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先⽣研究中心
錢穆先生相關文獻蒐輯彙編目錄底本－學位論文編
最後版本更新時間：2024年07月31日
| 名稱 | 作 者 | 學位授予單位 | 學位名稱 | 外文題名 | 導師姓名 | 引 文 | 文 摘 | 學位年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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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前半期的清學史研究：以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錢穆為中心 | 劉海靜 | 上海大學 | 博士 | The Research o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First Half the Twentieth | 陳勇 | [40]劉海靜.20世紀前半期的清學史研究：以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錢穆為中心[D].上海大學.2011. | 20世紀以來清代學術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當時學術界的一流學者，如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柳詒徵、胡適、錢穆、侯外廬、張舜徽等人都對它做過梳理和總結。 清代學術之所以如此吸引眾人，是因為處於轉型期的中國學術在20世紀上半期空前繁榮; 五四以來對科學精神的追求以及新漢學運動高漲，都使得學者們十分關注注重實證、講求徵信的清代漢學; 學者們生於斯、長於斯，在新時代下對哺育過自己的清代學術進行總結，是一種普遍的心理訴求。 在眾多學者中，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錢穆是20世紀前半期清學史研究的傑出代表，開啟了研究和總結清學史的一代新風。 作為20世紀以來用新思想、新方法研究清學史的第一人，章太炎在《訄書·清儒》篇中對有清一代學術做了系統的梳理與總結。 他以乾嘉漢學為清代學術的主流，最早提出了吳、皖分幟之說，對近代學者的清學史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 劉師培的清學史研究稍後於章太炎，對章氏的研究既有繼承，又有超越。 他對清學來源的探討，對乾嘉漢學的界定、對清儒治學特點的總結、對清代學術分期的解說，填補了章太炎研究的不足，也引發了後學對清學史研究的進一步思考。 基於排滿革命的需要，兩人在論述清代學術時都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同時兩人皆為清末古文經學大師，拘守古文家法，對晚清今文經學持強烈的批評態度。 他們的清學史研究雖然沒有留下什麼鴻篇巨制，但開創之功不可磨滅，都是近代清學史研究初創階段的大家重鎮。 繼章太炎、劉師培之後對清學史研究最有成就的學者是梁啟超。 1904年，梁啟超發表《近世之學術》一文，這是他治清代學術史的發軔。 20世紀20年代，他先後撰寫了《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兩部著作，以“復古解放”為主線完成了對清代學術思想的全面考察與總結，進一步擴大了清學史研究的領域。 他對清學成因問題的探討，在章、劉分析的基礎上續有展拓，提出了“理學反動說”，還指出了以“復古”為職志，以“解放”為手段的“學術反動”的發展方向，拓展了清學史研究的思路。 梁啟超不僅繼承了章、劉的吳皖分派的觀點，更是詳細的論述的吳、皖兩派的不同，並且有明顯的抑吳揚皖的傾向。 他對清代漢學做了全面的梳理和總結，既闡述了乾嘉學者在考據學上的傑出成就，又對其治學方法進行歸納總結，同時也分析了清代漢學的弊端。 其對晚清學術的分析較之於章、劉更為客觀，較之於錢穆更為符合當時的實際。 梁啟超清學史研究可商榷之處亦不少，如隔斷清學與宋明理學的聯繫、將清學比作文藝復興是否確切、論述清代學術時表現出來的學術與思想上的矛盾等，這些都是我們在研究中需要加以注意的。 在20世紀前半期的清學史研究中，錢穆的研究後來居上，將清學史研究推向深入。 錢穆的清學史研究成就集中體現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 該書雖與梁啟超的著作同名，但在寫作主旨、研究內容和方法等方面卻與梁著大異其趣。 他不同意梁的「理學反動說」而提出「每轉益進說」，深化了對清學成因的分析; 論清初學術時，對梁以顧炎武為清代漢學開山提出質疑，從而表彰和凸顯黃宗羲的貢獻; 他不贊同梁啟超的抑吳揚皖論，把考察的重心放在吳學對戴學的影響上; 對晚清今文經學也多有批評; 對清代理學，尤其是對乾嘉理學的深入發掘和闡發，在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 錢穆對章學誠的評價，既不同於章氏批評章學誠的正統史觀，也不同於梁啟超對章學誠史學成績的讚揚，而是從尊崇宋學的角度對章學誠的學術思想和貢獻進行了系統論述，較之章、梁的研究更進一步。 當然，錢穆的清學史研究也有不少可商榷之處，諸如錢穆僅從學術求真的方面來評價晚清今文經學，論清代學術時絕少談到西學，對乾嘉漢學的批評以及對戴震的評價均有片面之處。 總之，近人研究清代學術，由章太炎開其端，劉師培繼其後。 繼章、劉之後卓有成就者，當推梁啟超、錢穆二人，尤其是錢穆後來居上，將研究引向深入。 本文以20世紀前半期為研究時段，主要選取這一時期對清學史研究貢獻尤大的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錢穆為研究物件，力圖揭示出這一時期清學史研究的特點及其影響，希望能對近代學術史的研究起一些推動作用。 | 2,011 |
| “一生為故國招魂”：錢穆“文化文學觀”研究 | 白紅兵 | 北京師範大學 | 碩士 | 劉謙 | [26]白紅兵.” 一生為故國招魂“：錢穆”文化文學觀“研究[D].北京師範大學.2005. | 錢穆的學術貢獻和地位早已為人所知，但他的文學觀點卻長期以來未曾予以足夠的關注，甚至在香港中文大學為他百年誕辰舉行的學術研討會上所提交的論文也隻字不提他的文學思想。 本文認為，在錢穆的話語系統中，文學是維護傳統文化以及“文化救國”的工具，承擔著兌現錢 | 2,005 | |
| “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中國人”：錢穆教育思想研究 | 魏兆鋒 | 華東師範大學 | 博士 | "Do Not Forget Your Are a Chinese" | 杜成憲 | [10]魏兆鋒.” 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中國人“：錢穆教育思想研究[D].華東師範大學.2012. | 錢穆（1895-1990），原名恩鑅，字賓四，江蘇無錫人，一代儒宗。 中學肄業之後，先後做過小學、中學、大學教師，並在香港手創新亞書院。 其教育思想含有傳統與現代、保守與自由等眾多兩極之間的內在張力。 其對兩極當中傳統與保守等方面的悍然宣導，使他在中國現代教育家群體當中顯得尤為獨樹一幟。 錢穆認為，一民族之文化乃一民族靈魂之所在，民族文化之淪喪，最終必將使為該文化所化之民族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因此，拯救民族最根本的便在於拯救其文化，而復興民族最根本的便在於復興其文化。 當全盤西化論在國內甚囂塵上之際，為了重建國人的民族自尊與文化自信，錢穆通過中西對比的方式指出，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一樣，同為一個性鮮明之文化，中國文化之特殊精神系一具有普世性與永恆性的道德精神。 故此，中國文化之新生應該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本位的新生。 而為了完成上述工作，最基礎最重要的工作自然非教育莫屬。 火賴薪傳，唯有「真切愛護國家民族及能真切為國家民族服務之人才」方堪當傳承與光昌中國傳統文化之大道的重任。 而作為培養目標，“人才”應由“人”與“才”兩個方面組成。 關於成“人”，可以分成做人、做中國人、做世界人三個層次。 而關於成“才”，則可以分成三個方面：“'通人'尤重於專家”、“用社會”重於“供社會之用”、人文科學人才重於自然科學人才。 兩相對比，錢穆認為，“人”為本，“才”為末，我們應該由本達末，而非輕本重末，更非捨本取末。 為了實現上述培養目標，錢穆所安排的課程從核心到邊緣依次包括：基於文字、歷史與地理的中國傳統文化課程; 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本位的通學課程; “以共同必修為原則，而以選課分修副之”; “自操場進至於田野，自田野益進至於山林”。 上述課程當中，既有校內又有校外課程，既有顯性又有隱性課程，既有通識又有專長課程。 對通識、隱性、校外諸課程的注重是其課程設置特色所在。 關於教育方法，錢穆的論述主要包括教與學兩個方面。 其中，有關師道的論述屬於前一類，而有關人生、治學的論述則可以歸入後一類。 在教與學兩個方面，錢穆更加註重學的方面，並認為我們應當側重訓練學生以自學之精神與方法。 錢穆當身所及之時代教育問題乃全盤西化教育，錢穆認為，此一教育當代之以儒家人文主義教育，這是一種以中國傳統教育為本位的教育。 將錢穆放到整個中國教育發展的歷史長河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其對中國文化的頌揚容有過分處而對西方文化的批評容有偏頗處，但他作為一名愛國主義教育家天地可鑒; 其立意重振中國傳統教育精神之墜緒的努力永遠值得後人景仰; 而中國教育學之創建也必將能從錢穆身上汲取諸多精神資源，為他所運用與發揮的「擇兩用中」的教育思維與行事方式尤其值得我們學習和繼承。 | 2,012 |
| “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楊聯陞學術探要 | 劉秀俊 | 山東大學 | 博士 | Chinese Cultural Intermediate Agents:Lien-sheng Yang and Sinology Abroad | 王學典，王冠華 | [30]劉秀俊.” 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楊聯陞學術探要[D].山東大學.2010. | 無論是在20世紀中國學術發展史上，還是在國際漢學研究中，楊聯陞都有特殊的學術價值，不但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且具有學術典範的性質。 對於楊氏學術思想的分析及學術交往的研究，不僅有助於豐富20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的面貌，加強對國際漢學界的整體把握，更有助於展現20世紀中西學術交流與互動的歷程。 楊聯陞的教育經歷佔盡天時、地利、人和之便。 早期接受了多年的傳統私塾教育，不但為他奠定了堅實的古典文獻功底，更使傳統文化深植於他的學術生命，他以後終生從事中國古代學術的研究，實發軔於此。 從中學階段他開始步入現代學術訓練的正途。 保定志存中學、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清華大學——楊聯陞的受教育軌跡——皆是20世紀前半期學人的一時之選。 在20世紀30年代學界門戶之見甚深的環境下，楊氏卻“轉益喜多師”，不但親炙陳寅恪、雷海宗、張蔭麟、朱自清等清華師長的治學風範，亦受陶希聖及“食貨派”的影響，在社會經濟史方面多有創獲。 赴美之後因學術機緣，與胡適、趙元任二位先生有終生論學之樂，更受到傅斯年、張其昀等人的青睞及屢次邀聘; 又因哈佛燕京學社的關係，與燕京大學的洪（業）門弟子私交甚篤。 而與錢穆的往復論學及對新亞書院的支援更可見楊氏「門戶嫌偏淺」的開放學風。 轉益多師，不但使他的傳統學術素養在技術層面受到西方實證史學的啟發，進一步堅定了“訓訞治史”的基本立場，而且對他將語言學、考古學與歷史學的結合及社會經濟史的轉向有重要影響。 這進一步激發了楊氏的博學潛質及對於宏觀析論的追求，從而走出了一條以「訓訌治史」為基礎的會通之路。 哈佛大學的求學及執教經歷，不僅使楊聯陞接受了系統的西方學術的嚴格訓練，而且使他直接站在國際學術前沿，尤其是漢學研究的中心位置，更為他展示紮實謹嚴的考證功力、敏銳深刻的洞察力及博學多識的豐富學養提供了廣闊的平臺。 他迅速打入國際漢學界，成為學界公認的“第一線”、“第一流”學人。 他與西歐、日本及美國漢學界的交往也因各地不同的治學路數而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歐洲漢學界是傳統漢學的發源地及大本營，受蘭克學派影響，側重於運用多種語言文字對中國古代社會的各個方面如宗教、哲學、文字、藝術，特別是經典文獻等進行的考據研究; 而日本漢學界一方面受西方學術的影響，另一方面仍然受清代的乾嘉考據學及儒學思想的影響，注重對於文獻史料的搜集、整理及審訂，相對歐洲漢學研究來說更接近於中國文史研究傳統。 如果說歐洲漢學界對於楊聯陞的接受尚有較為明顯的階段性特徵，日本漢學界則可以說是“迅速”地接納了他，並將之置以較高的學術地位。 相對來說，楊聯陞與美國漢學界的關係則顯得複雜且緊張。 一方面，作為美國漢學研究的領軍人物，楊氏享有崇高的學術地位，發揮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二者之間始終處於“道不相同”卻“幸相為謀”、既衝突又合作的緊張狀態。 這既體現在訓訞考證的史料處理階段，亦體現在闡釋史料及宏面析論方面。 身為中國學人所具有的文化負載感，正是楊聯陞力圖以一己之力維護漢學研究的基本規範及學術紀律的原動力。 應該說，作為頗具典範性質的現代中國學人，楊氏與國際漢學界的關係，不但代表了中國學人在國際漢學界的學術生存形態，同時更反映了中國20世紀的文史研究與國際漢學的碰撞與交流狀況。 作為中國學術的海外媒介，楊聯陞不但“把中國現代史學傳統中比較成熟而健康的成分引進漢學研究之中”，而且及時將西方漢學研究最新成果引入國內學界，更直接地促進和推動了中西學界之間的交流。 如代表哈佛燕京學社組織和籌建東亞研究委員會各地分會，與劉子健等人合力在臺北籌建的美國各大學中國語言聯合講習所，不但有利於戰後日本及港臺學界漢學研究的恢復和振興，而且有助於加強美國漢學研究者的語言訓練，都對中西漢學界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 因此，無論是在中國20世紀學術史上，還是在國際漢學研究史中，都應該有關於楊聯陞濃墨重彩的一筆。 | 2,010 |
| “史家之詩心”：錢穆論中國文學 | 付顯成 | 華中師範大學 | 碩士 | 韓軍 | [14]付顯成.” 史家之詩心“：錢穆論中國文學[D].華中師範大學.2016. | 嚴格來說，錢穆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研究者。 然而，從史學家的眼光與對文學的熱情出發，錢穆對中國文學仍然有不少真知灼見。 論文分四章，加上緒論和結語，總共六部分。 第一章綜述錢穆研究中國文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從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溫情與敬意」出發，錢穆自始至終都站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立場上，進而發現中國文學的獨特面貌。 對「文學是什麼」這一問題，錢穆看到了中國文學和日常人生之間的緊密聯繫，認為「文學即人生」，同時他還強調了作者對文學活動的影響和意義; 在方法上，錢穆既採用了中國傳統學術研究的方法，同時採用了中西文化、文學比較的方法。 第二章探討錢穆的文學史觀念。 錢穆的文學史觀念體現了史學家的「貫通」意識。 他常常能看到中國文學史上的「新」; 同時，他還能發現其他藝術形式，如京劇、戲曲以及書法、繪畫中的文學意味; 圍繞《錢穆講中國文學史》，討論「文學史如何教學」的問題以及錢穆關於文學與考據學的若干觀點。 第三章探討錢穆的文學觀念。 錢穆評價中國文學，既關注了文學的教化功能，同時也關注文學的審美價值和表達技巧; 從中國文學的傳統出發，錢穆認為中國文學是「心學」，讀者之心若能感知作者之心，達到情感上的共鳴，則此文學依然是「活文學」; 同時探討錢穆的「純文學」觀念。 第四章為文體與文類的研究。 文體和文類分別代表了中西方的文學分類標準; 從錢穆對中國文體的論述，可以看出中國文學的流變。 結語部分反思錢穆中國文學研究的意義，以及今天我們依然讀錢穆的原因。 | 2,016 | |
| “大禹治水”傳說的發生地域新考：以“汝海”為中心的分析 | 何沛東 | 浙江大學 | 碩士 | 陳橋驛，侯慧粦，范今朝 | [33]何沛東.” 大禹治水“傳說的發生地域新考：以”汝海“為中心的分析[D].浙江大學.2013. | 大禹治水的傳說既有「史實素地」的成分，又有後世文人不斷迭加的神話因素、傳說色彩。 因其年代久遠，現有記載大部分為春秋戰國時人所追憶，有不少矛盾歧異之處。 隨著考古工作的進行，學者們結合考古遺址和文獻記載等方面的材料，對大禹治水地域進行了分析，所得出的大禹治水地域有古兗州、古豫州、古冀州、古荊州、古雍州等種種說法。 本文依據歷史地理學、歷史學、考古學、地質學、地名學、民俗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和材料，以「汝海」為切入點，對大禹治水的地域進行分析和探討，認為大禹治水傳說所發生的地域應該在豫西以嵩山為中心的伊、洛、潁、汝河流域，所治「洪水」主要來自於「汝海」（伊闕淤泥堵塞，當時氣候異常，降雨頻繁，造成伊河在熊耳山和南部諸山之間彙聚成湖， 湖水通過外方山與箕山之間的低矮丘陵進入汝河（現北汝河），伊河（水）成為汝河的支流，並在汝州盆地中聚水為湖最終形成“汝海”）。 夏秋雨季之時，「汝海」之水在潁河、汝河流域泛濫，甚至是漫過伊闕危及洛陽盆地，影響到夏族人主要的聚居地，也就是古豫州的中心伊、洛、潁、汝河流域（當時中原東南部新石器文明發生衰落可以證明這一點）。 大禹治水的關鍵是疏通伊闕，使伊河回歸故道，汝海消失。 以下幾點可以證明「汝海」的存在及大禹在此治水：1、文獻中有大禹鑿龍門，辟伊闕以及汝海的記載，賈讓、趙汝談均持此說，錢穆先生也曾有過精闢的分析。 2、伊河、汝河流域的地貌條件表明，伊河堵塞後完全有可能成為汝河的支流，借汝河河道宣洩。 3、水文資料顯示，伊河有足夠大的水量能夠在此聚水成湖，並且先夏時期有九星彙聚現象，水旱災害較為嚴重; 伊河攜有大量山洪匯入所帶的泥沙，且水量小流速慢等原因很有可能造成伊闕堵塞。 4、豫西伊、洛、潁、汝河流域龍山文化、二裡頭文化遺址最為密集，眾多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如安金槐、李民、杜金鵬等先生通過研究已經證實了此地為夏族的策源地和中心區域，時人對於治水較為迫切，也有可能留下深刻的記憶。 5、伊河、北汝河流域廣泛存在第三系河湖沉積相。 6、伊河、汝河流域共同存在“打開龍門口，撤幹汝陽江”的俗語和傳說，伊河流域古時甚至有“海角”的地名。 文獻、考古、地質、民俗諺語、地名等資料相互印證，可知，大禹所治之洪水主要為“汝海”之水，治水的關鍵是疏通堵塞伊闕的碎石和淤泥。 則一些先生關於大禹治水的工程量問題、洪水來源問題和治理洪水「堙」、“疏”方法諸問題的爭論和懷疑都可以迎刃而解。 基於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大禹治水之龍門不可能為禹門口，而應為伊闕。 原因如下：1、依據黃河大峽穀的地貌及與長江三峽對比，禹門口未開的話，會形成三峽那樣“高峽出平湖”的狀況，淹沒峽穀兩岸幾乎無人的地區。 2、考古材料證明，夏族發源於豫西地區，夏代建立後才遷至晉南，則先夏之大禹不可能在晉南治水。 3、早期的文獻中並沒有提及龍門，況且在先秦人如孔子、白圭眼中，大禹治水工程量並不大，以先夏時期的生產力水準、社會組織能力開鑿禹門口可能性較小。 4、地質資料顯示，禹門口是地殼運動所形成，非人力所開; 上古時期黃土高原植被條件較好，黃河水量大，禹門口堵塞的可能性較小關於大禹治水在浙江觀點的討論與分析，在以上論證的基礎之上，則前輩學者關於大禹之時在北方中原發生的一些疑問可以解決。 總之，大禹治水的原始事蹟發生於豫西地區，在此治水成功後，大禹也可能到晉南、兗州、冀州等地治水或者指導其民治水，或夏末商初流亡四處的夏民追憶歷史，將此當地語系化，甚至是後世一些飽受洪水之害的地區，假託大禹之名以名其地，造成現在“禹跡”遍佈九州的現象。 當然以上觀點是基於各種學科成果基礎上的合理分析，大禹治水處於我國神話時代與歷史時期交匯點上，需要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交叉研究，研究難度大，此觀點不可能無懈可擊，或可作為一家之言與其他觀點共存。 | 2,013 | |
| “如何完成一個我”—錢穆的教師自我發展之路 | 薑慶博 | 江南大學 | 碩士 | 田良臣 | [43]薑慶博.” 如何完成一個我“—錢穆的教師自我發展之路[D].江南大學.2018. | 錢穆作為學術大師，不僅其學術研究具有典範意義，他的專業成長之旅也能為後學，尤其是廣大教師提供令人鼓舞的借鑒與參照。 錢穆，來自江南無錫最基層的鄉村，十八歲“抗顏為人師”，從鄉村小學、中學邁向大學講臺，成為享譽國內外的名教授，成為一代教師楷模。 九十二歲告別杏壇，教書育人七十五載，自始至終都是一位致力於文化教育事業、誨人不倦、勤於著述的師者。 與民國時期其他名師不同的是，錢穆未接受過大學教育，更未出洋留學，完全靠自修苦讀成為名師。 研究錢穆的自我發展之路有利於揭示錢穆的專業發展秘密，探明教師成長中的自我發展力，為培養新時代的新型教師提供思路與啟發。 本研究以錢穆的傳記、文集及相關回憶等文獻材料為依託，著重梳理了他在不同學校、不同時期的執教經歷和自我成長過程，在此基礎上探究了錢穆自我發展的特徵，動因及途徑，主要內容如下：（1）梳理了錢穆的教師成長歷程：根據錢穆的從教經歷，按照時間發展的順序，簡要敘述了其執教經過。 從執教鄉村小學，到執教中學，再到聘任大學，新亞辦學，重點突出錢穆在每個階段中的典型案例與實踐。 （2）歸納了錢穆的教師自我發展的特徵：從發展途徑上看，錢穆始終以「教學與學術齊行」來展開的; 從發展過程來看，錢穆堅持並貫徹「職業與生命共進」的方式來完善自我; 從發展目的來看，錢穆充分展示出了他「學識與德性並生」的內在品質。 （3）揭示了錢穆的教師自我發展動因：本研究從內外兩個維度來探討錢穆自我發展的驅動因素，內因包括錢穆具有高度的民族意識，心懷遠大的教育理想和他本身所具有的頑強自礪精神。 外因包括錢穆幼年所接受的紮實良好的教育和他所處的相對寬鬆而自由的思想環境。 （4）探析了錢穆的教師自我發展途徑：一是「教—學」共進，錢穆是教學與學術研究兩方面協同並進的，經歷了對立競爭、互惠共生和深度融通三個階段; 二是教育實驗，在教學理論的學習與創生和知識的轉化生成兩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三是勤修苦讀，錢穆有一套自己的讀書方法，提倡為修德而讀書，讀高標準的書，要結合實踐，讀以致用。 四是尋求共學之人，與人共學的過程中能夠獲得許多成長資源，在教學研討中獲得成長，在競爭中與對手共同進步。 作為教師的錢穆不但是一位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好老師，他還是一位心懷民族大義的中國式先生，他的自我成長經歷值得當今教師借鑒、學習。 歷史長河中的錢穆對當今教師發展亦彰顯出其獨特的時代價值：一要充分啟動教師的自我發展力。 自主發展才是真實、有價值的發展。 一個教師實現專業發展的核心問題是內在因素的不斷更新、演進和豐富，教師應當激發自身的積極動機，促進自身的快速提升，以實現教師的自我專業發展。 二要在教師事業中培養真性情。 我們各人性情之重要，必然該遠超事業之上。 不要一眼只盯在人生之事業上，該知自己還有一個性情，一切都要反求之於自己內心所獨知處。 三要做具有中國氣派的當代教師。 教師首先要理解中國文化，然後要具有中國品格，最後是研究中國問題。 新時代的教師只有在中國情境下理解、研究和感悟中國，才能真正成長為具有中國氣派的當代教師。 | 2,018 | |
| “廖平、康有為學術公案”再探討——兼論康有為早期思想嬗變的內在理路 | 何彬彬 | 四川師範大學 | 碩士 | 潘忠偉 | [29]何彬彬.” 廖平、康有為學術公案“再探討——兼論康有為早期思想嬗變的內在理路[D].四川師範大學.2021. | 早年的康有為未系統闡發今文經學思想，在面見廖平後，受其影響，思想發生突進，隨之完全轉向今文經學，所謂“廖平、康有為學術公案”（以下簡稱“公案”）也由此而起。 其最初是由於廖平及其門人的「粉飾」、繼之以章太炎等古文學派的攻擊和康有為所謂“欲蓋彌彰”，再加上錢穆等學者的推波助瀾，得出了康有為“剽竊”廖平學說的結論。 由於「剽竊說」證據存在爭議，此“公案”在學界仍存在激烈討論，並逐漸體現出對康有為一定的包容性，“剽竊說”趨於動搖，學者或是認為康有為深受廖平影響（“影響說”），或是認為廖平對其的影響可有可無（“獨創說”）。 這些新見的出現，離不開論證方向的轉變，即從依賴皮錫瑞、張之洞等人的主觀推測變為對材料的客觀分析。 在上述學界觀點的基礎上，「公案」仍有餘義似可進一步挖掘。 從康有為早期作品來看，可知其思想在會見廖平前已經歷過兩次較大的改變。 這個變化的內在理路也可作為「公案」的證據之一，而這是目前學界未能注意到的。 一旦從宏觀上深刻理解對康有為的思想變化，就會發現康有為今文經學思想的產生實則有跡可循，而非全盤接受或抄襲自廖平，廖平只是加速了康有為今文經學的轉向，並未產生決定性影響。 根據以上研究思路，本文擬從目前學術界現有討論入手，對主要論證方法作簡單評判與思考，最後選擇從經學內部進行分析; 之後就康有為早期作品的寫作順序來挖掘其思想發展的脈絡，從中窺探其思想發展脈絡，觀察康有為的早期思想軌跡（1890年之前）是否存在明顯的轉折; 從中，本文認為康有為早期的經學思考與其中晚期的經學思想並不存在明顯斷裂，當然不能全盤否認廖平對康有為的刺激，誠如蕭公權先生所言，“我們並不能完全否認康有獨自發現同一真理的可能性”。 當然，在否定抄襲說之後，“影響派”與“獨創派”之間的主要分歧也未有定論，本文引入與此“公案”較為類似的“牛頓、萊布尼茨公案”加以比較，認為在沒有明確證據證明“剽竊”或“影響”的前提下，我們應稱康有為與廖平為真理的共同發現者，這是“公案”就依據現有材料所能得出的結論。 | 2,021 | |
| “後五四時代”背景中錢穆文化保守主義思想研究 | 成雷鳴 | 山東大學 | 碩士 | The Cultural Conservatism Thought of Qian Mu in the Post-May Fourth Era | 張銘 | [12]成雷鳴.” 後五四時代“背景中錢穆文化保守主義思想研究[D].山東大學.2012. | 錢穆是中國近現代文化保守主義思潮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他的思想博大精深，他對中國歷史與傳統文化抱有濃濃的深情和眷戀，一生都在研究與守護傳統歷史及文化中度過。 當前學界在新儒家崛起的背景下，有將錢穆思想定位於新儒家的傾向，並在錢穆是否屬於新儒家問題上形成爭論。 本文試圖跳出這一爭論，把錢穆先生的思想放在近現代中國思想界變化這一大的歷史背景之下，特別是放到後五四時代這一思想背景下去探討錢穆文化保守主義思想的內涵與價值。 本文共有五部分。 第一部分作為文章的緒論，主要介紹論文寫作的背景、研究現狀、研究方法及創新點和難點等; 第二部分主要考察後五四時期中國文化保守主義的發展，通過中西方語境的對比，考察了錢穆思想形成的思想文化背景，並重點介紹了後五四時期中國新文化保守主義的興起及主要特徵; 第三部分是討論在後五四時代背景下錢穆文化保守主義思想，包括錢穆思想所具有的“後五四時代性”，錢穆文化保守主義思想中的主要內容; 第四部分主要介紹錢穆文化保守主義思想在後五四時期的定位與影響; 第五部分主要是在前面幾部分內容的基礎上，對錢穆文化保守主義思想的貢獻與局限提出自已的一些看法。 在當代，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中國的現代化，應該如何理性的看待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如何順利的實現傳統和現代的銜接與延續，如何找到傳統文化的價值服務於當前的傳統文化價值體系重建工作，等等，都是我們繞不開的問題。 我們希望通過對文化保守主義思想的研究，找到一些啟發。 本研究就是在這方面的一個嘗試。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要想回到中國純粹傳統和本土的文化體系中是不現實的，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消除中西方文化的對立觀，對現代化的陷阱保持應有的警惕，以求得中國文化在未來的新的發展，並在加強中西方文化良性互動的基礎上，使有關傳統文化的討論，能為當前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的開闢作出應有的貢獻。 本文試圖說明錢穆的思想在後五四時代背景下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中是獨樹一幟的，他是中國傳統歷史與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為傳統與現代的銜接和連續提供了方法論的基礎。 錢穆先生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想不同於其他保守主義學者，他主張中國文化的建設必須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去挖掘有價值的內容，而非照搬西方的全盤西化論或者中西調和論，便於我們在現代化進程中更好地找到前進的方向。 | 2,012 |
| “覺醒”抑或“迷失”：“五四”前後師範生眾生相——以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風為對象的探討 | 馬楠 | 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 碩士 | 楊國強 | [5]馬楠.” 覺醒“抑或”迷失“：”五四“前後師範生眾生相——以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風為對象的探討[D].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2015. | 本文旨在考查“五四”運動前後，在新思潮的鼓蕩下，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師生精神世界的變遷，及其對“五四”這一場席捲全國的社會運動和思想運動的回應。 並以浙江一師為剖面，從微觀立場考查「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地方社會運作的實態，期望對“五四”的闡釋中有關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以及左翼與右翼的關係等問題作出新的解釋。 描繪在時局激蕩之下，在地方社會知識人群體身上，古今中西各種思想元素相互勾連、相互交織的複雜情態。 第一章以浙江一師學生楊賢江為個案，並將其求學經歷、人生歷程與錢穆、惲代英二人相比較，以探查“五四”前浙江一師的校風和學生的精神狀況。 楊出身小康，進入一師就讀後，由於時局的紛繁多變，楊很快陷入求知心切卻又欲學無門的彷徨之中，最終棄新從舊，由教育學、心理學轉入義理之學。 但此一轉變卻為其後楊參加共產革命埋下伏筆。 接下來的三章詳述「五四」時期浙江一師師生在“五四”新思潮激蕩下的精神世界的丕變，以及他們所參與的社會活動。 校長經亨頤在“五四”期間的改革，使原本“萎靡困頓”的一師校風一躍而變為振奮激昂，然這種振奮激昂卻與五四趨新反舊之時風相勾連，在杭州引起了一場地方性的“五四”運動。 第二章敘述浙江一師的“道學先生”單不庵門下弟子，如何由服膺理學的舊式學生一變而為反傳統的“新青年”。 第三章則論述「五四」時期浙江一師的幾場學生運動和自治運動，以及杭州的「五四」運動與京、滬等」五四「運動之間的聯動關係」。 第四章論述五四時期浙江一師的文學社團活動。 “五四”運動的波瀾跌宕讓學生享受到了運動帶來的刺激感，但風潮過後，生活重歸日常，他們自然陷入了意義難覓的彷徨煩悶之中，唯有借詩抒情。 然而詩歌非但不能解憂，反而增加了人生的虛無感。 | 2,015 | |
| 《列子》與《列子》人生哲學--以《天瑞》、《黃帝》、《力命》為中心 | 吳芬芬 | 鄭州大學 | 碩士 | 王保國 | [8]吳芬芬. 《列子》與《列子》人生哲學--以《天瑞》、《黃帝》、《力命》為中心[D].鄭州大學.2015. | 《列子》一書有較高的思想價值，既對老莊學派思想有所繼承與發展，也是魏晉玄學思想的組成部分。 論文主要從《列子》的思想闡發為出發點，以《天瑞篇》、《黃帝》篇及《力命》篇為中心，對文本進行深入探究，並結合社會時代背景，以分析其人生哲學的豐富內涵。 論文首先對列子其人、《列子》、張湛注，以及《列子》文本的歷代流傳情況略作考訂。 列子確有其人，在先秦等文獻中已載有列子一二事，又經過比較、推敲各文獻記載的列子事蹟，論文認同錢穆先生考證的觀點，即列子約生於西元前450年，約卒於西元前375年，生活於戰國初年。 《列子》其書的流傳在歷史上有過數次較嚴重的散佚與較大規模的整理重輯。 先秦典籍中未曾提及《列子》一書，直到西漢晚期，劉向奉旨校理群書，撰《列子敘錄》，才對《列子》基本情況作了記載，並考證出《列子》在漢初已有流傳。 後因永嘉之亂，司馬氏南遷，《列子》再次散佚，東晉張湛重輯併為之作注，張湛序文記載了《列子》的遭遇劫難以及後來集成原貌的過程，此後此書得以倖存於世。 隋唐之際，在佛道思想流行於世及統治階級的重視的社會背景下，《列子》流傳廣泛，注本漸多，大多注本據張注本而來。 此時期所註《列子》之書，主要有盧重玄的《列子注》和殷敬順的《列子釋文》。 宋元之後，《列子》流傳受到的政治影響更為直接，出現較多的注本，並且出現了對多種注書的總結整理，流傳的黃金期到來，主要有宋徽宗禦注《沖虛至德真經義解》、範致虛《列子解》、江遹《沖虛至德真經解》、高守元的《沖虛至德真經四解》等。 明清和民國時期，在考據學的影響下，校勘、訓訞與辨偽開始成為《列子》研究的又一主要工作。 任大椿的《列子釋文考異》、俞樾的《列子平議》、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考》、汪繼培《湖海樓叢書·列子》本等都是此時期的重要成果。 在《列子》在後世的流傳方面，張湛的貢獻尤為突出。 張湛，東晉時人，史傳無載，只有《世說新語》與《晉書·範寧傳》載其二三事。 張湛在注解《列子》過程中，受到了玄學思潮的影響，試圖調和儒道矛盾，並引入佛學的概念，構建了自己的玄學理論體系。 接著論文以《天瑞》篇為中心，從《列子》的宇宙本體論、宇宙生成論、及貴虛思想等幾個方面，對《列子》人生哲學的理論依據——純粹樸素的自然哲學詳細系統地闡述。 “道”是宇宙的本原，或稱作宇宙的本體，其能生能化的穩固性與專一性使“道”本身的存在超越於外在一切的“物”，這就從哲學本體的認識層面解釋了《列子》人生哲學蘊含的超越意識。 自生自化的自然性，由自然哲學層面延伸到人生哲學層面，即體現為理想人格在體道之後與自然萬物融而為一的境界。 宇宙生成時永不停息、迴圈往複的客觀必然性決定著人生哲學的消極色彩。 由「貴虛」的思想觀世間萬物，一切都是一種無差別、類於“虛幻”的存在，“貴虛”之後才能“觀道”，才能以不為名累。 在闡述《列子》人生哲學的理論依據的基礎上，論文深入挖掘《黃帝》篇等內容，從理想境界、理想人格、個人價值三個角度力圖系統地論述其人生哲學的豐富內涵。 《列子》看到了作為個體的人生淪落在亂世間生存的艱險與人生的飄渺短暫，對不為外物所累、超越生死的精神境界抱著強烈幻想，對不被宇宙萬物所礙、超越生命極限的理想人格極度嚮往。 在其構建的理想願景與理想人格中，事功意識和物欲誘惑淡化到了極致。 達到這種精神境界，齋心服形，心神凝寂，是必要條件。 由此，《列子》對現世的人生價值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態度，從個體存在的立場出發，力圖拋棄虛名成見，強調貴身愛己。 然而，理想與現實難免會有距離，當理想和現實出現矛盾時，二者的調解顯得尤為重要，《列子》構建的人生哲學的理想圖景在現實世界時如何實現？ 《列子》研討“力”與“命”的哲學內涵和現實走向，認識到“人力”不得不轉向對“天命”的順應。 這種帶有濃厚的“命定論”色彩的命運觀和人生論，在基於對現實生存狀況的思考下而得出的《列子》的人生哲學裡表現得異常突出。 | 2,015 | |
| 《十批判書》研究 | 劉娟 | 河北大學 | 碩士 | 張劍平，申慧青 | [16]劉娟. 《十批判書》研究[D].河北大學.2016. | 郭沫若（1892-1978）四川樂山人，我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文學家，考古學家，「甲骨四堂」之一。 他深識中國傳統文化，代表作有《十批判書》、《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青銅時代》、《甲骨文字研究》等。 《十批判書》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先秦諸子思想的著作，側重於評論，完成於抗戰時期。 目前學界對郭沫若的研究多集中在史學思想、古史分期、古代社會史等方面。 《十批判書》是郭沫若研究先秦諸子思想的代表作，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完成的著作。 因此，進一步研究《十批判書》是十分有意義的。 本文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對《十批判書》進行研究：一，從成書的複雜動因和郭沫若的學術素養兩方面，敘述《十批判書》的成書背景。 二，通過對《十批判書》的版本進行比較，瞭解郭沫若對諸子認識的變化。 三，以《十批判書》的具體內容為中心，探究郭沫若對先秦各家學派的研究。 四，在理解《十批判書》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究此書的思想特徵和學術風格。 五，探究郭沫若是否抄襲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論爭的始末。 六，探究《十批判書》在現代史學史上的意義和價值。 本文以《十批判書》的各篇文章為考察中心，全面、綜合的研究郭沫若對先秦諸子思想的認識，避免孤立研究的片面性，以便全面、客觀的認識《十批判書》的價值。 此外，筆者也試圖通過對“《十批判書》抄襲”之爭的梳理，論述民國學者在學術研究、在傳承與創新上的貢獻與局限性。 | 2,016 | |
| 《國史大綱》與《中國史綱》比較研究 | 朱超傑 | 淮北師範大學 | 碩士 | 王振紅 | [33]朱超傑. 《國史大綱》與《中國史綱》比較研究[D].淮北師範大學.2017. | 《國史大綱》與《中國史綱》兩部史學名著，成書於戰火紛飛的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 在著史宗旨方面，錢穆著《國史大綱》意在以史學而喚醒國魂，挖掘中國文化的自信，激發人們抗戰必勝的堅定信念; 而張蔭麟著《中國史綱》，則有感於當時高中生國史知識之低下，故普及歷史知識以為民族空前大轉變時期的“自知之助”。 在史學思想上，錢穆用文化、生命、人生來概括歷史的本質，形成了別具一格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觀，《國史大綱》之濃郁的文化氣息、深沉的民族情感都是這一史觀的集中體現; 而張蔭麟則融合傳統經史之學與西方哲學、社會學，認為史學是科學與藝術的結合，《中國史綱》取捨文獻史料、記述歷史人事呈現出科學的精神與藝術的風姿。 關於兩書的體例，《國史大綱》揚棄傳統綱目體，融合章節體，依時間順序編排章節，既因事命篇又縱向貫通、橫向聯繫，形成完整的通史的脈絡; 《中國史綱》“以說故事的方式”記述歷史，則將紀事本末體、紀傳體與章節體相糅合，充分發揮了紀事本末體自為起記的優點以及紀傳體善於容納綜合的特點，形成了“新紀事本末體”。 在歷史敘述方面，《國史大綱》強調民族本位、國族本位以及民族文化對歷史發展的決定作用，其行文敘事充滿濃鬱深沉的情感; 而《中國史綱》強調「社會的變遷，思想的貢獻，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顧並詳，行文敘事多表現冷峻、理性內斂而又平和的特點。 | 2,017 | |
| 《孟子趙注補正》與《孟子正義》比較研究 | 令狐晶 | 揚州大學 | 碩士 | 劉瑾輝 | [12]令狐晶. 《孟子趙注補正》與《孟子正義》比較研究[D].揚州大學.2019. | 趙岐《孟子章句》是註釋《孟子》的經典之作，歷代學者多有推舉。 清代焦循的《孟子正義》、宋翔鳳的《孟子趙注補正》皆是清代本趙注而疏《孟》的佳作。 《孟子正義》是清代通儒焦循所作，其集義理與考據為一體，且均取得極高成績，成為中國孟學史上集大成之作，梁啟超、錢穆對其都有極高評價。 焦循《孟子正義》之考據，大膽突破「疏不破注」的成法，從申、補、正、存四個方面完善趙注。 內容涉及字詞音義、人、事、史、地、典章制度。 徵引材料詳博，會通諸經，參考各家之說，力求言之有據。 《孟子正義》考證獨到精審，雖參考前人研究成果，卻不囿於前人之說，常有精深獨到之見。 考證嚴密，推理嚴謹，故而成為「新疏家模範作品」。。 焦循對孟子心性學說，體會深刻，有許多精闢透徹之論。 《孟子正義》不取宋明理學家成果，略顯門戶之見。 《孟子趙注補正》是清代常州學派代表人物宋翔鳳所作，是清代考據學式微、今文經學興起時不可多得的《孟子》考據學佳作，也是清代孟學史上不可或缺之作。 《孟子趙注補正》從補、正兩個方面完善趙注，同時對焦疏也有補充與修正。 考證內容涉獵廣泛，人、事、史、地、典章制度、風俗名物等無所不涉，宋翔鳳在《孟子趙注補正》中，對於許多問題大膽質疑，徵引材料詳博，頻現新穎、獨到之見。 宋翔鳳《孟子趙注補正》也存在理據不足，率下結論之弊。 焦循《孟子正義》與宋翔鳳《孟子趙注補正》都是本趙注而疏，識珠勘玉各有所重，各有所得，異同並存。 見解相近時，二人考證各有所勝。 見解不同時，二人考證見仁見智。 二著成就可圈可點，影響深遠。 《孟子正義》對漢趙岐《孟子章句》進行「申、補、正、存」，既顯漢學特徵，又現經世致用的時代特點，是清代「新疏家模範作品」，是中國孟學史上「價值永永不朽」的集大成之作，對清代考據學發展影響巨大; 《孟子趙注補正》是清代後期《孟子》考據學的代表，有鮮明的樸學特點，是清代孟學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有功於孟學。 本文將焦循《孟子正義》與宋翔鳳《孟子趙注補正》進行對比觀照，旨在展示各自的成就與特點，揭示各自在孟學史上的地位與影響。 | 2,019 | |
| 《文選》李善注引子部儒家類書錄 | 李夢姣 | 鄭州大學 | 碩士 | 劉群棟 | [4]李夢姣. 《文選》李善注引子部儒家類書錄[D].鄭州大學.2018. | 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主持編纂的《文選》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賦詩文總集，收錄了先秦至梁代130餘人的七百多篇作品。 隋唐之際，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使《文選》成為士人舉子案頭必備之書，促進了《文選》的傳播，且出現了專門講授《文選》的老師，如：曹憲、李善等。 “文選學”之名自此而生。 自選學產生起，學界對於《文選》及《文選注》的研究隨時代變化盛衰交替，產生了不同的分支。 其中，關於李善注《文選》的研究佔據了極大比例。 因其註釋成就突出，錢穆先生將唐代李善《文選注》與北魏酈道元《水經註》、南朝裴松之《三國志注》、南朝梁劉孝標《世說新語註》並稱為“四大名注”。 李善注廣泛徵引，被稱為輯佚之淵藭，因此對李善注的研究始終在學界佔據一席之地。 清代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清末沈家本《李善註書目》，哈佛燕京學社《文選注引書引得》，今人馬念祖《等八種古籍引用書目彙編》，日本學者小尾郊一《李善註引書考證》均對李善註引書的數量作了統計，但是因統計數量時所選《文選》版本不同和李善註註釋體例等因素使得統計結果有所區別，甚至存在一定的錯誤。 因此，我們需要重新統計李善注引書書目，梳理書目流傳情況，對亡佚書目的輯佚成果做以匯總，為文獻整理工作提供支援。 《新校訂六家註文選》以奎章本為底本，參以贛州本、尤本、明州本等加以校勘，作了標點工作，可提高統計效率。 經過統計，《文選》李善注引子部書目涵蓋儒、道、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兵、天文、歷數、五行、醫方十四類，共127家，含注本共155種。 其中儒家類書目含注本共36種，約佔子部引書數的23.22%。 通過查找所引書目在當前所存目錄學著作中的著錄情況，統計出李善注所引的儒家36種書目中《子思子》、《公孫尼子》、劉熙注《孟子》、綦毋邃注《孟子》、《王孫子》、《魯連子》、《新序》、《正部論》、《魏子》、《牟子》、《顧子》、《典語》、譙周《法訓》、《袁子正書》、《物理論》、虞喜《志林》、《董子》共17種書目完全亡佚; 另有宋衷注《太玄經》現存77條於司馬光所作《集注太玄經》，曹丕《典論》現存《論文》《自序》兩篇，合計2種部分亡佚; 共計19種，佔所引儒家書目的52.7%。 通過對李善注所引子部儒家類書目的作者、性質內容、流傳、版本、存佚及輯佚情況進行梳理，可以為李注的引書研究提供參考，同時也為其中所引的單書研究做好文獻梳理工作。 | 2,018 | |
| 《明皇幸蜀圖》及其畫法研究 | 唐莉娟 | 四川大學 | 碩士 | The Analysis of the Picture Named "MING HUANG XING SHU" | 段七丁 | [38]唐莉娟. 《明皇幸蜀圖》及其畫法研究[D].四川大學.2006. | “我所敬重的一位學者——錢穆說過：”要想認識中國人之文學藝術，唐代是一個發展成熟之最高點。 必先瞭解唐人，然後瞻前顧後，可以竟體了然。 “《明皇幸蜀圖》是中國美術史這條長河中一顆璀璨的明珠，充分展示了唐人繪畫”致廣大，盡精微“的藝術風貌，為後代重彩山水畫的宗師，在鐵線青綠一路的藝術高度上後世也鮮見來者。 前賢今人的著作每每提及，但卻往往淺嘗輒止，甚至陳陳相因。 特別是文本資料以外圖像資料的研究及對此畫技法的深入解析更是很少涉及。 本文以畫史畫論、唐人題畫詩等文本資料對作者、版本等問題進行探討及通過臨習進行技法分析，試圖對此畫作較“立體”的闡釋。 對五代前山水畫初成期形貌的認識和對重彩技法的再認識，對我們今天的中國畫創作無疑是有益的。 "。 | 2,006 |
| 《詩·王風》辨 | 丁國傑 | 上海師範大學 | 碩士 | 翁其斌 | [18]丁國傑. 《詩·王風》辨[D].上海師範大學.2012. | 近來各地文化研究中出現的一陣陣熱潮，業已蔓延到《詩經》中的國風區域研究之中。 這種情況的出現，對《詩經》的研讀或者能起到較好的作用，但在《詩經》的某一國中具體探求文化因素的現象是不是很可取，這卻是一個有待進一步討論、驗證的問題。 在《詩經？ 王風》的研讀中曾出現過細緻談論河洛文化及儒家義理文化等的現象，就這種現象的本身而言，或許能為我們提供一個研讀《詩經？ 王風》的新視角。 但談論文化這種大話題、大範圍的題目，局限在一組僅有十篇作品的詩歌文本中，帶給人一種膚淺空泛感覺的同時，也讓人覺得研讀者稍欠冷靜客觀的研讀態度。 著眼於這種情況，本人不去評論有關詩經研讀中出現的文化熱傾向，而僅就《王風》組詩的一些具體問題做一番搜集、整理並初步辨析的工作。 這一工作牽涉的主要問題有《王風》的得名，創作時代，創作地域，各篇詩旨及《王風》組詩可能入選《詩經》作品集的大致時間的推定等。 在盡可能的找尋舊有經典資料的基礎上，結合現今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大致認定《王風》的得名需要從地域和時勢兩個角度來衡量，其創作時代則幾乎可推定為周室東遷至周釐王時期這一時段。 至於其創作地域，則除首篇《黍離》一詩稍有爭議外，其餘可斷定在東周王畿之內。 諸篇的詩旨，在比對新舊多種解釋的情況下，凡是能說的合情理的均加以保存，不合情理的多列出相應的理由以供大家進一步辯論。 《王風》組詩可能被編入《詩經》作品系統的時代推定，本文多依據岡村繁、章培恆及近期有關《孔子詩論》的一些研究成果並結合春秋時期引詩、賦詩的一些具體現象，大致推定其時代為——以前600年為界，上下波動三十至四十年左右，大致當周襄王至簡王時期。 在具體立論中，本文主張給《毛詩序》或者更具體地說毛詩首序以合理的參考地位。 在具體運用上則主要局限於對《詩經·國風》中一些表述時代政治資訊比較濃厚的作品時代認定上。 在兩周之際的史實考察中本文側重於「西申」說，主張周室播遷從西方的申國出發，經渭河谷地而東至雒邑這一說法更合情理，而不大認同錢穆等主張的「南申」說。 至於篇末的《王風》組詩入選《詩經》早期作品系統的推定因無更具體明確的資訊可供依據，雖大致範圍劃定有百年的時段。 但仍不免疏漏，此點尚需進一步考證。 | 2,012 | |
| 《論證》中英註譯關於「個人修養」闡釋的比較研究 | 陳振興 | 南京大學 | 碩士 | 徐雁平，馮乾 | [45]陳振興. 《論證》中英註譯關於“個人修養”闡釋的比較研究[D].南京大學.2014. | 《論語》作為記載孔子及其眾多弟子在教學、生活及處事等方面言論的經典文獻，其中關於“個人修養”的論說，對後世影響深遠。 在現代社會中，時常被中外學者參照、引用。 由於中、西方學者在文化、歷史、宗教、社會環境和生活習性等方面的差異，其個人的社會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都會不經意或不自覺地滲透到各自對個人道德修養的詮釋和認知中。 此外，更因為《論語》言簡意豐，各篇章多有僻字澀句，要對其深層涵意進行闡述，往往都得牽經引禮，反覆細閱，才能窺探其本義。 同時個人道德修養的要求又與中國人的固有觀念，如道、仁、禮等等，有密不可分的相互關係。 唯有對這些觀念有深入的認知、體會，才能將其原義確切、完整地闡述出來。 可以預見， 《論語》的中、英註釋本對“個人修養”的闡釋，固然有其相似處，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諸多異議。 本論文“個人修養”的範圍參照了李零著《喪家狗：我讀論語》附錄的主題索引，但為了方便比較，將僅專注在：仁、義、孝、友、忠、信、寬、恕、恭、敬等條目。 而重點又放在仁、孝悌與忠信、治學與修身、君子與小人等方面，分四個章節，對相關的中、英註釋本的闡釋進行集中辨析。 在論文的研究文本方面，則精心挑選了三位飲譽中外，同時又擁有各異時代背景和文化背景的漢學家的註釋本，即，理雅各的Confucian Analects，亞瑟·韋利的Confucius， The Analects和劉殿爵的Confucius The Analects （Lun Yu），針對“個人修養”的詮解進行探討並與兩本專業性的中注釋本，即， 楊伯峻的《論語譯注》和錢穆的《論語新解》加以比較與辨析; 同時參閱《論語>的註釋本如：《四書章句集註》、《論語正義》、《論語集釋》、《論語疏證》等。 在比較分析中，例舉中、英註釋在「個人修養」詮解中的相似點與異義點，並將相關的英語詞彙或例句比照辨析。 簡而言之，本文希望通過研討《論語》中、英文註釋本對“個人修養”闡釋等具體問題，探求《論語》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或時代背景下的接受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形成的原因，從而為閱讀研究《論語》提供一個多重和變動的視角。 | 2,014 | |
| 《近思錄》「聖賢氣象」研究 | 張永偉 | 湖南師範大學 | 碩士 | 王澤應 | [50]張永偉. 《近思錄》“聖賢氣象”研究[D].湖南師範大學.2018. | 《近思錄》是朱熹和呂祖謙輯錄北宋四子的重要言論而成的理學著作。 全書共有十四卷並且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理學體系。 《近思錄》最後一卷也就是卷十四專門探討聖賢氣象。 可見，朱熹、呂祖謙對聖賢氣象十分重視和推崇。 聖賢氣像是宋代儒者首次提出的重要命題。 錢穆先生研究《近思錄》指出，聖賢氣象“為有宋理學家一絕大新發明”。 聖賢氣象作為宋代儒者追求的理想人格和人生境界的外在表現，它對於我們今天人格建構和境界提升仍然有著重大意義。 本文主要從宋儒提出聖賢氣象的因由; 聖賢氣象的主要內涵; 聖賢氣象的總結、評價和現代啟示，這三個大的方面展開論述。 首先，聖賢氣像是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提出的。 它的產生有其相應的理論淵源。 此外，它的提出離不開朱熹、呂祖謙的肯定和推崇。 其次，聖賢氣象有著極為豐富的內涵。 主要包括求道、明理的理性自覺和見識卓特; 立德、尚德的德性充完和人格高尚; 憂樂、圓融的人生境界和價值追求三個方面，這也是聖賢氣象最為核心的內容。 最後，聖賢氣象與兩宋道德理想主義的建構是密不可分的。 那麼，我們今天如何看待聖賢氣象。 我們應該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去審視它。 我們既不能全盤肯定，也不能全盤否定。 因為《近思錄》所提出的聖賢氣象畢竟是幾百年前的東西。 我們既要看到聖賢氣象好的一面，也要看到它的不足和局限。 我們需要對其進行批判地繼承，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在此基礎上培養和陶鑄新時代的聖賢氣象。 新聖賢氣象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人格建構具有重大而又深遠的意義。 當全社會具備了新聖賢氣象，那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將指日可待。 | 2,018 | |
| 《道德經》中的“自然”及其思想內涵 | 馮洋 | 內蒙古大學 | 碩士 | 尚建飛 | [1]馮洋. 《道德經》中的“自然”及其思想內涵[D].內蒙古大學.2018. | 道家哲學構建了以「道」為根本的哲學體系，老子認為是“道”生成了宇宙萬物，但是“道”的本性又是什麼，那就是更為重要的“自然”的存在。 老子為道家哲學的創始人，提出了諸多道家的核心思想與觀念，諸如我們耳熟能詳的“道”、“無為”、“不爭”、“自然”、“氣”等概念，近些年老子的政治哲學逐漸為學者所重視。 在老子之後，莊子繼承並且發展了老子的道家思想，形成了莊子逍遙自在的新風格。 縱使道家的核心觀念頗多，老子的哲學思想也頗為豐富，但是筆者認為老子的“自然”思想才是老子哲學的最為核心的概念，不論是“道”、“聖人”還是“萬物”，都與老子的“自然”息息相關，“自然”是這些核心概念的本性，是這些概念之所以為這些概念的重要因素。 相應的，這些核心概念也將老子的“自然”展現出來，讓我們更生動具體地瞭解“自然”這個形而上的概念。 關於老子的“自然”思想，學界學者持有不同的觀點。 研究老子的“自然”思想，首先要對其概念有明確的認識。 從詞源學的角度考察「自然」一詞，錢穆認為“自然”是由莊子所創造，但其作為名詞來講卻始於《道德經》。 蒙培元先生指出的：「自然」是一個狀詞而不是名詞，也不是形容詞。 既然在『道』之外沒有更高的實體存在，那麼，『自然』就應是『道』的存在狀態。 “劉笑敢強調，《老子·第二十五章》中的”自然“”雖然在語法上是名詞、是賓語，但基本含意仍然是形容詞的自己如此、自然而然的意思。 “王慶節則從語義探源角度分析《道德經》，第二十五、五十一章展現了”自然“概念積極方面和”自我性“方面的意義; 第二十七、二十三、六十四章則涉及“自然”概念的消極方面或“他者性”方面的意義。 基於前人對老子“自然”思想的理解差異，本文試圖回歸老子原文，通過對古籍的考察、對比與研究，挖掘老子“自然”思想的本義，探究“自然”的真正內涵。 本文對於老子“自然”思想的論述分為四部分，前三章是對《道德經》中涉及“自然”概念的核心章節的古籍校勘、註釋比較和思想詮釋，第四章是對莊子“自然”思想的解讀，也可以說是對前三張分析出的結論的驗證，通過對《莊子·內篇》中“自然”思想的解讀來證明我們前面論述得到的“自然”是“道”、“聖人”、“萬物”的本性的結論。 具體來說，第一章是對《道德經》第二十五章的解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表明“自然”是高於“道”的準則; 第二章是對《道德經》第十七章、二十三章的解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表明“自然”為聖人做榜樣，“希言自然”說明“自然”是無為而無所不為的; 第三章是對《道德經》第五十一章、六十四章的解讀，“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表明順其自然的重要性，“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指出了“自然”的行事方式; 歷來被與老子並稱為「老莊」的莊子，作為道家的另一個代表人物，他的“自然”思想自然是不能忽略的，第四章就對《莊子·德充符》和《莊子·應帝王》兩個章節中的關於“自然”思想的兩個重要段落的解讀分析和註釋的對比，獲取莊子對於“自然”思想的理解。 至此，逐章逐句分析完文本和註釋的異同，便對老子的“自然”思想有了更加廣泛而全面的認識。 正確理解老子的“自然”思想有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 首先在理論意義上，回歸老子原文有助於我們以更正確的視角理解老子的全部哲學思想; 其次在現實意義上，正確解讀老子的“自然”思想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自然”在道家語境中的含義，至少讓我們明白老子的“自然”思想是具有豐富內涵的，“自然”既不是簡單的自然界，也不是廣而泛之的“順其自然”，而是“道”、“聖人”、“萬物”的本性，也是人類的本性，我們每個人都具有著“自然”的本性。 | 2,018 | |
| 三十年代北京大學史學系與中國現代史學--以傅斯年，錢穆為代表的研究 | 陳昕嘩 | 北京大學 | 碩士 | [4]陳昕嘩. 三十年代北京大學史學系與中國現代史學--以傅斯年，錢穆為代表的研究[D].北京大學.1997. | 1,997 | |||
| 中國古代書院功能研究 | 郭新榜 | 西南民族大學 | 碩士 | 王玨 | [43]郭新榜. 中國古代書院功能研究[D].西南民族大學.2011. | 書院教育本是一個陳舊的話題，但在現代大學教育所面臨的困境面前，顯得歷久彌新。 它是我國文化教育史上延續了一千多年的教育組織形式，在社會教化、人才培養、知識傳播和學術傳承等方面對我國古代文化教育、學術思想的發展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對中國教育的近代化有奠基之功。 在書院教育中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自學為主，學規為準，學風嚴謹，重視德育、關係融洽等教學特點都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歷史借鑒意義。 錢穆先生曾經說過：「中國傳統教育制度最好的莫過於書院制度。 私人講學，培養通才，這是我們傳統中最值得保存的先例“ 毛澤東《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中說”從'研究的形式'一點來講，書院比學校實在優勝的多“，”一來師生的感情盛篤; 二來沒有教授管理，但為精神往來，自由研究; 三來是課程簡而研討周，可以優遊暇豫，玩索有得。 “在當代教育遇到的種種問題面前，以書院教育為選題進行研究，更突顯其研究價值所在。 對中國古代書院社會功能的研究並不是管中窺豹型的觀察，而是對唐、宋、元、明、清各個朝代的書院進行全程“跟蹤”。 書院在傳授知識的同時，很重視道德教育，通過訂立學規、舉辦課餘活動等來加強學生的身心修養，使之成為社會的有用人才。 書院這種德才並重的獨特教育方式培養出了一代代傑出人材。 宋代，書院教育開始與理學傳播相結合，其社會教化功能得到強化; 元朝中央政府對書院教育的政策支援，地方官員士紳的積極參與，南宋移民的隱退講學，這三股力量共同促成了書院教育在元代的大發展，出現了“書院之設，莫盛於元”的大好局面; 向平民百姓開放，山林布衣，鄉村長者、普通百姓、佛教僧侶都可以聽講，甚至登堂講說是明代書院的一大特點; 清代中後期，隨著社會對人才需求的變化，學術形式的發展，西學的引入，書院建設出現了多樣化、專門化的趨勢，書院的發展已經開始了近代化進程。 在對中國古代書院縱向觀察的同時擴展視野，放眼西方中世紀大學，把中國古代書院與西方中世紀大學進行橫向對比研究，透析兩者的異同之處。 通過對中國古代書院縱向、橫向研究發現，它以改為學堂而淡出歷史舞臺，是當時特殊的歷史大背景所致，這並不否定其在社會教化、人才培養、知識傳播和學術傳承等方面的社會功能，這也是此研究的創新之處。 | 2,011 | |
| 中國商品市場綜合監管體制研究——以美國食品藥品監管為鑒 | 薛峰 | 華東政法大學 | 博士 | A Research on China’s Comprehensive Market Supervision System | 顧功耘 | [5]薛峰. 中國商品市場綜合監管體制研究——以美國食品藥品監管為鑒[D].華東政法大學.2018. | 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改革市場監管體系,實行統一的市場監管」以來,綜合監管一直是中國市場監管領域的熱門詞彙。201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印發了《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其中明確寫道:組建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改革市場監管體系,實行統一的市場監管。方案的頒布出臺,正式拉開了中國進行市場綜合監管改革的序幕。本文的產生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中,希望以經濟法的視角全面審視市場綜合監管,為黨和國家進行市場綜合監管改革添磚加瓦。首先第一章,筆者將從監管的概念分析到市場監管的概念,再延伸到市場綜合監管的概念,逐級闡明市場綜合監管的概念定位。監管的通常含義是監督和管理,但其含義既不同於監督,亦不同於管理,它是現代管理的一個獨立的從屬概念。市場監管,指的是市場的監管主體對於市場上的活動參與主體以及對於參與主體的市場行為,進行限制和約束等這些幹預活動的總和。但是市場監管又可以區分為對證券、金融等要素市場的監管和對於生產資料、消費品等商品市場的監管。我國現行的市場監管機制是由證監會等專業監管部門實施要素市場的監管,而由工商局作為綜合監管部門、質監局和物價局等作為專項監管部門共同實施商品市場的監管。所謂市場綜合監管,這一理論發源於管理學中的集成管理理論,即在組織行為學與科學監管理論的指引下,合理佈局監管組織系統內部的機構、職能和人員等內部資源,充分利用科學技術、資訊等智力資源,建立起「全過程」、「集約化」的全新市場監管模式。市場綜合監管總體上以機構整合為方向,以分類監管為目標,以專業運作為手段,以社會監管為支撐。之後第二章再從經濟法的政府與市場關係理論、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和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入手,分析市場綜合監管的理論選擇和理論基礎。政府與市場關係理論有幾個階段的演變過程:一是計劃經濟時代純粹的「政府全能、市場無用」的政府主導階段;二是改革開放初期的「計劃調節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互動型階段;三是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目標開始,至今天黨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市場主導階段。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是「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的關係,其中政府是一隻「看得見的手」,是一種實際的物質存在。而根據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觀點,市場是一隻「看不見的手」,不是有形的存在,而是以一種社會關係的形式出現,這兩只手共同構成推動經濟發展的兩大動力源泉。現階段更要求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增加市場的自由度,減少縮小政府的監管機構,實施綜合監管。經濟學家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論同樣可以用於分析市場綜合監管。該理論中心在於圍繞交易費用節約,把交易作為分析對象,尋找到不同交易的特徵因素,然後分析什麼樣的交易運用什麼樣的機制來進行最為合理。交易成本根據事前的交易成本和事後的交易成本可以區分為搜尋成本、資訊成本、議價成本、決策成本、監督成本和違約成本等。市場綜合監管同樣可以套樣「交易成本」理論,綜合分析進行市場監管的各項成本,得出綜合監管為交易成本最低的選擇的結論。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公共選擇要「將分析擴充到市場外的另一選擇——政治力量1」,認為政府幹預市場經濟也是存在局限性的,必須通過公共選擇的理論來審視政府監管的不足,而後即可通過政治制度的修改完善來彌補不足。公共選擇理論的基本行為假設有三項:第一、在政治活動之中進行運用的經濟人假設。第二、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國家機構作為一個主體,但是構成機構的是一個個部門和一個個政府工作人員,每一個部門或者工作人員在進行政府決策和實施政府行為時,首先考慮的往往是部門或者個人的利益得失;第三、政治的可交易性。即認為政府的決策、實施過程與經濟市場中的交易行為相類似,政治過程就可以直接理解為在解決政治衝突時進行利益交易(交換)從而達成協議的過程。由於對域外市場監管情況的研究可以很好的作為我國市場綜合監管理論的映證和補充,所以在第三章筆者專門就美國食品藥品領域的市場監管的歷史發展、立法進程、重要監管法律等內容進行分析,從中總結出美國食藥市場監管的綜合監管方式、綜合監管理念,作為最後解決監管路徑措施問題的比較法依據。美國的市場綜合監管理論依據最早可以追溯到撰寫獨立宣言的托馬斯·傑斐遜(1743-1826)的限制政府幹預思想。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1912-2006)提出的「自由選擇」理論認為,政府對市場進行幹預,要受到自身的科學法則的約束。只要讓市場競爭機制起到完全的應有作用,市場機制會比運用強制力的政府機制的調節作用更有效,也更加有利於對消費者的保護。對於美國市場綜合監管的實證分析主要針對美國的食品藥品監管局進行,1906年通過《食品與藥品法案》並成立食品藥品監管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從食品藥品監管局進行市場監管的歷史進程(從建立到強化,從加強到放鬆)的發展分析,希望能夠促進對於市場綜合監管的進一步認識。美國食品藥品領域的監管實證對於我國未來建立科學的市場監管體制、樹立先進的監管理念有哪些啓示呢?第一,中國應樹立逐步放鬆政府監管的理念。「市場本身糾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糾正市場的毛病更為有效。因為市場上任何一個企業都面臨著激烈的生存競爭,競爭的壓力迫使它必須講究信譽,否則就無法實現利潤最大化。1」第二、建立合適的市場監管體系,運用多方力量,充分發揮綜合監管的作用。第三、創新監管方式,要更加註重發揮大數據、互聯網等先進科技的力量,達到既提高監管效率,又節約監管的人力、物力成本的監管效果。第四、要培育科學的市場監管理念,注重風險的預防和控制。中國國內在2018年3月開始確立實施市場綜合監管改革,而在此之前情況並不盡如人意。所以第四章著重分析國家實施綜合監管改革之前的市場監管現狀情況。此前長期的監管法律理念發展過程中,普遍重管理而輕培育,重事前監管輕事中、事後監管,重危機應對輕風險預防,重傳統監管輕高科技監管,強面上監管弱精准監管。筆者以所居住的城市上海作為分析樣本,從市場監管立法、市場監管機構設置等幾個方面進行了剖析,總結出綜合監管改革之前的監管問題主要有:一、市場監管法律法規不夠健全。二、監管機構繁多、規模龐大。三、監管機構權責不清、界限不明,相同事項多頭管理、職能交叉。四、監管效率不高,行事拖遝。五、監管的資訊化手段運用不充分,科技含量不足。六、監管人員專業素養不足,監管專業人員欠缺。總之,現有的市場監管機構立法不足、規模龐大、效率不高、人手不專、監督不夠,有限的機構改革也不能完全克服系統的缺陷,結果就會容易陷入「縮小了又膨脹,壓縮了又擴張」的怪圈。綜合以上分析,筆者最後第五章對於中國市場綜合監管的立法、機構設置和市場綜合監管的全面完善等方面提出瞭解決路徑與措施,希望能在經濟法領域中為市場綜合監管改革的推進與發展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撐。筆者認為,市場綜合監管的總體路徑框架應包括:一、市場綜合監管立法要有力。必須迅速及時,抓緊進行市場綜合監管類法律法規的立、改、廢。同時市場綜合監管立法必須體現安全價值與效率價值的有機統一。立法必須注重前瞻,增強市場綜合監管立法的趨勢引領力。同時確保制度完備,加強立法內容表述的可執行性。更要加強整體設計,預防市場綜合監管立法中的錢穆制度陷阱。立法時應注重層級清晰,該由法律規定的內容交給法律,該由法規規章規定的內容交給行政法規和規章。立法程式上應適當引入更多市場活動參與者以及利益相關方進入立法環節,充分的聽取各市場主體的實際需要和訴求。二、市場綜合監管要求監管機構設置必須做到「有效」。市場綜合監管機構設置時必須遵循統一性、權威性、獨立性、協調性、嚴密性相結合的法律原則。機構監管權的配置必須清晰化、程式化、透明化,必須注重監管權配置中的寬進嚴管。市場綜合監管之手的塑造任重而道遠,既要強化監管之手,充分運用各種科技先進手段提升監管能力,又要豐滿監管之手,通過社會組織、個人監管等社會共治方式以及引入監管機構競爭機制等方法,加強市場綜合監管的力量。最後還要約束監管之手,需要從監管立法、監管制度設計、監管機構制衡以及加強市場主體、社會各方面對於市場綜合監管之手的監督等方向加以努力,做到監管之手的可控可約束。總而言之,通過各種方式,最終要使原有市場監管中錯位的正位,缺位的到位,越位的歸位,通過實施市場綜合監管,使得監管的權威得以彰顯,監管的脈絡得以理順,監管的效率得以提高,監管的有效性不斷增強。這才是我們所追求的市場綜合監管的合理模式。 | 2,018 |
| 中國金融制度創新：理論依據與創新實踐 | 王寧 |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 碩士 | China financial system innovation: Theory basis and innovation practice | 徐茂魁 | [44]王寧. 中國金融制度創新：理論依據與創新實踐[D].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2006. | “理論是制度之精神生命，現實是制度之血液營養”（錢穆，1955）。 任何一項制度都不是憑空產生，任何一項制度後面都有本源的理論支援。 而任何一項制度又非僅僅是思想設計之產物，他的發展演化都是與具體的社會現實緊密相連。 中國波瀾壯闊的經濟改革至今已歷二十八載，其間，中國經濟體系中各領域的改革可謂成績斐然，而作為現代經濟體系核心的金融市場也經歷了巨大的變革。 經濟學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要揭示經濟現象背後的經濟原理，按照西方的貨幣金融理論，中國的金融改革似乎不會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中國的金融改革所走過的歷程與取得的成績迷霧重重。 怎樣來看待中國金融制度創新，怎樣來解釋中國在金融改革過程中的實踐選擇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大難題，斯蒂格利茨曾說過，誰能夠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諸難題誰就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本文也是致力於解決這一系列學術難題中的一員，當然本文所述局限於中國金融制度的創新與改革，對這一改革的討論是置於中國整個經濟制度變遷的背景之下。 借鑒西方貨幣金融理論對金融創新的論述，這是中國金融制度創新之“精神生命”，結合中國金融制度現實的實踐選擇，考慮到整個經濟制度轉軌各項制度的配合，努力探求中國金融制度改革的個性特點，這正是我們追求的中國金融制度創新的“血液營養”。 希望本文對中國金融制度創新源與流的分析能夠對中國未來的金融制度創新與改革有所説明。 金融制度創新是金融工具創新的前提和基礎。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金融自由化理論為世界各國放鬆金融管制進行金融創新提供了理論依據。 金融制度創新又刺激了金融市場金融產品和金融業務的繁榮和發展。 金融創新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市場上盛行的主要趨勢之一。 金融創新從根本上改變了整個金融業的面貌。 新的金融工具、金融市場、金融機構、金融制度不斷出現，一方面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客觀基礎和強有力的技術支援，另一方面全球範圍內加速進行的金融管制放鬆，使得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加劇，從而激勵了金融機構通過產品創新來增強競爭力和保持原有的市場地位或佔有新的市場。 金融創新的實質就是為了提高和改善資源配置效率，究其根源是金融資源分配規模不斷擴大，金融需求不斷多樣化和金融效率的客觀要求。 它泛指金融體系與金融市場上出現的一系列新事物，包括新的金融工具、新的融資方式、新的金融市場、新的支付清算手段以及新的金融組織形式與管理方法等內容。 金融創新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從內容上來看，金融創新可大致分為金融工具創新、金融市場創新、金融機構創新、金融制度創新。 從金融創新理論上看，主要有約束引致創新理論、規避管制創新理論、制度創新理論、交易成本創新理論、技術推進理論、貨幣促成理論、財富增長理論、需求驅動理論等，從這些理論的產生和發展來看，各種理論確實能說明一定時間和空間跨度金融創新背後的生成機理，但都偏重於某個側面。 事實上，每一種創新都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管制放鬆、技術進步、全球化、競爭激化以及匯率和利率波動一向被認為是金融創新的主要動力。 隨著市場經濟的日益成熟和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尤其是中國加入WTO後，有步驟地擴大金融業的對外開放，外資銀行很快攜帶新的金融工具、新的金融品種、新的行銷服務手段進入中國市場，國際、國內競爭環境更加激烈。 在走向國際化和麵對大量外資銀行進入的形勢下，面對競爭主體日漸增多，競爭深度和廣度不斷加強以及金融技術的不斷更新、金融產品種類不斷湧現的狀況，加快金融創新，迅速提高我國金融體系核心競爭力，已是勢在必行。 本文共分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對金融創新理論進行述評以及說明從中得到的啟示。 主要介紹了約束引致理論，規避管制理論，制度改革理論，並對其他金融創新理論做一概括地介紹。 闡述金融創新理論對中國金融制度創新的啟示。 這其中主要包含了對金融創新的內涵與特點的分析，對金融創新的微觀主體和宏觀環境的描述。 第二部分，具體介紹金融工具創新與制度創新。 首先分析了金融工具創新與制度創新之間的關係，其次分別介紹國際國內的金融工具創新。 第三部分，中國金融制度創新的實踐選擇。 從中國金融創新面臨的問題、中國金融制度創新的實踐、中國金融制度創新的成績三個方面闡述中國金融制度創新的實踐選擇。 第四部分，中國金融制度創新的定位：一個簡短的結論。 簡要說明中國金融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定位。 | 2,006 |
| 中英關係在新中國建立和「文化大革命」時期於香港地區的體現 | 關懷廣 | 暨南大學 | 碩士 | Sino-British Relations as Reflected in Hong Kong Arou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China and During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 周青 | [8]關懷廣. 中英關係在新中國建立和「文化大革命」時期於香港地區的體現[D].暨南大學.2000. | 新中國成立前後，前英國殖民地香港可說充分體現和反映出中英兩國關係中的種種矛盾、鬥爭和妥協，在“兩航事件”，“加強社會控制”、“三·一事件”、“大公報案”等事件上，中英之間的角力既有激烈的一面，也有協調的一面。 本文以解放初期香港發生的種種重大社會事件為主線，分析中英如何處理彼此之間的分歧和鬥爭，除了探索中英的既定政策，本文也從種種社會事件的動態發展中闡述該等政策在事態中的變化發展。 此外，解放前大批中國著名文化人停居香港，一俟解放便紛紛回國為新社會服務，從而對香港的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 另一方面，國內也有不少著名知識份子在解放時南下香港，並在香港掀起了新的文化潮流，而新亞書院也是由錢穆、唐君毅等南下的知識份子在1949年底創立的。 本文就新中國建立震蕩和影響下的香港文化變遷，進行深入探究和剖析，從中找出香港在中西（美元）文化交匯下的演進軌跡。 1967年「文化大革命」高潮時，香港也爆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英抗暴鬥爭」，其後在八月下旬更導致中英關係出現史無前例的危機——北京的英國駐華代辦處在「中... | 2,000 |
| 中西長笛獨奏曲的美學特徵及其比較研究 | 甘曉豔 | 西北民族大學 | 碩士 | 彭根發 | [31]甘曉豔. 中西長笛獨奏曲的美學特徵及其比較研究[D].西北民族大學.2013. | 錢穆先生認為：「西方文化主要是對物，可謂是科學文化，中國文化主要是對人對心，可稱之為藝術文化。 “本文通過中西長笛獨奏曲的文化內涵，音樂形態：調式、調性、織體、曲式、旋法、風格、意境等方面的分析比較，揭示同一樂器在不同文化背景、歷史背景、自然環境中產生的獨奏曲不同的美學特徵。 並通過對《牧神午後》的分析，指出中西長笛獨奏曲的美學理念、美學特徵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走向融合的傾向，從而給予中國長笛音樂的創作、表演、教學以有益的啟示。 | 2,013 | |
| 中西高等教育融合：新亞書院的探索 | 高靜 | 河北大學 | 碩士 | 王喜旺 | [41]高靜. 中西高等教育融合：新亞書院的探索[D].河北大學.2014. | 錢穆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國學家、教育家，有著極其豐富的教學經歷，其所創辦的新亞書院是現代存在時間最長的書院。 新亞書院沿用中國傳統的書院制度，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融合中西教育精華，創建出了一種新型的教育制度。 新亞書院從最初「手空空無一物」的狀態下經過十幾年的發展，最終發展成為了一所頗具國際影響力的大學，取得了較大的成功。 本論文介紹了新亞書院創辦的緣起與設想，以及是如何發展壯大的，重點介紹了新亞書院在具體的教學實踐中是如何進行中西結合，優化教學結果的。 論文主要從教育宗旨、課程體系、教學原則、管理制度、優良的學風與校風幾方面進行了闡述。 同時新亞書院通過其優秀的教學，培養了眾多融貫中西的優秀的人才，對香港地區進行了反哺，促進了香港地區文化的發展。 新亞書院的成功更是為我國當今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借鑒。 | 2,014 | |
| 乾嘉學術的知識譜系 | 劉墨 | 南京師範大學 | 博士 | 劉夢溪 | [17]劉墨. 乾嘉學術的知識譜系[D].南京師範大學.2003. | "本文意在尋求17世紀至19世紀乃至20世紀初期中國學術的演變形態與線索。 在學術史視界中，清學可粗略分成三段：早期的理學經學之爭、中期的經學內部之辨、晚期的史學、諸子學與西學引進，構成了清學史的複雜多端——研究乾嘉學術不能忽視人物、著作或論題所產生的歷史環境，跳脫環境或是錯置時空都無法窺見該學術的真正意義。因為一種曾經居於主流的學術話語被另外一種學術話語所取代，往往取決於學術因素與眾多社會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學術內部的主題變化固然可以導致新的學術意識與研究方法的誕生，而來自於社會環境的變化同樣是考察學術史的一條重要線索。 從研究取向的角度來看，章太炎的“外因說”強調了社會學的一面；注重實證的樸學與傾向心性義理探究的宋明理學在風貌上固判然有別，但梁啟超的“反動說”似乎也割斷了朴學與宋明理學之間的延續性；錢穆的“不識宋學，則無以識近代”與余英時的“內在理路”說，提示了我們注意宋人以個人心性體驗來展開義理之爭，而清人則以經學考證展開義理之爭。但我們也必須考慮到晚明為解決義理之爭而崛起的經學考證與乾嘉時期以經典為對象所展開的音韻訓詁這一純粹的考據學在本質上的區別；美國的艾爾曼則力圖以“新文化史研究”的心態消解“現代化敘事”所帶來的種種弊病。 本文通過對此一期間的官學、私學、藏書、出版、學術贊助人、學者型幕僚等多重因素的研究，力圖清晰地展現從17世紀以後的儒學何以由注重道德倫理的完善轉向經驗性實證知識的系統研究。18世紀，在宋明儒家學者那裡富有爭議的“尊德性”與“道問學”的問題再一次被重新考慮，新一代學者偏向了“道問學”一面，“博”本身就被認為是最有價值的，並且在讀書人中廣泛地流行開來，其結果是突出其知識性而削弱它的實踐性。本文也試圖對眾多的專門學科如文字、音韻、訓詁、目錄、版本、校勘、辨偽、輯夥、注釋、名物、典章、金石、職官、輿地、避諱、天文、曆算、樂律等學做出學術史的描述與評價，從中提煉出乾嘉學人的學術意識、方法以及人文成就。 本文選取這一研究課題的意義還在於這樣一種努力：學術史的研究應該側重于考訂形成某一階段的學術史中的種種事實以區別于哲學史對於概念與術語的處理、區別于思想史對於意義與價值的處理。換言之，學術史的主要研究不應是哲學或思想的思辯，而是從學科發展的角度來衡量其是非價值，也即是從知識增長(“學”)和方法論(“術”)的角度來描述某一學科的發展與建設——它無疑與文化史、政治史、社會史或經濟史有這樣或那樣的聯繫，而我們也正好將要看到，17、18、19世紀的學者是如何在朝廷、書院、幕府與經濟贊助人所組成的歷史環境中穿梭的——這種變化真實地反映了學者的價值取向與知識系統的變化。 我相信，當我們令人信服地在借鑒了文化史、政治史、社會史等成果後，學術史的研究是如何增添其豐富性與真實性的，而思想史或哲學史也有可能在學術史所開拓的基礎上 ”進行新的研究。" | 2,003 | |
| 二三十年代梁啟超、胡適、錢穆的戴震研究 | 劉巍 | 清華大學 | 碩士 | 錢遜 | [5]劉巍. 二三十年代梁啟超、胡適、錢穆的戴震研究[D].清華大學.1998. | 與以往就學術史而論學術史的研究取徑有所不同，該文試圖提供從思想史看學術史的獨特視角，以二三十年代梁啟超、胡適、錢舟對清學史中心人物戴震的研究為個案，在對基本文獻深入細緻的辨析梳理的基礎上，論證、凸顯了他們之間寓於學術見解中的思想交涉. 該文的旨趣，不在於品評其研究成果的得失高下，而在於闡明梁胡錢三家各自思路之所以然及其內在關聯，從而揭示春清學史整理的思想意義，為重建清學史做… | 1,998 | |
|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錢穆政治思想研究 | 王鳳玲 | 上海師範大學 | 碩士 | 胡再德 | [13]王鳳玲.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錢穆政治思想研究[D].上海師範大學.2016. |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社會動蕩，政局不穩，許多愛國的仁人志士就國家出路提出多種設想。 作為一名民族責任感極強的學者，錢穆亦不忘關心時政。 面對當時國內社會現實及世界政治潮流，錢穆從自身所擅長的中國傳統文化出發，對國家前途及政治制度提出了獨到見解。 本文通過對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錢穆有關政論文章的解讀，梳理並歸納出他這一時期的政治思想，其主要內容包括：他對立足中國傳統文化與融合世界潮流、民主政治與全民政治、道統與治統、三民主義立國準繩的認識與理解; 對五權憲法、國家元首、中央與地方的設計與主張; 對抗日救國、中國前途、國防與法治的探討等。 在此基礎上，從立足本根的精神、統籌兼顧的態度、學人政治的推崇等三方面分析該時期錢穆政治思想的特點。 | 2,016 | |
| 二十世紀上半期辨偽方法述論 | 張銀雪 | 蘭州大學 | 碩士 | 朱慈恩 | [34]張銀雪. 二十世紀上半期辨偽方法述論[D].蘭州大學.2022. | 文獻辨偽自古已有，得學術之累積，其傳統理論方法發展至二十世紀上半期已十分成熟。 另一方面，進入近代後，受多方變動影響，尤其是在西學傳入給中國傳統學術帶來的極大衝擊下，國內學術界活躍異常，眾多學者化筆為戈，選擇以學問救國。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文獻辨偽學作為史學研究一個重要分支亦隨之得到了推動和發展，特別是二十世紀上半期，可以說是中國文獻辨偽學史上研究最為深入的一個階段。 一邊是西方史學方法的東傳，另一邊又得傳統辨偽學術之發揚，許多學者的治史思想在這一時期都發生了轉變，疑古辨偽愈演愈烈，一些傳統辨偽方法也在此時日趨系統化。 梁啟超繼承師說古學，在發揮胡應麟辨偽八法所長的基礎上，同時吸收西學之優，對方法進行細化完善，總結出了一整套辨偽方法論，對當時乃至後來的學者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可謂當之無愧的近代辨偽方法奠基者。 胡適受西學影響甚深，其辨偽研究以實驗主義方法為引領，兼顧疑古與反思，深刻啟發了顧頡剛等人。 但他的辨偽實踐不算豐富，其對於辨偽研究之貢獻，更多地體現在開啟時代風氣。 作為辨偽實踐的領軍者，顧頡剛糾纏於「古書辨」與「古史辨」之中，並借用多學科視角對古書真偽進行考辨。 在顧氏的努力之下，以其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得以成立，大步邁向“疑古時代”。 這一時期，疑古思潮的興盛帶動了辨偽學的發展，辨偽實踐的增多又反哺了疑古思潮的繁榮。 如果說顧頡剛等人代表的是疑古辨偽的主力軍，那麼錢穆在其中的角色則更像是“異軍突起”。 他“為信而考”，主要採用“考年”之法，考證古籍與史事，更偏向於將辨偽作為研究歷史文獻的手段之一。 除了梁啟超，諸多學者的辨偽研究往往呈現出實踐大於理論的特點，他們採用多種方法認真考辨古籍真偽，擁有非常豐富的辨偽成果，但卻很少會為此專門搭建一個方法體系。 可以說，直到20世紀20年代《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的出版和30年代《偽書通考》的編成，文獻辨偽這門學問才算出現了較為系統的理論著作及參考工具書。 《偽書通考》一書是張心澄辨偽思想的凝結，該書既有對辨偽理論與方法的總結，也有前人學說的介紹與作者己見的抒發，乃辨偽成果集大成者。 縱觀二十世紀上半期學者們的辨偽研究，儘管仍以考辨具體古籍為主，但隱約間各家方法已自成體系。 他們各自使用的方法不盡相同，不過利用的材料根本還在於文獻，若是文獻互證出現了矛盾，便需要實物材料登場給出新的證據。 因此，在辨偽方法之外，考古材料對辨偽研究的補充作用同樣需要受到重視。 另外，近代時期也是我國文獻辨偽學在傳統學術上被注入近代科學思想的重要時期，在此期間，疑古思想的興起和若干辨偽方法的應用，都為之後文獻辨偽學這一學科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奠定作用。 圍繞古籍真偽問題展開的熱烈探討，不僅在當時起到了破除思想藩籬的作用，更為今天應該如何保持客觀理性的態度對待古籍古史、如何繼承和發揚這份厚重的理論遺產給予了很大啟發。 以往學界內關於我國文獻辨偽學的研究以梳理辨偽學史和討論具體辨偽成果為主，有關近代時期文獻辨偽方法的總結卻較少提及，因此本文擬從學術史的角度出發，以二十世紀上半期為限，將該階段內一些較為重要的辨偽大家集中起來，以梁啟超、胡適、顧頡剛、錢穆等辨偽學者為中心，對其使用的主要辨偽方法作一分析總結， 期以能夠對近代文獻辨偽學方法的相關研究起到一定的補充和豐富作用。 | 2,022 | |
| 以《晚學盲言》管窺錢穆中西文化觀 | 於廣躍 | 瀋陽師範大學 | 碩士 | Learning Qian Mu’s Idea of Cultur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ountries by His Book "the Thesis after Blind in the Old Age" | 王漠 | [11]於廣躍. 以《晚學盲言》管窺錢穆中西文化觀[D].瀋陽師範大學.2012.. | 作為 20 世紀中國國學大師中最具有影響之一的錢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堅定不移的保衛者，他注重使用哲學思維和歷史考察兩者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文化，由此構築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哲學體系。 《晚學盲言》全書分為上、中、下三部分，總共 90 篇。 第一部分是宇宙天地自然之部，第二部分是政治社會人文之部，第三部分是德性行為修養之部。 雖然每篇各取一義，但其主旨一貫相承，是為了討論中西方文化傳統的異同之處。 該書乃作者在將其一生回顧之後，對其畢生學術所作出的總結與提煉，可謂是作者晚年對中西文化異同的一次總結性的綜論。 不僅如此，《晚學盲言》更被學術界視做為錢穆新儒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所以，對《晚學盲言》進行深入的研究和解讀，可以進一步把握錢穆的文化哲學思想，更清楚地認識錢穆的中西文化觀。 錢穆的文化學是一種將人類大群體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之中所形成的人生價值作為研究對象的學問，這是一種人文為本的文化學。 為了發揮中國文化的民族個性，他對中國文化史和中西文化進行比較研究。 在錢穆看來，文化在歷史的進程中形成和發展，所以歷史和文化可以說是融合為一的。 錢穆之所以認為中西文化有所不同，是因為他通過對中西歷史發展中的經濟、政治、精神三方面進行比較而得出的結論。 這種不同點體現在西方文化是以物質經濟為本質的外傾型文化，而中國文化則是以道德精神為本質的內傾性文化; 錢穆始終認為對物質經濟利益的過渡追求絕對不是人生的最高宗旨，而道德精神的彰顯才是人生的終極意義。 所以在錢穆看來，中國傳統文化代表了人類文化發展的前景和方向。 作為享有“當代朱子”、“最後一位國學大師”等美譽的錢穆，畢生致力於研究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及民族文化，他對中西文化觀察相異尋求相同，其意在闡發中國文化的內在特質和基本精神，換言之，他對比中西文化的異同，研究西方文化，其立足點仍落在張揚文化的民族個性，闡揚中國文化，挖掘中華文化的獨特價值上。 因此正確認識和評價錢穆的文化哲學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復興，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構建科學的文化觀具有相當的借鑒作用。 | 2,012 |
| 以生命為本的教化結構《大學》的傳播學分析 | 穆琳琳 | 北京師範大學 | 碩士 | 毛峰 | [41]穆琳琳. 以生命為本的教化結構《大學》的傳播學分析[D].北京師範大學.2006. | 《大學》是以生命為本的教化結構：一是《大學》的宗旨是想要生命都能都能彰顯光明的美德，都能「人人自新」而「止於至善」; 二是君子「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生命結構和教化結構的統一。 這個結構立足個體生命，擴充個體生命，實現教化全體生命，使人人都有所得而天下平，即教化一人而兼善天下。 《大學》以三綱“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框架，構成了一個以生命為本的教化傳播結構，可以簡稱為“身——家——國——天下”的生命一傳播結構。 這個傳播結構立足於個體自我修養、自我提升，然後擴延為教化家庭再到更廣泛的社會人群。 從“身”到“家——國——天下”形成了從個體自我傳播到家庭內部的教化傳播，再到廣泛社會人群的教化傳播結構。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的自我傳播，是一種由內向外的自覺，是一種感悟方式，它肯定了人在塵世活動中，可以寄寓永恆的意義和理想; 家庭內部的教化傳播包括：家庭內部的人倫教化傳播; 家庭內部的禮儀教化傳播; 家庭內部的人際傳播; “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從而國家上下教化、社會更廣泛人群的教化傳播得以實現。 傳播的進行需要有機制的保障。 本文主要闡述了兩種機制中的教化傳播：古代教育機制中的教化傳播; 古代禮俗機制中的教化傳播。 教育機制的傳播功能在於培養出「修、齊、治、平」的人格品質; 禮俗機制的傳播功能在於序人倫、成風俗。 這些機制保證了古代教化傳播的實現。 《大學》的教化傳播結構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對個體生存與群體生存矛盾的滲透性解決：它展現了個體的生命空間，也豐富了群體生命的價值，並完成“止於至善”的價值體系。 這個價值體系對於儒家理想人格的塑造有著特殊的意義，是中國傳統文化對人生價值的總述。 《八十憶雙親》體現了家庭中的教化傳播。 儘管大家族的禮教已經蕩然無存，傳統價值卻仍然在自己的父親、母親、哥哥、師友身上，在七房橋的小天地中體現出來; 生命中的道德精神仍然一脈相承，生命的義務仍然在擴展。 在今天道德精神衰弱的情況下，錢穆希望能通過他父母的事蹟來傳頌這種精神並使它永存。 人人 的翻譯 | 2,006 | |
| 余英時的明清學術史研究 | 田願靜激 | 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 | 碩士 | Discuss the Characteristic of Yingshi Yu's Culture and Thought Research | 路新生 | [37]田願靜激. 余英時的明清學術史研究[D].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2006. | 余英時，當代著名史學家，安徽潛山人。 1930年生於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讀於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錢穆先生。 1956年至1961年就讀於哈佛大學，師從楊聯陛先生，獲博士學位。 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律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 現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有第三代「新儒家」之學者的譽稱，其在史學理論與史學史方面著述尤多。 著有《漢代中外經濟交通》、《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士與中國文化》、《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與晚年心境》、《 猶記風吹水上鱗一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現代儒學論》等。 在余英時的全幅學術體系中，描述並詮釋宋明理學向清學的衍化佔有樞紐性的重要地位。 國內近年來對餘氏學術與思想之研究漸趨熱烈，但多集中在具體問題的探討上，而對餘氏學術思想的淵源，及其自身發展的特點，則關注較少，本文試從學術思想發展的角度，通過對余英時師承、著作的分析，理清其學術發展的內在軌跡。 “窺一斑而見全豹”，通過對余英時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具體分析，理清作者對於“宋明理學本身，及其在清代的延續”所做出的闡釋。 在《方以智晚節考》中，主要從思想史的視角對方氏進行分析， | 2,006 |
| 偉大的文明對話——狄百瑞的通識教育觀及實踐 | 何弦 | 四川外國語大學 | 碩士 | 段俊暉 | [48]何弦. 偉大的文明對話——狄百瑞的通識教育觀及實踐[D].四川外國語大學.2018. | 狄百瑞是一位蜚聲中外的美國漢學家。 論文主要以狄百瑞編寫的主要著作為研究材料，採用文獻研究法，試圖從觀念史角度對狄百瑞的教育思想和實踐作出分析。 全文梳理了狄百瑞的反功利主義教育觀、人文主義教育觀、多元文化教育觀，展現了狄百瑞對美國教育的擔憂和思考，凸顯了對哥倫比亞大學通識教育核心課程中東亞文明體系的建立以及對東西方文明的對話作出的獨特貢獻。 正文由三個章節構成。 第一章從20世紀上半葉美國盛行功利主義教育的時代背景出發，揭示了功利教育側重專業教育、強調社會實際運用、關注研究結果商業價值的弊端，結合狄百瑞在東亞文明研究中對朱熹“為己之學”教育理念的闡釋，展現了狄百瑞對美國教育功利化的批判、對朱熹反對功利教育並提倡教育在於修身的讚揚。 第二章闡述了狄百瑞的人文教育理念。 哥倫比亞大學具有悠久的人文主義傳統，20世紀初期哥大建立通識教育核心課程，注重社會人文學科和經典文獻閱讀，培養學生的智識。 狄百瑞承繼哥大人文傳統，同時受到朱熹傳承與更新儒家經典的啟發，試圖通過翻譯、編寫東方經典，引進東亞人文主義思想，復興美國人文教育。 第三章論述了狄百瑞在東亞文明研究過程中，受益於哈裡. 卡曼、黃宗羲、錢穆的指導，意識到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弊端，試圖打造東亞文化系列通識教育課程，搭建東西方文化溝通的橋樑。 | 2,018 | |
| 傅斯年、錢穆、郭沫若之史學方法比較研究 | 張宇龍 | 寧夏大學 | 碩士 | 王銀春 | [26]張宇龍. 傅斯年、錢穆、郭沫若之史學方法比較研究[D].寧夏大學.2013. | 二十世紀前半期的中國正處在大變革的時代，同時也是產生史學大師的時代，在這一歷史背景下，中國史學界可謂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其中，有三位史學大家顯得格外耀眼，他們引領了中國新史學的三大方向，使近代中國史學發展呈現出五彩繽紛的絢麗圖景，這三位史學大家分別是傅斯年、錢穆和郭沫若。 本文共分四章撰述：引言; 第一章，傅斯年、錢穆、郭沫若的史料收集及其整理方法之比較; 第二章，傅斯年、錢穆、郭沫若的史學詮釋方法之比較; 第三章，傅斯年、錢穆、郭沫若的史學方法異同原因之分析。 通過分析，文章認為：二十世紀前半期傅斯年、錢穆、郭沫若是中國史學由傳統向近代轉型進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三位史學大家。 他們在各自的史學領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體現了中國史學向近代轉型的進步性與多樣性。 他們之間有著密切的學術交往，又存在著諸多分歧，反映出彼此之間治史特點的差異，同時在治學旨趣上又有許多相通之處，他們的學術影響、學術氣象存在重大差異，在指導思想、治學旨趣上分別屬於同一時代的不同流派。 傅斯年主張以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 錢穆主張辭章、考據、義理相結合，以民族文化的復興為己任; 而郭沫若則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來研究中國社會歷史的變遷規律。 三人之間橫跨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 這是同一時代，在紛繁複雜的歷史變遷中，三位史學家在比較中做出的各自選擇。 但與此同時在他們身上，也體現出共同的特徵：一是大變革時代的深刻烙印，二是濃厚的傳統文化的薰陶。 既蜀學大師劉鹹炘所稱的“時風”和“士風”，即時代的影響和傳統文化的影響。 因此，對他們三位史家的史學方法的相似點進行比較，有助於清楚地認識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學的多途並進，最終又殊途同歸的發展歷程。 因此從這樣一種角度來研究和比較三位史學家的史學學術方法，給予這三位史學大師以更加準確的學術定位無疑是有意義的。 | 2,013 | |
| 儒家禮學思想在高校德育中的價值研究 | 楊丹 | 江西農業大學 | 碩士 | 傅瓊 | [22]楊丹. 儒家禮學思想在高校德育中的價值研究[D].江西農業大學.2016. | 國學大師錢穆先生曾經說過，中國文化說到底一個字，就是禮。 在五千年的歷史文明變遷中，禮可謂扮演了最為核心的角色，對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風俗等產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對禮儀、禮義、禮樂、禮制、禮法等形態加以研究和探討而形成的系列典籍著作，其中所蘊含的思想觀念、道德倫理、認知信仰、規章制度、文化藝術等滲透在每個炎黃子孫的血液中，對個人和社會產生了極為深刻且無可替代的影響。 這些在禮的不同形態和範疇影響下而形成的一切與禮相關的學術活動及其所蘊含的思想意識、文化觀念和精神財富的綜合，即可稱之為禮學思想。 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已然成為民族文化中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並被視為瑰寶代代相傳。 進入近代文明社會後，國情的突變使得禮文化的際遇與從前大相徑庭，負面作用被大肆誇大，一度淪為糟粕無人問津。 幸而時至今日，中國傳統文化再次被大力倡導繼承和發揚，禮文化也逐漸被得到客觀公正的對待。 儘管如此，伴隨著市場經濟而成長起來的大學生對禮文化的認知仍不甚深刻，作為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當代大學生有必要深入認識與瞭解禮文化的積極意義。 道德教育是教育之靈魂。 大學生道德教育是教育中最為重要的內容，它關乎國家的未來與安定和諧。 當下中國沿著改革開放的路徑，在經濟社會發展迅速的同時，思想文化領域也受到來自不同文化形態的影響和衝擊，對大學生的影響也頗為深刻，有目共睹。 價值觀念的轉變、道德倫理的異化、政治信仰的模糊、傳統文化的淡漠等，這些都偏離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高校德育課程面臨著新的嚴峻挑戰。 哲學家培根曾說過，讀史使人明智。 回顧歷史，禮儀之邦的道德素養也曾在世界文化中書寫過絢麗篇章。 因此，要大力推進高校道德教育，使其發展和創新，鞏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弘揚和挖掘傳統禮文化思想中的深邃理念和精神財富，是一條可行之徑。 禮文化中豐富的思想內涵對大學生正確思想認知、提升道德境界、規範禮儀行為、促進校園和諧有著積極的作用。 所以，高校德育充分借鑒傳統禮文化資源，不僅對提升當代大學生道德素養有著積極意義，而且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弘揚，也有著重要的影響。 | 2,016 | |
| 儒家與基督教「孝」文化比較研究 | 羅曉 | 蘭州大學 | 碩士 | 陳聲柏 | [46]羅曉. 儒家與基督教“孝”文化比較研究[D].蘭州大學.2014. | “孝”作為人類代際之間的一種基本普世價值觀、一種重要的倫理理念、一種美好的道德情感、一種強制的行為規範，受到世界上各個民族在不同時期的廣泛認定與推崇。 這些共通性鑄就了不同文明間相互理解與對話的基石。 在共通性基礎上，不同文明的起源與發展演繹的方向卻大相徑庭，又給“孝”範疇帶來顯著的文化與本質的差異。 “孝”文化在明顯趨同性基礎上的所產生的根源差異，遂成為中西文化對比所研討的核心問題。 中華文明尺度上，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當之無愧的主流。 從「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將孝定論為宇宙根本法則; “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將孝定論為德性與倫理的基本原理; “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將孝定論為君主推行”孝治“政治的重要目的，由此可見，孝文化曾是中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同時也印證了錢穆先生所言，「中國主孝」、「中國為孝的文化」。。 西方文明尺度上，基督教構成了西方文化的重要精神根基。 基督教作為以信仰上帝為準則的-神宗教，在其宗教倫理與文化體系中，“孝”的觀念同樣源遠流長。 “摩西十誡”在確定人神關係的前四誡基礎上，將孝敬父母作為人倫關係第一誡命。 《箴言》收錄大量的“聽從父親訓誨，不離棄母親”的法則。 研究目的上，本文對已有經典文本加以解讀，試圖通過學術史的回顧，探討為何中華文明將孝文化視為民族哲學根本，並進一步內化成難以撼動的民族特性; 而西方文明僅將孝文化視為信仰基礎下的一種指導性的行為準則。 同時思考在儒家式微，多元文化蓬勃發展的今天，中國人應該如何反求諸己，在剖析傳統主體文化的同時認識自我，確立民族文化本身的當今定位的問題。 研究內容上，本文通過對已有研究的反思性借鑒，對儒家與基督教“孝”文化的異同進行解讀，從孝的本體、孝理論及價值取向、孝倫理、孝政治學說及社會功效四個方面進行了剖析。 通過文化反思，在梳理本民族的歷史及社會公認的聖賢語錄、制度準則、行為信仰關於孝文化的文獻的基礎上，結合基督教關於孝的文化理念的碰撞，進一步追問了中國儒家孝文化的合理性。 在精神性的反思過程中，本文重新估定了中國儒家孝文化存在的意義及價值。 | 2,014 | |
| 劉歆經學思想研究 | 盧翠琬 | 福建師範大學 | 碩士 | A Researching on LiuXin's Thought Concerning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 張善文 | [19]盧翠琬. 劉歆經學思想研究[D].福建師範大學.2009. | 漢代是中國經學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時期，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漢代經學開始出現了昌明的局面，後又走向極盛乃至最後的中衰。 在武帝至東漢期間，湧現出了許多著名的經師大儒，劉歆便是其中之一。 對於劉歆，前人褒貶不一，與漢代的其他經學家相比，後人對劉歆的研究不免顯得落寞。 隨著現代經學研究的深入，我們很有必要對劉歆的經學成就作進一步的探討，特別是劉歆著作本身所蘊含的思想內涵。 本文主要圍繞劉歆的經學思想進行研究，分作四章論述，分別為：劉歆生平與著述; 《七略》中所體現的經學思想; 劉歆與今古文之爭; 劉歆對諸經的傳承與發揚。 在緒論部分，首先概述了本課題的研究歷史及成果。 前代學者對於劉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圍繞《七略》一書，論述劉氏父子在校霽學、目錄學上所做出的貢獻; 二是圍繞他與今、古文之爭展開，這也是爭論最為激烈的一方面; 三是對劉歆作品的輯佚。 其次，歸納了本課題近幾十年來的研究現狀。 近幾十年，學術界關於劉歆的研究有所深入，除目錄學史、文獻學史外，哲學史、思想史、經學史、天文學史等方面都有提及劉歆，但篇幅並不長，特別是早期的著作中，對於劉歆顯然都不夠重視，且大多將他附於其父劉向之後。 但總體而言，關於劉歆的學術研究，仍然有取得新的進展。 最後，論述了本文的主旨及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以《漢書》中所採錄的劉歆的著作為底本，參考後人的各種輯佚本，在深入解讀劉歆著作的基礎上，對劉歆的經學思想作出較為系統及深入的研究，以期客觀地評價劉歆在經學史上的地位。 第一章簡述劉歆生平與著述。 該章簡述了劉歆的生平及其學術淵源，並考察了古代文獻中關於劉歆著作的記載及其作品的存佚情況，最後對劉歆的學術成就作了簡短的總結。 劉歆所從事的學術工作有以下幾個方面：律、度、量、衡方面; 歷法方面; 禮樂方面; 食貨方面; 祭祀方面; 帝王系統方面; 災異說方面; 整理文籍方面，可以說劉歆確為「學術界的大偉人」！ 第二章論述《七略》中所體現的經學思想。 第一節為《七略》考述。 該節考察了《七略》的創作背景和成書時間，《七略》、《別錄》的散失及後代的輯佚情況，對《七略》與《別錄》的關係進行辨析，並考辨了《七略》與《漢書·藝文志》的異同。 筆者認為《七略》與《別錄》實為二書，因此不可將其歸為劉向之作; 而《漢志》基本沿襲了《七略》原貌，所以以《漢志》為本來研究《七略》的經學思想，是合情合理的。 第二節以《七略》中的《六藝略》為基礎，來論述《七略》中所體現的經學思想。 《七略》中的經學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首創「五經象五常」之說：二、重訂「六經」次序--《易》為群經之首的經學思想; 三、重視古文經的經學取向; 四、以《論語》、《孝經》、小學為經之輔。 第三節是總結。 《七略》一書是對先秦至西漢的學術文化的總結，它體現了漢代獨尊儒術、推崇“六經”的時代思潮，劉歆等人通過整理典籍，梳理學術脈絡，為經學的統一作出了貢獻。 然而我們也不能忽略一點，即《七略》一書，是劉歆在劉向等人校書的基礎上編纂而成的，因此該書還融入了其他學者的心血。 第三章探討劉歆與今古文之爭的關係，認為劉歆在爭立古文的過程中，實際上體現了其實事求是、兼收並蓄的經學思想。 第一節論述劉歆與今古文之爭的關係。 該節首先對清末民初的今古文之爭與漢代今古文之爭的實際情形作一個明晰的梳理，認為清末民初的今古文之爭與漢代的今古文之爭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其次，對漢代的今古文做了區別。 在筆者看來，今古文的區分，早期應在於文字，即「今文」和「古文」; 後期便在於治學的方法，即錢穆所說的“今學”和“古學”，二者雖有區別，但並非是判然兩分，決然對立的。 第二節論述了劉歆爭立古文經的原因。 劉歆爭立古文經的原因，在於他企圖以古文之長來補今文之短，將古文立於學官是為了扶持微學，推廣道術。 最後提出漢代今古文之爭的實質，是學術道統之爭的觀點。 第三節概述劉歆對古文經學的影響，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劉歆在西漢末年倡立和推崇古文經學，為古文經學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第二，在王莽朝時，劉歆典領儒林，不僅將古文經立於學官，且提攜和培養了很多古文經師，為古文經學的興盛創立了條件; 第三，劉歆提倡重名物訓訞的解經方法，促進了漢代小學的興盛; 第四，劉歆實事求是、兼收並蓄的治學思想，對後代的古文經學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第四章論述劉歆在諸經的傳承與發揚上所做出的貢獻。 在諸經的傳承與發揚上揚上揚，劉歆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周易》、《左傳》與《周禮》這三部經書上。 劉歆的易學，承襲的是孟京之學，並被東漢的鄭玄所繼承並發展。 在《律歷志》中，劉歆的易學思想主要表現為以“太極元氣”為原點，構建天、地、人一體的宇宙體系。 可以說，在漢代象數易學的發展史上，劉歆也是一個承前啟後的重要人物。 《左傳》之學，始創於劉歆，他不僅是西漢第一個大力提倡和研究《左傳》的學者，且他開創了《左傳》的章句義理之學，培養了眾多的門生，為《左傳》學的興起及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周禮》的興起，也與劉歆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說，劉歆在《周易》、《左傳》、《周禮》三經的傳承中實屬功不可沒的人物。 在漢代乃至整個中國的經學發展史上，劉歆都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他站在一個歷史的高度，梳理了先秦至西漢的學術脈絡，總結了經學的發展歷史，並且重新審視了西漢經學的發展狀況，主張改良經學、扶持微學，以達到推廣道術的目的，併為實現此抱負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其學術眼光和魄力可謂千古難尋，大有孔子“文不在斯乎”的氣魄。 如果重新審視中國經學的發展歷史，我們會發現他是溝通西漢經學與東漢經學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經學家，他對漢代經學所做出的貢獻，當不遜於董仲舒和鄭玄。 | 2,009 |
| 北魏時期漢人士族的學思變遷 | 卓育如 | 台灣大學 | 碩士 | 張蓓蓓 | [41]卓育如. 北魏時期漢人士族的學思變遷[D].台灣大學. | 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提示出北魏北齊、與西魏周為隋唐制度源頭之重要性。錢穆先生也在其《國史大綱》中，再三強調北朝為中國歷史「新生命」之意義。田餘慶先生《東晉門閥政治》更以中國發展之主流「在北不在南」，確立的北朝的歷史地位。而北魏作為北朝之初，更具有北朝發展奠基者之地位。胡漢種族問題、士族學術發展、士族政治地位等，皆是北魏建國後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也是影響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關鍵期。本文以北魏時期的北方漢士族為主體，藉由北魏時期兩大事件：崔浩國史之獄以及孝文帝漢化，深入討論北魏時期胡漢認同與融合的變化、士人心態的轉變，以及政治環境對漢士族學術發展的影響，試圖建立北魏漢士族心態與學術發展的概況。 第壹章〈緒論〉：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並且簡述學界的研究概況。最後說明本文的範圍與切入角度。 第貳章〈十六國到北魏初年的胡漢關係〉：十六國時期，五胡君主對於漢文化多半採取友善的態度，不但在國家制度上學習漢人，還大量任用漢人作為謀士。其中漢化頗深的幾個政權，因為國內政治穩定，君主傾心漢化，更成為中原士庶的避難場所。但是繼之在後的拓拔魏卻對漢文化頗有排拒之情，也造成北魏初年漢士的不安。 第參章〈崔浩國史之獄對漢士族學風與心態的影響〉：崔浩所代表的漢士集團，在國史之獄中，因胡漢矛盾與文化衝突，遭到嚴重的打擊，造成士人心態的保守與退縮。在國史之獄的影響下，漢士的學術發展也多少產生了轉變。漢士面對北魏政權的危懼之情與國史之獄的的挫敗，醞釀出北魏社會的「實用」原則，直接影響了北魏前期的學術發展方向。 第肆章〈孝文帝漢化改革對漢士族學風與心態的影響〉：國史之獄若為北魏漢士之一退，孝文帝改革即為北魏漢士之一大進。以孝文帝為主的漢化，改善了北魏胡漢間的民族矛盾，並且讓漢文化成為國家政策的指導原則。漢士的地位與認同，也隨著北魏漢化而日漸提升。同時，南方人士也在此時受到北魏君主的重視，有助於漢化的推動。此時，全面漢化促進的學術的發展，北魏漢士融合了北方固有學術與南方文化，發展出有別於南方的中國北方學術。 第伍章〈結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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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高史地學派研究 | 吳忠良 | 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 | 博士 | A Research on Historical & Geographical School | 胡逢祥 | [29]吳忠良. 南高史地學派研究[D].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2005. | 在中國史學現代化的進程中，新派學者尤其是胡適等人所起的積極作用是人所共知的。 但對於以柳詒徵為代表的南高（即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該校後改名東南大學）一派學人的評價，學術界卻充滿著爭議。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裡，有人甚至將他們直視為封建史家的遺緒，或者至少不能列入現代新史學的行列，如許冠三先生的《新史學九十年》未將柳詒徵和錢穆等人列入，無非也是認定他們的史學更多地屬於傳統一路，與西學影響下的“新史學”無所關聯之故。 這種判斷，多半是由於過去人們把現代化的路徑看得過分單一，其腦子深處，不外是現代化即西化的觀念在隱隱作祟。 現在看來，這顯然是不全面的。 我國的現代史學，固然有相當部分淵源於西方近代史學，然從發展的結果看，無疑應視為是西方史學和本土民族史學結合的成果。 儘管在這一過程中，曾經有一些學者主張全盤否定傳統文化，希望通過直接移植西學來完成中國文化包括史學的現代化，但這種理論和實踐，不能不說是失敗的。 學界以往有關中國近現代史學史的研究，對中國史學現代化這一過程的考察，關注最多的仍在西學輸入及其影響的一面，而對現代史家如何致力於從傳統史學中發掘有價值的資源，並促其向現代轉型方面的工作，卻相對較少。 本文選擇現代史學史上的南高史地學派作為研究物件，正是因為他們的工作更多地具有後者的特徵，因而希望通過對該派史學活動的考察，對中國史學現代化的進程有更為完整的瞭解。 本文由導言、結語和正文四章組成。 導言部分主要論述了本專題的研究現狀，以及筆者的研究思路和所要解決的問題。 第一章「從史地學會到史地學派」，詳細考察了史地研究會的活動，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史地學派的過程; 論述了史地學派與學衡派之間的關聯; 分析了其與胡適、傅斯年等為代表的科學實證派在治學觀念和路向等方面的異同，和所謂南、北學派對峙的思想焦點和實質，力求從中凸現南高史地學派的總體學術特徵。 第二章「史地學派的學術理念與方法」，考察了他們對於史學這一人文學科的基本認識，以及他們的歷史哲學觀、基本學術理念和學風。 史地學派一方面大力輸入和吸收國外近現代史學的優秀成果，另一方面又對本土傳統史學遺產進行深入研究和總結，推動其向現代的轉化。 同時，他們不滿足於當時學界盛行的考證之風，更為注重義理與考據並重的「通識」，表現出與胡適等人大異其取的治學傾向。 第三章「史地學派與現代史學建設」，專論該派有關現代史學建設的理論， | 2,005 |
| 即彼顯我 | 翁旻玥 | 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 | 碩士 | Display the Chinese from the West | 胡曉明 | [35]翁旻玥. 即彼顯我[D].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2006. | 錢穆先生（1895-1990），字賓四，江蘇無錫人，當代著名學者，其著作以史學和文化學為主，兼及文學。 作為一名文化保守主義的國學大師，錢穆一生以闡釋和弘揚傳統文化為職志，致力於喚醒國人對傳統文化的溫情與敬意。 他堅信中國傳統文學不僅不是“死文學”，而且已深深根植於中國人的人文生命之中，是中國文學創新之根本。 如此，錢穆對作為與中國傳統文學相對的西方文學的解讀，就顯得格外引人關注，這種解讀將從一個側面反映其對待中國文學的真實態度，彰顯其文學觀的價值。 本文旨在從錢穆對西方文學的解讀看其文學觀，所以本文的重點一是關於西方文學解讀的研究; 一是西方文學解讀與文學觀的關聯研究。 錢穆有關西方文學的一些解讀主要集中在《中國文學論叢》、《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和《晚學盲言》等著作中，對這些文獻的梳理是本文要做的基本工作，首先是內容上的呈現，此處要注意錢穆對西方文學的解讀受其西方文化觀的影響; 更進一步，是對西方文學解讀觀點的分析，錢穆在對西方文學的解讀中有誤讀，也有正讀，有平實之解，也有新奇之解，如何理解錢穆的這些觀點也是本文要討論的重點問題之一。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錢穆幾乎沒有離開中國文學這個參照獨立談過西方文學，因此，研究錢穆對西方文學的解讀，其最終的目的還是探討其對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回應。 文章將分五個部分進行探討： 緒論「錢穆先生及其關於西方文學的研究」，主要考察文學在錢穆的學術生命中所佔的重要地位和錢穆西方文學研究所具有的特殊意義。 在此論題下的研究史方面，直接的，前人對錢穆文學觀，尤其是西方文學觀的討論並不多; 間接的，將錢穆對西方文學的研究置於近代文化轉型的大背景之下，五四一代學人“即彼顯我”的類似情況也很少見，僅“中體西用”有可參考的價值。 第一章「中西文化比較視野下的西方文學」 主要討論錢穆西方文學研究的文化觀基礎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對西方文學的整體性看法。 錢穆認為作為文化系統中的一部分，文學的形成有賴於文化的影響，西方文化屬於“物本位”的“二元對立”的外傾型商業文化，而中國文化則是“心本位”的“天人合一”的內傾型農業文化，二者之間存在著本質差異，導致了“戲劇人生”利“詩化人生”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學精神。 從文學源頭上講，西方文學以戲劇、小說為主，中國文學以“詩歌、散文為主，中西文學起源的差異，又因為”中國文學乃以雅化為演進，而西洋學則以隨俗而演進“而不斷深化。 最終，在文學的各個方面，中西方都呈現出了不同的 | 2,006 |
| 古代東方思想的當代回應：海德格爾自然觀與中國天人合一哲學自然觀的比較研究 | 王雪芹 | 南京大學 | 碩士 | 肖玲 | [42]王雪芹. 古代東方思想的當代回應：海德格爾自然觀與中國天人合一哲學自然觀的比較研究[D].南京大學. | 中國哲學界與國外的環境倫理學家們已經看到中國天人合一哲學對於當代環境倫理學的構建與完善、對於人類的可持續發展的意義，如國學大師錢穆先生認為天人合一觀念“實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 深信中國文化對世界未來求生存之貢獻，主要亦在於此“。 1當代美國生態倫理學家、國際環境協會主席科羅拉多教授也指出：建立當代生態倫理學的契機和出路在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中。 海德格爾是二十世紀傑出的人文主義思想家，他早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已清醒地認識到現代技術正在帶來的環境危機、人的精神及物質生存狀況的危機，並對西方技術世界的主流世界觀及科學主義哲學傳統的進行了反省與激烈的批判。 海德格爾意識到西方主客對立思維方式與人類中心主義世界觀的局限和危害，因而發出了拯救地球，反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呼籲。 其基本的自然觀與中國天人合一哲學在根本觀點上是一致的，是中國天人合一哲學古老自然觀的當代回應。 筆者在對環境倫理的研究過程中發現海德格爾自然觀和中國天人合一哲學自然觀雖然有一些差異，但在重要的環境倫理思想上是一致的。 二者都認為：一、自然是具有多種價值的，經濟價值只是其一部分; 二、人應當和自然和諧相處，順應和愛護自然，而不應一味榨取、利用和耗竭自然; 三，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然界的中心。 本文從自然觀角度對中國天人合一哲學和海德格爾的思想進行分析比較，視角新穎，希望能對環境倫理學的完善與發展以及對開發、利用自然並保護自然的實踐有所裨益。 本文分別從“尊重自然：自然是多種價值的載體”，“保護自然：看護，而不是強求”，“有機整體觀：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三個角度比較分析了海德格爾自然觀和中國古代天人合一自然觀。 認識「自然是多種價值的載體」是海德格爾與中國天人合一哲學在自然觀上一致的出發點; “看護”自然，而不是“強求”自然是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共同發展的實現方式; 而正視“人在自然界的地位”是人類能夠尊重自然、重新認識自然的本體論價值，從而進行保護自然實踐的原因和根據。 | 2,023 | |
| 史學思想方法應用與高中歷史教學中「家國情懷」培養研究——以活動課「家國情懷與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演進」為例 | 楊瑞瓊 | 西南大學 | 碩士 | 陳寶良 | [35]楊瑞瓊. 史學思想方法應用與高中歷史教學中“家國情懷”培養研究——以活動課“家國情懷與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演進”為例[D].西南大學.2022. | 21世紀的中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在教育領域，新課改、新高考地改革也深入發展，核心素養的研究越加重要。 歷史學科本自文科的基礎學科，學生除了掌握基礎的歷史知識之外，更重要的是學習歷史的過程中形成具有歷史學科特徵的思維品質和關鍵能力，最後在此基礎上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價值觀和民族認同感，為學生的終身發展和幸福生活奠定良好的基礎。 本文結合教育教學實踐，對一線教師培養“家國情懷”的路徑進一步探索，以師生合作的方式，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角度，探索“家國情懷”價值觀念落地的優化方式。 本文包括四部分的內容：（1）統編高中歷史教科書的編寫（2）中學歷史教學中史學思想方法的應用（3）中學歷史教學中“家國情懷”核心素養的定位（4）《“家國情懷”與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演進》活動課的教學設計。 這四個方面的設計主要針對解決教學一線中史學理論研究不足的問題和核心素養研究冷熱不均的現象。 本文探討的核心主要有兩個：一、史學思想方法的應用與教學實踐的結合。 研究發現，統編版教材編排將中國史的史學思想方法的應用與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相結合，使中國史的敘史方式發生轉變，這種轉變將更好地促進新時代的人才具有立足本土的民族自信心和放眼世界的開闊胸懷，以史學理論實踐的方式培養學生“家國情懷”的核心素養。 二、以活動課“家國情懷與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演進”為師生實踐中心，培養學生的“家國情懷”。 在活動過程中以錢穆先生的治史方式作為學術支撐和以中學史學思想方法為理論支撐，採用現代資訊技術與跨學科內容相結合的方式，培養學生的治史方式和歷史思維。 在活動課的實施過程中，突出“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理念，從活動流程設計到活動具體內容的選定，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性、創造性和團結協作的精神。 這對促進學生綜合素養的全面提升有著極大地積極意義，同時這也直接關係著育人品質地提升和國家對於新時代人才培養的需要。 由於高一學生初次準備“歷史活動課”，其歷史研究的能力和活動組織的能力稍有欠缺。 為了保證活動課的有效性和流暢性，在整個活動課的設計和實踐過程中，主要以活動主體為中心：一、活動的召集人，即教師，要結合教學實踐，從整體入手進行宏觀設計和安排，給與學生方法指導和活動指導，有序地組織學生進行活動任務。 活動期間要不斷地指導和建議，優化活動方案和活動實施操作。 二、活動的實施者，即學生，要求準備內容要圍繞“家國情懷與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演進”為核心，實施過程中小組長統一協調、合理安排任務，最後由小組長統一整合主題資源，完成核心彙報。 三、呈現方式，即以本班為單位，選擇小單位的活動範圍更能與高一新生的心理素質和實踐能力相匹配。 綜合以上，本文著力研究史學思想方法在中學歷史教學中的實踐，其實踐效果主要通過歷史活動課的方式來呈現。 在整個活動過程中，將進一步突出教師的理論指導，策動學生的學習出發點，培養其綜合素質，在實踐和學習的過程中將“家國情懷”的價值觀內化於心。 | 2,022 | |
| 吳起與《吳子》研究 | 李琪 | 西北師範大學 | 碩士 | 馬世年 | [16]李琪. 吳起與《吳子》研究[D].西北師範大學.2019. | 本文以吳起與《吳子》為中心，撰述了吳起生平與《吳子》的成書、流傳，吳起的思想與他在《吳子》中所展現的核心主張，以及《吳子》的文學特色與形成原因三個部分的內容。 吳起是戰國時期著名的兵學家、政治家，生於衛國，後在魯、魏、楚三國均擔任過官職。 歷代對吳起做過研究的學者不在少數，研究內容多側重於吳起的生平年代，如生卒年、離魯入魏時間、離魏入楚時間等。 由於材料欠缺，上述時間點均只可推測，不可定論。 目前最有影響力的兩種說法分別見於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及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本文將《史記》《古本竹書紀年》《韓非子》《說苑》等典籍中可供參考的資料重新整理分析，認為前者的說法更為合理。 吳起卒於前381年，生年約為前440年，離魯入魏時約前411年，離魏入楚則在前386至前384年間。 據史料記載，吳起有兵書傳世，名為《吳子》。 然而傳至今日已經歷多次動亂、散佚、修訂，今本《吳子》的真偽自清代以來便爭論不斷，成書情況也各執一詞。 本文查考前人相關成果，搜羅了歷代史志目錄、私家目錄中著錄的《吳子》信息，結合各時代對待兵書的背景、《吳子》的文本內容、現存最早的《吳子》版本等加以分析，認為今本《吳子》並非偽書，應屬古本的一部分，只是言辭方面有部分被後人改動。 在探討《吳子》成書時，本文根據《吳子》的子書性質，結合子書的成書規律、兵家的發展歷史、吳起本人經歷等，認為《吳子》的主體部分極有可能是戰國初期成型，是吳起在魏時親自整理或教授弟子時弟子所記的吳起言論，後又有後學所加內容，即該書是由吳起及其弟子、後學共同創作而成，故而書中篇目的體例、稱呼、文風等並不統一。 吳起本人經歷較為複雜，遊歷過四個國家，這也使他接觸到了不同諸子派別的思想理論。 吳起的思想成分以儒、法、兵三派為主，陰陽、道家為次，雜糅各派形成了自己一套獨特的理論體系。 由於吳起最初受到的是儒家教育，此後無論是治國還是治軍策略，都明顯帶有儒家文化的影響，如以德治國、因材分兵、以恥感文化激勵將士等。 《吳子》的內容也是如此，雖然主要談論的是行軍打仗的方法，前人也基本上是從軍事角度出發概述書中思想，但其中運用的理論無法用某一派的主張完全概括。 本文對吳起思想來源進行了派別的劃分，主要有曾申、子夏的儒家思想，李克的法家思想以及前代兵書的軍事思想，解析其思想成分更有利於加深對《吳子》儒法並用治軍思想與其正義的戰爭觀念的理解。 前代對吳起的研究集中於其人生平，對《吳子》的研究則重點在於真偽與軍事思想，幾乎不見對此書文學層面的研究。 事實上，該書處於先秦時期由語錄體向對話體轉變的過渡階段，又具有兵書這一特殊性質，文學特色較為明晰。 總體來看，《吳子》屬於問答體著作，但兼具了語錄體形式及論說文要素，個別篇章還帶有敘事性因素。 同時，由於兵書是用於行軍作戰的實用性書籍，必須簡練、明晰、便於將士記憶，因此，《吳子》的語言質樸平實、簡潔有力，以四字句為主、偶有韻語，運用大量修辭手法，如生活化的比喻、極具氣勢的排比、凝練整齊的對偶等。 同時，《吳子》中還收錄有若干吳起進言魏文侯、武侯的內容，層次分明、邏輯清晰，且公正客觀令人信服。 凡此種種，都體現出《吳子》是具有相當文學特色的一部兵書，其文學性與實用性同樣具有價值，值得發掘。 | 2,019 | |
| 呂思勉的史學成就及史學思想述論 | 袁振堂 | 曲阜師範大學 | 碩士 | 楊春梅 | [8]袁振堂.呂思勉的史學成就及史學思想述論[D].曲阜師範大學.2008. | 呂思勉，我國著名的史學家，他是我國學術史上一顆璀璨的明珠，為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他不標榜任何一派，而是別具一格的一家。 但長期以來，在史學研究中，學者們比較重視對陳垣、陳寅恪、錢穆等人的研究，對呂思勉的研究則相對薄弱，這與呂思勉在學術上的貢獻是極不相稱的。 史學界亟需加強對呂思勉史學成就的研究，尤其是對他史學思想的研究。 把握他史學思想的特點和精髓，這無論是對於更好地繼承、發揚他的史學思想，還是科學地把握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脈絡，推進當代史學的進一步發展，都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故本文擬在學界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對呂思勉的史學思想做進一步的研討，雖然仍不能說全面，但在內容上力求有所拓展。 全文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論述了呂思勉的史學成就及史學淵源，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從呂思勉的歷史觀和史學方法論兩個角度出發論述呂思勉的史學思想，這是本文著重探討的內容，第四部分是對呂思勉史學思想的評價。 本文的主要觀點有：一、呂思勉史學思想的學術淵源來自於深厚的國學基礎，再加上時代的薰陶沉澱而形成的。 二、呂思勉歷史觀的主要方面是他的進化史觀，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對其有一定的影響。 ... | 2,008 | |
| 呂思勉的隋唐史研究 | 李佳瑉 | 上海師範大學 | 碩士 | 張劍光 | [23]李佳瑉. 呂思勉的隋唐史研究[D].上海師範大學.2020. | 史學大家呂思勉一生著作豐富，筆耕不輟，與陳寅恪、錢穆、陳垣並稱為中國近代「史學四大家」。。 呂思勉治學廣泛，在歷史學、文學、民族學等方面均有著錄，成果斐然，著有兩部中國通史，四部斷代史，《隋唐五代史》為其最後一部斷代史著作。 本文以「呂思勉的隋唐史研究」為題，探討呂思勉為隋唐史研究所作的貢獻。 呂思勉的隋唐史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呂著中國通史》《白話本國史》《新唐書選注》《隋唐五代史》中。 以《隋唐五代史》為例，說明呂思勉的隋唐史研究取材豐富。 不僅以《隋書》《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為主，還引用了許多唐宋間的史料以及明清時期的考據學著作，並參考了近代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 由此說明呂思勉的隋唐史研究並非簡單的“抄書”，而是在對比史料後予以撰述。 通過與岑仲勉的《隋唐史》和楊志玖的《隋唐五代史綱要》對比，說明呂思勉的隋唐史研究運用紀事本末體與典章制度體相結合的體例，在章節設置上別具一格。 能夠修訂史書錯誤，對被史書誤解的歷史事件予以辯證，而他對隋唐歷史人物的評判見解獨到，使人印象深刻。 呂思勉的隋唐史研究體現出濃厚的史學思想。 主要表現為：追求「歷史進化論」，與時俱進; 關心現實，具有強烈的經世致用思想; 重視百姓，包含濃厚的民本主義思想。 呂思勉長期從事歷史教學與學術研究，能夠運用以詩證史的方法，從自然形勢與邊疆形勢出發解讀隋唐歷史，重視風俗習性對歷史事件與人物的影響，根據史料間的矛盾，爬梳史實真相，具有普及與學術相結合的特點。 | 2,020 | |
| 和合會通之魂 | 徐波 | 山東師範大學 | 碩士 | 周均平 | [34]徐波. 和合會通之魂[D].山東師範大學.2006. | 錢穆先生（1895—1990）字賓四，是二十世紀思想文化界具有深遠影響的泰鬥級人物，其思想深邃，著作宏富，對中國傳統文化充滿著溫情與敬意。 錢穆關於文學研究的專著不多，但從中亦可窺見其治學的基本思想――“和合會通”，這是他文學精神的核心，也是他做學問的指導精神。 他對文學的研究遠沒有對文化與史學的研究更為出名，長期以來以一種邊緣化的形態為人們所忽略。 當前關於錢穆文學思想的研究，除兩篇博士論文外（芮宏明《錢穆文學研究述略》全文和侯敏《現代新儒家文化詩學研究》的一個章節）還沒有一部專著面世，其研究主要以文化為背景來闡述錢穆文學思想的各個方面，著重點在對其觀點的引用和發揮，缺少一條鮮明的線索，顯得零散破碎。 基於此，本文以“和合會通”為紅線，綜合運用宏觀與微觀、縱向與橫向、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相結合的方法、視角對錢穆文學思想進行了梳理與闡發，探討其對文學傳統的繼承和對文學的深層分析。 同時，對錢穆“開新”文學主張中的“新”作出初步的結論。 任何文學都有著得以產生的土壤，這片土壤滋潤著文學的發展，見證著文學的變遷歷程; 任何文學也都有著得以向前發展所依賴的傳統，這傳統奠定文學發展的基礎，為其增添歷史的厚重感。 在2... | 2,006 | |
| 唐代散文演變關鍵之研究 | 兵界勇 | 台灣大學 | 博士 | 何寄澎 | [27]兵界勇. 唐代散文演變關鍵之研究[D].台灣大學.2005. | 唐代散文上承先秦兩漢散文的傳統，融合六朝驁文的優點，而開啟宋明清正統散文的寫作形式，直至於現代散文都可以發現其蹤跡和影響，這一直是文學史的大題目，也是無數學者研究的焦點。 然而，對於唐代散文的研究，向來皆集中於「古文運動」之探討，或是專注於抉發韓愈和柳宗元等幾位傑出大文豪的成就，缺少全面的宏觀式研究，本論文即欲彌補此不足，嘗試從唐人使用文字的方式，整體考察唐代散文的演變關鍵。 本文採用的研究方法得自於王夢鷗先生〈漢魏六朝文體變遷之一考察〉一文的啟發，那就是「文體大變」的現象，不是一時之文或一人之文造成，而是須待某種寫法得到較多作者的採用而造成一時風尚，而推廣應用於其他諸科不同的文章上，那時才顯得「文體大變」。 基於王先生的啟發，筆者又體認到所謂「某種寫法」之所以成為風尚，必然與其時的文字使用狀況有密切關係。 筆者所感興趣的是：到底整代的唐人使用散文的確實狀況是如何？ 改變之所以發生，一定是因為散文使用的情況發生改變了，所以自然需要發明一種新寫法、產生新文體來適應，而且因為行之者眾，成為普遍的風氣後，再加上個別突出的作者或者大文豪的參與創作，推波助瀾，於是，整個演變便發生了，足可以使我們分明觀察得到。 所以本論文中，筆者便擬出四方面探索唐代散文演變的關鍵，也就是探索造成唐代散文「新寫法」誕生的背後比較切近當時狀況的成因，分別是：諫諍傳統的影響、重史傳統的影響、應酬文字的盛行，以及士人「行卷」的風尚。 這四方面涵蓋整個唐代散文使用狀況的政治方面，學術方面，社會方面，以及個人情志抒懷方面，如此便能比較完整把握住整個唐代散文的發展變化，也可以因此發現它不同於漢魏六朝，乃至於影響宋代以下散文發展的重要成就。 這也是筆者認為，所以造成唐代散文表現最出色的文字──即諫諍文字、史傳文字、應酬文字和自作文字等四類文字──發達興盛的原因。 論文提到，貞觀時期諍諃之風的形成，對於唐代散文的演變有無比重要的影響，一般論者卻格於文學史的成說，以為初唐的文章皆浸染六朝的驁儷之習，無多改變，不知此時的諫諃文字對於「脫騸入散」的走向已經頗具規模和成績，形成唐人最早具有特色的「載道」之文。 而且，由諫諍傳統而產生的「直言」作風，更影響唐代士人能言敢言、關心現實、針砭時政的特性，直接反映於文章之上的就是議理論政之文的發達。 這種作風在初唐以下，經由前驅古文家的有意提倡，也遍及到各種文章體式，早在韓柳的古文運動產生前，就已經沛然成形，韓柳以及其以下的諸作者，不過使得這種「直言」的作風更加強直敢言，以至於辛辣尖刻，形式也更加多變而已。 而唐代重史傳統的形成，也始於貞觀年間，這不僅造成國家修史制度的完善，史官地位的提高，也使得唐代士人普遍懷有作史之志，以作史作為高尚其志與榮耀其身的表徵，史書文字的敘事手法、褒貶和實錄的精神，也因此深深浸潤到唐代散文之中，唐人不僅好作史傳，以補史之闕，更將史傳文字運用到碑誌、雜記等文體之中，促成史傳文字的多樣發展， 進而造成虛構性的傳奇小說的誕生與獨立，而韓柳古文家又別創寓言式的史傳文字，或用以論世，或用以抒懷，乃至於成為批判現實而隱約其詞的晚唐諷刺雜文，都可以見到這種一線貫穿的脈絡。 此外，關於應酬文字和自作文字的形成，則是因為社會生活的需要和科舉考試的影響，不同於前面所說的諫諍文字和史傳文字是為肆應國家政治和學術需要而被動產生，而真正是基於唐人自身需求而主動產生的。 這開始時當然都有某種社會性的功利目的，如以應酬文字來鬻文，或是以行卷來求知，但其結果卻造成新體文字的誕生，使後繼者不斷以文學藝術的手法提升其文學價值。 錢穆先生的〈雜論唐代古文運動〉一文？ 堹S別提到，韓柳以純文學風神氣韻的手法納入短篇散文如雜記、贈序等應酬文字，而在中國文學園地中，「增殖新苗，蔚成林藪」，形成後來所謂的「唐宋古文」是也。 錢先生說法非常正確，啟發很多，本論文？ 堳K加以鋪展出這背後整個社會性演變累積的成因，而不光只是強調韓柳二人平地一聲雷的改變而已。 另外，錢先生尚沒有注意到的而為唐人最特殊的文字是自作文字，也就是應行卷需要而產生的「雜文」，這也是「古文」最原始的創作原因。 據筆者的觀察是，這種「古文」其原始基因正是自屈原〈離騷〉「感士不遇」的舒憤牢騷之文，這是一種呈現中國士人特殊心態的文字，在前朝除太史公《史記》之外，多以騷賦形式來表現，但在唐代，尤其從元結和韓愈開始，卻轉而以「古文」的形式表現，形成一種融合多種文學手法出入各種文體，甚至不避怪奇的「雜文」。 這種「雜文」的寫法，在此後更植入到各種應酬文字或史傳文字中，成為一種富於文學陶寫與個人抒情色彩的文字。 經由以上論述，可以對唐代散文演變與形成得到一個比較周全的觀察。 | 2,005 | |
| 唐代楚漢人物評論資料整理與研究——項羽篇 | 張圓玲 | 鄭州大學 | 碩士 | 王書才 | [45]張圓玲. 唐代楚漢人物評論資料整理與研究——項羽篇[D].鄭州大學.2018. | 秦末風雲變幻之際，項羽隨叔父項梁起兵，而後迅速成長為反秦起義的領袖和宰執天下的霸主。 項羽有拔山之力、蓋代之才，是勇猛善戰的將領、撥亂天下的英雄，但也是自身悲劇命運的締造者，他坑降卒、弒義帝、阻諫議、棄謀臣，剛褊自用、暴戾恣睢，好行小惠而不施仁政，終於喪失民心、霸業傾頹。 “中國民族，可算是最看重歷史的民族; 中國文化，亦可說是最看重歷史的文化“（錢穆《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史學與文學》），重史崇史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徵，在宗漢意識強烈的唐朝，項羽不斷成為統治階層和文人墨客資治垂鑒、吟詠歎惋的物件。 鑒於唐代是史學和文學並興、雅文學與俗文學共榮的朝代，在研究唐人對項羽的接受和評價狀況時分文體而論，不僅能更清晰地看出項羽評價在唐代的演變脈絡、不同文體對歷史人物評價的影響，綜而觀之，還能看出社會各個階層的評價特點，從而顯現唐代項羽評價的整體面貌。 唐代著名的史學家司馬貞、劉知幾、吳兢在他們的著作中都對項羽持批評態度。 野史、筆記中涉及到項羽的內容也以批評為主。 筆記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通過《朝野僉載》收錄的狄仁傑歷數項羽生前死後罪惡的《檄告西楚霸王文》可知，項羽神在唐代民間各地，尤其是吳楚一帶仍有大量信奉者，項羽廟是朝廷屢次禁毀的淫祠之一。 《廣異記》有關崔敏殻斥責項羽一事，證明項羽神在唐朝延續了其在六朝時的兇神形象。 通過對唐代詩文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最能夠發掘項羽評價的歷史變化。 盛世時明智的統治者總是以史為鑒，帶著對國家長治久安的美好願景小心翼翼地避免重蹈項羽的覆轍。 亂世中，人們通過對項羽敗因的分析尋求治亂的經驗教訓。 到了唐末，無論是感懷詩還是小品文都帶有濃重的時代特色，不重褒貶，重在抒懷。 但詩文中的項羽評論又有不同的特點，總體上說，詩歌感性色彩較重，在評論項羽時只能抓住一端，需將其整合方能看出項羽評價的全貌。 散文容量相對較大，在評價項羽時往往能縱觀其一生，且整體上較之詩歌而言，對項羽的評價更為客觀。 敦煌遺書的發掘補充了項羽形象在下層文人和普通民眾間的接受和傳播情況。 《漢將王陵變》中的項羽慘無人道、虛偽吝嗇，《捉季布傳文》中的項羽是天命不與的虎狼之主。 變文的作者之所以將項羽形象刻畫得如此醜惡與當時的歷史環境緊密相關。 被吐蕃攻佔後，不甘受異族統治的敦煌人民希望能有一位像漢高祖一樣能以弱勝強、統一祖國的君主帶領自己重返家園，而把對吐蕃政權的怨恨之情投注到對項羽的人物塑造中。 除了變文，敦煌歌辭中評價項羽的內容則以批評他不聽勸諫、不善用人為主。 通過對唐代項羽評論資料的整理與研究可以發現，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人們對項羽的評價呈現出不同的態勢。 從唐朝的建立到安史之亂之前，社會發展逐步安定並日漸繁榮，對項羽的評價主要是為了以史為鑒、防患於未然，或是為了歌頌新王朝誕生的合理性、讚美當代最高統治者受命於天的功德。 安史之亂爆發後，社會矛盾日趨尖銳，唐王朝開始逐步走向衰亡，之後又發生了朱泚之亂、甘露之變等重大政治變故，朝廷更是元氣大傷。 急於從前代尋找治亂經驗的文人政客將目光放在了項羽身上，他們從不同角度分析項羽戰敗的原因，以求獲得對現實社會的説明。 然而飽受內憂外患侵蝕的唐王朝已經是日薄西山、大廈將傾，無法逃離現實的唐末文人只能借項羽的悲劇結局來抒發對國家和個人命運的哀歎以及世事變遷的滄桑感。 另外，不同的文體往往能反映出不同群體對項羽的評價特點，史學家和政治家多以客觀冷靜的筆調分析、評論項羽，文人墨客在評價項羽時往往情懷激烈，而項羽形象在民間文學的傳播中又呈現出通俗化、演義化的趨勢。 雖然不同時期下、不同文體中的項羽評價特點各有不同，但唐人的宗漢意識卻貫穿始終，是影響項羽在唐代接受與評價狀況的潛在因素。 讚美仁君，崇尚仁政，貶斥暴君暴政，期望天下太平、仁德廣施，則是唐代人士評判項羽這一歷史人物的普遍心態。 | 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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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先生相關文獻蒐輯彙編目錄底本－會議論文編
最後版本更新時間：2024年0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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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聞道，夕死可矣”：中華傳統文化研修會第四期學習心得 | 學孟瑜 | 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及國學夏令營發展研討會 | 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及國學夏令營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 2,008 | 天津新華中 | |
| “綿延”的中國傳統文化：讀《中國文化史導論》心得 | 王澍 | 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及國學夏令營發展研討會 | 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及國學夏令營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 2,008 | 昆明第八中學 | |
| “詩可以興”與孔子仁學 | 厲運偉 | 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三十八輯）——中國文化的理念、偏好與爭論 | 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三十八輯）——中國文化的理念、偏好與爭論 | 2,014 |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 |
| “詩學研究如何見出文化的意味”：《毛詩大序接受史》引言 | 鄭偉 | “文藝學新問題與教學改革”學術研討會 | “文藝學新問題與教學改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2,011 | 山西大學文學院 | |
| “雅言”與政教 | 劉順 | 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二十四輯）——中國文論的常與變 | 2,006 | |||
| 《劉向歆父子年譜》的學術背景與初始反響——兼論錢穆與疑古學派的關係以及民國史學與晚清經今古文學之爭的關係 | 劉巍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0年卷 | 2,000 | ||
| 《史記》與當代文學 | 樊星 |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04年秋冬卷 | 2,004 | |||
| 《國學論衡》宗旨 | 《國學論衡》第二輯——甘肅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會學術論文集 | 2,001 | 《國學論衡》編委會 | |||
| 《大學》和《政治自由主義》之間 | 陳澤環 | 2008年度上海市社會科學界第六屆學術年會 | 2008年度上海市社會科學界第六屆學術年會文集（哲學·歷史·文學學科卷） ， 2008 年 | 2,008 | 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 | |
| 《大師的教書生活》讀書筆記 | 毛道生 | 《師陶學刊》2015年12月 | 《師陶學刊》2015年12月 | 2,015 | ||
| 《朱子學提綱》與朱子學說特性 | 徐公喜 |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第26屆年會 |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第26屆年會論文集 | 2,005 | 江西上饒師院朱子學研究所 | |
| 《論語》在宋前果真不受重視嗎？ ：與劉緒義先生商榷 | 孫尊章1,2，徐淩1 | 江西省語言學會2011年年會 | 江西省語言學會2011年年會論文集 | 2,012 |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2009年度重大專案「中古（東漢—隋）注疏語言研究」（專案批准號：2009JJD740015）的階段性成果 | 江西農業大學人文學院;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 |
| 《論語》誤解舉例 | 黃懷信 | 2012第五屆世界儒學大會 | 2012第五屆世界儒學大會論文集 | 2,012 | 曲阜師範大學孔子研究所 | |
| 三才分合與美美異和——當代中國美學境界及其哲學基礎 | 王一川 | 第十二屆全國藝術學年會暨「跨界視野中的藝術理論」學術研討會 | 第十二屆全國藝術學年會暨「跨界視野中的藝術理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2,016 |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 | |
| 中國人文學術的近代轉型--胡適、傅斯年和錢穆個案 | 陳啟雲 | “中國傳統學術的近代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 | “中國傳統學術的近代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2,009 | University of Califomia，Santa Barbara;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 |
| 中國人為什麼講究氣數與命運 | 錢穆 | 2018江西健康養生論壇 | 2018江西健康養生論壇論文集 | |||
| 中國原創繪本：美在路上 | 黄茜 | 中國編輯學會第十八屆年會暨提升編輯素質、增強文化自信高峰論壇 | 提升編輯素質 增強文化自信——中國編輯學會第18屆年會獲獎論文（2017） | 2,017 | 中國中富開出版社 | |
| 中國可持發展戰略的現實：訪全國人大環資委原副主任委員、中國科協原副主席錢易院士 | 王仁貴，楊士龍 | 低碳·新能源·可持續發展——綠色經濟與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會議 | 綠色經濟與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會議會刊 | 2,010 | 《瞭望》新聞週刊 | |
| 中國實學研究的現狀、問題與前景 | 塗可國 | “儒學與實學及其現代價值”國際學術討論會 | “儒學與實學及其現代價值”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 2,006 | 山東社會科學院 | |
| 人生三步驟 | 錢穆 | 《國學論衡》第二輯——甘肅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會學術論文集 | 2,001 | |||
| 以小生命融入文化和自然的大生命——錢穆「人生論」初探 | 陳澤環 | 第六屆兩岸倫理學討論會 | 第六屆兩岸倫理學討論會論文集 | 2,008 | 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 | |
| 仲裁文化語境下的仲裁法制解讀 | 羅楚湘 | 第一屆中國仲裁與司法論壇暨中國仲裁法學研究會2006年年會 | 第一屆中國仲裁與司法論壇暨中國仲裁法學研究會2006年年會論文集 | 2,006 | 北京郵電大學文法經濟學院 武漢仲裁委員會、太原仲裁委員會 北京東澤律師事務所 | |
| 傳統教育中的“和”：以錢穆教育思想為視角 | 鹹偉 | 第二屆國際和聖柳下惠學術研討會 | 第二屆國際和聖柳下惠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2,009 | 山東文化產業職業學院 | |
| 儒家樂教與德性圓滿 | 彭林 | 第五屆世界儒學大會 | 第五屆世界儒學大會學術論文集 | 2,012 | 清華大學歷史系 | |
| 先秦諸子年代研究省思——由《先秦諸子系年》論今後先秦諸子的年代研究 | 李銳 | 2018年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術研討會 | 2018年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2,018 |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史學研究所 | |
| 兩岸朱子文化協同發展的哲學思考 | 朱人求 | 兩岸發展的文化合力——第二屆兩岸文化發展論壇 | 兩岸發展的文化合力——第二屆兩岸文化發展論壇文集 | 2,014 | 廈門大學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 | |
| 六朝政治變化與世族家學家風的關係：對清河崔氏、陽翟褚氏的探討 | 蘇利嫦 | 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回顧與探索——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九屆年會 | 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回顧與探索——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九屆年會論文集 | 2,007 | ||
| 再論馬一浮與現代新經學：從國學的視角看 | 許寧 | 紀念馬一浮先生誕辰125周年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 馬一浮思想新探：紀念馬一浮先生誕辰125周年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2,008 | 陝西師範大學哲學系 | |
| 博采眾長 以新喚心——淺談弘揚國學的新方式新形式 | 劉雪峰 | 首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國際研討會 | 首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 2,018 | 無錫正凝書院 | |
| 吾道一以貫之：研修小結 | 王平永 | 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及國學夏令營發展研討會 | 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及國學夏令營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 2,008 | 雲南曲靖一中 | |
| 呂思勉與隋唐史研究 | 施淳益 | 《唐史論叢》第二十輯 | 《唐史論叢》第二十輯 | 2,015 | 臺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 |
| 國學復興背景下的國學大師經典論評——以錢穆《尚書》學研究論評為中心 | 楊兆貴，吳學忠 | “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暨華北電力大學國學研究中心成立大會 | “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暨華北電力大學國學研究中心成立大會論文集 | 2,018 |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 | |
| 國學研修香港行 | 敖桂明 | 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及國學夏令營發展研討會 | 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及國學夏令營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 2,008 | 匯佳國學研究會 | |
| 孟子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錢賓四先生百齡紀念會》宣讀論文 | 黃俊傑 | 國際儒學研究（第一輯） | 國際儒學研究（第一輯） | 1,995 | ||
| 學習誠信與不實：談文獻檢測系統及其應用 | 馬輝洪 | 福建省圖書館學會2012年學術年會 | 福建省圖書館學會2012年學術年會論文集 | 2,012 |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 | |
| 學術調融與晚清禮學的思想活力 | 羅檢秋 | “近代中國與近代文化”學術研討會 | “近代中國與近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2,007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 | |
| 宋代理學視域中的韓愈道統--以《原道》為中心的考察 | 張文利 | 中國古代散文國際學術研討會 | 中國古代散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2,010 | 西北大學文學院 | |
| 家國、文化與科舉評價——錢穆科舉觀述評 | 陳興德，林思雨 | 第十六屆科舉制與科舉學學術研討會 | 第十六屆科舉制與科舉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2,018 |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 | |
| 家學與師友因素的學術史意義--以錢穆與張舜徽為例 | 許剛 | “中國傳統學術的近代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 | “中國傳統學術的近代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2,009 | 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所 | |
| 尊道與行道：錢穆《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管窺 | 陳熾洪，蘇耀宗 | 21世紀儒學教育之發展學術研討會; “儒學與德國哲學的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 | 國際儒學研究【第二十一輯】 | 2,012 | 香港大學 | |
| 對清代理學發展脈絡的分析 | 倪福東 | 中國市場學會2020年全國代表大會 | 中國市場學會2020年全國代表大會會議論文集（卷四） | 2,020 | 杭州師範大學 | |
| 康有為《禮運注》的禮學思想 | 汪學群 | 近現代儒學基本特徵和思知精華學術研討會 | 國際儒學研究【第二十輯】 | 2,012 | 中國社會科學院 | |
| 張國光的金聖歎及金評《水滸》研究述評 | 周錫山 | 首屆鹽城與水滸暨中國水滸文化大豐高層論壇 | 水滸爭鳴（第十六輯） | 2,015 | 上海藝術研究院 | |
| 後記 | 崔志海 | “政治精英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 | 中國社會科學論壇文集——政治精英與近代中國 | 2,012 | ||
| 從傳統到現代--錢穆文化史學研究 | 李木妙，黃國基 | “中國傳統學術的近代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 | “中國傳統學術的近代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2,009 | 香港中國歷史教育學會 | |
| 從傳統到現代：錢穆文化史學研究 | Muk-Miu Lee， 李木妙，Kau-Kei WONG，黃國基 | “中國傳統學術的近代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 | “中國傳統學術的近代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2,009 | 香港中國歷史教育學會 | |
| 從地區性到全球性的師友計劃——闡述“香港圖書館協會師友計劃”與“國際圖書館員網络” | 馬輝洪，王美琪 | 2017年廣東圖書館學會學術年會 | 2017年廣東圖書館學會學術年會論文集 | 2,017 |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 香港浸會大學區樹洪紀念圖書館 | |
| 從數字典藏到數字人文：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實踐經驗 | 廖穎康，劉麗芝，邵潔怡，黃海茵 | 第十一屆圖書館管理與服務創新論壇 | 第十一屆圖書館管理與服務創新論壇論文集 | 2,018 |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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