數據、互聯網等先進科技的力量,達到既提高監管效率,又節約監管的人力、物力成本的監管效果。第四、要培育科學的市場監管理念,注重風險的預防和控制。中國國內在2018年3月開始確立實施市場綜合監管改革,而在此之前情況並不盡如人意。所以第四章著重分析國家實施綜合監管改革之前的市場監管現狀情況。此前長期的監管法律理念發展過程中,普遍重管理而輕培育,重事前監管輕事中、事後監管,重危機應對輕風險預防,重傳統監管輕高科技監管,強面上監管弱精准監管。筆者以所居住的城市上海作為分析樣本,從市場監管立法、市場監管機構設置等幾個方面進行了剖析,總結出綜合監管改革之前的監管問題主要有:一、市場監管法律法規不夠健全。二、監管機構繁多、規模龐大。三、監管機構權責不清、界限不明,相同事項多頭管理、職能交叉。四、監管效率不高,行事拖遝。五、監管的資訊化手段運用不充分,科技含量不足。六、監管人員專業素養不足,監管專業人員欠缺。總之,現有的市場監管機構立法不足、規模龐大、效率不高、人手不專、監督不夠,有限的機構改革也不能完全克服系統的缺陷,結果就會容易陷入「縮小了又膨脹,壓縮了又擴張」的怪圈。綜合以上分析,筆者最後第五章對於中國市場綜合監管的立法、機構設置和市場綜合監管的全面完善等方面提出瞭解決路徑與措施,希望能在經濟法領域中為市場綜合監管改革的推進與發展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撐。筆者認為,市場綜合監管的總體路徑框架應包括:一、市場綜合監管立法要有力。必須迅速及時,抓緊進行市場綜合監管類法律法規的立、改、廢。同時市場綜合監管立法必須體現安全價值與效率價值的有機統一。立法必須注重前瞻,增強市場綜合監管立法的趨勢引領力。同時確保制度完備,加強立法內容表述的可執行性。更要加強整體設計,預防市場綜合監管立法中的錢穆制度陷阱。立法時應注重層級清晰,該由法律規定的內容交給法律,該由法規規章規定的內容交給行政法規和規章。立法程式上應適當引入更多市場活動參與者以及利益相關方進入立法環節,充分的聽取各市場主體的實際需要和訴求。二、市場綜合監管要求監管機構設置必須做到「有效」。市場綜合監管機構設置時必須遵循統一性、權威性、獨立性、協調性、嚴密性相結合的法律原則。機構監管權的配置必須清晰化、程式化、透明化,必須注重監管權配置中的寬進嚴管。市場綜合監管之手的塑造任重而道遠,既要強化監管之手,充分運用各種科技先進手段提升監管能力,又要豐滿監管之手,通過社會組織、個人監管等社會共治方式以及引入監管機構競爭機制等方法,加強市場綜合監管的力量。最後還要約束監管之手,需要從監管立法、監管制度設計、監管機構制衡以及加強市場主體、社會各方面對於市場綜合監管之手的監督等方向加以努力,做到監管之手的可控可約束。總而言之,通過各種方式,最終要使原有市場監管中錯位的正位,缺位的到位,越位的歸位,通過實施市場綜合監管,使得監管的權威得以彰顯,監管的脈絡得以理順,監管的效率得以提高,監管的有效性不斷增強。這才是我們所追求的市場綜合監管的合理模式。	2,018
錢穆「天人合一」思想研究	倪交	中國政法大學	碩士		周桂鈿	[6]倪交. 錢穆“天人合一”思想研究[D].中國政法大學.2019.	錢穆(1895-1990),字賓四,被譽為「最後一位國學大師」、「通學之儒」。他堅持弘揚中華傳統,為中國人及其文化尋根招魂。錢穆認為「天人合一」思想是整個傳統文化的歸宿,同時也是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最大的貢獻。錢穆的「天人合一」說可以歸納為一百多種命題。探討這些命題的生成機制、關係原理以及對其進行綜合性把握和結構性理解可以得到一把打開這一思想大門的鎖鑰。除此之外,「性善」、「不朽」和「中庸之道」是錢穆「天人合一」思想大廈的三大主體,它們分別起著地基、天窗和階梯的作用。因此,這篇論文就按照基本原理、邏輯起點、終極目標和實踐方法來展開對錢穆「天人合一」思想的認識。第一章以錢穆一百多種「天人合一」具體論述為基礎,歸納了錢穆「天人合一」思想的基本原理。第一節概述了錢穆「天人合一」思想的學術旨歸。錢穆認為「天人合一」無論對於個人還是大群社會,無論對於中國文化還是世界文化而言都是最高價值,同時也是實現這一價值的根本方法。他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學術旨歸是要引導人們認識與運用這一方法,最後實現這一終極理想。第二節闡釋了錢穆「天人合一」思想的兩行之理——「天人分二」與「天人合一」的關係原理,也即自然之思與人文之思從「分」到「合」的運動變化原理。這個過程是個體之人因為渴望超越其「天人分二」的認識局限,從而對「物己」和「生死」進行統一的過程。人因固化認識結構——時間與空間——而產生的「先後」問題與「內外」問題,一方面構成了「天人二分」的起點,一方面又奠定了「天人合一」的基礎。錢穆「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天」具有十餘義項和五個特徵,是「天人合一」的終極根據;其中的「人」主要指以「人心」為本源的「道德」、「性情」與「行為」,是「天人合一」的主動力量。「人心」是動態的認識主體,也是「天」與「人」能夠「二分」與「合一」的原因,具有六重結構和三對特徵。從「以人合天」到「天人合一」的修行過程還要遵循五個方面的修行原則。第三節總結出錢穆「天人合一」思想的三類命題。錢穆的所有「天人合一」命題可以分成層級不同的三類:一是「元命題」,它們根源於人固化的認識結構,是所有「天人合一」命題產生的內在邏輯基礎,即時間維度上的「先後合一」與空間維度上的「內外合一」;二是「子命題」,它們是「元命題」在不同領域中發展引申而來;三是「綜合命題」,它們是由「元命題」及眾多「子命題」在共同關切的主題下生成的,分別是「宇宙與人生合一」、「群體與人生合一」、「個體與人生合一」。第四節分析理論錢穆「天人合一」思想的三個層面。錢穆「天人合一」思想的三大綜合命題對應了錢穆「天人合一」思想的三個層面:一是宇宙渾然一體存在的「人」,試圖超越個體存在之人的種種局限,以宇宙天地自然運行背後具有統一性的最高真理為體貼對象的認識過程,屬於「天與理一」層面;二是群體存在的「人」,以最高真理為方法依據和價值來源,以群體大道為載體創造歷史文化的演進過程,屬於「性與道一」層面;三是個體存在的「人」,以最高真理與群體大道為文化認同與配合前提,以實現人生價值為目標的自覺自發、人為主導的修行過程,屬於「心與性一」層面。其中包括宗教信仰層面的「天人合一之理」,政治社會層面的「天人合一之道」,以及個體存在之人為發明「天人合一之理」而實踐「天人合一之道」的「天人合一之學」。最後,錢穆晚年對「天人合一」的澈悟也證明瞭他的這一思想具有三個層面。晚年澈悟是錢穆「天人合一」思想的層面化的最終定型,錢穆「天人合一」思想的每個層面都有一個典型命題。宇宙天地自然層面是「天文與人文合一」、社會歷史人文層面是「天下與民族合一」、德性行為修養層面是「天命與人生合一」。第二章論述了錢穆「天人合一」思想的邏輯起點:性善。性善是錢穆「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石,其基本運行之理是從「天性善」下貫「人性善」,從「人性善」推及「群性善」,再從「群性善」復歸「天性善」,從而貫通「天人合一」的整個過程。第一、二節分別闡述了性善之理的兩個方面——人性善和群性善。錢穆認為人性之善是在群性之善中得以生成的,而群性之善是聯結人道與天道的樞紐,通過完成群性之善,就可以實現人性之善與天性之善的和合會通。錢穆認為性善要在「群」中方能顯現,看待「善」與「惡」也要採用人文的立場而非自然的立場。在發揮群性善的過程中,要遵循「擇群善」、「動群情」和「盡群性」的原則,既要承認「善惡同根」,又要做到「擇善去惡」。第三節詳細說明瞭「性善」與「天人合一」的關係原理。一方面,「性善」是「天人合一」的邏輯起點;另一方面,「性善」又在「天人合一」中得以最終完成,具體體現在「仁禮合一」、「性學合一」、「德性合一」、「人神合一」、「心天合一」及「天道與人道合一」等方面。第三章論述了錢穆「天人合一」思想的終極關懷:不朽。「不朽」既包括「天之不朽」,又包括「人之不朽」。錢穆「天人合一」思想基於對人的終極關懷,提供了一條從有限人生走向無限人生的不朽之道。第一節主要介紹了「神性不朽」、「德性不朽」以及「心性不朽」。「神性不朽」又分為天道的「鬼神不朽」和人道的「人神不朽」。第二節簡要說明瞭「不朽」與「世襲」、「復活」的關係及其意義。一方面,世襲是生者對亡者的合理寄託。爵祿世襲與血統世襲作為一種普通意義上私己層面的家世不朽,對普羅大眾也有一種不朽的安慰;而更高意義上的「三不朽」,則體現了仁人志士精神層面的公道不朽。另一方面,復活是一種神性、德性、與心性的復活,是生者對死者的精神共鳴。鬼神之道是人道的精神之源,鬼神之不朽是人心之復活的關鍵。招魂之禮使得鬼神之德活現於人心之間,因此並非迷信行為,而是充滿教育意義的人文活動,它給人類提供了一個嚴肅而神聖的途徑來與鬼神之德相接通。第三節主要說明瞭「不朽之道」與「天人合一」的關係原理。錢穆認為,修行「天人合一」是實現「人之不朽」的根本途徑,其中最為關鍵的是修行「德性合一」、「人神合一」和「死生合一」。因為「天人合一」是「以人合天」,所以「德性合一」是「盡性成德」、「人神合一」是「以人主神」、「死生合一」是「以生統死」。因此,只有通過對「德性合一」、「人神合一」、「死生合一」的信仰與實踐,才能夠擺脫虛無的歷史觀、文化觀與人生觀。第四章論述了錢穆「天人合一」思想的實踐方法: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既是「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也是「天人合一」的價值形式。具體而言,在思維方法方面,錢穆的中庸之道含有一種「分二合一的變動之中」;在價值形式方面,錢穆的中庸之道含有一種「下學上達的主宰之中」。「分二合一的變動之中」,說明瞭「天人合一」的運動動力是對立的「兩端」之間的張力;「下學上達的主宰之中」說明瞭「天人合一」的運動方向是「人」對「天」初始意義上的延續以及更高意義上的復歸。因此,本章前兩節主要說明「變動之中」與「主宰之中」的主要內涵,第三節展開說明「中庸之道」對於錢穆「天人合一」思想的意義與功能。總之,錢穆揭示了「天人合一」是人類及其文化發展的理想方案——天道與人道的相通之道。融入這樣的大道,個人可以最大可能地完成天賦,大群能夠最高程度地實現價值。錢穆「天人合一」思想給予我們很多啓示:第一,「天人合一」不僅是一種思維方式,還是一種價值形式;第二,「天人合一」不僅強調天賦的重要性,還強調學習的重要性;第三,「天人合一」雖然不偏「天」也不偏「人」,但在「合」的過程中是有方向的。最能體現「天人合一」這一運行機制的是錢穆的中庸之道。性善支撐起了「天人合一」的邏輯起點,不朽詮釋了「天人合一」的終極關懷,中庸之道從思維方式與價值形式兩方面說明瞭「天人合一」的實踐法門。這三大支柱都是在「天」「人」之間的張力中形成的,「分有」了「天人合一」的思維與價值,同時也與「天人合一」形成緊密的嵌套關係,彼此交織成一張思想之網。	2,019
錢穆的教化政治思想研究	劉一融	同濟大學	碩士		孫磊	[7]劉一融. 錢穆的教化政治思想研究[D].同濟大學.2019.		2,019
錢穆的傳統文化教育理想及實踐研究	周敏	華東師範大學	碩士		周勇	[8]周敏. 錢穆的傳統文化教育理想及實踐研究[D].華東師範大學.2019.		2,019
補齊我國保險監管制度短板的對策建議——基於錢穆制度陷阱探索	葉炎	江西財經大學	碩士		胡少勇	[9]葉炎. 補齊我國保險監管制度短板的對策建議——基於錢穆制度陷阱探索[D].江西財經大學.2019.		2,019
論蟹江義丸的《孔子研究》及其對中國學界的影響	張子康	北京語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部	碩士	KANIE YOSHIMARU'S CONFUCIUS STUDY AND THE INFLUENCE ON CHINESE ACADEMIA	錢婉約	[10]張子康. 論蟹江義丸的《孔子研究》及其對中國學界的影響[D].北京語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部.2019.	論文意圖描繪出蟹江義丸《孔子研究》在中國影響的“圖景”，希望通過對這種影響的研究，更公允地認識《孔子研究》的學術價值與地位。得的成果，瞭解他的知識構成與學術背景。然後將《孔子研究》放置於日本近代孔子研究史的語境下，從內容、方法、材料等方面對其進行考察，認為此書是當時孔子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書中塑造了一個性格圓滿的“人”的孔子形象。第三章，研究錢穆《論語要略》對蟹江的《孔子研究》的借鑒。相比於王國維，錢穆更認可《孔子研究》的前半部分，也就是對孔子生平事蹟和性格的研究。《論語要略》一書在結構、材料上對《孔子研究》多有借鑒。不過錢穆並不盲從蟹江的研究，對於文獻材料真實性與否也多自加定奪考辨，《論語要略》中“孔子的學說”部分主要為自撰，並且補充了“孔子的門人”部分，可以說是彌補了蟹江未了的心願。第四章，探討謝無量的《孔子》對《孔子研究》的模仿。通過文本細讀與比對，將謝無量在模仿基礎上所做的改動分為“刪減”、“添加”、“改寫”三種類型，並分別論述其改動的原因和造成的結果。並結合當時的學界狀況及中日關係等方面，分析謝無量仿寫《孔子研究》卻不加註明的原因。最後，簡要介紹梁啟超、徐蘧軒相關著作受蟹江義丸《孔子研究》影響的案例，結合以上的研究論述綜合分析蟹江《孔子研究》在中國影響的特點，展現了中國學者在面對海外研究成果時的主動選擇。並從《孔子研究》價值與特點、當時國內孔子研究的薄弱以及中國學界注意吸收海外中國學的成果這三個方面解釋了《孔子研究》一書在中國產生廣泛影響的原因。	2,019
顧頡剛論史家素養——以疑古精神和社會責任感為例	丁茂珍	東北師範大學	碩士		武少民	[11]丁茂珍. 顧頡剛論史家素養——以疑古精神和社會責任感為例[D].東北師範大學.2019.	顧頡剛作為中國現代著名史學家，在看待史家素養這一問題時頗有見地。史家素養在中國史學理論中是一個看似簡單實則關乎全域的因素。史家心術不端，則治學的根基不穩。在劉知幾的發展和章學誠的完善下，史家素養理論形成了一個涵蓋“史家四長”的完整體系。本人通讀在大陸最新整理出版的史料《顧頡剛書信集》，發現顧頡剛對史家素養問題有自己的時代新解。首先，顧頡剛在和胡適的通信中主張史家要有疑古精神，能發現問題; 和錢玄同通信時指出史家不應迷信古人，要有破除陳腐的勇氣; 和傅斯年等人通信時建議史家使用西方先進的科學方法考證古史，促進中學與西學互動。其次，顧頡剛在和錢穆的通信中主張史家提攜後學，為史學界培育人才; 和白壽彝通信時建議史家因材施教，給予不同青年學人具體的指導; 和童書業等人通信時指出史家要有容納不同學術觀點的氣量。最後，顧頡剛在和楊向奎的通信中號召史家要承擔社會責任，在國難當頭之際救國救亡; 和家人通信時主張史家傳播通俗歷史讀物，激發國民的民族情感和禦侮意識，並把史學通俗化工作作為終身的事業。縱觀顧頡剛對史家素養的看法，與前人和同代人都有所不同。他繼承了前人的史家素養理論，又發展和重視史家的角色意識; 與同代人相比，他主張史家要敢於疑古並遠離政界的聲音振聾發聵，自身卻因眼界有限而對西方史學理論瞭解不深。顧頣剛對史家素養的看法，既有閃光點，又有缺憾，這與他的性格、學術造詣、地緣因素、時代環境都緊密相關。	2,019
《孟子趙注補正》與《孟子正義》比較研究	令狐晶	揚州大學	碩士		劉瑾輝	[12]令狐晶. 《孟子趙注補正》與《孟子正義》比較研究[D].揚州大學.2019.	趙岐《孟子章句》是註釋《孟子》的經典之作，歷代學者多有推舉。清代焦循的《孟子正義》、宋翔鳳的《孟子趙注補正》皆是清代本趙注而疏《孟》的佳作。《孟子正義》是清代通儒焦循所作，其集義理與考據為一體，且均取得極高成績，成為中國孟學史上集大成之作，梁啟超、錢穆對其都有極高評價。焦循《孟子正義》之考據，大膽突破「疏不破注」的成法，從申、補、正、存四個方面完善趙注。內容涉及字詞音義、人、事、史、地、典章制度。徵引材料詳博，會通諸經，參考各家之說，力求言之有據。《孟子正義》考證獨到精審，雖參考前人研究成果，卻不囿於前人之說，常有精深獨到之見。考證嚴密，推理嚴謹，故而成為「新疏家模範作品」。。焦循對孟子心性學說，體會深刻，有許多精闢透徹之論。《孟子正義》不取宋明理學家成果，略顯門戶之見。《孟子趙注補正》是清代常州學派代表人物宋翔鳳所作，是清代考據學式微、今文經學興起時不可多得的《孟子》考據學佳作，也是清代孟學史上不可或缺之作。《孟子趙注補正》從補、正兩個方面完善趙注，同時對焦疏也有補充與修正。考證內容涉獵廣泛，人、事、史、地、典章制度、風俗名物等無所不涉，宋翔鳳在《孟子趙注補正》中，對於許多問題大膽質疑，徵引材料詳博，頻現新穎、獨到之見。宋翔鳳《孟子趙注補正》也存在理據不足，率下結論之弊。焦循《孟子正義》與宋翔鳳《孟子趙注補正》都是本趙注而疏，識珠勘玉各有所重，各有所得，異同並存。見解相近時，二人考證各有所勝。見解不同時，二人考證見仁見智。二著成就可圈可點，影響深遠。《孟子正義》對漢趙岐《孟子章句》進行「申、補、正、存」，既顯漢學特徵，又現經世致用的時代特點，是清代「新疏家模範作品」，是中國孟學史上「價值永永不朽」的集大成之作，對清代考據學發展影響巨大; 《孟子趙注補正》是清代後期《孟子》考據學的代表，有鮮明的樸學特點，是清代孟學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有功於孟學。本文將焦循《孟子正義》與宋翔鳳《孟子趙注補正》進行對比觀照，旨在展示各自的成就與特點，揭示各自在孟學史上的地位與影響。	2,019
民國《韓非子》義理學研究	李明	華東師範大學	碩士		方勇	[13]李明. 民國《韓非子》義理學研究[D].華東師範大學.2019.	民國時期，國內起義運動不斷，國外列強又屢次入侵，西學東漸不斷深入，《韓非子》義理學研究呈現繁榮景象。緒論部分，介紹了本文的研究緣起、研究物件、研究方法、創新點，並簡要回顧了研究現狀。正文第一章對民國《韓非子》義理學研究的前奏學者即章太炎、梁啟超、謝無量、胡適等人的相關研究進行了探討。他們的研究處於傳統與近代之間，對民國學者產生了較大影響。通過第二章至第四章的探討，可以發現，在繼承章太炎、梁啟超、謝無量等人的研究基礎上，基於不同社會思潮的影響，以熊十力、馮友蘭、錢穆等為代表的新儒家承襲了傳統道德立場對韓非子進行了批判; 以醒獅派、戰國策派為代表的新法家則在國家主義的基石之下試圖從韓非子中找到救國的思想資源。而以郭沫若、侯外廬、呂振羽、陳千鈞等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學者開闢了一條新路徑，他們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階級分析法等挖掘出了韓非子思想中的閃光之處。通過本文的研究，民國《韓非子》義理學研究的整體脈絡得到了基本的梳理。綜上而言，民國《韓非子》義理學研究具有以下特點：一，運用西學視角研究《韓非子》義理學，這是其最大特色; 二，相關研究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 三，就研究內容而言，具有系統性、科學性和全面性; 第四，受到不同社會思潮的影響，不同學派的研究呈現出多樣性。	2,019
陳澧經典詮釋觀念研究	龔江蘭	湖南大學	碩士		李清良	[14]龔江蘭. 陳澧經典詮釋觀念研究[D].湖南大學.2019.	陳澧（1810-1882）身歷嘉慶、道光、鹹豐、同治、光緒五朝，其為學過程大致以1844年與李碧舲的爭辯為界，可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少時志為文章之士，稍長肄業學海堂，專治訓訌考據之學。中年以後，拓寬讀書範圍，接受宋儒義理之說，挖掘漢儒義理之說，以義理會通漢宋，成有用之學。深入而系統地分析陳澧在經典詮釋中所反映的態度、觀念和方法，探尋其對中國經典詮釋傳統的因襲與變革，可以有助於考察晚清經典詮釋觀念的轉型以及晚清學術的整體走向。《漢儒通義》和《東塾讀書記》兩書，較為集中地表達了陳澧關於經典詮釋的目的、態度及方法。第一，治經的目的在於明道進而救弊。陳澧重申“經者，常道也”，號召學者藉由考據通曉經文大義，進而探求經文中的聖人大道，並將聖人之道運用於挽救懶於讀書的士風和動蕩混亂的世風。第二，理解聖人之道需同時瞭解歷代注疏傳統並有契合經書的心性基礎。第三，學者既要博學知服、不妄立說，又要專習一經、不墨守師法，且應立足當下提出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案。陳澧的經典詮釋觀念具有以下四個特點：一，雖然承認存在客觀的聖人之道，但真正的理解在於客觀道理與個體踐履融合為一。二，理解必須具備相應的前提和基礎，即對歷代注疏傳統的瞭解及與經書相應的心性基礎。三，具有歷史性，要求在前人之說的基礎上提出個人意見，並將評判權交給後世學者。四，濃烈的學術保存意識，歷代註疏中均包含了經書原文中固有的道理，一切註解都值得被保存下來。對陳澧經典詮釋觀念的評價呈現兩極現象，一是章太炎、劉師培等人著眼於陳澧摘取漢、宋儒者相同論述相比類的做法，批評其牽強附會。二是陳氏弟子及民國學者，著眼於陳澧所代表的兼采漢宋學派在清代學術演變中的作用，稱讚其對乾嘉漢學的糾偏補弊。有專門研究清代學術史著作的梁啟超和錢穆，都認為陳澧調和漢宋意在吸收宋學以糾漢學之偏，未能逃脫漢學範圍。但是，梁氏偏重陳澧在漢學研究以及總結傳統學術方面的成績，而錢氏更強調陳澧對新學風興起的引導作用。大體說來，陳澧主要繼承了尊古崇遠和專習一經的觀點。陳澧由尊古進一步認識到，歷代儒者對經文大義和聖人之道理解是相對的、有限的，因而主張辯證地看待前人之說。陳澧將專習一經與朱子的“循序漸進”、“切己體認”等結合起來，認識到對整體的理解要通過對部分的理解，因而讀書要循序漸進; 對部分的理解又有賴於對整體的理解，為學要以淺持博。陳澧對認識的相對性和理解之整體與部分關係的論述，與西方詮釋學中的理解多樣性和詮釋學迴圈殊途同歸，為中國詮釋學的構建提供了有益借鑒。要明確陳澧的經典詮釋觀念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中的地位，還需說明陳澧對“義理”“考據”兩個範疇的理解。陳澧前後學術的轉變，實質上是對考據態度的變化。他早年以考據為治經目的，中年後視考據為義理發揮之基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調和漢宋的陳澧雖在當時有開風氣之功，但並未越出中國經典詮釋傳統尤其是漢學傳統的範圍，而只能算作是這一傳統的重要總結者之一。	2,019
試論孔子的剛毅思想	崔亮亮	武漢大學	碩士		歐陽禎人，張傑	[15]崔亮亮. 試論孔子的剛毅思想[D].武漢大學.2019.	胡適先生曾在《說儒》一書中提出過這樣一種看法，他認為孔子的最大貢獻是將“柔順取容”的儒風改造為“剛毅進取”的新儒行。他的所謂考證曾廣受質疑，馮友蘭的《原儒墨》、郭沫若的《駁》、錢穆的《駁胡適之》等文章相繼駁斥了胡適“儒是殷民教士”之說，故他的歷史考證似不可信。然而，他用「剛毅進取」來刻畫孔子的精神在《論語》中卻是有依據的。通讀《論語》，我們可以發現孔子的偉大之處不僅在於提出了一套精深的思想體系，而且更體現在他畢生都在踐行其理論學說。從他一生的生命歷程來看，這種不息不止的實踐活動，透露出一種剛毅的精神取向。本文第一章對孔子剛毅精神的仁學基礎進行了系統地考察，主要歸結為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節主要通過對孔子的“忠恕之道”進行分析，揭示出其所蘊含的剛毅精神。第二節從思想史的內部揭示出了由於孔子吸收了以往的憂患意識，因而他的思想、行動表現出剛毅進取的精神。第三節從孔子思想內部的中心概念「仁道」入手，分析了作為孔子思想核心的「仁道」由於缺乏正式的組織形式，而且也不能化身為人個性的上帝，其實現完全依靠人的努力。為了實現仁道，所以孔子必須剛毅進取。第二章對孔子剛毅進取精神的表現作了全面的概括。第一節講述了孔子這種剛毅的精神進而要求進取，首先是好學的道德實踐。孔子好學的道德實踐，可以從他晚年自述一生求學的歷程中可以發現。第二節從孔子不息不止地傳播斯文的文化活動討論了孔子的進取精神。這種傳播斯文的文化活動突出表現在孔子以「集大成」的手筆刪述六經，賦予了六經以新的生命力，並不斷地從事教育活動從而使斯文得以傳承。第三節從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政治活動分析了孔子的進取精神。第三章主要講述孔子在好學的道德實踐、傳播斯文的文化活動和“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政治實踐中所表現出的剛毅進取最終呈現出一種“聖之時者”的境界、修己以安百姓的境界及剛健不息的境界。第一，“聖之時”其實就是“時中”。孔子所說的“時中”，既包含本體之中的“仁體”，而且還包含基於“仁體”之“時”的權變性。而作為“聖之時者”的孔子則能夠超越永恆之“時”與變動之“時”之間的鴻溝，在動態的現實中時時處處將永恆之“時”運用到變動之“時”中。第二，孔子所講的“修己”有著上達天命、“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神聖一面，而其所說的“安百姓”則有著經世致用極具現實性的“凡俗”一面。孔子則強調，上達天命的神聖境界是在治國安民、極其“凡俗”的社會擔當中來實現的，這透顯出孔子融神聖於凡俗、“極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境界及生命智慧。第三，從孔子的晚年自述來看，孔子本人始終保持一種奮發向上、不息不止的精神境界。第四章主要分析了孔子剛毅進取的歷史意義及現代價值。孔子所力主的剛毅的精神取向對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士大夫的氣節等等產生了深遠的意義。在現代社會中，這種剛毅進取的精神對於我們很有意義，孔子所提倡的剛毅精神對於我們培養遠大的志向、獨立的人格及創新意識都非常的有説明。	2,019
吳起與《吳子》研究	李琪	西北師範大學	碩士		馬世年	[16]李琪. 吳起與《吳子》研究[D].西北師範大學.2019.	本文以吳起與《吳子》為中心，撰述了吳起生平與《吳子》的成書、流傳，吳起的思想與他在《吳子》中所展現的核心主張，以及《吳子》的文學特色與形成原因三個部分的內容。吳起是戰國時期著名的兵學家、政治家，生於衛國，後在魯、魏、楚三國均擔任過官職。歷代對吳起做過研究的學者不在少數，研究內容多側重於吳起的生平年代，如生卒年、離魯入魏時間、離魏入楚時間等。由於材料欠缺，上述時間點均只可推測，不可定論。目前最有影響力的兩種說法分別見於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及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本文將《史記》《古本竹書紀年》《韓非子》《說苑》等典籍中可供參考的資料重新整理分析，認為前者的說法更為合理。吳起卒於前381年，生年約為前440年，離魯入魏時約前411年，離魏入楚則在前386至前384年間。據史料記載，吳起有兵書傳世，名為《吳子》。然而傳至今日已經歷多次動亂、散佚、修訂，今本《吳子》的真偽自清代以來便爭論不斷，成書情況也各執一詞。本文查考前人相關成果，搜羅了歷代史志目錄、私家目錄中著錄的《吳子》信息，結合各時代對待兵書的背景、《吳子》的文本內容、現存最早的《吳子》版本等加以分析，認為今本《吳子》並非偽書，應屬古本的一部分，只是言辭方面有部分被後人改動。在探討《吳子》成書時，本文根據《吳子》的子書性質，結合子書的成書規律、兵家的發展歷史、吳起本人經歷等，認為《吳子》的主體部分極有可能是戰國初期成型，是吳起在魏時親自整理或教授弟子時弟子所記的吳起言論，後又有後學所加內容，即該書是由吳起及其弟子、後學共同創作而成，故而書中篇目的體例、稱呼、文風等並不統一。吳起本人經歷較為複雜，遊歷過四個國家，這也使他接觸到了不同諸子派別的思想理論。吳起的思想成分以儒、法、兵三派為主，陰陽、道家為次，雜糅各派形成了自己一套獨特的理論體系。由於吳起最初受到的是儒家教育，此後無論是治國還是治軍策略，都明顯帶有儒家文化的影響，如以德治國、因材分兵、以恥感文化激勵將士等。《吳子》的內容也是如此，雖然主要談論的是行軍打仗的方法，前人也基本上是從軍事角度出發概述書中思想，但其中運用的理論無法用某一派的主張完全概括。本文對吳起思想來源進行了派別的劃分，主要有曾申、子夏的儒家思想，李克的法家思想以及前代兵書的軍事思想，解析其思想成分更有利於加深對《吳子》儒法並用治軍思想與其正義的戰爭觀念的理解。前代對吳起的研究集中於其人生平，對《吳子》的研究則重點在於真偽與軍事思想，幾乎不見對此書文學層面的研究。事實上，該書處於先秦時期由語錄體向對話體轉變的過渡階段，又具有兵書這一特殊性質，文學特色較為明晰。總體來看，《吳子》屬於問答體著作，但兼具了語錄體形式及論說文要素，個別篇章還帶有敘事性因素。同時，由於兵書是用於行軍作戰的實用性書籍，必須簡練、明晰、便於將士記憶，因此，《吳子》的語言質樸平實、簡潔有力，以四字句為主、偶有韻語，運用大量修辭手法，如生活化的比喻、極具氣勢的排比、凝練整齊的對偶等。同時，《吳子》中還收錄有若干吳起進言魏文侯、武侯的內容，層次分明、邏輯清晰，且公正客觀令人信服。凡此種種，都體現出《吳子》是具有相當文學特色的一部兵書，其文學性與實用性同樣具有價值，值得發掘。	2,019
清儒王懋竑學術思想研究	陳峰	湖南大學	博士		肖永明	[17]陳峰. 清儒王懋竑學術思想研究[D].湖南大學.2019.	在學統四起、名家輩出的清代學術史上，王懋竑（1668—1741）因纂訂《朱子年譜》而久負盛名，其經史考據的成就亦受到乾嘉以降後學的普遍推重。王懋竑身處康乾之時，朝野上下瀰漫著尊崇朱學的濃厚氛圍，學者以尊朱述朱為能事，然編排去取之間指向各殊。導源於明中葉的博古考據之風在此時亦漸次興盛，成為乾嘉樸學的先聲。與此同時，陸王心學仍有餘緒，顏李學派也在學林中佔據一席之地。作為江南儒士的王懋竑，早年便與方苞、朱澤沄等人訂交論學，與閻若璩、惠士奇、李塨、張伯行、陳鵬年等人俱有往還。在與學人互動的歷程中，王懋竑抱持著尊朱的宗旨，既迎合了清廷形塑意識形態的舉措，同時又不尚苟且調停之說，不因襲摘撮成篇的陳法，轉而剖析《朱子文集》《朱子語類》中的時空人物資訊，從文辭的探討、語境的還原、事證的勾稽、義理的尋繹等方面深加用功，考訂朱熹行年先後，編訂朱熹著述真偽。《朱子年譜》的編纂，既在清代朱子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同時也彰顯了王懋竑獨特的學術風格與思想旨趣，為後世研究清代學術史提供了鮮活的個案。作為記史之體的年譜，糅合編年與紀傳兩種體裁，依據時序對史料進行排比系年，其中的去取增刪，與編纂者本人的身份背景、學術考量以及思想動因息息相關。從乾嘉之時迄於今日，學界對王懋竑的推崇與肯定，主要是從《朱子年譜》考據精審、辨偽詳實的角度而立論。然而《朱子年譜》纂訂的動機，表面上是為了指陳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之誤、否定“朱陸調和”之類的觀點，實質上是以考據為工具，對李光地所纂《朱子全書》、張伯行所編《朱子語類輯略》等風行之書作出批駁，對同時理學家的種種誤讀作出糾謬，更是對康熙“理學真偽論”的潛在回應。具體而言，《朱子年譜》圍繞著朱熹的書寫可分為四個主題，即考訂早年學行、辨析朱張交遊、形塑朱陸之爭、論定晚年宗旨。王懋竑考訂朱熹早年，刪汰種種神異書寫，指陳武夷三先生為學不純，又諱言朱熹早年學禪的經歷，更淡化李侗（1093—1163）對朱熹的影響，意在將朱熹從道南一脈的理學系譜中加以抽離，為重新書寫朱熹形象作出鋪墊。《朱子年譜》中對朱張、朱陸交遊書寫，分別代表朱熹與當時學人互動的兩種類型。以王懋竑所見，張欒與朱熹論學大旨相契，故《朱子年譜》對朱、張通書詳加考釋，一字一句不肯放過，將張欒視作朱熹之附翼，意在揭示朱熹編訂著述、詮解義理時的艱辛歷程，反映朱熹學術思想中“變”的一面。以陸九淵為代表的學者，為學宗旨已與朱熹偏離，王懋竑在形塑朱、陸之爭時又常常略去書信的具體語境，專就兩家爭訟之語進行解讀，將朱、陸之爭認定為朱熹思想演變的核心論題，凸顯朱熹固守正統、貶斥異端的形象，反映朱熹學術思想中“不變”的一面。這種書寫的不對稱性，在《朱子年譜》中有著充分的體現，只是潛藏於文獻羅列與史事考訂之中，未被此前研究者發掘。王懋竑對朱熹晚年宗旨的探討，以考辨《玉山講義》為先，認定朱熹晚年並不專言本體，本體當寓於工夫之中。同時，王懋竑考訂朱熹書信，以主敬為朱熹工夫論之主軸，主靜從屬於主敬，二者絕不能等同; 主敬既貫穿於窮理、反躬之中，而讀書為學方是窮理、反躬的下手之處。三者層層遞進之下，朱熹學術思想中的形上色彩被漸漸剝離，取得代之的是日用倫常之道、下手工夫之處，其中讀書治學之法更被王懋竑視作晚年定論所在。相較元明年譜而言，朱熹玄遠思辨、默契道體、遙接孔孟的道學因素不斷弱化，取而代之的是潛研經籍、好古深思、反躬踐行的讀書人形象，這與康乾時漸盛的考據學風密不可分。王懋竑對《家禮》、《周易本義》前九圖的辨偽，清儒中尊信者不少，當代人非議者居多。造成聚訟紛紜的主因是學者對朱熹形象的不同認知。王懋竑辨偽《家禮》，既援引《儀禮》《書儀》等書以凸顯《家禮》“於古非有所據”，同時關注明清之時社會禮俗的遞變，強調《家禮》“於今又難以行”。當然，王懋竑辨偽《家禮》的取徑之中，最為重要的便是從朱熹的文集、語錄之中發現破綻，論定朱熹生前未撰《家禮》。王懋竑考辨此問題時，所見文獻有限。其實從陳淳、黃櫚等人的歧說異論之中，更可佐證王懋竑的這一創見。再如《周易本義》前九圖，王懋竑校霽宋元舊本、尋繹朱熹文語，以為九圖非朱熹所作。此論得失互見，充斥著清初儒者鄙薄《圖》《書》之學的成見。要言之，王懋竑辨偽諸書，展現了清儒考據中旁徵博引、多聞闕疑的特質，其深層意圖則是將朱熹文獻中不合時宜、或者潛在發生負面影響的因素加以剔除，從而強化朱熹的正面形象。王懋竑在經史領域的成就，主要體現在《讀書記疑》之中。經學領域中，王懋竑辨《古文尚書》之偽，與閻若璩、惠棟之理路不謀而合。在疑古求是的同時，王懋竑亦認為《古文尚書》保存聖賢遺訓，不可盡廢，較閻若璩、惠棟所見更為持平。蔡沈《書集傳》雖為功令所尊，王懋竑考據史事、融貫事理對蔡書提出不少批評。在對《詩經》的研討之中，王懋竑力辨毛、鄭之異以破前儒陳說，不攀附崇鄭佞鄭的時風; 辨析朱熹《詩集傳》早晚版本之別，又能改訂朱注之誤，對元明舊解多有發覆。在三《禮》之中，王懋竑對《禮記》著力最深，不僅校勘、訂正《禮記》經文，又能折衷於鄭玄、朱熹、陳澔諸說之間，博古求是，緣情說禮，以求濟用。《四書》方面，王懋竑將主敬認定為《四書章句集注》的思想主軸，考據名物以羽翼朱熹之說，參酌《朱子文集》《朱子語類》以推求朱熹定論。不過，王懋竑將《大學》《中庸》重新回歸到《禮記》的系統中加以詮釋，既折射了清儒對禮學的推重，又可視為對朱熹《四書》學體系的消解，在清儒之中頗具典範意義。至於史學領域，王懋竑潛研史籍，以校霽之法，效長編考異之例，改訂、補正《資治通鑒綱目》，意在遠紹朱熹之志。在分析史事、評駾人物中，王懋竑逐漸跳脫出天理史觀的束縛，通過比勘文獻記載的歧異展現歷史的複雜圖景，在考訂名物制度、還原歷史過程之中探求史學的經世致用之效。在南宋以降的學術思想史上，朱熹學說的權威地位雖已奠定，然而朱熹的歷史形象卻是一個變動不居的動態歷程。李方子《朱子年譜》行世之後，取信而增詳者有之，批評而改訂者有之，顯示了朱門後學在理解師說上種種差異。明清之時，尊朱已有定論，述朱卻無共識。圍繞著朱熹的年譜層出不窮，纂譜者或以標榜道統為宗旨，或懷彰顯鄉賢之心，或以弘揚祖德為職志。正因立場有別、旨趣各殊，編年記事之間往往暗寓作者對朱熹形象的不同理解。《四庫全書總目》對《朱子年譜》推崇備至，歸根究底，是因為王懋竑對朱熹的成功塑造，恰恰符合乾嘉考據學者的學術預設，在某種程度上也使理學與經學間的張力消融於無形之中。與此相似，王懋竑逝世後，其學術貢獻受到了錢大昕、王鳴盛、趙翼、翁方綱、阮元、俞樾、陳澧等人的推重。在近代以來，唐文治、梁啟超、胡適、錢穆等學者在討論朱子學史、清代學術史時皆曾對王懋竑予以高度評價。在這些表彰與評議之中，無論是將王懋竑塑造為篤守程朱、深研考據的樸魯學者，或是推闡宋明學術的朱學巨擘，抑或是揚州學派之先導人物，皆是立足於王懋竑學術思想的特定方面而立論。若就知識社會學的理路而言，王懋竑的學術形象亦經歷著不斷“再生產”的過程。作為偏居一隅的儒者，王懋竑撰作不倦，著書傳世，在後來學者的追溯與書寫之下，其學術形象雖無定論可言，亦躍升為學人所津津樂道的“話題”，便足證王懋竑的學術思想在乾嘉以降的深遠影響。	2,019
西南聯大的文學書寫研究	楊紹軍	雲南大學	博士		張志平	[18]楊紹軍. 西南聯大的文學書寫研究[D].雲南大學.2019.	西南聯大作為抗戰時期的高等學府，在雞鳴不已、風雨如晦的戰爭年代，西南聯大堅持剛毅堅卓的校訓，為國家保存了民族文化的血脈，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學生，成為了中國高等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奇跡。自1937年8月國民政府設置長沙臨大到1946年7月組成西南聯大的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校複校，中國作家對以西南聯大為背景或發生地（長沙、衡山、昆明、蒙自等）的創作，以及以西南聯大歷史為題材的寫作，形成了數量眾多、異彩紛呈，兼具思想性、藝術性和時代性的文學作品，豐富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表現空間和歷史圖景。在80多年的時間裡，西南聯大被不斷的敘述、想像建構，在不同時代的作家和作品中得以反覆呈現，其間經歷了萌發期、勃發期和興盛期。在1930年代到1970年代的西南聯大文學書寫中，威廉·燕卜蓀、穆旦、杜運燮、馮至、鄭敏、周定一等詩人對戰爭年代的流亡體驗和流亡生活進行了表現，也對師生情誼、家國情懷和戰爭與死亡等進行了描繪，推動了 1940年代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的發展，形成了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的高峰; 朱自清、沈從文、羅常培、曾昭掄、費孝通等作家、學者不僅描寫了戰亂時期的離亂生活和雲南的自然風物，還對邊地形象進行了想像建構，寫出了富有藝術感染力的作品; 王力和錢鍯書的作品將知識與典故集合起來，對知識份子的生活和現實作了思考，成為戰時學者散文的代表; 作為長篇小說的《未央歌》和《長夜》，由於作者敘事動機不同，前者以情調風格見長，再現了“青春未央”的西南聯大，而後者則用象徵隱喻，描述了西南聯大的“漫漫長夜”。縱觀這一時期的創作，由於知識份子內遷或者說南渡，他們在顛沛流離中完成了時空的轉換，這種流亡體驗既擴大了他們的生活視野，也豐富了他們的創作素材，集中對遍地烽火、離亂遷徙、戰爭記憶、弦歌不輟等進行了呈現。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西南聯大書寫中，汪曾祺、宗璞、馮至、馮友蘭、金嶽霖、錢穆等作家、學者對戰爭時期跑警報、泡茶館和戰亂中知識份子的生活、經歷進行了描繪，其間充滿了知識份子的理想、信念和體驗、反思，成為他們寫得最好、寫得最精彩的作品; 鄭敏、杜運燮、趙瑞蕻、唐湜等詩人的作品對西南聯大進行了禮讚，緬懷和追憶了西南聯大的師友，將西南聯大師生的精神和風采進行了表達; 宗璞《南渡記》以家族關係來結構小說模式，塑造了眾多形象鮮明的知識份子形象，對西南聯大的歷史和知識份子的心路歷程進行了描述。在這些作品中，不同的書寫者將個人記憶與集體敘事、戰爭記憶與老年敘事融合在一切，對西南聯大的歷史和人事進行了書寫，提供了考察20世紀知識份子生命歷程的重要文本。在新世紀以來的西南聯大書寫中，許淵沖、趙瑞蕻的散文和浦薛鳳、何兆武、任繼愈、陳岱孫、陳達等的回憶錄或自傳，對西南聯大師友和昆明的生活進行了追憶，也對西南聯大的精神進行了揭示，還對西南聯大的人物進行了評價，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文學價值; 宗璞《東藏記》、《西征記》和《北歸記》實現了對西南聯大的史詩性建構，對偏安昆明的世情和浪漫、滇西大反攻的悲壯與豪情、青年一代的選擇和愛情等進行了描寫和呈現，成為當代中國文壇的重要收穫; 董易《流星群》寫到了西南聯大青年和地下黨員的生活和鬥爭，突破了傳統革命文學的敘事，重現了西南聯大青年的“青春之歌”; 海男《穿越西南聯大挽歌》和《夢書：西南聯大》以西南聯大師生作為描述物件，完整地書寫了西南聯大的歷史，用詩化的語言建構了文學中的西南聯大。這一時期西南聯大的書寫者不再限於西南聯大師生，他們對西南聯大的書寫內容更為宏大、語言形式探索不斷創新，使得作為鏡像的西南聯大變得更加生動和形象。可以說，西南聯大的文學書寫融合了歷史與現代的交融互動，其中有笳吹弦誦、弦歌不輟的描寫，也有家國情懷、書生報國的展示，更有戰爭記憶、邊地形象的建構，也有浪漫性、傳奇性和民間性、現代性的關聯。在不同的時代，中國作家對西南聯大的書寫，使得西南聯大的想像建構不斷被發現或重複，作家再現了 20世紀中國知識份子以生命踐行的內地流亡，重構了他們體驗自由/獨立、高貴/卑微、犧牲/苟全的生命歷程，書寫了 20世紀中國歷史上最為悲壯的現實圖景。在眾多的文學作品中，作家、詩人、學者也對中國現代教育和當代中國高等教育進行了回顧、反思。因此，西南聯大雖然已經成為歷史陳跡，但需要堅持西南聯大的精神和理想，西南聯大知識份子身上體現的民族精神、高尚思想和人格風範應該被傳承下來。可以說，對西南聯大的書寫，還會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延續發展和不斷重現，成為常說常新、層出不窮的歷史話題。	2,019
錢穆宗教觀研究	韓雲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博士	A study of Qian Mu's views on religion	卓新平	[19]韓雲. 錢穆宗教觀研究[D].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20.	錢穆（1895-1990）江蘇無錫人，一生著述宏富、學貫東西，堪稱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文學者。 “錢穆熱”隨著上世紀90年代的“國學熱”而興起，與中國傳統文化復興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目前國內外對錢穆學術的研究多集中於歷史、政治、教育、文化等領域，對其宗教觀的系統性研究比較罕見。本文以錢穆的著作為主要依託，在對其中有關宗教的內容進行了相對全面的梳理，並在旁參其他學者觀點論證的基礎上，歸納提煉出錢穆宗教觀的五大特徵及其內在邏輯，對錢穆晚年最後徹悟的天人合一觀亦作了進一步闡發。本文框架由導論、結語、主體部分四章即六大板塊構成。導論部分介紹了選題緣起、選題的理論與現實意義、國內外研究現狀及研究方法。第一章以時間為序概述了錢穆的生平事略，包括家風祖訓、師門傳承、學界行誼、新亞書院的籌建、耕耘的過程等，重點介紹了錢穆父母的言傳身教對其品性、情操、學養的影響，良師益友如錢伯圭、呂思勉、華紫翔等對其治學路徑、方向、風格、宗旨的影響，與著名學者湯用彤、馮友蘭、熊十力之間的切磋交流，對中西教育理念的領悟與實踐，對宗教現象的感性認知、切身體驗等等，這些都可以視為影響錢穆宗教觀之形成、特徵、邏輯的直接或間接因素。第二章主要是輯錄一手材料後，按照世界三大宗教即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以及中國的道教、民間宗教信仰的區隔，對錢穆論諸教之觀點展開的述評。其中禪宗、慧能、法門是其論佛教的關鍵詞，佛教與理學的關係則是其關注點，對道教尤其是新道教的選擇性評述凸顯了其一貫固有的本位、立場、蘄向，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乃至於佛教皆被錢穆視為西方宗教，這三大宗教的教主、教徒則被分別比附於中國的孔子、讀書人，而在佛道教人物之鉤稽、學術史意義上教理之爭的著墨中則可見其特有的史心、史識。第三章是以萌發於近世、影響至今的幾個有關宗教學術的爭議，即宗教有無論、宗教替代說、宗教性以及宗教、哲學、科學之間的關係為主題，分別就相關概念、提出的背景、民國學者的回應、未來前瞻等作了界定、辨析、論證或闡發，錢穆對此皆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可以說其宗教觀在對這些命題的評判中亦得到了濃縮而集中的展示。本章與第二章形式上是並列的關係，內容上則是具體與抽象的關係，即一者關係具體的宗教、一者關係宗教理論，共同構成了本文的中心。第四章是對前三章的涵化（糅合、提煉），提出了錢穆宗教觀的五大特徵，即以天人合一為最高蘄向、以儒教（儒家、儒學）為本位，中西文化比較的視域融合、認識論與實踐論上的知行合一以及史地結合分析的路徑，並嘗試探索了錢穆對宗教之具體與體系的認知邏輯即以心為其宗教觀基本觀念之內核，以精神不朽溝通神聖與世俗兩極端，以知行合一的踐履不斷契合天人合一境界的思路歷程。結語部分則是聯繫當下世界尤其是西方面臨的困境，對天人合一觀、中國傳統文化的宗主地位、心教等堪為錢穆宗教觀或文化觀中之靈魂與核心的要點作了進一步發揮，總結歸納了本文的重點、難點、創新之處，並提出了籲請與展望。本文從錢穆卷帙浩繁的著述中凝練出近世以來宗教學術界爭議、影響比較大的命題對其宗教觀進行了集中的揭示，並將其論宗教的具體內容按照派別不同分置在諸教之中，構築了由具體而抽象，具體與抽象結合統一的框架層次。同時亦借鑒了錢穆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寓理於事、寓事於人，在行文中盡量避免受西方學術範式影響而形成的就理論談理論、就事論事、空對空的弊病，真正踐行以人為本的理念，故致力於從錢穆的生平事略中發掘出影響其宗教觀的因素。聯繫實際，對錢穆宗教觀中蘊藏的學術觀點、傾向、宗旨等作了一定的引申與闡發。	2,020
錢穆歷史文化詮釋思想研究	張豐贇	湖南大學	博士		李清良	[20]張豐贇. 錢穆歷史文化詮釋思想研究[D].湖南大學.2020.	進入現代社會之後,中國歷史文化傳統遭遇到西方文化的挑戰與衝擊。如何回應西方文化的挑戰成為中國現代學術的主要議題。在此背景下,如何恰當地理解和詮釋中國歷史文化成為中國學者不得不去思考的問題。至20世紀,許多中國學者開始自覺地反思歷史文化詮釋活動,以為恰當地理解和詮釋歷史文化提供學理依據。這使20世紀的中國學術思想世界中湧現出多種歷史文化詮釋思想,錢穆的歷史文化詮釋思想即是其中之一。立足於錢穆的著作和他生存的時代背景,系統地梳理、研究和考察錢穆的歷史文化詮釋思想,有助於我們瞭解中國詮釋傳統向現代轉化的歷史進程,也能夠為中國詮釋學研究提供思想資源。「救國保種」是中國近現代學術文化研究的目的之一,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現代轉化本應是其自我更新的過程,但面對強大的西方文明,它逐漸背離了自身。「盡變故常」逐漸成為了中國文化現代化的主要手段。「救國保種」所救所保者即所要「盡變」之「故常」。在此意義上,以「盡變故常」為手段來實現「救國保種」的目的即成為一種悖論。如何在「盡變故常」之外,重新找到一條文化自救之路,遂成為錢穆關注的主要問題。在解決此問題的過程中,錢穆注意到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中本有一套與之相配合的觀念、話語體系和歷史文化詮釋系統,但在「盡變故常」和「向西方學習」的時代語境下,它們逐漸被現代西方觀念、話語體系所取代。這使中國舊有經典、學術思想和歷史文化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詮釋困境之中。為走出此困境,錢穆對歷史文化詮釋活動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並在追求「通識」的史學研究中,通過繼承和反思中國詮釋傳統,建立了一套別具特色的歷史文化詮釋思想。錢穆始終堅信中國歷史文化有其特殊的精神、觀念話語體系和學術研究範式,所以,他雖接觸到了西學,但仍自覺地將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心物合一」、「仁智合一」、「群己合一」、「言意合一」、「知行合一」等思想觀念作為理論基礎來建構其思想體系並思考歷史文化詮釋問題。他通過梳理中國學術思想和歷史文化的演進脈絡,指出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文化詮釋傳統的核心精神乃是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此人文精神正是在中國古人思考天人關係,即自然與人文關係的過程中確立起來的。由此人文精神、人本主義精神又演出歷史精神、融和合一精神和教育精神。在錢穆看來,這四種精神源於儒學與經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基本精神。錢穆認為,在中國歷史文化詮釋傳統中存在古今之爭與漢宋之爭。古今之爭所彰顯的問題在於,歷史文化詮釋究竟當遵循傳統,還是觀照當下。為調和和會通古今之爭,錢穆提出了「復古開新」的歷史文化詮釋觀念,強調歷史文化傳統的更新和學術思想的創造當建立在正確認識和重新詮釋歷史文化的基礎上。在錢穆看來,復古之中必有開新,開新又當復古。由此,遵循傳統與關照當下在歷史文化詮釋活動中即成為一而二、二而一的統一整體。漢宋之爭所彰顯出的問題在於,歷史文化詮釋究竟當以心性義理為中心,還是當以社會實踐為中心。為調和和會通漢宋之爭,錢穆重新梳理了源於孔子的兩大學術傳統:一為注重個體生命修養和義理闡發的心學傳統,二為注重社會實踐和人生經驗的史學系統。在他看來,兩者在孔孟那裡是一個統一整體,且心學為史學之本。由此,他強調歷史文化詮釋的根本目的在於如何創造出有德性而對人類大群的演進與發展有益的偉大人物。這種觀念接續了宋學傳統。但錢穆並沒有完全遵循宋儒通過構建形上本體和創建理論體系來闡揚和詮釋中國歷史文化精神的詮釋路徑,而是強調心性本體與人文大道即寄寓在歷史文化的演進脈絡中。由此,他強調要立足於歷史事實,在歷史文化演進的脈絡中,認識、把握和闡揚自然真理與人文真理。所以,他將宋明儒重視的人心之所同然視作歷史心和文化心。錢穆歷史文化詮釋思想不僅關注社會群體文化的更新與創造,還關注個體生命的成長與完成,所以,他強調歷史文化詮釋要在肯定個體歷史價值與意義的基礎上,認識和把握在歷史文化演進中起主導地位的一貫精神。在錢穆看來,歷史既是人類大群的人生經驗,也是生存在此歷史文化傳統中每一生命個體的人生經驗,對待自身所處的歷史文化的態度就是對待自身生命的態度。由此,錢穆強調要對本國歷史抱有溫情與敬意,甚至主張在歷史文化詮釋中要注重主觀情感的投射。在他看來,唯有如此,才能客觀地把握歷史文化的演進脈絡及其一貫精神。正因錢穆認為真理即寄寓在歷史文化的演進脈絡中,所以他新創了「思想線索」的歷史文化詮釋方法,強調通過實證歷史文化的演進脈絡,來把握人生真理與寄寓在歷史文化傳統中的一貫精神。錢穆的歷史文化詮釋思想中還包含一種別具特色的文本詮釋觀。錢穆立足於其心性觀,肯定了語言文字之於人文演進的意義與價值。在他看來,語言文字是歷史心與文化心積存與傳達的媒介。這意味著理解和詮釋歷史文本是歷史文化詮釋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他強調理解和詮釋歷史文本的過程就是成就和完成自家生命與古人生命、延續和拓展歷史文化大生命的過程。正是在文本詮釋中,詮釋者的生命才與古人的生命實現了融合會通,也才使歷史文化大生命在當下的人文生活中得到呈現和拓展。由此,錢穆強調在歷史文本的詮釋中,應將「作品與作者合一」、「詮釋對象與詮釋者合一」、「言行/知行合一」作為詮釋原則。此三者規定文本詮釋不僅要考證文本的真實性,釋通文本的語義文義,瞭解和把握作者的時代精神、德性與作意,詮釋者亦須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並在社會踐履中彰顯和踐行文本所蘊含的精神與意義。在此意義上,文本詮釋活動就與個體生命的生存活動成為一個整體。作為史學家,錢穆又認為,歷史文本所蘊含的精神與意義不僅寄寓在文本之中,還蘊含在歷史文化之中。因此,他主張在歷史文化的演進脈絡中理解和詮釋歷史文本。這種詮釋方法繼承並融合了中國傳統的「義理、考據、辭章兼重」、「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等經典詮釋方法,是一種兼具傳統與現代意蘊的歷史文本詮釋方法。錢穆將此種詮釋思想和方法應用到了他的經典詮釋實踐之中。他在其經典詮釋的代表作《論語新解》中使用了簡單易懂的文言,並在每章後添加了「白話試譯」,試圖借此來消解傳統觀念話語體系與現代觀念話語體系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他詮釋《論語》重在揭示和彰顯《論語》與孔子本意,但又深知經典詮釋必須擴展經典的意義,所以他借助「按語」來區別孔子本意與自己的新義,以實現「尊古」與「創新」的雙重詮釋目的。在詮釋方法上,他使用了「義理、考據、辭章兼重」、「以史釋經」、「思想線索」等經典詮釋方法。這些經典詮釋方法有對中國詮釋傳統的繼承,也有他自己的新創。在傳統與現代趨於斷裂的20世紀,為重建兩者之間的繼承關係,很多中國學者都有自覺討論與反思歷史文化詮釋活動的意識。科學實證派與現代新儒家是較為突出的代表。前者以人本主義和理性主義精神為本,試圖為歷史文化詮釋建立一套科學的方法論,後者則高揚道德主義精神,試圖從哲學入手為歷史文化詮釋提供一套極具哲學意味的理論體系。錢穆注重考據實證的詮釋觀頗與科學實證派相通,但他反對借助科學方法推翻寄寓在歷史文化傳統中的人文精神與人文意義。錢穆注重道德修養和人文精神的詮釋觀又與現代新儒家頗為契合,但他反對借助哲學思辨和理論建構來詮釋歷史文化,認為應在歷史文化演進的脈絡中理解和詮釋歷史文化,以避免歷史文化詮釋趨於玄虛。總言之,中國詮釋傳統在向現代轉化的過程中呈現出了多種面向,衍生出多種詮釋思想。這些詮釋思想雖不可稱之為詮釋學理論,但都各成系統,具有一貫的精神。它們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共同構成了中國詮釋傳統的現代轉化圖景,可為中國現代詮釋學的建構提供思想資源。錢穆作為現代史學大家,對歷史文化詮釋活動有較為全面和深入的思考,對其歷史文化詮釋思想加以全面、深入的梳理、討論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意義與價值。	2,020
學術「對手方」與錢穆的清學史研究	龔倩玉	中南民族大學	碩士		孔定芳	[21]龔倩玉. 學術「對手方」與錢穆的清學史研究[D].中南民族大學.2020.	明清鼎革，社會巨變，這給漢族學者尤其是明遺民帶來巨大的心靈震動，他們紛紛開始反思宋明理學之流弊，清代學術就誕生在這個明清易代，異質滿漢文化劇烈衝突的歷史背景下。王國維曾以「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鹹以降之學新」一語高度概括了清代學術的發展脈絡，清初顧炎武為清學開山，乾嘉時期樸學趨於鼎盛，考據學風瀰漫風六十餘年，到了晚清今文經學再次居於主流地位。而三百年過去了，清末民初，中華民族再次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內憂外患接踵而至，一代學人仍心懷熱忱，思以學術救國，“用國粹激勵種姓，增進愛國的熱腸”，有關中華傳統學術文化的探究因此靡然而興。對清代學術史研究，是中國學術史研究領域中濃墨重彩的一筆，觀點層出，碩果豐富，正處於轉型期的中國學術在20世紀達到了空前繁榮的境地。作為中華學術穴結時代的清代學術驟成聚焦所在，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胡適、錢穆等望風回應，成一時之盛。作為二十世紀用新思想與新方法研究清學史第一人，章太炎以《訄書·清儒》篇著其先鞭，對清代學術做了系統的梳理與總結，他首提乾嘉考據學的成因是由於清廷文字獄的“政治高壓”說，最早提出吳、皖分幟說，這些觀點對近代清學史的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後世學人研究清學史大都沿用此說，並在此基礎上予以創新。劉師培的研究稍後於章太炎，對章氏的觀點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從山川異域的角度討論考據學分為吳、皖兩派的原因，總結清儒治學的不同特點，對清代學術進行分期解說等填補了章氏研究的缺漏，進一步引發後人的思考。繼兩人之後對清學史研究成就最大的學者是梁啟超，《近世之學術》一文是他治清學史的濫觴，《清代學術概論》與《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更是被奉為圭臬，梁啟超將中國傳統學術形態按其特徵依次劃分為先秦諸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以及清代考據學六個階段，以“復古解放”為主線完成了他對清代學術思想的詮釋，提出“理學反動”說替代” 政治高壓“說，指出清學的實質是以”復古“為幟志，以”解放“為手段的”反動“發展。梁啟超的研究是對清學史研究的一大突破，為清學史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完善了章、劉的觀點，較之章劉的學說更為客觀公正。在二十世紀前半期的清學史研究中，錢穆的研究是最晚出現的，但是後來居上，將清學史推入更為高深的境地。考察錢穆清學史研究的學思歷程，不難發現隱然有一“對手方”橫亙心間，此“對手方”主要以梁啟超為靶向，職是之故，錢穆的清學史論述每每針對梁啟超的觀點而發，論及清初學術時，他不認同梁啟超將顧炎武作為清學唯一開山之說，指出黃宗羲亦有開新學風之功; 他反對吳、皖分幟學說，將考察的重心放在吳派對皖派的影響上; 提出“每轉益進”說：“益學術之時，每轉而益進，窮途而必變”，這與梁啟超的“理學反動”說為完全不同的兩個認知方向。本文擬從此一面向入手，將錢穆的學術至於二十世紀的學術大背景下，研究錢穆是如何以“對手方”為標的建構起自身學術體系，成就自身學術生命史的，亦可藉此文一窺二十世紀前半葉清學史研究的盛況。	2,020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史學教育思想凝練及實踐研究	謝妍	內蒙古師範大學	碩士		李豔潔	[22]謝妍.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史學教育思想凝練及實踐研究[D].內蒙古師範大學.2020.	《中國歷史研究法》是一本研究歷史和學習歷史有重要指導作用的著作。時代不斷向前發展，但《中國歷史研究法》這本書其中的相關教育思想和理論並未被很好地挖掘。《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有很多思想與當今時代提倡的教育思想不謀而合; 通過與當前具體的教學和教科書做對比分析發現，《中國歷史研究法》的教育思想是值得引入到歷史教學中學習的，體現了傳統文化的傳承性。首先，主要對《中國歷史研究法》的基本內容做了具體的闡述，分析《中國歷史研究法》中的理論內涵，主要有注重中西方文化對比、歷史是整體與部分的關係、注重家國情懷的塑造、注重歷史解釋的能力四個內容。同時辨析了《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存在的局限性：過於誇大中國經濟發展，過分強調地理決定歷史的觀念，這是在傳統文化教育思想中需要審慎考慮、鑒別的問題。其次，具體分析了《中國歷史研究法》對中學歷史教學的啟示，以傳統文化為主，以史料分析為輔，結合社會實際和核心素養下對歷史學習的要求，從教學理念和教育方法上學習《中國歷史研究法》中的中西對比方法和具體到分散的獨特的教授方法。並且以通史學習為核心，學習《中國歷史研究法》中研究歷史各個部分的具體方法，瞭解歷史的各部分由分散到逐步密切聯繫的過程，樹立整體史觀和正確的文化觀。最後，將《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所提煉出來的教學方法和教學理論與具體的歷史教科書內容做表格做對比分析，主要以人教版高中歷史教科書為例，從中西方在政治、經濟、思想上做比較分析，由此得知文化是歷史的全部的觀點。同時，針對《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存在的兩個問題提出兩個觀點，即要把握好經濟與思想的關係，把握好地理與歷史的關係。《中國歷史研究法》全書是以文化為載體來敘述研究不同歷史的部分，中國傳統文化是一脈相承的，而中學歷史教學的任務也是通過學習具體的歷史事件以期學生能夠樹立正確的歷史觀點，有長遠的歷史發展眼光，這對中學歷史教學和學生學習有重要作用。	2,020
呂思勉的隋唐史研究	李佳瑉	上海師範大學	碩士		張劍光	[23]李佳瑉. 呂思勉的隋唐史研究[D].上海師範大學.2020.	史學大家呂思勉一生著作豐富，筆耕不輟，與陳寅恪、錢穆、陳垣並稱為中國近代「史學四大家」。。呂思勉治學廣泛，在歷史學、文學、民族學等方面均有著錄，成果斐然，著有兩部中國通史，四部斷代史，《隋唐五代史》為其最後一部斷代史著作。本文以「呂思勉的隋唐史研究」為題，探討呂思勉為隋唐史研究所作的貢獻。呂思勉的隋唐史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呂著中國通史》《白話本國史》《新唐書選注》《隋唐五代史》中。以《隋唐五代史》為例，說明呂思勉的隋唐史研究取材豐富。不僅以《隋書》《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為主，還引用了許多唐宋間的史料以及明清時期的考據學著作，並參考了近代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由此說明呂思勉的隋唐史研究並非簡單的“抄書”，而是在對比史料後予以撰述。通過與岑仲勉的《隋唐史》和楊志玖的《隋唐五代史綱要》對比，說明呂思勉的隋唐史研究運用紀事本末體與典章制度體相結合的體例，在章節設置上別具一格。能夠修訂史書錯誤，對被史書誤解的歷史事件予以辯證，而他對隋唐歷史人物的評判見解獨到，使人印象深刻。呂思勉的隋唐史研究體現出濃厚的史學思想。主要表現為：追求「歷史進化論」，與時俱進; 關心現實，具有強烈的經世致用思想; 重視百姓，包含濃厚的民本主義思想。呂思勉長期從事歷史教學與學術研究，能夠運用以詩證史的方法，從自然形勢與邊疆形勢出發解讀隋唐歷史，重視風俗習性對歷史事件與人物的影響，根據史料間的矛盾，爬梳史實真相，具有普及與學術相結合的特點。	2,020
朱子敬與克己工夫研究	何浩	廈門大學	碩士		朱人求	[24]何浩. 朱子敬與克己工夫研究[D].廈門大學.2020.	在宋明理學的思想體系中，工夫論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工夫是對本體概念的體認與證成。缺少修養工夫，會導致形上概念與現實的割裂，理氣、心性等範疇難以落實到日用之間。 “敬”與“克己”是《論語》中提出的兩個工夫概念，在朱子的理學工夫論體系中佔據重要地位。隨著朱子認識的不斷加深，“敬”與“克己”之間、二者與其他工夫之間以及整個工夫體系的架構都在發生著明顯的變化。關於這種變化，錢穆先生認為朱子晚年主張「克己代敬」。。本著對這一觀點的懷疑態度，本文通過對相關文獻的全面梳理，考訂不同時期朱子對“敬”與“克己”兩種工夫的態度觀點，並在文獻的基礎上分析轉變的內在原因，以期明確朱子工夫論體系中“敬”與“克己”的地位變化及其成因。在朱子工夫論體系中，“敬”的基礎性地位從來沒有發生改變，即使是在朱子自提“克己”工夫之後，“敬”始終是“徹上徹下”、“成始成終”的。 “克己”工夫則經歷了一個由“非人人可做”到“人人必做”再到“人人當做”的過程。其地位先提升而後又有所回落。以上變化是朱子基於二者各自優劣、個人資質高低、求仁工夫路徑等等多方面原因的考量。朱子對“敬”與“克己”工夫的調整使得理學工夫體系在實踐層面更加細化與完善。此外，對“敬”與“克己”的研究有著更為深遠的意義。傳統對朱子的認識更加重視從“格物致知”這一角度，而這種重視可能會造成對朱子心上工夫的遮蔽。 “敬”與“克己”都是心法，都是就心上做工夫。通過對“敬”與“克己”的梳理，可見朱子對心上工夫的關注也十分精細，並力求完整。這對於如何理解朱子整個工夫論體系的出發點、落腳點以及最終歸宿都具有重要意義。	2,020
論全漢升史學	陳陳	淮北師範大學	碩士	on Han-Sheng Chuan’s Historiography	李勇	[25]陳陳. 論全漢升史學[D].淮北師範大學.2020.	全漢昇是20世紀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領域的開路先鋒，他的史學研究取徑始終仰瞻時代潮流，以切合時宜的歷史觀念為指南。從早期的社會歷史觀到多元化的史觀再到世界體系的全球史觀的調新，他的每一次史學觀念的新陳代謝，都能夠源源不斷地引進和吸納新理論、新方法、新史料於自己的經濟史研究當中，最終實現了其貫古通今、融中會西的史學特質。全氏史學特質的生成一方面源自於他波瀾起伏的人生經歷，另一方面得益於陶希聖、傅斯年、嚴耕望、梁方仲等諸多良師益友的引導和啟發。他在北大求學時期如坐春風，飽讀史學典籍的同時又廣泛吸取陶希聖、傅斯年、錢穆等名師及多種流派的學養，為他積累了深厚的史學底蘊。在史學實踐方面，全氏多次投稿《食貨半月刊》，在研究中國行會制度史方面亦取得初步成果。任職史語所後，全氏在史料的搜集、考證方面頗為用功，他兼取陶、傅之長，在唐宋都市與運河研究以及貨幣與物價史領域大放光采。執教臺灣時期，全氏受亞賽爾與芮夫的影響，力圖將西方工業區位理論運用於中國近代工業化的研究中，他從資本、運輸、選址、制度、生產等各個方面詳細論述了漢冶萍公司經營失敗的原因並揭示了中國工業發展遲緩的根源。執教香港時期，全氏致力於研究明清時期的海上絲綢貿易對中國貨幣與物價的影響，最終完成了中國貨幣經濟制度的體系化研究。史料擴充的多樣性提供了全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優質材料，批判的眼光和理論方法的多元化帶給全氏無數的靈感和技巧，注重中外經濟史比較研究以及政治軍事制度背後的經濟因素，都使得他在具體的社會經濟史研究中游刃有餘。全氏一生以至高的熱忱傾注學術與教學，不僅為中國經濟史研究培養出眾多人才，更為中國新史學的發展注入了港臺的鮮活面相，其治史育人之精神值得後輩學者感懷追緬。	2,020
錢穆禮治思想研究	張明	山東大學	碩士		孔新峰	[26]張明. 錢穆禮治思想研究[D].山東大學.2021.		2,021
錢穆中國文學研究中的生命意識	劉佩君	暨南大學	碩士		劉紹瑾	[27]劉佩君. 錢穆中國文學研究中的生命意識[D].暨南大學.2021.		2,021
青年胡繩「理性主義」哲學思想研究	黃林杭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哲學院	碩士	A Study of Young Hu Sheng's Philosophy Thought of	張利民	[28]黃林杭. 青年胡繩“理性主義”哲學思想研究[D].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哲學院.2021.	文章選取了胡繩早期哲學思想中的一個重要的方面——鮮明而堅定的“理性主義”思想展開述評。文章參照了胡繩的《理性與自由》原作、胡繩同時期的其他作品以及胡繩的批判物件——陳銓、賀麟、錢穆、馮友蘭等學者的相關原作，對胡繩《理性與自由》中討論的問題進行分析和解讀，並對胡繩的“理性主義”思想做出總結和探討。文章第一章分析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特點，認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是唯物史觀的傳播，並對“為什麼唯物史觀在中國最先得到傳播”的問題做出了回答。指出了「階級鬥爭」「矛盾」這兩個概念對胡繩哲學作品的影響。接著分析了“反理性主義”在中國的境遇，認為中國的“反理性主義”也是在回應現代化實踐提出的種種可能。第一章的最後一節介紹了影響胡繩哲學思想具體內容的「新啟蒙運動」。。第二章以文本解讀的方式分別重現了《理性與自由》中胡繩與“戰國策”派、唯心論者賀麟、文化保守主義者錢穆以及哲學大師馮友蘭之間的思想交鋒。討論的內容包括但不限於戰爭的目的、群眾史觀與英雄史觀、理性與直覺、唯物論與觀念論、歷史研究的方法與內容、人與人生觀、道德與理性、自由與必然等問題。第三章據第二章的內容總結了胡繩的“理性主義”哲學思想，指出了胡繩的“理性主義”是意識形態的“理性”，闡釋了其思想成因的內在邏輯。在胡繩看來，有兩個標準來衡量除馬克思主義哲學之外的其他思想是否是非理性的。一個是是否與法西斯主義提倡的反理性主義思想相通，另一個是是否強調中國傳統專制主義的意識形態思想。文章的最後闡釋了理性主義的發展及其內在矛盾。指出了在強調“四個自信”的新時代，理性主義依然有著重要的意義。	2,021
“廖平、康有為學術公案”再探討——兼論康有為早期思想嬗變的內在理路	何彬彬	四川師範大學	碩士		潘忠偉	[29]何彬彬.” 廖平、康有為學術公案“再探討——兼論康有為早期思想嬗變的內在理路[D].四川師範大學.2021.	早年的康有為未系統闡發今文經學思想，在面見廖平後，受其影響，思想發生突進，隨之完全轉向今文經學，所謂“廖平、康有為學術公案”（以下簡稱“公案”）也由此而起。其最初是由於廖平及其門人的「粉飾」、繼之以章太炎等古文學派的攻擊和康有為所謂“欲蓋彌彰”，再加上錢穆等學者的推波助瀾，得出了康有為“剽竊”廖平學說的結論。由於「剽竊說」證據存在爭議，此“公案”在學界仍存在激烈討論，並逐漸體現出對康有為一定的包容性，“剽竊說”趨於動搖，學者或是認為康有為深受廖平影響（“影響說”），或是認為廖平對其的影響可有可無（“獨創說”）。這些新見的出現，離不開論證方向的轉變，即從依賴皮錫瑞、張之洞等人的主觀推測變為對材料的客觀分析。在上述學界觀點的基礎上，「公案」仍有餘義似可進一步挖掘。從康有為早期作品來看，可知其思想在會見廖平前已經歷過兩次較大的改變。這個變化的內在理路也可作為「公案」的證據之一，而這是目前學界未能注意到的。一旦從宏觀上深刻理解對康有為的思想變化，就會發現康有為今文經學思想的產生實則有跡可循，而非全盤接受或抄襲自廖平，廖平只是加速了康有為今文經學的轉向，並未產生決定性影響。根據以上研究思路，本文擬從目前學術界現有討論入手，對主要論證方法作簡單評判與思考，最後選擇從經學內部進行分析; 之後就康有為早期作品的寫作順序來挖掘其思想發展的脈絡，從中窺探其思想發展脈絡，觀察康有為的早期思想軌跡（1890年之前）是否存在明顯的轉折; 從中，本文認為康有為早期的經學思考與其中晚期的經學思想並不存在明顯斷裂，當然不能全盤否認廖平對康有為的刺激，誠如蕭公權先生所言，“我們並不能完全否認康有獨自發現同一真理的可能性”。當然，在否定抄襲說之後，“影響派”與“獨創派”之間的主要分歧也未有定論，本文引入與此“公案”較為類似的“牛頓、萊布尼茨公案”加以比較，認為在沒有明確證據證明“剽竊”或“影響”的前提下，我們應稱康有為與廖平為真理的共同發現者，這是“公案”就依據現有材料所能得出的結論。	2,021
錢穆語文教育思想研究	王彥羲	揚州大學	碩士		鄭昀，陳權	[30]王彥羲. 錢穆語文教育思想研究[D].揚州大學.2022.	錢穆（1895-1990），字賓四，江蘇無錫人，二十世紀中國偉大的國學大師、思想家、教育家。錢穆一生以教書為正業，讀書著書為副業。他執教講堂達七十五年之久，對於教育事業鞠躬盡瘁，一生無悔。他在語文教育理念、教育宗旨、教育方法上的真知灼見，給中國語文教育改革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參考意義。學界對錢穆先生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國學思想的研究上，對語文教育思想的梳理與總結缺乏整體性和系統性。從錢穆的專著、回憶性文字，以及錢穆的家人、學生、友人等的回憶作品入手，對錢穆的語文教育思想進行分析、歸納、總結，全面研究錢穆的語文教育思想，深入研究其教學實踐，挖掘其教學理念、發現新特點，可以豐富其語文教學理論體系，為當前的語文教育發展提供理論指導。錢穆的語文教育思想主要分為課程觀、教學觀和教師專業發展觀三個方面。課程觀主要著眼於堅持傳統文化教育，將學生看作是學習的主人，培養學生理想完整之人格; 對於教學觀，錢穆堅持「博讀精思」的閱讀教學觀和「生活化」的寫作教學觀; 對於教師專業發展觀，錢穆認為語文教師應該堅持學識與德性相輔相成、言傳與身教相得益彰、教學與科研協同發展。對錢穆的語文教育思想的研究能夠更好地指導實踐以豐富語文課堂，為語文教師的教學改革提供新的啟示，也為語文教師自身的專業發展提供路徑。	2,022
錢穆書法及藝術精神研究	朱子魁	西安美術學院	碩士		賀文榮	[31]朱子魁. 錢穆書法及藝術精神研究[D].西安美術學院.2022.	錢穆，1895年生於江蘇無錫，七歲進入私塾讀書，十八歲開啟了他長達七十五年的教育生涯。錢穆作為一名學者，以孔孟儒學為根基，對史學、哲學、藝術等方面都有著深入的研究，被稱為“最後一位國學大師”、“一代宗儒”。錢穆一生從不以書家自居，甚至不曾提到學書與習字的經歷，但從他書法作品中所透露的清健的氣息與高雅的格調，必然與其為學與做人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錢穆一生喜好藝術，在音樂、繪畫、戲曲等領域皆有研究，而他所闡發的道德與藝術的關係也正是中國傳統藝術精神的根柢所在。本文旨在通過分析錢穆先生的書法作品和其藝術精神中的主張，不僅可以更全面地認識錢穆的思想，也對當下的藝術界能夠起到積極的作用。	2,022
梁漱溟與錢穆文化觀比較研究	張思桐	黑龍江大學	碩士		於躍	[32]張思桐. 梁漱溟與錢穆文化觀比較研究[D].黑龍江大學.2022.	梁漱溟先生的哲學思想特別是文化觀，具有極大的研究和借鑒價值，對後來學者的思想影響也很深遠. 錢穆先生對於哲學、文學和史學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的文化觀也是非常值得我們研究的. 梁漱溟先生和錢穆先生都是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們二人的文化觀具有相似之處，本文以梁漱溟和錢穆二人的文化觀作為研究物件，從四個方面進行比較研究。首先從文化本體論方面對二人文化觀進行比較，對二人提出的文化和文明的不同概念和文化的動因等進行了論述; 其次是文化類型論，二人都將文化劃分為三種類型但在具體論述中又存在差異; 再次是對二人的中西文化觀進行比較; 最後是文化發展論，二人都對未來中國文化充滿自信但理論中也存在缺陷性. 梁漱溟與錢穆文化觀的比較研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和中國文化創新具有啟示和借鑒意義，雖然二人的文化發展論具有各自的局限性，但在我們對於未來世界文化的走向進行思考和預測時具有重要的意義與價值，其中的局限性也可以讓我們在思考問題時少走彎路，通過對梁漱溟與錢穆文化的比較研究，可以看到在兩位先生所處的時代，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過程中，中國新儒家的學者們對於中國文化的探討和為中國文化復興所作出的努力。也與現如今文化建設相互關聯，並且為傳統文化復興給予理論基礎..	2,022
錢穆教育思想對高中中國史教學的啟示	劉偉華	河北師範大學	碩士		杜文星	[33]劉偉華. 錢穆教育思想對高中中國史教學的啟示[D].河北師範大學.2022.	錢穆（1895—1990年），字賓四，江蘇無錫人，我國現代著名的史學家、教育家、思想家。其9歲入私塾，17歲輟學後仍不斷汲取文化知識，18歲以後任教於中小學。 1930年經他人推薦，於大學任教。 1949年赴香港創辦新亞書院。 1967年定居臺灣。錢穆在杏壇上育人長達75年，可以說為教育事業奉獻了自己的一生。在他長期執教生涯中，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堅守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形成了較為完備的教育思想、確立了自己的教學風格。論文將題目定為「錢穆教育思想對高中中國史教學的啟示」，目的是通過研究錢穆的教育思想，剖析其教育思想之後，分析怎樣有利於提升高中生歷史學習與實踐能力、高中歷史教師在教學中尤其是中國史教學的水準，給歷史教師一定的啟示，同時，這也有利於即將步入教師崗位的教育碩士更好地成長，學會如何踐行教師的職業道德規範。論文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論述了錢穆教育思想的基本內容及其形成原因。其中，基本內容包括教育目的、教育理論、教育方法三個方面，形成原因包含家庭背景、求學經歷、執教生涯三個方面。第二部分，論述了錢穆教育思想對提升高中生歷史學習與實踐能力的啟示。其中，他的「通人尤重於專家」對高中生歷史學習能力有所啟示，「遊歷亦如讀史」對高中生實踐學習能力有所啟示。第三部分，論述了錢穆教育思想對高中歷史教師培養學生學科核心素養的啟示。其中，他所主張的以人為本有利於高中歷史教師培養學生的唯物史觀，他所強調的通識教育有利於高中歷史教師培養學生的時空觀念，他所重視的求諸史實有利於高中歷史教師培養學生的史料實證，他所提出的注重比較有利於高中歷史教師培養學生的歷史解釋，他所提倡的經世致用有利於高中歷史教師培養學生的家國情懷。第四部分，論述了錢穆個人品行及其教育思想對高中歷史教師踐行教師職業道德規範的啟示。其中，他遵循職業操守對高中歷史教師愛崗敬業有所啟示，他熱誠勉勵學生對高中歷史教師關愛學生有所啟示，他求學做人並重對高中歷史教師教書育人有所啟示，他堅持專業學習對高中歷史教師終身學習有所啟示。總的來看，將錢穆教育思想與高中中國史教學結合進行研究，對高中歷史教學具有啟示意義，能夠對提升高中生歷史學習與實踐能力、高中歷史教師培養學生學科核心素養、高中歷史教師踐行職業道德規範等提供説明。	2,022
二十世紀上半期辨偽方法述論	張銀雪	蘭州大學	碩士		朱慈恩	[34]張銀雪. 二十世紀上半期辨偽方法述論[D].蘭州大學.2022.	文獻辨偽自古已有，得學術之累積，其傳統理論方法發展至二十世紀上半期已十分成熟。另一方面，進入近代後，受多方變動影響，尤其是在西學傳入給中國傳統學術帶來的極大衝擊下，國內學術界活躍異常，眾多學者化筆為戈，選擇以學問救國。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文獻辨偽學作為史學研究一個重要分支亦隨之得到了推動和發展，特別是二十世紀上半期，可以說是中國文獻辨偽學史上研究最為深入的一個階段。一邊是西方史學方法的東傳，另一邊又得傳統辨偽學術之發揚，許多學者的治史思想在這一時期都發生了轉變，疑古辨偽愈演愈烈，一些傳統辨偽方法也在此時日趨系統化。梁啟超繼承師說古學，在發揮胡應麟辨偽八法所長的基礎上，同時吸收西學之優，對方法進行細化完善，總結出了一整套辨偽方法論，對當時乃至後來的學者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可謂當之無愧的近代辨偽方法奠基者。胡適受西學影響甚深，其辨偽研究以實驗主義方法為引領，兼顧疑古與反思，深刻啟發了顧頡剛等人。但他的辨偽實踐不算豐富，其對於辨偽研究之貢獻，更多地體現在開啟時代風氣。作為辨偽實踐的領軍者，顧頡剛糾纏於「古書辨」與「古史辨」之中，並借用多學科視角對古書真偽進行考辨。在顧氏的努力之下，以其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得以成立，大步邁向“疑古時代”。這一時期，疑古思潮的興盛帶動了辨偽學的發展，辨偽實踐的增多又反哺了疑古思潮的繁榮。如果說顧頡剛等人代表的是疑古辨偽的主力軍，那麼錢穆在其中的角色則更像是“異軍突起”。他“為信而考”，主要採用“考年”之法，考證古籍與史事，更偏向於將辨偽作為研究歷史文獻的手段之一。除了梁啟超，諸多學者的辨偽研究往往呈現出實踐大於理論的特點，他們採用多種方法認真考辨古籍真偽，擁有非常豐富的辨偽成果，但卻很少會為此專門搭建一個方法體系。可以說，直到20世紀20年代《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的出版和30年代《偽書通考》的編成，文獻辨偽這門學問才算出現了較為系統的理論著作及參考工具書。《偽書通考》一書是張心澄辨偽思想的凝結，該書既有對辨偽理論與方法的總結，也有前人學說的介紹與作者己見的抒發，乃辨偽成果集大成者。縱觀二十世紀上半期學者們的辨偽研究，儘管仍以考辨具體古籍為主，但隱約間各家方法已自成體系。他們各自使用的方法不盡相同，不過利用的材料根本還在於文獻，若是文獻互證出現了矛盾，便需要實物材料登場給出新的證據。因此，在辨偽方法之外，考古材料對辨偽研究的補充作用同樣需要受到重視。另外，近代時期也是我國文獻辨偽學在傳統學術上被注入近代科學思想的重要時期，在此期間，疑古思想的興起和若干辨偽方法的應用，都為之後文獻辨偽學這一學科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奠定作用。圍繞古籍真偽問題展開的熱烈探討，不僅在當時起到了破除思想藩籬的作用，更為今天應該如何保持客觀理性的態度對待古籍古史、如何繼承和發揚這份厚重的理論遺產給予了很大啟發。以往學界內關於我國文獻辨偽學的研究以梳理辨偽學史和討論具體辨偽成果為主，有關近代時期文獻辨偽方法的總結卻較少提及，因此本文擬從學術史的角度出發，以二十世紀上半期為限，將該階段內一些較為重要的辨偽大家集中起來，以梁啟超、胡適、顧頡剛、錢穆等辨偽學者為中心，對其使用的主要辨偽方法作一分析總結，期以能夠對近代文獻辨偽學方法的相關研究起到一定的補充和豐富作用。	2,022
史學思想方法應用與高中歷史教學中「家國情懷」培養研究——以活動課「家國情懷與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演進」為例	楊瑞瓊	西南大學	碩士		陳寶良	[35]楊瑞瓊. 史學思想方法應用與高中歷史教學中“家國情懷”培養研究——以活動課“家國情懷與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演進”為例[D].西南大學.2022.	21世紀的中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在教育領域，新課改、新高考地改革也深入發展，核心素養的研究越加重要。歷史學科本自文科的基礎學科，學生除了掌握基礎的歷史知識之外，更重要的是學習歷史的過程中形成具有歷史學科特徵的思維品質和關鍵能力，最後在此基礎上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價值觀和民族認同感，為學生的終身發展和幸福生活奠定良好的基礎。本文結合教育教學實踐，對一線教師培養“家國情懷”的路徑進一步探索，以師生合作的方式，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角度，探索“家國情懷”價值觀念落地的優化方式。本文包括四部分的內容：（1）統編高中歷史教科書的編寫（2）中學歷史教學中史學思想方法的應用（3）中學歷史教學中“家國情懷”核心素養的定位（4）《“家國情懷”與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演進》活動課的教學設計。這四個方面的設計主要針對解決教學一線中史學理論研究不足的問題和核心素養研究冷熱不均的現象。本文探討的核心主要有兩個：一、史學思想方法的應用與教學實踐的結合。研究發現，統編版教材編排將中國史的史學思想方法的應用與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相結合，使中國史的敘史方式發生轉變，這種轉變將更好地促進新時代的人才具有立足本土的民族自信心和放眼世界的開闊胸懷，以史學理論實踐的方式培養學生“家國情懷”的核心素養。二、以活動課“家國情懷與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演進”為師生實踐中心，培養學生的“家國情懷”。在活動過程中以錢穆先生的治史方式作為學術支撐和以中學史學思想方法為理論支撐，採用現代資訊技術與跨學科內容相結合的方式，培養學生的治史方式和歷史思維。在活動課的實施過程中，突出“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理念，從活動流程設計到活動具體內容的選定，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性、創造性和團結協作的精神。這對促進學生綜合素養的全面提升有著極大地積極意義，同時這也直接關係著育人品質地提升和國家對於新時代人才培養的需要。由於高一學生初次準備“歷史活動課”，其歷史研究的能力和活動組織的能力稍有欠缺。為了保證活動課的有效性和流暢性，在整個活動課的設計和實踐過程中，主要以活動主體為中心：一、活動的召集人，即教師，要結合教學實踐，從整體入手進行宏觀設計和安排，給與學生方法指導和活動指導，有序地組織學生進行活動任務。活動期間要不斷地指導和建議，優化活動方案和活動實施操作。二、活動的實施者，即學生，要求準備內容要圍繞“家國情懷與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演進”為核心，實施過程中小組長統一協調、合理安排任務，最後由小組長統一整合主題資源，完成核心彙報。三、呈現方式，即以本班為單位，選擇小單位的活動範圍更能與高一新生的心理素質和實踐能力相匹配。綜合以上，本文著力研究史學思想方法在中學歷史教學中的實踐，其實踐效果主要通過歷史活動課的方式來呈現。在整個活動過程中，將進一步突出教師的理論指導，策動學生的學習出發點，培養其綜合素質，在實踐和學習的過程中將“家國情懷”的價值觀內化於心。	2,022
比較心靈哲學視野下的錢穆心靈哲學思想研究——以心靈觀為例	李玉婷	華中師範大學	碩士		高新民	[36]李玉婷. 比較心靈哲學視野下的錢穆心靈哲學思想研究——以心靈觀為例[D].華中師範大學.2022.	什麼是心靈哲學？中國是否有合理合法的心靈哲學？錢穆的「心教」思想可以用當代心靈哲學的眼光來審視嗎，它具有什麼樣的特點和價值？在比較心靈哲學研究的視野之下，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構成了本文的主要內容。西方心靈哲學是在哲學分化和有關科學一體化的過程中產生的一門哲學分支學科，它分為求真性心靈哲學和價值性（規範性）心靈哲學兩大論域。而比較心靈哲學是在心靈哲學內部不斷分化的過程中產生的。相比於西方哲學家們對真理的探索和對心靈真實面目的揭示，中國哲學則是一門關於做人的學問，各家學派乃至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對心的研究都旨在挖掘心靈的無窮妙用。但我們同樣有理由說，中國哲學也有自己的求真性心靈哲學。錢穆在《靈魂與心》一書中提出人並不是心物二分的，而是認為人的心由精、氣、神、魂、魄等多種因素構成，體現出了中國獨特的超二元論思想。另外，錢穆主張心靈不在大腦之內，人心能夠超越主客體存在而世代流傳，這頗為符合當今心靈哲學中的寬心靈觀。錢穆的心靈哲學探討了人生哲學與幸福哲學的相關問題，並提出安頓人心的最好辦法是把己心融入他心、安放在千萬人的心中。圍繞當今心靈哲學的主要難題，即比意識如何產生更困難的人的幸福何以可能的問題，筆者將在比較哲學研究的視野下，提出解決這一問題的“中國方案”。除緒論部分外，本文對錢穆心靈觀的比較研究主要從以下四個部分來進行：第一部分通過梳理心靈哲學這一學科的基本問題框架，介紹比較心靈哲學的產生發展，進一步證明中國有合理合法的心靈哲學，從而過渡到錢穆心靈哲學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第二部分論述的是物理主義的求真性心靈哲學與錢穆的靈魂學說。第三部分探討的是美國心靈哲學家弗拉納根的價值性心靈哲學與錢穆的安心之教。先簡要介紹了弗拉納根價值性心靈哲學的基本內容，再從比較研究角度區分了東方哲學的靈魂與心的概念。基於價值性心靈哲學這一出發點，來說明錢穆對真心妄心的區分並指出不同心理現象轉化的途徑。最後，對錢穆的安心之教與弗拉納根的價值性心靈哲學做比較研究。第四部分主要是在比較心靈哲學視野下，通過與心靈哲學家弗拉納根和其他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對比，揭示出錢穆心靈觀的主要特點與現實意義。	2,022
錢穆人文教育思想研究	斯麗	上海大學	碩士	On the Humanities Thoughts in Education Formed by Qian Mu	陳勇	[37]斯麗. 錢穆人文教育思想研究[D].上海大學.	錢穆是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又是一位桃李滿天下的教育家。他畢生從事教育工作，高度重視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教育的研究，並能與源於西方的近現代教育進行比較，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在錢穆的教育思想中，尤其重視人文教育，可以說人文教育是他教育思想的核心所在。本文把錢穆人文教育思想置放到20世紀中國社會和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進行考察，通過對文獻資料的梳理和分析，力求較為全面的展現錢穆人文教育思想的面貌及其時代價值。全文除導論和結語外，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為錢穆人文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和發展過程，既展現他畢生從事教育工作的人生歷程，又梳理他人文教育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以凸顯他不同於當時主流教育思想（主要是指科學主義教育）的教育特色。第二部分闡述錢穆人文教育思想的內容，主要從“通人尤重於專家”的通識教育理念，論職業與事業之間的關係，強調為學與做人並重，培養理想完整之人格等方面進行分析和歸納。第三部分論述錢穆人文教育思想的時代價值及其影響，提出人文教育應重視中國傳統人文思想，特別是儒家人文思想的現代價值，人文教育應注重科學與人文的相互融合，人文教育應注重愛國家、愛民族的歷史教育，賦予民族情感與民族意識等觀點。深入探討錢穆人文教育思想，不僅可以拓寬中國現代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同時對當今我國人文教育的實施也具有一定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2,023
錢穆《論語新解》的詮釋進路	許家莉	暨南大學	碩士	The Interpretative Approach of Qian Mu's New Annotation on Analects of Confucius	高大威	[38]許家莉. 錢穆《論語新解》的詮釋進路[D].暨南大學.	本文旨在透過《論語新解》中的解例，探討錢穆所採取辭章、義理、考據兼顧的詮釋進路，在實際操作上，有何優點或缺失？價值為何？有無侷限？期藉由本文的探討，有助客觀評價錢穆的《論語新解》。全文共有五章。第一章：〈緒論〉。陳述研究動機與意義，且對學界研究錢穆《論語》學作一反思，並說明研究方式與架構。第二章：〈錢穆對《論語》辭章面向的掌握〉。本章首先釐清錢穆對辭章、義理與考據三者之間的看法，進而探討其於解讀《論語》文本的實際操作狀況；再歸納《新解》中所有與辭章相關的解例，明其對《論語》辭章面向的掌握。第三章：〈錢穆對《論語》辭氣的分析〉。本章首論辭氣的指涉，其與義理、辭章、考據三者都有關係，透過辭氣的分析，有助於釐清文意；繼而藉由《新解》中的解例，呈現錢穆對《論語》辭氣的分析。第四章：〈錢穆、朱熹在《論語》義理闡釋上的異同〉。本章為突顯錢穆對《論語》闡釋的特點，嘗試將錢穆《新解》與朱熹《集注》作比對。唯進一步考察兩者對《論語》義理的闡釋，除了涉及《論語》文本的不同理解外，也和他們對孔子是否具形上思維的認定有關，這又牽涉了《易傳》與《中庸》成書年代與思想的考證。因此，本文除比對兩者有關「性與天道」義理的闡述，也繼而探析兩者對孔子形上思維的看法。第五章：結論。綜析錢穆《論語新解》採辭章、義理、考據兼顧的詮釋進路，其優點、缺失與價值所在，於《論語》闡釋史上應有的評價與地位。	2,023
錢穆與抗戰時期的文化民族主義	顧春梅	上海大學		Qianmu and the culture nationalism etho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陳勇	[39]顧春梅. 錢穆與抗戰時期的文化民族主義[D].上海大學.	抗戰時期，民族危機空前嚴重。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不但意味著國家可能不保，就是中國的民族文化也可能遭到滅頂之災，中華民族真正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在這「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的時刻，國內思想界的主流也由“五四”時期沉浸於科學和民主的亢奮之中轉變為對民族危亡的熱切關注。大批學者，不管是保守主義者、自由主義者還是馬克思主義者都以保存中國文化為己任，並試圖從傳統文化中尋找抗日救國的資源，將學術研究直接服務於抗戰，主張“文化救國”，“讀史救亡”的文化民族民族主義思潮空前高漲。錢穆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抗戰時期錢穆治學方向的轉變體現了他對民族文化精神的關注，同時也是他文化民族主義思想形成的反映。從三十年代中期開始，錢穆從古史辨派的諍友變為勁敵，原因在於他認識到了古史辨派對上古歷史的懷疑，會危及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而民族文化在他看來是民族之本，若民族文化喪盡，則民族本身亦無前途。所以他提出了以復興文化來復興民族的主張，標誌了他文化民族主義思想的初步形成。三十年代，錢穆治學上的另一個轉變，是從做漢學轉為講宋學，其用意是勉勵中國學人在民族危亡的關頭，以宋學“經世致用”的精神來為“文化救國”、“學術建國”出力，這可以看作是錢穆對其文化民族主義理論的初步實踐。在1940年出版的《國史大綱》裡錢穆第一次把文化、民族與歷史三者聯繫起來討論，即民族的復興本質上應該是文化的復興，而復興文化首先應該復興史學。同時，他還注意到了中國歷史文化的獨特精神，並提出了“更生之變”的文化復興方法，標誌著他文化民族主義的正式形成。四十年代以後，他從歷史研究轉入文化研究，注重對中國歷史文化個性的張揚，其目的就在於進一步闡釋和維護中國文化的獨特價值，這是他文化民族主義進一步成熟的反映。錢穆文化民族主義的內容大致包括：第一，提出溫情與敬意的文化民族史觀。在錢穆看來，民族爭存本質上是一種文化爭存，抗戰救國實際上是一種“文化救國”、“學術救國”。而史學則被他視為復興文化的重要途徑，他認為，只有對本國以往歷史有真實的瞭解，並且在瞭解的基礎上附隨一種“溫情與敬意”，才能真正對本民族的文化興發愛惜保護之摯意。第二，突出中國文化的個性。錢穆所要復興的中國文化，是具有獨特的中國文化。在他看來，中國歷史文化若昧失了個性，只能成為西方文化的附庸，根本無法獨立。因此，國史發展的特殊性和個性是錢穆最為注意的地方，也是他處理國史的根本方法。第三，提倡文化發展的“更生之變”。錢穆強調中國文化的調整與更新不應來自外部，而應憑藉自身文化的機制，主張從民族文化自身內部去尋找文化復興的道路。第四，批評考據學風，昂揚宋學精神。錢穆昂揚宋學“以天下為己任”的“經世”精神，鼓勵中國的知識份子用自己的學術研究為“學術救國”作一番助力。在抗戰時期，錢穆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為弘揚民族文化，重鑄民族精神，增強民族自信心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2,023
錢穆歷史文化思想初探	姚中駛	中國人民大學	碩士		馬金科	[40]姚中駛. 錢穆歷史文化思想初探[D].中國人民大學.	本文旨在探索錢穆思想的脈絡，並以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為指導，參考海內外學人的研究成果對錢穆歷史文化思想作一初步的評價、解釋。 ……	2,023
北魏時期漢人士族的學思變遷	卓育如	台灣大學	碩士		張蓓蓓	[41]卓育如. 北魏時期漢人士族的學思變遷[D].台灣大學.	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提示出北魏北齊、與西魏周為隋唐制度源頭之重要性。錢穆先生也在其《國史大綱》中，再三強調北朝為中國歷史「新生命」之意義。田餘慶先生《東晉門閥政治》更以中國發展之主流「在北不在南」，確立的北朝的歷史地位。而北魏作為北朝之初，更具有北朝發展奠基者之地位。胡漢種族問題、士族學術發展、士族政治地位等，皆是北魏建國後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也是影響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關鍵期。本文以北魏時期的北方漢士族為主體，藉由北魏時期兩大事件：崔浩國史之獄以及孝文帝漢化，深入討論北魏時期胡漢認同與融合的變化、士人心態的轉變，以及政治環境對漢士族學術發展的影響，試圖建立北魏漢士族心態與學術發展的概況。第壹章〈緒論〉：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並且簡述學界的研究概況。最後說明本文的範圍與切入角度。第貳章〈十六國到北魏初年的胡漢關係〉：十六國時期，五胡君主對於漢文化多半採取友善的態度，不但在國家制度上學習漢人，還大量任用漢人作為謀士。其中漢化頗深的幾個政權，因為國內政治穩定，君主傾心漢化，更成為中原士庶的避難場所。但是繼之在後的拓拔魏卻對漢文化頗有排拒之情，也造成北魏初年漢士的不安。第參章〈崔浩國史之獄對漢士族學風與心態的影響〉：崔浩所代表的漢士集團，在國史之獄中，因胡漢矛盾與文化衝突，遭到嚴重的打擊，造成士人心態的保守與退縮。在國史之獄的影響下，漢士的學術發展也多少產生了轉變。漢士面對北魏政權的危懼之情與國史之獄的的挫敗，醞釀出北魏社會的「實用」原則，直接影響了北魏前期的學術發展方向。第肆章〈孝文帝漢化改革對漢士族學風與心態的影響〉：國史之獄若為北魏漢士之一退，孝文帝改革即為北魏漢士之一大進。以孝文帝為主的漢化，改善了北魏胡漢間的民族矛盾，並且讓漢文化成為國家政策的指導原則。漢士的地位與認同，也隨著北魏漢化而日漸提升。同時，南方人士也在此時受到北魏君主的重視，有助於漢化的推動。此時，全面漢化促進的學術的發展，北魏漢士融合了北方固有學術與南方文化，發展出有別於南方的中國北方學術。第伍章〈結論〉。	2,023
古代東方思想的當代回應：海德格爾自然觀與中國天人合一哲學自然觀的比較研究	王雪芹	南京大學	碩士		肖玲	[42]王雪芹. 古代東方思想的當代回應：海德格爾自然觀與中國天人合一哲學自然觀的比較研究[D].南京大學.	中國哲學界與國外的環境倫理學家們已經看到中國天人合一哲學對於當代環境倫理學的構建與完善、對於人類的可持續發展的意義，如國學大師錢穆先生認為天人合一觀念“實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 深信中國文化對世界未來求生存之貢獻，主要亦在於此“。 1當代美國生態倫理學家、國際環境協會主席科羅拉多教授也指出：建立當代生態倫理學的契機和出路在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中。海德格爾是二十世紀傑出的人文主義思想家，他早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已清醒地認識到現代技術正在帶來的環境危機、人的精神及物質生存狀況的危機，並對西方技術世界的主流世界觀及科學主義哲學傳統的進行了反省與激烈的批判。海德格爾意識到西方主客對立思維方式與人類中心主義世界觀的局限和危害，因而發出了拯救地球，反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呼籲。其基本的自然觀與中國天人合一哲學在根本觀點上是一致的，是中國天人合一哲學古老自然觀的當代回應。筆者在對環境倫理的研究過程中發現海德格爾自然觀和中國天人合一哲學自然觀雖然有一些差異，但在重要的環境倫理思想上是一致的。二者都認為：一、自然是具有多種價值的，經濟價值只是其一部分; 二、人應當和自然和諧相處，順應和愛護自然，而不應一味榨取、利用和耗竭自然; 三，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然界的中心。本文從自然觀角度對中國天人合一哲學和海德格爾的思想進行分析比較，視角新穎，希望能對環境倫理學的完善與發展以及對開發、利用自然並保護自然的實踐有所裨益。本文分別從“尊重自然：自然是多種價值的載體”，“保護自然：看護，而不是強求”，“有機整體觀：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三個角度比較分析了海德格爾自然觀和中國古代天人合一自然觀。認識「自然是多種價值的載體」是海德格爾與中國天人合一哲學在自然觀上一致的出發點; “看護”自然，而不是“強求”自然是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共同發展的實現方式; 而正視“人在自然界的地位”是人類能夠尊重自然、重新認識自然的本體論價值，從而進行保護自然實踐的原因和根據。	2,023
宋代地方公共事務：以台州、溫州為例	洪誠志	清華大學	碩士		黃敏枝	[43]洪誠志. 宋代地方公共事務：以台州、溫州為例[D].清華大學.	宋代在中國歷史上，處於一個轉變和發展的階段，特別表現在社會、經濟和學術等方面。其中在社會方面，因為科舉制度在宋代的進一步發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會流動。在經濟方面，到了宋代，特別是南宋，經濟重心則轉移到了南方。而在學術方面，兩宋時期也頗為興盛，特別是兩浙、福建地區更是成學術的重心。除了上述宋代時期所表現的特色之外，在宋代，政府與民間在地方公共事務中的參與和表現也是值得去注意的。在公共事務的內容中，本文分為兩個部分，一為社會救濟；另一為地方事務或建設。就宋代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來說，社會救濟措施、以及地方事務和建設等，並不是屬於公益事業，而是屬於政府職能。在討論政府參與地方公共事務時，不能忽視民間的因素；在討論民間參與地方公共事務時，也不能忽視政府的因素在內。宋代在社會救濟有著不錯的表現，而且從南宋以後，民間在社會救濟上的表現和力量逐漸增強，不過在整個宋代時期，政府還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所以在以往關於宋代社會救濟的討論中，大多集中於政府的社會救濟機構與措施，並且焦點多注意於傳統的荒政。而從以往關於民間社會救濟的研究方面來看，主要的重點均集中於家族義田、宗教醫療等方面。前面曾提到，民間的社會救濟主體中，士人或者說是士大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是由於宋代士人對於社會關懷的擴大。所以以往在討論民間的社會救濟時，士人或士大夫成為研究之重點，而且所討論的對象大多在地方上的有名的家族或是官宦人士。地方公共建設或事務中，包括了水利興修、交通和橋樑、學校等等。在水利興修方面，水利的興修對於當地的經濟開發、農業生產有相當大的影響，因此各地的水利建設成為地方上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地方上許多的水利興修工程雖然是由政府主導，但是也有民間人士的參與，甚至是由民間人士來主掌規劃。以鄰近台、溫州的明州為例，從唐代開始就有大規模的水利開始修築。到了宋代以後，原有的水利設施不斷整修，新的水利工程也持續地進行，比較明顯的例子就是當地人士對於它山堰的整修、掏沙、造閘等工作。另外像在台州、溫州方面，也能夠看到民間對於水利設施的參與修建，例如溫州的平陽縣以及台州的黃巖縣就有地方官府與當地人士合作修建水利的例子。而佛教僧人只要能力可及，舉凡修築堤防、壩、水塘、閘門、鬥門等等，也會積極參與。在交通和橋樑方面，交通的便捷與安全對於地方上相當的重要，所以交通和橋樑的修築成為地方上重要的事務與建設。但是政府可能某些因素，例如沒有經費等等，無暇顧及這些建設時，這些工作就可能由民間來參與修建。例如台州寧海縣桐山石橋以及溫州樂清縣萬橋的興建，就是由民間人士來集資、興建的。除了橋樑方面，驛道的整修也有民間人士的參與。另外佛教僧人也會積極地參與交通建設，他們不僅興建並維護橋樑，也致力於道路的修築。政府在地方事務或建設中扮演了應有的責任外，從以上的情形我們可以知道，在民間人士中，士人或者是士大夫在地方事務或建設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宗教團體中，佛教僧人也扮演了地方事務和建設中的重要角色。因為這兩者在資料上有不少例子，所以關於這兩者在地方公共事務參與的研究也較多。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就是透過政府與民間在地方公共事務的參與中，除了討論政府在地方公共事務所扮演的角色外，另外就是來看宋代民間力量的興起。在宋代，和民間力量興起有關的，即是宋代政府(中央和地方)對於民間，在社會救濟、地方事務或建設中主導力量的減弱。因而在宋代時期，政府於社會救濟、地方事務和建設方面的主導力量，逐漸轉移到民間，這種情形在南宋更為明顯。以台州來說，多次水患均給予台州城重創，造成了財物的嚴重損失與百姓的流離失守。而台州城的修築與防護基本上由官方主持，都是針對防治水患方面。而在方臘之亂發生前，當地人士黃襲明提倡增建城牆以防禦方臘之亂，城牆建好後，盜賊果然犯境，最終擊退盜賊且成功保衛了台州城。台州城的治安何以由當地人士倡建而非官方，或許是官方均將台州城防禦的注意力放在了防治水患上。在台州地區的地方建設方面，水利興修即為其中重要的一項。水利興修對於地方的經濟開發、農業生產有相當大的影響。以黃巖縣來說，黃巖縣的水利興修對於台州地區有極大的重要性，特別是農業糧食生產方面，若黃巖縣的糧食生產充足，那麼台州地區大致可以免於缺糧之苦。黃巖縣的水利興修並不僅於地方官的事務，當地人士若意識到地方建設的重要性時，便會建議地方官來興修，或者是地方官邀請地方人士來共同主持水利工程。當然，也有民間人士獨立興建水利的情形。另外像是橋樑、道路等交通建設，民間人士均會參與興建。而在社會救濟方面，賑災濟貧則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無論是台州或溫州地區，在天災發生或者是平時，均會有地方人士主動賑災濟貧，例如施粥、捐米、提供藥物、平抑糧價等等。以溫州永嘉縣的劉愈來說，他是個讀書人，但由於無緣於功名，便放棄舉業並將興趣移於佛法上，且很積極地參與地方公共事務，舉凡方臘之亂時的率衆討賊、災荒或平時的賑災濟貧、開放自家的山林與土地以給予鄉人有工作機會、上言朝廷求減免鹽課、減少水道的障礙以增加行船安全等等。以劉愈的例子來說，即是一個典型的民間人士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務的最好例子。宋代的民間在地方公共事務的參與，表示了宋代在社會經濟上民間力量的興起。民間力量的興起，可能表示了官方對於地方公共事務的態度並非每次均積極以對。前面提到，南宋孝宗乾道五年(西元1169年)夏秋之際台州地區所發生的大風雨，使得財物損失慘重且人員傷亡者甚多，但當時的郡守卻不聞不問而被削職。或者因天災而朝廷派來賑卹的官員因振卹不積極而被朝廷坐免。換言之，當官方在地方公共事務無法提供積極的參與和協助的話，民間對於地方公共事務的態度便表現出主動的一面。儘管有外國學者認為明清時期，才出現了民間在「公共領域」的參與以及活躍的表現，而實際上在文章所討論的內容中，宋代時期民間即在「公共領域」展現出了它的力量。宋代的民間人士對於地方公共事務的參與，最主要還是地方上的士人或豪族所為。如同錢穆先生所言：「世族門第消滅，社會間日趨平等，而散漫無組織。社會一切公共事業，均須有主持領導之人。」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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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先生相關文獻蒐輯彙編目錄底本－會議論文編

最後版本更新時間：2024年07月31日

名稱	作者	會議名稱	會議錄名稱	會議年份	會議地點	作者聯繫方式
朱子矗立中道	錢穆	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成立大會	朱熹與中國文化——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成立大會論文集	1,988
讀先師《錢穆先生最後的心聲：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	金中樞	國際儒學研究（第一輯）	國際儒學研究（第一輯）	1,995
錢穆先生的史學思想：讀《國史大綱》、《中國文化史導論》札記	何兹全	國際儒學研究（第一輯）國際儒學研究（第一輯）	國際儒學研究（第一輯）	1,995
孟子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錢賓四先生百齡紀念會》宣讀論文	黃俊傑	國際儒學研究（第一輯）	國際儒學研究（第一輯）	1,995
漫評葛榮晉、王俊才《陸世儀評傳》	王煜	國際儒學研究（第五輯）	國際儒學研究（第五輯）	1,998
錢穆與胡適梁啟超關於清代學術史整理的思想交涉——以戴震研究為例	劉巍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1999年卷	1,999
惠棟與清代學術	王法周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1999年卷	1,999
論《豳風》地域與周人史詩	李子偉	第四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四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999		甘肅天水道北教師進修學校
《劉向歆父子年譜》的學術背景與初始反響——兼論錢穆與疑古學派的關係以及民國史學與晚清經今古文學之爭的關係	劉巍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0年卷	2,000
朱熹禮樂思想簡論	徐遠和	朱子學與21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	朱子學與21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0
錢穆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觀及其意義	徐國利	中西會通與中國哲學的近現代轉換——第12屆國際中國哲學大會	中西會通與中國哲學的近現代轉換：第12屆國際中國哲學大會論文集，2001	2,001
轉載國學大師錢穆講演、墨寶之因緣	衡之		《國學論衡》第二輯——甘肅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會學術論文集	2,001
人生三步驟	錢穆		《國學論衡》第二輯——甘肅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會學術論文集	2,001
抗戰期間錢穆所致力的「新史學」——以《國史大綱》為中心的探討	劉巍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1年卷	2,001
《國學論衡》宗旨			《國學論衡》第二輯——甘肅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會學術論文集	2,001		《國學論衡》編委會
長足進取與成就輝煌——中國歷史學的現代轉型述論	李慧宇	中國現代社會轉型問題學術討論會	中國現代社會轉型問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2,002		四川大學出版社
論錢穆的朱子學	賴功歐，黎康		中國書院論壇[3]	2,002		江西省社會科學院
求真乎？經世乎?——傅斯年與錢穆學術思想比較	翁有為	“傅斯年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傅斯年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4		開封市河南大學
道統與當代大陸新儒	梅約翰	紀念孔子誕生255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紀念孔子誕生255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卷四）	2,004		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
《史記》與當代文學	樊星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04年秋冬卷	2,004
錢穆的考據學思想	徐國利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第26屆年會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第26屆年會論文集	2,005		中國社會科學院
錢穆憶瞿秋白——瞿研雜札（二）	錢聽濤	瞿秋白同志英勇就義70周年紀念暨學術研討會	瞿秋白同志英勇就義70周年紀念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5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鄒衡先生先周文化研究的貢獻與影響	張天恩	北京平谷與華夏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	北京平谷與華夏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5），2005	2,005
海外華人與中國傳統文化	郭淵	《譜牒研究與華僑華人》研討會	《譜牒研究與華僑華人》研討會論文集	2,005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
眾說西南聯大新儒家	李德仁	雲南孔子學術研究會第十二次學術研討會暨第三屆會員代表大會	孔學研究（第十二輯）——雲南孔子學術研究會第十二次學術研討會暨第三屆會員代表大會論文集	2,005
錢穆全真教研究三題	肖美豐	全真道與齊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昆嵛山與全真道——全真道與齊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5		安徽蕪湖市委黨校科研處
《朱子學提綱》與朱子學說特性	徐公喜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第26屆年會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第26屆年會論文集	2,005		江西上饒師院朱子學研究所
略論謝安之“家教”	王永平	2006年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界學術大會	2006年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界學術大會論文集（下）， 2006 年	2,006		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
試論生物教學中民族精神的弘揚和培育	劉玉雙	基礎教育理論研究成果薈萃（中）	基礎教育理論研究成果薈萃（中）	2,006		河北省滄州市十一中學
仲裁文化語境下的仲裁法制解讀	羅楚湘	第一屆中國仲裁與司法論壇暨中國仲裁法學研究會2006年年會	第一屆中國仲裁與司法論壇暨中國仲裁法學研究會2006年年會論文集	2,006		北京郵電大學文法經濟學院武漢仲裁委員會、太原仲裁委員會北京東澤律師事務所
“雅言”與政教	劉順		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二十四輯）——中國文論的常與變	2,006
中國實學研究的現狀、問題與前景	塗可國	“儒學與實學及其現代價值”國際學術討論會	“儒學與實學及其現代價值”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2,006		山東社會科學院
高麗對蒙古文化的受容與排斥--以「蒙古風」為主	鄭錫元	中國傳統文化與元代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國傳統文化與元代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7		韓國漢陽大學
六朝政治變化與世族家學家風的關係：對清河崔氏、陽翟褚氏的探討	蘇利嫦	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回顧與探索——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九屆年會	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回顧與探索——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九屆年會論文集	2,007
荀子思想的位置與當代新儒學的路徑：由馬一浮和錢穆論荀子來管窺	李虎群	儒學全球論壇（2007臨沂·蒼山）暨荀子思想的當代價值國際學術研討會	儒學全球論壇（2007臨沂·蒼山）暨荀子思想的當代價值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7		中國政法大學哲學系
學術調融與晚清禮學的思想活力	羅檢秋	“近代中國與近代文化”學術研討會	“近代中國與近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7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
論天人合一	錢穆	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及國學夏令營發展研討會	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及國學夏令營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2,008
《大學》和《政治自由主義》之間	陳澤環	2008年度上海市社會科學界第六屆學術年會	2008年度上海市社會科學界第六屆學術年會文集（哲學·歷史·文學學科卷）， 2008 年	2,008		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
求索中華傳統文化精神之魂：第二屆中華文化研修會有感	賀千紅	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及國學夏令營發展研討會	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及國學夏令營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2,008		北京十一學校
“朝聞道，夕死可矣”：中華傳統文化研修會第四期學習心得	學孟瑜	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及國學夏令營發展研討會	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及國學夏令營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2,008		天津新華中
試論中國的新儒學與法制	王立民	中國儒學與法律文化研究會2008年學術年會	中國儒學與法律文化研究會2008年學術年會論文集	2,008		華東政法大學
吾道一以貫之：研修小結	王平永	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及國學夏令營發展研討會	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及國學夏令營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2,008		雲南曲靖一中
“綿延”的中國傳統文化：讀《中國文化史導論》心得	王澍	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及國學夏令營發展研討會	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及國學夏令營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2,008		昆明第八中學
國學研修香港行	敖桂明	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及國學夏令營發展研討會	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及國學夏令營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2,008		匯佳國學研究會
記得那人同坐	夏清	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及國學夏令營發展研討會	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及國學夏令營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2,008		南京師大附中
以小生命融入文化和自然的大生命——錢穆「人生論」初探	陳澤環	第六屆兩岸倫理學討論會	第六屆兩岸倫理學討論會論文集	2,008		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
再論馬一浮與現代新經學：從國學的視角看	許寧	紀念馬一浮先生誕辰125周年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馬一浮思想新探：紀念馬一浮先生誕辰125周年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8		陝西師範大學哲學系
錢穆大學教育思想與實踐述要	何方昱	《教育史研究》創刊二十周年暨中國教育史研究六十年學術研討會	紀念《教育史研究》創刊二十周年論文集（2）——中國教育思想史與人物研究	2,009		復旦大學歷史系
錢穆“人文道德”觀的建構及其基本內涵	賴功歐	倫理視野下的社會發展——第17次中韓倫理學國際討論會	倫理視野下的社會發展——第17次中韓倫理學國際討論會論文彙編	2,009	2006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專案06BZX040的階段性成果	江西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
錢穆“常州之學原本惠氏”說檢討	王應憲	“中國傳統學術的近代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國傳統學術的近代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9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
傳統教育中的“和”：以錢穆教育思想為視角	鹹偉	第二屆國際和聖柳下惠學術研討會	第二屆國際和聖柳下惠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9		山東文化產業職業學院
家學與師友因素的學術史意義--以錢穆與張舜徽為例	許剛	“中國傳統學術的近代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國傳統學術的近代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9		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所
從傳統到現代--錢穆文化史學研究	李木妙，黃國基	“中國傳統學術的近代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國傳統學術的近代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9		香港中國歷史教育學會
從傳統到現代：錢穆文化史學研究	Muk-Miu Lee，李木妙，Kau-Kei WONG，黃國基	“中國傳統學術的近代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國傳統學術的近代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9		香港中國歷史教育學會
編製《史記地名匯釋表》的學術意義	許盤清¹，曾志雄²	第二屆中國古籍數位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二屆中國古籍數位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9		三江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
錢穆、余英時的章學誠學術思想研究及學術典範意義	徐國利，張笑龍	“中國傳統學術的近代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國傳統學術的近代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9		安徽大學歷史系
現代儒學的困境與出路	方朝暉	紀念孔子誕辰256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聯第四次會員大會	儒學的當代使命——紀念孔子誕辰256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一冊）	2,009		清華大學歷史系
青年呂思勉與《中國女偵探》的創作	鄔國義	“中國傳統學術的近代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國傳統學術的近代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9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
中國人文學術的近代轉型--胡適、傅斯年和錢穆個案	陳啟雲	“中國傳統學術的近代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國傳統學術的近代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9		University of Califomia，Santa Barbara;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從歷史學家的“文”或“文學”觀念談起：讀章學誠、錢穆論著札記	李鵬飛	中國文學史學科百年學術研討會	中國文學史學科百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9
“家族傳襲”與紅樓“四僕”	段啟明	曹雪芹家族文化研討會	曹雪芹家族文化探究	2,010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
中國可持發展戰略的現實：訪全國人大環資委原副主任委員、中國科協原副主席錢易院士	王仁貴，楊士龍	低碳·新能源·可持續發展——綠色經濟與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會議	綠色經濟與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會議會刊	2,010		《瞭望》新聞週刊
朱熹論《近思錄》	汪學群	人文與價值——朱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朱子誕辰880周年紀念會	人文與價值——朱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朱子誕辰880周年紀念會論文集	2,010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宋代理學視域中的韓愈道統--以《原道》為中心的考察	張文利	中國古代散文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國古代散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0		西北大學文學院
無錫的義莊與地方人才培育	徐興海	2010中國（無錫）吳文化國際研討會	2010中國（無錫）吳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0		江南大學文學院
新中國偏微分方程事業的奠基人-紀念吳新謀教授誕生100周年	李文林，陸柱家	紀念李國平院士、吳新謀教授誕辰100周年暨國際偏微分方程學術會議	紀念李國平院士、吳新謀教授誕辰100周年暨國際偏微分方程學術會議論文集	2,010		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
錢穆論政教關係	陳以愛	北京論壇（2011）文明的和諧與共同繁榮--傳統與現代、變革與轉型	北京論壇（2011）文明的和諧與共同繁榮--傳統與現代、變革與轉型：“教育傳承與創新”教育分論壇論文及摘要集	2,011		東海大學
行走在科學認讀之路上	鄒雪亮	江蘇省教育學會2011學術年會	江蘇省教育學會2011學術年會論文集	2,011		無錫市蕩口實驗小學
“詩學研究如何見出文化的意味”：《毛詩大序接受史》引言	鄭偉	“文藝學新問題與教學改革”學術研討會	“文藝學新問題與教學改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1		山西大學文學院
錢穆清代理學觀述評	姜虹	第十二屆「兩岸三地歷史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第十二屆「兩岸三地歷史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論文集	2,011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自適國情與五權憲法：錢穆的民主觀--錢穆關於民主制的歷史認識與現實方案	劉嫄嫄	2011年全國博士生論壇——中國近現代史	2011年全國博士生論壇——中國近現代史論文集	2,011		上海大學文學院
錢穆德育思想探析	蹇敏	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史分會第十三屆學術年會	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史分會第十三屆學術年會論文集	2,012		河北師範大學教育學院
尊道與行道：錢穆《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管窺	陳熾洪，蘇耀宗	21世紀儒學教育之發展學術研討會; “儒學與德國哲學的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際儒學研究【第二十一輯】	2,012		香港大學
魯迅、胡適和錢穆、陳寅恪的金聖歎與《金批水滸》評論述評	周錫山	水滸爭鳴（第十三輯）	水滸爭鳴（第十三輯）	2,012
經濟應該由道德和政治來領導：試論錢穆的經濟文化觀	陳澤環	儒學與全球倫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3年中國儒學與俄羅斯文明的對話”國際學術論壇	國際儒學研究【第二十二輯】	2,012		上海師範大學
東西交融中的文化復興：以施韋澤和錢穆的中國文化觀為例	陳澤環	改革與創新：中國的發展與中國的未來——上海市社會科學界第十屆學術年會	文化復興：人文學科的前沿思考——上海市社會科學界第十屆學術年會文集（2012年度）哲學·歷史·文學學科卷	2,012		上海師範大學哲學學院
後記	崔志海	“政治精英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	中國社會科學論壇文集——政治精英與近代中國	2,012
康有為《禮運注》的禮學思想	汪學群	近現代儒學基本特徵和思知精華學術研討會	國際儒學研究【第二十輯】	2,012		中國社會科學院
學習誠信與不實：談文獻檢測系統及其應用	馬輝洪	福建省圖書館學會2012年學術年會	福建省圖書館學會2012年學術年會論文集	2,012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
儒家樂教與德性圓滿	彭林	第五屆世界儒學大會	第五屆世界儒學大會學術論文集	2,012		清華大學歷史系
朱子心性論的結構及其內在張力：與喬清舉先生商榷	張新國	二程與宋學——首屆宋學暨程顥程頤國際學術研討會	二程與宋學——首屆宋學暨程顥程頤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2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
《論語》在宋前果真不受重視嗎？：與劉緒義先生商榷	孫尊章^1,2，徐淩¹	江西省語言學會2011年年會	江西省語言學會2011年年會論文集	2,012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2009年度重大專案「中古（東漢—隋）注疏語言研究」（專案批准號：2009JJD740015）的階段性成果	江西農業大學人文學院;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
《論語》誤解舉例	黃懷信	2012第五屆世界儒學大會	2012第五屆世界儒學大會論文集	2,012		曲阜師範大學孔子研究所
當代儒家人文主義教育的實踐：以國學大師錢穆教授創辦新亞書院為案例	李木妙，統華	21世紀儒學教育之發展學術研討會; “儒學與德國哲學的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際儒學研究【第二十一輯】	2,012		香港大學
歷代《公羊》學異義	黃開國	2012國際儒學論壇	2012國際儒學論壇論文集	2,012		四川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
警惕錢穆制度陷阱：檢察機關在民事訴訟中調查取證的悖論與反思	彭振南，彭松林	全國法院第25屆學術討論會	全國法院第25屆學術討論會獲獎論文集：公正司法與行政法實施問題研究（上冊）	2,013		湖南省古丈縣人民法院
錢穆前期的中國傳統史學觀	徐國利	中西史學傳統的繼承和創新「學術研討會」。	中西史學傳統的繼承和創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安徽大學歷史系
現代道教研究的拓荒者——溫州籍著名學者王明及其道教研究	陳霞	溫州道教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文化論壇	溫州道教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文化論壇論文集	2,013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錢穆與《先秦諸子系年》	陳勇	中西史學傳統的繼承和創新「學術研討會」。	“中西史學傳統的繼承和創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上海大學歷史系
“詩可以興”與孔子仁學	厲運偉	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三十八輯）——中國文化的理念、偏好與爭論	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三十八輯）——中國文化的理念、偏好與爭論	2,014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江河萬里文明源華夏軸心民族魂	石建和	海峽兩岸周易學術論壇暨第二十五屆周易與現代化國際論壇	海峽兩岸周易學術論壇暨第二十五屆周易與現代化國際論壇論文集	2,014		河北省周易研究會
兩岸朱子文化協同發展的哲學思考	朱人求	兩岸發展的文化合力——第二屆兩岸文化發展論壇	兩岸發展的文化合力——第二屆兩岸文化發展論壇文集	2,014		廈門大學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
讀書與做人	錢穆	《師陶學刊》2015年12月	《師陶學刊》2015年12月	2,015
錢穆論中國傳統師道	魏兆鋒	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史分會第十六屆年會	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史分會第十六屆年會論文集	2,015		西藏民族大學教育學院
呂思勉與隋唐史研究	施淳益	《唐史論叢》第二十輯	《唐史論叢》第二十輯	2,015		臺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大師的教書生活》讀書筆記	毛道生	《師陶學刊》2015年12月	《師陶學刊》2015年12月	2,015
張國光的金聖歎及金評《水滸》研究述評	周錫山	首屆鹽城與水滸暨中國水滸文化大豐高層論壇	水滸爭鳴（第十六輯）	2,015		上海藝術研究院
三才分合與美美異和——當代中國美學境界及其哲學基礎	王一川	第十二屆全國藝術學年會暨「跨界視野中的藝術理論」學術研討會	第十二屆全國藝術學年會暨「跨界視野中的藝術理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
從地區性到全球性的師友計劃——闡述“香港圖書館協會師友計劃”與“國際圖書館員網络”	馬輝洪，王美琪	2017年廣東圖書館學會學術年會	2017年廣東圖書館學會學術年會論文集	2,017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 香港浸會大學區樹洪紀念圖書館
中國原創繪本：美在路上	黄茜	中國編輯學會第十八屆年會暨提升編輯素質、增強文化自信高峰論壇	提升編輯素質增強文化自信——中國編輯學會第18屆年會獲獎論文（2017）	2,017		中國中富開出版社
錢穆與李埏的交誼和學術傳承	陳勇	2018年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術研討會	2018年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
家國、文化與科舉評價——錢穆科舉觀述評	陳興德，林思雨	第十六屆科舉制與科舉學學術研討會	第十六屆科舉制與科舉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
國學復興背景下的國學大師經典論評——以錢穆《尚書》學研究論評為中心	楊兆貴，吳學忠	“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暨華北電力大學國學研究中心成立大會	“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暨華北電力大學國學研究中心成立大會論文集	2,018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
先秦諸子年代研究省思——由《先秦諸子系年》論今後先秦諸子的年代研究	李銳	2018年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術研討會	2018年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史學研究所
博采眾長以新喚心——淺談弘揚國學的新方式新形式	劉雪峰	首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國際研討會	首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8		無錫正凝書院
從數字典藏到數字人文：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實踐經驗	廖穎康，劉麗芝，邵潔怡，黃海茵	第十一屆圖書館管理與服務創新論壇	第十一屆圖書館管理與服務創新論壇論文集	2,018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文化史學在近代中國的興起	張昭軍	2018年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術研討會	2018年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
腹有詩書氣自華——《中國詩詞大會》等文化綜藝節目火爆	艾靜	社會熱點解讀（2017）	社會熱點解讀（2017）	2,018
戴震反理學的「實學」方法論與其「權」論取向	王明兵	實學文化叢書——傳統實學與現代新實學文化（三）	實學文化叢書——傳統實學與現代新實學文化（三）	2,018		東北師範大學
略論方志與專史的編纂	孫曉東	2018年地方誌與地方史理論研討會	2018年地方誌與地方史理論研討會論文彙編	2,018		江西省高安市史志辦公室
錢穆《老子》考證中的一些問題	朱鈞	第二屆道德經文化及應用博士論壇	第二屆道德經文化及應用博士論壇論文集	2,019
“以儒化西”之“四步論”——梁啟超“晚年定論”初探	張耀南，錢爽	紀念孔子誕辰257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六屆會員大會	紀念孔子誕辰257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六屆會員大會論文集	2,01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比利時根特大學
文化主體意識的充分醒覺——狄培理：把“中國自由傳統”帶入“世界”	察應坤	“史學視野下的世界與中國話語”研究生論壇暨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華學院第三屆研究生論壇	“史學視野下的世界與中國話語”研究生論壇暨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華學院第三屆研究生論壇論文集	2,019		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
新亞書院	陳松林	國際儒學發展報告（2016-2017）	國際儒學發展報告（2016-2017）	2,019		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
聞一多《周易》研究的詮釋學考察	曾軍	紀念聞一多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	紀念聞一多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	2,019		黃岡師範學院
留去兩沉吟：黃少荃早年詩作行跡鉤沉	徐陽	志苑集林（3）	志苑集林（3）	2,020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對清代理學發展脈絡的分析	倪福東	中國市場學會2020年全國代表大會	中國市場學會2020年全國代表大會會議論文集（卷四）	2,020		杭州師範大學
近代知識轉型背景下武術學術話語體系的書寫與轉型	劉紅軍^1,2，戴國斌¹，苑城睿¹	第十二屆全國體育科學大會	第十二屆全國體育科學大會	2,022		上海體育學院;上海政法學院
新時代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融合創新的路徑探究	馬鈺凡，王海鷗	2022年中國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大會	2022年中國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大會	2,022		山東師範大學
中國人為什麼講究氣數與命運	錢穆	2018江西健康養生論壇	2018江西健康養生論壇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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